浅谈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启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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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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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大师辈出；对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要胸怀客观心，克服自卑心，常备必胜心；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可以参照它们给我们的战略思想性、策略性和技术性启示，总结东西方实践和理论经验，开创出融合东西方、兼具中国特色和全球意义的中国经济学派——“大综合”经济学，从而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唯一通往理想的道路。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态度启示“大综合”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两种学说分支，其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历史，是共同沐浴于日月光华之下、共同植根于地球土壤之上的两种植物、两大片森林之间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展示活力魅力的竞争史。

它们共同沐浴的日月光华，乃是人类共有的理性和理想，为普遍性；它们分别植根的土壤，乃是不同的经济社会资源，为特殊性；两种不同学说的生存空间和展示的不同活力魅力，乃是存在于它们载入史册的种种流派与思潮，以及奉行者各自的经济社会实践和现实之中。

在历史的流转中，在各自的发展中，在对方给自己的冲击中，因为源于普遍性，立足特殊性，因而可以不断借鉴对方，补充自己，完善和发展自己。

　　作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应该拥有宽广的海纳百川、慎终追远、有容乃大的胸怀，始能洞察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给我们的战略思想性、策略性和技术性启示，研究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启示的目的，是要在普遍性基础上完成特殊性，完成对东西方实践和理论的“大综合”，最终以“中国经济学派”——“大综合”经济学独特的实践和理论魅力，赢得全世界。

　　一、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变迁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派很多，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庸俗经济学到约翰·穆勒的综合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到凯恩斯革命，最后到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等。

从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其主要理论派别及主要观点有：

　　1.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把研究领域从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初步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它运用抽象分析的研究方法，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

　　2.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适应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需要，通过研究生产要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它运用一般平衡理论、供求平衡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和帕累托最适度理论，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价值的来源和分配问题、价值和价格问题。

它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局限在以物为主的生产要素上。

　　3.制度经济学适应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需要，以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评、批判和改良为内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批评，突出了技术在社会制度演进中的决定作用。

它运用演进的整体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从物扩展到由人构成的制度上。

　　4.凯恩斯经济学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垄断和过度竞争造成的经济危机，主张通过加强宏观控制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来创造有效需求，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保持经济增长。

它运用整体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集中到以国家、政府为主的制度实体上。

　　5.公共选择理论是为了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经济停滞、效率低下、政府失灵问题，把政治和经济分析结合起来，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它试图以政府集体决策、民众公共选择的办法来解决政府的政治活动失败和财政预算赤字问题。

其理论和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它运用效用分析方法，但研究对象仍然以国家和政府的制度实体为主;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它把研究领域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之中去。

　　6.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样，也是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而产生的。

它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企业的边界，解决企业所有权的委托、代理以及有效控制问题，并把这种分析延伸到企业以外的其他社会机构，通过分析人的行为动机，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解决人的行为激励问题。

它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从有形制度进一步扩展到无形制度，把研究重点从重视实体制度转移到重视人的因素，主要研究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更多地向现代管理学渗透，是多学派多学科的综合。

　　对西方经济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每一个学派、每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体现当时先进阶级利益的产物；其研究的范围、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都在不断延伸；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每一个学派的每一种理论既有其进步性，也有其局限性。

　　二、借鉴西方经济学应有的思想准备

　　正确的思想导向正确的结果。

洞察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给我们的启示，博采众长地建设中国经济学，除了上述的辩证分析以外，还要把握应有的思想准备。

　　1.要胸怀客观心。

要澄清和明确一个常识。

这是一个易于被纷繁复杂的理论和现实所遮蔽的常识，即：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论也许是腐朽的、垂死的，但西方国家的人民，却和中国人民一样，是富有活力和生机的。

否则就不能理解：

难道上天对东方人民给予了特别的眷顾？

明确这点，才能不带偏见，相信西方人中的杰出分子正像马克思一样，也拥有造福人类的人生理想，亦能造就属于全人类的高深学问，从而确信西方经济学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他们的学说亦为他山之石，可攻中国及世界之玉。

