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法总则中国民法典制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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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法总则中国民法典制定

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兼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

建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

债法总则/中国民法典/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人格权请求权

　　容提要:

债不一定都具有财产性，侵权行为引起侵权责任，侵权责任关系就是债。

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不影响其债法性。

制定中国民法典，有必要和可能设立债法总则。

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宜作为人格权请求权。

Notallobligationshavethenatureofproperty.Theliabilityoftortfallsintotheconceptofrelationofcreditsanddebtstoo.ItdoesnotharmthenatureoftorttohavethecharacteristicofpropertywhetherthelawoftortisprovidedastheindependentsectionintheCivilCodeornot.ItisnecessaryandpossibletodesigntheindependentsectionasthegeneralprinciplesofcreditsanddebtsinCivilCodeofP.R.China.Andtherightsofclaimingrehabilitationofreputationandeliminationofnegativeeffectsshouldbeprovidedastherightofclaimsrootedinthecategoryofhumandignity.

　　在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围绕着应否设立债法总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否定论者认为，侵权行为产生责任，而不是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脱离了债法体系;合同法也独立成编，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作为准合同，归属于合同法。

这样，债法已经被肢解，债法总则自然无设立的必要了。

看来，若赞成设立债法总则，必须回答与评论侵权行为能否引发债?

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是否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

侵权行为法、合同法各自独立成编是否就在实质上肢解了债法?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归属于合同法是否科学?

为了清晰，也为了增强说服力，至少须做如下工作：

一是针对否定设立债法总则的观点进行评论，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二是从正面阐明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三是说明设立债法总则也存在若干逻辑问题;四是在立法论的层面讨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

　　一、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是否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

　　否定论者认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并以下述理由作为支撑：

1.债是财产关系，债权必须具有财产性，而侵权行为引发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恰恰不具有财产性，故侵权行为法不属于债法;2.债的同一性理论是债与责任合一的理论根据，侵权行为引发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恰恰不符合债的同一性的要求;3.责任不应是债的担保，侵权责任不应是债的畴;4.将侵权行为看作债，从法律关系上说混淆了义务与责任的区别;5.传统债法通则已经远远不能适用于侵权责任。

对此，笔者分析与反驳如下：

（一）债的关系并非一律为财产法律关系

　　债果真均为财产法律关系吗?

无论是从债的本质要求看，还是在民法发展史上，抑或在近现代民法的立法例上，答案都是否定的。

　　首先，从债的本质及界定看，债无必须是财产法律关系的要求。

在古典时代的罗马法中，人们并不重视债的财产性，而是关注债抽象的潜在约束的观念。

[1]在原始社会中财产是不当什么的，被重视的只有债务;[2]债是应负担履行义务的法锁;债是法律用以把人或集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束缚”或“锁链”，作为某种自愿行为的后果。

[3]这种法锁，既可以束缚住当事人之间的非财产关系，也可以束缚住其财产关系。

《法学阶梯》就把债界定为“一种迫使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城邦的法律制度履行某种给付义务的法律约束。

”[4]在现代，通常把债表述为，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

[5]

　　既然未把债特别地界定为财产法律关系，那么，如何解释债在如今大多具有财产性的现实呢?

笔者认为，债系法锁，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其容为债权债务。

这些都决定了它天然地具有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交付一定物、支付一定金钱等效力，它适宜成为财产流转的法律形式，从而使它具有财产性。

在商品经济乃至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债基本上表现为财产法律关系。

同时，债也天然地具有下述功能：

依据约定，一方无偿地帮助另一方看护孩童;根据约定，一方在0：

00至6：

30不跳迪斯科;按照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无偿地培训技术人员;等等。

如果非得要求债具有财产性，这些关系就因无财产容而不属于债的关系，而在现代法制上，除了债的制度，尚无其他法律制度及规则得它们具有法律拘束力。

如此以来，这些至少是一部分人必需的社会生活关系因无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而效力减弱，以至于它们得不到遵循。

