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什么社会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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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什么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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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什么社会制度
篇一：
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会变化必然引起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历史学的反响。
20xx年2月，普京总统指出：
“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
俄罗斯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马尔科夫具体而简练地描绘了这个“悲剧性”状况厂最近15年来俄罗斯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悲剧性的变化，生活水平下降，道德水准乃至整个文明程度都在滑坡”[3]。
资深政治家齐普科教授在《我们怎样认识斯大林？
》一文中指出：
“今天俄罗斯……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
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
提出或实践“重新审视苏联历史”这个命题的，不仅有著名的俄罗斯学者，还包括相当部分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国家领导人、主要政党、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等等。
据最近的统计，重新肯定斯大林者已经不限于共产党（占该党被调查者的75％）。
自由民主党肯定斯大林者比例最高（占该党被调查者的83％），而在亲总统的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中，肯定斯大林的也占到被调查者的58％。
俄罗斯民众。
十余年来，俄罗斯民众对苏联历史的认识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
在各种民意调查、特别是全民投票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情感。
例如对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俄罗斯人还赞同继续这些改革，到90年代末，则有超过2／3的人反对它。
这里要特别提及俄罗斯年轻人情感的变化。
以往肯定或者怀念苏联历史的人确实集中在老一代人，现在
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20xx年3月5日，齐普科教授指出：
“俄罗斯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尖锐感受到国家的衰落和混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感情。
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了对斯大林的向往。
”〔4〕20xx年2月27日，基里尔·亚基梅茨在《斯大林先生万岁》一文中写道：
“目前20岁一代的人更希望国家强大和有秩序，而这些恰恰是现在的俄罗斯所缺的。
对这一代人，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在其心目中是不坏的象征。
”〔12〕这就说明，当前俄罗斯重新审视苏联历史确实不是个别人或少数团体的行为，而是涉及相当广泛的民众范围，是值得加以关注的。
苏联解体初期，一些人曾预言：
“这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将出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将建立一个有新的世界秩序的社会”〔15〕（p184）。
当时广大俄罗斯民众似乎都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甚至认为苏联解体有利于俄罗斯发展：
因为建立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
十年后，饱受艰辛的俄罗斯人态度有了改变。
1999、2000、20xx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1％、73．5％和72．0％。
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在1993～20xx年，共7次向俄罗斯居民进行了调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别调查1次，（缺94、95年资料）。
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获得好处的俄罗斯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的25．1％、13．9％、7．5％、7．6％、
6．5％、9．3％、15．9%；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遭到损
失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的57．4％、86．1％、64．8％、65．6％、72．4％、63．7％、51．3。
〔14〕（p114）可见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不满意的。
！
20xx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是否建立了民主体制国家”进行民意调查，结果高达56。
6％的人否认现行俄罗斯政体是“民主体制”，只有30．4％的人同意这个看法。
20xx年10月15—16日，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对46个地区153个居民点的1579人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有66%的俄罗斯人为苏联解体感到遗憾。
只有23%的人认为毫无遗憾的必要。
还有6%俄罗斯人对于生活在俄罗斯还是苏联毫不关心。
5%的人难以确定自己的感情取舍。
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者的比例相当高，达到38%。
不遗憾的人数大致相当，为39%。
无所谓者占14%。
在45岁以上人群中，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的占大多数，达78%—80%。
尽管九十年代初以来国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仍有57%的人相信，苏联本可以保存下来。
与此同时，34%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不可避免。
还有近9%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确定。
与对苏联解体的伤感相伴随的，是对充满浪漫与辉煌色彩的旧日时光的怀念。
76%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的解体击碎了许多人曾经信仰并为之骄傲的东西。