　　2.要克服自卑心。

要自信，不要因为自己的国家走过弯路，并且现状不太理想，而怀疑自己一直以来就是误入迷途。

若把现实的中国与外国的差距看成历史的遗留，深入改革使差距缩小的趋势彰显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预言对中国的福音和善举性质正一步步呈现。

我们要相信先人选择的智慧，就像相信今人的智慧，相信东方农耕民族也可以在这个星球上，借鉴西方，与西方游牧民族、海洋民族一道，开创属于自己的独特或一致的幸福，开创出中国特色和具有全球意义的“大综合”经济学。

　　3.要有必胜心。

大可不必眈眈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因为事实也许是西方本身被和平演变至社会主义，而改革正使中国演变成愈见其强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目前的世界形势，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美国式社会主义三足鼎立之势。

如罗素所言：

“多姿多彩就是幸福”，也许这就是一个具备幸福框架的社会。

只要我们在公平和效率间维持适度的微妙平衡，实现“帕累托最优”，使富者和相对贫者共荣、共容，引导利己建立于利他之上，认识到公有和私有可以辩证转化，使中国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念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理念最终融合于社会主义的愿望完全可能成为现实。

至于社会主义和中西方经济学是否会统一于一种模式，历史将给出它的答案，而作为中国人，应该早有预料，那就是：

只要是有利于人民幸福，有利于整个社会繁荣、平等、福利极大化，则所有的谜底都可以接受，并且它正是正直善良的人们包括杰出的中国人和马克思等杰出西方人一致的期待。

而中国人揭示的“大综合”经济学谜底，会是对世界独特的贡献。

　　三、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战略思想性启示

　　我们研究的第一点是：

西方经济学沐浴的普遍性的日月光华，即思想渊源是什么？

如果是属于全人类战略思想的光华，它们在中国先贤后哲那里、在马克思那里，应该有共同的表述。

若此，它们可以是、也应该是“大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派的战略思想渊源之一。

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渊源，若不带偏见地究其根本，是与马克思及中国先贤乃至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为了人类繁荣、平等与幸福。

比如十八世纪西方经济学之父斯密撰写《国富论》的哲学观是“最多数的人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①，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人边沁的思想“人具有追求幸福和避免不幸的天性”，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学。

“大多数伟大的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旨在改善现代世界。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总的说来，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是持批判态度的。

”②人的整个历史，是一个为人类谋福利（繁荣、平等是福利的内容）的历史，经济学是为人类谋福利的学科。

为人类谋福利、谋幸福应属于人类共同的理想，是人作为类的相通的理性。

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的理想与中国先哲和后贤的大同理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所献上的最具建设性的礼物——向人们描述了一幅没有贫穷和痛苦的美丽的社会图画”（引自所罗门.B.弗里霍夫对马克思的非常感性的评价），以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未来美好社会的初衷一样，其作为人类理想是共同和相通的。

尽管通往理想的道路，东西方各自坚持特殊性，各呈光彩，但正因为思想渊源的普遍性，所以又在各自的发展中、在对方给自己的冲击中，有了不断借鉴对方、补充自己、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可能。

这种思想渊源的普遍性，同时预示着东西方经济学“大综合”的可能，标示着东西方经济学“大综合”的大前景、大方向。

　四、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策略性启示

　　对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的总体研究给我们的策略性启示有二：

　　1.不论东西方，“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英明而明智的策略。

　　从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生成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

对西方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方向，对经济病症的诊断和疗法，西方经济学家有时本身也是十分没有把握，并不比中国人面对经济问题时好到哪里去。

从西方历次的经济波动，到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潮时曾经的惊慌失措、谈虎色变，到包括美国在内时不时也会面临类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七十年代的“滞胀”以及最近波及全球的次级债这样的种种大风波、大矛盾。

毕竟经济社会运行轨迹绝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从大的历史视角看，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走在不曾走过的路上。

前路茫茫，迷障重重，对于任何国家及国家的精英、民众来说是一致的。

正是实践的不确定性造就了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与思潮，每一次危机和矛盾的产生都是一种经济学的终结，危机和矛盾的解决、经济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另一种或几种经济学的创新和形成。