其后果极为严重。

　　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财产关系不能替代一切。

在人们越发重视精神感受和满足的今天，尤其如此。

当相对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某些领域无财产性，却又需要受到法律的强制力拘束和保护时，债显然是其理想的法律形式之一。

如果我们把债仅仅局限于财产，就是无视社会生活对于法律的需求和决定作用，作茧自缚，降低债的功能，缩小其适用围。

　　上述事实和理论反证出下述道理：

债的法锁拘束力及其债权债务的表现形式，使得债适宜成为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而非因债为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才使得它具有法锁拘束力，由债权债务构成。

如同人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使得人能够进行民法分析，而不是因为人进行民法分析才使得人拥有抽象思维的能力。

如果颠倒前因后果，就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

所有权关系为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也应当具有法锁的拘束力，以债权债务为容。

恐怕没有一个法律人会有此观点。

这表明，债必为财产法律关系之说，有本末倒置之嫌。

　　其次，从债的早期形态考察，债无必须为财产法律关系的本质要求，甚至并非财产法律关系。

罗马的债（obligatio）所保留的特点使人联想到涉及人身依从关系的原始观念。

扣押人质是表现原始债特点的形式。

人身为债的履行承受着实际的责任约束。

债保留着为履行给付责任而设置抽象的潜在约束的观念，其逻辑结果就是对债务人躯体的执行（在《十二表法》中可以见到这种执行的残酷性），这是对多少有所反抗的债务人躯体的执行。

[6]在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初期，债权纯粹体现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人身关系，一般经济关系的性质甚微。

[7]债法的标的，在其起源时期，也可以说是债务人的人身，因为债务人必须为债权人实施行为。

[8]在第一期，在不履行债务时，债务人经常将其整个人身（全人格）置于债权人的权力之下。

最初，债权人简单地杀戮债务人以满足复仇感情，以后进步到幽禁、强制债务人作为奴隶而劳动，或干脆将债务人作为奴隶出卖以达到经济目的。

尽管有这种进步，但从整体看来，仍未脱离人身责任的围。

[9]在只有到法律规定首先应当以支付“罚金（poena）”或“债款（pocunia或rescredita）”，仅在以债务人的财产不能给付或清偿时，权利享有人才能通过执行方式对其人身采取行动的时候，债才第一次获得了新的意义，即财产性意义。

[10]

　　第三，在近现代的民法上，无财产性的债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近代法律，不仅没有必要将债权的标的限定于金钱价值，而且尚有将债权的标的围扩大到所有领域的要求。

日本民法明文规定，从立法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不能否认社交礼仪中赠送往来的金钱价值，他方面也不允许拒不承认无法用金钱估算的无形利益，尤其是以人格利益为标的的债权的成立（例如，终身定期金债权，道歉公告债务）。

[11]虽然近代法律扩大债权的围，但另一方面也产生财产性质淡薄的债权。

随之而来，使法律关系与道德关系难以截然分开，双方有重复交错的关系。

[12]法国民法典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委托无报酬（第1986条）。

德国民法典直接把委托规定为受托人为委托人无偿处理事务的关系（第662条）。

和解有时即为无财产性的关系（参见第779条）。

有些无名合同，双方约定为无偿，所引发的债亦无财产性。

德国著名债法权威卡尔•拉伦茨关于债权一般都具有现实的财产性的观点[13]，就表明了他承认非财产性的债权类型。

（二）债的同一性并非侵权行为法归属于债法的障碍

　　否定论者指出，债的同一性理论，正是对债与责任不加区分的理论根据所在，也是债的关系法体系构成的理论根据所在。

侵权行为引起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侵权责任，不再仅仅限于损害赔偿，于是它不具有债的同一性，所以，侵权行为法不应归属于债法。

　　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

债的同一性理论的含义为，在债发生变更、移转等情形时，债的关系不失其同一性，其法律效力依旧不变，不仅其原有利益及各种抗辩不因此而受影响，就是其从属权利（如担保）原则上亦仍继续存在。

[14]显然，该理论是在揭示债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处于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债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是在肯定它们之间具有质的同一性，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侵权行为场合呢?