篇二：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俄罗斯政治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
同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
这部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
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总统任命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联邦政府会议；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议；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而议会只有指控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十分严重罪行并经最高法院确认后才能弹劾总统。
根据宪法，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
联邦会议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两院组成。
联邦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每个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
一名来自国家代表权力机关，一名来自国家执行权力机关，主要职能是批准联邦法律、联邦主体边界变更、总统关于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境外驻军、总统选举及弹劾，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等。
俄罗斯权力机构冲突的制度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联邦也开始了全面的社会转型。
俄联邦政治体制的变迁中，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国家权力体制的构建中猛烈的交锋撞击，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悲喜剧。
权力体系重构的动态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互不相容导致了难以避免的冲突，俄主要的权力机关围绕着权力架构的核心支配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代表各种利益的政治力量又加剧了政治冲突的对抗性。
【关键词】权力机构制度冲突对抗性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不断分化组合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政治冲突具有强烈的对抗性而且旷日持久。
政党运动及其领导人争权夺利的激烈搏斗，在国内外接连不断的各种事件的冲击下，形成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一次又一次危机，充分表现出俄全面转型时期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艰难性。
对抗性的政治冲突已成为俄政坛的一个突出特征。
本文尝试从制度因素入手来分析俄权力机构政治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论证对抗性冲突的不可避免。
一
从俄罗斯政治制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来考察，它是在政治剧变、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和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之下，多种政治力量兴起并且积极构筑各自的政治地位的进程中，经历了大规模激烈残酷、甚至是流血牺牲的争斗，根据特定时期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构成的。
社会转型过程中，缺少制度保证的脆弱力量平衡很容易被政治力量的此消彼涨、甚至是偶然的突发事件所打破，这就为后来的尖锐不断的政治冲突埋下了祸根。
俄罗斯新的政治体制是在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背景下，由于两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因素——延续的集权制度的政治影响和强大的反对派并存——的作用而形成的。
由于俄历史上长期的集权统治，剧变后俄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政治成长的现实基础。
政治剧变启动了社会全面转型，激发了俄民主化大跃进的愿望，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社会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
时期猛烈地碰撞交锋也就在所难免，政治制度变迁中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就是集中反映。
在制度转型中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也就决定着政治架构的变迁，包括行政和立法机关之间的职权配置。
1990年6月12日，俄联邦人代会通过了主权宣言，公开宣称俄联邦宪法在其境内至高无上，公然同苏联中央政府对抗，这就使俄实行新的政治制度和构筑新的政治体制成为可能。
俄总统制就是作为斗争的工具、以改变苏联国家结构和整个权力体制为目的、在与苏联中央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的。
因此，总统制从一开始就担负重任，是俄罗斯向苏联体制“发起冲锋的据点，是准备为了个人成功而牺牲苏联国家的、日益增[i]长的后苏联精英们自负象征的具体表现。
”1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俄联邦人代会及其常设机关最高苏维埃的立法行政合一的权力体制，与在同联盟中央对抗中设立的俄联邦总统行政权力体制并不衔接，而且重叠交叉，形成了俄独立后双重政权的复杂局面。
由于在苏联时期法院总是被忽视，现实中能够控制最高权力的或者是行政机关、或者是立法机关。
在没有得到新宪法重新确认并划清职权之前，它们都具有合法性，这种体制架构必然会导致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最高苏维埃为首的立法机构在公开争夺权力过程中的激烈冲突与尖锐对立。
普选产生的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和政府成员，人代会及最高苏维埃也可以对政府不信任并要求其辞职，通过弹劾程序解除总统职务。
在俄社会深刻危机的条件下和错综复杂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这种体制导致了极端的政治对抗行为，炮打“白宫”的武力解决争执的方式也就是其符合逻辑的结果。
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形成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竭力从中谋取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和最佳位置。
宪法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的不是具体的政治行为准则，而是政治活动的基本权利架构和制度框架，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要由不同政治力量及其精英在具体的政治理念、决策及实施、调整、监控的互动作用中形成。