　　反观诸己，中国也是走在一条未曾走过的路，假如西人能在众多矛盾之上自信前行，中国人便没有理由不自信。

假如传统的中国经济学伴随着中国经济曾经经历危机，随着中国经济的兴盛，中国经济学也必可实现创新，并用于指导中国经济。

　　2.西方一个半世纪内影响重大的三次经济学的“折衷综合”历史，告诉我们对经济的“综合”可以推动经济理论发展的进程。

　　西方经济学流派变迁的过程还表明，流派的“综合”推动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进程。

可以看到，西方经济理论在最近一个半世纪内出版了影响重大的三次“折衷综合”的名着，第一次是约翰·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

该书在作者生前重版7次，成为19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中的必读经济学教科书。

第二次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从1890年出版到20年代末期（1920年出第八版），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占据支配地位。

第三次是萨缪尔森（后与诺德豪斯合作）1948年问世的空前畅销的《经济学》，至1998年，该书已出版第16版。

③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要自信综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独特的经济道路，融合东西方实践，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综合的经济学。

　　结合本文第三部分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战略思想性启示，则可以看出，优秀的东西方经济学人普遍的自信，是建立在相同的建设国家人民福利的目标之上。

福利，犹如心香一瓣，香灯一盏，将作为普遍性和必然性一直指示着东西方人民和人民的代表在实践和理论上摸索前行，并作为经济学的底蕴，实现未来的“大综合”。

　　五、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技术性启示

　　正如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瑞典经济学派及福利经济学、制度学派与混合市场经济理论、二战后欧洲国家经济国有化发展潮流等，不能说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改进并被有意识地借鉴。

　　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技术性启示，不一而足。

举其大者，有如下几项：

　　1.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由理念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示良多。

　　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之父，其“看不见的手”的神奇理论二百年来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经济政策也影响深远，或者说，中国的实践与其思想不谋而合。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微观市场基础——国有现代企业制度及法人治理结构和私营企业的兴起等，市场因素被一步步引进到经济体中，冲破僵化，极大激发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

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民福利的具体体现，而市场自由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私人投资则促进了就业，两者都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斯密所彪炳的市场，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东西方经济已兼具混合经济的特征，只是在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主导性上的差异彰显两种社会形态的差异，而这正是未来“大综合”经济学要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

　　2.西方福利经济学启示中国经济学进一步重视民生。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结晶——“福利经济学”明确认为：

实现社会福利最优的途径不外两个：

做大蛋糕，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蛋糕一定大小时，分配公平。

指出最有经济效益的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从社会产品的分配来看，如果产品的分配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一种分配的变化都会至少降低一个人的满足程度，那么这种状态就是产品分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或最有效率的状态。

从社会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的配置来看，如果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一种配置的改变，都会至少降低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的产量，那么这种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的配置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或最有效率的状态。

”④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冲击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结果，是由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变成追求公平的“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由《微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章：

“福利经济学”表述），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竟然发展到和社会主义的思维如出一辙；同时实践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欧洲，竞相化解马克思意欲由劳动者开始、并以极端化的暴力方式解决的劳资矛盾，与马克思的思维路径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从资本家开始化解，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化、社会主义化了⑤。

这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奉行马克思主义、而在效率和公平上都还不够理想的中国经济，先是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是硬道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增加社会财富。

但快速发展后，贫富分化较严重，显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于是及时提出“兼顾效率公平”，致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到十七大则提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等，都意在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福利最大化。

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世界共同趋向平等基础上的繁荣，标示着世界共同趋向福利化和社会主义化，标示着“大综合”经济学诞生的实践母体的趋于成熟。

　　3.公共选择理论启示中国经济学重新定位政府的功能和设置。

　　公共选择理论等对于撇清政府和企业、个人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的功能和设置，促进政企分开，各自明确功能等，也有建设性启示。

它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不过是公意的代表，当私人、企业自行执行公意时，私人、企业已越过政府机构执行了所谓政府的功能（如促进就业，慈善事业），“看不见的私人市场之手”和“看得见的政府公意之手”两者并非水火不容。

同时预示着东西方共同面临政府和企业、个人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未来“大综合”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