需要进行类型化的分析。

　　在侵权行为人不法侵害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实施前的法律关系为绝对权关系，其后的法律关系为侵权责任关系。

它们为绝对权关系与侵权责任关系之间的联系，并非债的关系与侵权责任关系的关系，不具有质的同一性，不存在适用债的同一性原理的余地。

在这里，以债的同一性理论来否认侵权行为法的债法属性，不合逻辑。

　　在侵权行为人不法侵害债权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实施前后的法律关系，分别为由原给付义务构成的债的关系、由次给付义务组成的侵权责任关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侵权责任关系以损害赔偿为容，法律未配置精神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和消除影响的救济方式。

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人否认这两种关系的同一性，而是认为损害赔偿关系为前一类债的转化形态。

此其一。

其二，在医疗、旅游、骨灰保管等合同关系中，因债务人的侵权行为（当然可以说是违约行为）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例如，使患者的身体遭受侵害或者婴儿遗失，使游客丧失了精神方面的享受，使死者的近亲属遭受到精神伤害等。

于此场合，转换而来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与医疗合同关系或者旅游合同关系或者骨灰保管合同关系等，是否具有同一性?

目前尚找不到坚强有力的理由作出否定的答案。

其三，进一步，如果在上述场合债务人不但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要赔礼道歉，此类侵权责任关系（当然也是违约责任关系）与合同关系是否依然具有同一性?

依据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就否定其债法性理论的逻辑，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但笔者则持肯定论，因为以损害赔偿和赔礼道歉为容的侵权责任（当然也是违约责任）关系，仍然是医疗、旅游、骨灰保管等合同关系的转化形态，债权债务依然有效，它们是产生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的根据之一;原有的利益及各种抗辩不因此而受影响。

所有这些，都符合债的同一性的要求。

那种认为只有合同关系仅仅转化为损害赔偿的形态才算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实际上仍未脱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的窠臼。

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同态复仇的标准衡量，医疗、旅游、骨灰保管等合同关系转化为损害赔偿、赔礼道歉关系，两者之间也有同一性。

因为前一类关系含有债权人的精神因素，精神损害赔偿和赔礼道歉正是平复债权人的精神创伤的手段。

　　必须指出，否定论者欲证成侵权行为法属于债法不符合债的同一性理论的观点，其应做的工作，不在于检视侵权责任关系与被侵害的法律关系（如物权关系、人身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债的关系）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而在于必须阐明侵权责任关系本身不符合债的关系的标准，即，证成把侵权责任关系表述为“受害人享有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侵权行为人负有满足此类请求而实际承担侵权责任的义务”，是不正确的。

换言之，否定论者须证成侵权责任关系与“受害人享有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侵权行为人负有满足此类请求而实际承担侵权责任的义务”这种关系无同一性。

（注：

通说把侵权行为引发的关系称为债，把侵权行为法划归为债法，就是基于侵权责任关系为债的关系这个事实。

从时间顺序方面讲，侵权行为引发侵权责任;该责任的成立，立即或曰同时在侵权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形成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即受害人有权请求侵权行为人向其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说向其履行损害赔偿等义务，侵权行为人有义务满足此类请求，履行赔偿受害人损失等义务。

这种关系通说叫作债。

那种所谓侵权行为首先引发债，然后才有侵权责任的观点，不合法理。

）若证明成功，就可以说把侵权责任关系定位为债的关系违反债的同一性理论，进而，侵权行为法不应归属于债法。

　　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成立，不论其所含救济方式仅为损害赔偿，还是包括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它们都被涵摄入债的关系中，均为侵权之债的容，一点也未遗漏。

二者不过是站在不同角度观察事物而出现的不同命名，是不同层面的分别描述。

侵权责任制度凸现着义务违反之结果、国家强制力乃至否定性评价等属性，侵权之债制度则对这些属性忽略不计，看重的是侵权责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因素。