政治机制、活动范围和行为准则是在这个进程中、经过长期的冲突磨合而逐渐得到确认与遵守，也就是说权力运作机制中的职权划分和职位配置并非宪法明白无误地细化设置，而是在特定的政治活动中渐渐形成、设置和完善起来的，是对这一动态进程中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实力状况、影响大小、控制能力和现实地位的制度化确定和法律上认可。
因此，各种政治派别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更多的政治职位的愿望特别强烈，行动非常积极，不同利益和主张的分歧就导致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
俄政治制度转型期间的混沌无序、社会矛盾的极其尖锐、党派林立的政治组织思想上的不成熟、行为上缺少约束和规范，就使得这种矛盾冲突更富有对抗性。
1993年俄联邦宪法确立了总统制的权力架构，但宪法广泛采用了保障总统一切权力的规定，总统在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过于广泛的巨大权力远超过一般民主国家治理国家的需要，总统行使权力缺少监督和制约，政府听命于总统，事实上将总统凌驾于议会、政府和法院之上，从而影响到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的平衡与稳定。
国家杜马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规定不明确，代表的行为没有责任约束。
宪法规定总统应向国家杜马提出总理候选人，总理向杜马辞职，议会有权监督政府并确认总统对总理的任命，但总理和政府却对总统负责，由总统任命。
宪法对权力机关权责划分不清，造成了权力机关之间职能重叠或不负责任，对政治行为缺少规制和必要的约束，这种权力架构为政治冲突提供了制度前提。
不切合实际的激进民主派主张的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引发了俄国社会矛盾的“爆炸”，围绕着对改革结果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是权力的争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俄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经济转轨的不顺利和社会转型所伴随的混乱状态，加剧了制度冲突因素的表面化和激化了政治力量的对抗。
总统制的初步形成启动了政治制度化进程，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和分布状况形成了某种暂时的平衡，急风骤雨般的运动式政治趋于缓和，斗争方式从街头游行示威转向了议会里的党派权力争夺，但冲突的制度性因素并未消除。
虽然政治力量的相对分散和地方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制约着政治活动走向极端和失控，宪法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自己参照和约束对方的行为标准，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利益的再形成和重新分配，使得政治力量处于连续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利益冲突也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长期过程。
二
从俄罗斯权力机构的演变和权力运行的实际过程来考察，总统、政府和议会不协调的政治机制难以避免对抗性冲突，三个权力机构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抗以及机构内部的分歧、争执、纠纷是其制度性矛盾的外在动态表现，这一过程贯穿了俄独立以来的历史。
俄权力机构就是在与苏联中央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中充实、扩张和完善起来的。
俄社会转型进程中政治体制成为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都是可能的，反映在名称上的政体设置取决于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建立在普选基础之上的总统制和议会制都具有民主合法性。
“这些差异对所创立的民主体制的稳定事关重大，而对导致民主的过程则无关宏旨。
”2一般认为在议会政治模式下，政府对其负责，能减少议会与行政机关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在总统政治模式下，总统任免总理，政府对总统负责，由于总统和议会相互独立，任何一方无权消除另一方的权力，这就为彼此之间的冲突制造了较大的可能性，争夺权力的斗争逻辑就是排挤对方。
总统制的完善取决于社会的政治成熟，强有力的总统权力常常具有专制倾向。
俄新的政治架构形成时，由于反对派刚刚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并且缺少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过程，因而，总统处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被赋予极其广泛的权力，这非常有利于
总统控制局势，稳定政局。
但其后果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完全处于总统的控制之下，总统权力之大使人感叹“要不是还有选举就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君主制度下”。
3总统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生活基本的秩序，但总统总揽国家大权并不能消除权力机构之间的对抗性冲突。
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有权颁布法律，任命总理和内阁，还可以解散杜马，政府向总统、而不是议会报告工作，在必要的情况下总统令可以代替法律。
而国家杜马同样可以投票表决对政府的不信任，发生冲突的制度前提依然存在。
如果取消杜马对政府的信任表决权，那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新体制将政治过程和政策执行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消除权力机关之间冲突危险的目的并未达到。
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俄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失范无序，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地分化组合也使得政局动荡不定。
就权力机构的设置而言，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力量进入和把持各级不同的权力机关，从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到国家杜马都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斗的场所，支持总统派和反对总统派、右翼和左翼、激进派和务实派、亲西方派和民族主义派以及不同政党之间的交锋从未停止。
强总统、弱政府的政治架构下，总统得不到大部分联邦主体领导人的支持，政府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就无法发挥其正常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不稳定的经济政策，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总统令和政府的频繁更迭而愈发混乱，使俄政坛的冲突关系错综复杂，冲突富于对抗性，而政府往往成为政治对抗的牺牲品。