如同一部《红楼梦》，不同人群看到的不同一样。

简言之，侵权责任关系与侵权之债之间具有质的统一性。

它们之间正好遵循了债的同一性原理。

由此可见，侵权责任关系属于债的关系的通说没有违反债的同一性理论。

　　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大多相伴着损害赔偿而适用。

如果承认损害赔偿关系为债，却否认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为债，只承认它们为侵权责任，就形成了下述局面：

把损害赔偿关系这一半认定为债的关系（因为用非财产关系说不能将它排除），而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关系这另一半说成非债的关系。

在方法论上，没有重由，不宜如此思维。

　　即使是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独立适用，也因为它们属于偶然之事，我们分析问题可以暂时忽略它们，抓住主要部分进行分析。

把所得结论再放入偶然之事、个别情形之中进行检验，看其是否吻合。

如果吻合，就可以肯定其结论;反之，就应反思该结论，或者把该结论局限于特定场合。

在侵权行为法中，就是要抓住损害赔偿关系这个主要的部分，进行分析，看其是否符合债的规格。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将该结论放入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中进行检验，除了财产性和就它们本身不得强制执行这两点外，其他部分与损害赔偿关系没有区别。

由于财产性并非债的本质要求，因而，欠缺财产性不是否定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为债的理由。

至于强制执行问题，我们宜从两点把握：

一是从宽解释强制执行，即，虽然就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本身不得强制执行，但可以将之转化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等形式，然后予以强制执行，也可以认为具有可强制执行性。

二是并非所有的债都可以强制执行，如以提供服务为标的的债，不允许就债务本身请求继续履行乃至强制执行，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然后强制执行损害赔偿债务。

对于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也可以如此对待。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作为债的关系。

正所谓因名誉被侵害请求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刊登到道歉启事，虽其容不以金额为赔偿标的，但性质上仍属债权”。

[15]於保不二雄教授把公告道歉作为债务[16]，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论就是：

侵权行为的后果，不仅请求加害人支付赔偿金是“债”，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不为一定行为）、赔礼道歉（为一定行为）也当然是“债”。

[17]

　　行文至此，就不难明了否定论者下述观点的不妥：

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不能转化为债，给付的同一性已被打破。

既然“债”已经无力网罗它们，侵权行为法独立出来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

由于这种观点只有以债的关系必须是财产性法律关系为前提才成立，而该前提并不存在，其结论也就不正确。

如同上文考察的那样，无论在历史中还是近现代立法例上，债无必须局限于财产法律关系的本质要求，却有特定人之间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特质。

如此，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请求权以及相应的义务，不正符合债的要求吗!

所以，侵权责任关系属于债的关系，侵权行为法属于债法，这个通说具有合理性。

　　诚然，特定人之间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未必是债的关系。

例如，继承关系为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婚姻关系为特定人之间的关系，劳动合同关系、抚养关系等亦然，但它们均非债的关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律基于身分、血缘、特定社会政策等理由而不允许或者原则上禁止它们适用债法，从而不把它们作为债或者将其从债的体系中排除。

无此类理由和相应的立法，就不宜否认特定人之间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为债的关系。

就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关系而言，迄今为止，尚未见到禁止把它们作为债的关系处理的立法，所以，无充分的理由否定它们为债。

　　（三）一般担保与侵权行为法不属于债法

　　否定论者认为，应当抛弃视责任为担保的传统观念，把握法律责任的本质特征，明确民事责任的涵义。

其逻辑是，否定了侵权责任为债的担保，就是在证明侵权责任非债的畴，至少为这种观点的确立扫清道路。

笔者理解，这里存在着误解。

前述否定论者所说的担保“包括债法上的保证，物权法上的抵押、质押、留置。

”而德国法系关于“责任为总债务的担保”中的所谓“担保”，并非指上述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些“特殊担保”，而是指一般财产，或曰责任财产。