在新的政治架构中议会地位被降低，其职权也大大地缩小。
这种制度性的规制因素使议会在主导政治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下降。
也正因如此，议会的权力制约职能得以凸现，反对派政党在议会选举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这是选民对总统和政府及其政策不满的“抗议”结果。
4对议会权力的过分削弱就使之难以制约总统的独断专行，议会沦为各种政治势力表示不满、发泄情绪争吵不休的讲坛，而国内连绵不断的各种事件也为政策争论提供着机会。
或许正是议会的决议无法约束总统，议会里的政治对抗才有增无减，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选民对政治的失望和和政治热情的下降。
社会中间力量分化加剧，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深刻反映了俄社会的矛盾与不稳定，成为权力机构之间对抗性冲突的深厚社会基础。
从政治力量结构来看，国家杜马里的“民主派”、“左派”、“中派”和“民族主义派”四大板快中的各个政党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各派内部也处于不断分化过程之中，这种格局又充分反映在外部的表现形式上，显衬出政治冲突更加激烈。
俄在急剧的社会全面转型时期，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交锋必然会影响其政治体制的构筑与架构。
在新旧体制的交替中由于缺少了制度规制和法律约束，政治组织行为失范，为争夺权力主张急功近利的政策，顾此失彼且多变不定，社会力量不断地分化重组。
难以遏制的经济衰退，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政治、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不断降临，大国地位一落千丈的心理反差，这也就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动荡，政局的的不稳，群众情绪高涨，政治组织众多而且行动活跃。
抓住一切有利机会打击对手、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也就成了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的当然选择。
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具有某种激烈的对抗性自然成为扩大影响的适当形式，这深刻反映了俄多党制和民主体制的极不成熟，政治架构还没成型，政治运作机制正在形成之中。
俄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权力机构的设置就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的，不同政治力量把持的权力机构在行使政治权力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本党的利益和它党的得失，目标是获取更大更多的权力，社会公众利益则被置于次要地位。
所以，在俄政坛发生不顾社会舆论的坚决反对的激烈的政治对抗和采取不负责任的冒险极端方法都不足为奇。
权力机关之间从一开始就缺少协调，机构设置重叠交叉，权责不清，相互对立，权力的行使缺少规范和必要的监督，结果造成了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不断。
这成了俄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和政坛一大奇观，也成为激进改革不成功的标记。
三
从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动态过程考察，由于缺少法律为依据的政治决策制度与有效的运行机制，政治力量及其精英在选举和政治运作的冲突过程中也都表现出难以避免的对抗性，俄权力结构的形成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相互作用的后果。
在迅速摧毁旧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围绕着争夺权力这一核心，以激烈政治斗争和危机的形式构建着新的政治权力体系，逐渐形成着俄政治运作的新机制和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法律包括宪法在内都是对政治现实的追认。
1993年俄联邦宪法规定：
“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经历了政党林立的“独特的政党浪漫时期”后，在政治运作进程中的激烈碰撞与不断磨合使俄的多党制渐趋稳定，政党结构和政党体系初步形成，但是远没有成熟。
政党数量过多，缺乏成熟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价值观，政党组织本身还不够稳定且不停地在分化组合。
社会全面转型期间广阔而急待填充的政治空间为各派政治势力活动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面临的迫切复杂的众多问题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创造了机会和切入点，使得政治组织之间的分歧难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对抗关系也很难得到缓和。
影响政治格局的国内外因素众多并且难以预测，脆弱的政治动态平衡关系很容易被打破。
国家杜马选举中没有一党能够取得稳定多数，每次选举中约１／３的无固定倾向、随机性很大的选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进程深刻地反映了俄政治结构的失衡状况，政治机制运作中充满难以协调的矛盾，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无法及时体现在权力结构和政策制定中，政治组织之间因缺少妥协和调整的机制而无法缓和矛盾，反而促进了长期的对抗和不断激化，俄政坛每次发生政治危机都与政治力量步步升级的对抗有着直接关系。
对抗各方利用一切机会要削弱对手，缺失政坛之上的妥协忍耐禀赋，总是试图以独活替代共存，这使对抗成为符合逻辑的结果。
因缺少制度的保障，错综复杂的对抗关系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下、随着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互动作用而演变，变数奇特且变量大，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令人难以捉摸。
俄政府在政治体制中缺全面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职权，每当危机来临之际显得无能迟钝，在政治对抗中常常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成为冲突的牺牲品。
如1998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俄共为首的杜马左派乘机发难，批评总统的对南联盟科索沃政策，反对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提名，施加压力迫使叶利钦解除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独联体会议执行秘书的职务，并且对其发出通缉令，趁叶利钦生病住院之际要求交出强力部门管辖权，再进一步要求叶利钦辞职，并且积极准备弹劾总统。
反对派的步步紧逼严重威胁到总统现有的政治地位，叶利钦的政治权威性受到严峻的公开挑战和考验，只能孤注一掷，祭起总统“特殊权力”法宝，解散普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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