德国法系所谓“责任与债务相伴，不加区别，常相混淆”，是指一般财产责任与债务不加区别，一般财产与民事责任常相混淆。

对此，可以通过简要的历史考察予以明了。

　　在民法的发展史上，人格的责任逐渐绝迹，而财产的责任中，特定财产责任发展为担保物权，一般财产责任却形成当然附随于其总债务的原则，因而债务与一般财产责任，乃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尤其自罗马法继受以来，一般财产责任在观念上乃成为债权的效力或其作用的一部，因而认为两者无区别必要的思想，遂普遍发生。

所以然者，盖现代法上任何债务绝无人格的责任可言，而担保物权、保证等特殊的财产责任，已分别化为独立的制度，故今日所称责任，仅限于债务人的一般财产，而其一般财产，又为其总债务的担保（责任），所有债权人均基于平等的立场，对之执行，以获满足。

　　既然责任为债务的一般担保或者说总担保，指的是债务人的一般财产（责任财产）是债务的总担保，而非说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为债务的总担保，那么，仅仅阐明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不是债，尚未完成证明侵权责任这种“责任”并非债的一般担保的任务，也就未能说明侵权责任不是债，未能说明侵权行为法不属于债法。

笔者认为，否定论者肯定完不成这项任务，因为侵权责任成立恰恰是以行为人的全部财产作为其承担责任的总担保，或者依据通说的表述，行为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履行损害的赔偿义务的一般担保。

从这个方面说，侵权责任关系也属于债的畴。

　　扩而广之，债、一般财产、债的一般担保、民事责任、债的保全等制度及其畴具有质的同一性。

这些表面上分散独立的制度，却在深层次上体现着在的统一性，是民法之美的表现。

回味下面的一段话不无裨益：

责任这个概念同义务的概念一样，乃至人这一概念本身，从它被移植到私法中以后，其围都不断扩大，以致其本来的容反而相形见绌了。

[18]

　　（四）侵权行为法属于债法的通说未违反“义务——责任”的逻辑

　　否定论者归谬说，如果说侵权行为的后果产生债，对债务人来说是产生了债务（义务），也就是说违反了义务又产生了义务，这样就违反了法律关系的逻辑性。

事实是，先有不作为的义务，后有对不作为义务的违反，才导致义务人承担民事责任。

违反不作为义务是因，民事责任是果，而不相反。

对此，笔者作出如下分析与反驳：

　　其一，侵权行为的后果就是侵权责任，此处遵循着义务——责任的逻辑。

侵权责任的成立，使得受害人有权利请求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责任人有义务满足受害人的该项请求，向他承担侵权责任。

此处的权利、义务发生在相对人之间，权利以请求为容，符合债权、债务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故这些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债的关系。

完全遵循着“违反不作为义务是因，民事责任是果”的逻辑。

　　其二，如果责任者再次，拒不实际承担侵权责任，又产生债务不履行责任。

受害人也就是债权人有权请求责任人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责任人有义务满足这种请求，实际承担此类责任。

这类权利、义务关系再次构成债的关系。

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

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否定论者未看到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变化规律，忽略了可以从各个层面观察、界定同一个事物的方法，未免机械、僵硬。

　　二、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

　　笔者注意到，即使上文反驳否定论的分析有其道理，民法典设立债法总则的结论也不会从中自然地得出来。

有鉴于此，需要从正面阐明民法典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

（一）抽象概括式的立法技术需要债法总则

　　假若我国民法采取的是普通法的风格，债法总则可以不设。

事实是我国民法继受了大陆法系的风格，民法采取了抽象概括式的法律体裁，使用抽象化的概念，对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

由于如果立法者的首要目的是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裁判的可预见性，那么，他就会选择抽象概括方法;[19]由于如果立法者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因此准备让法官来决定如何将一般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那么，立法者就会选择抽象概括式或者指令准则式的法律体裁，或者将两种体裁结合起来使用;[20]因而，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国民法不会抛弃抽象概括式的法律体裁。

如此，“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上下属关系，概念之间的相对性或兼容性以及如何将整个法律材料划分为各类总体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1]这就是债法总则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一。

（二）有些共同的规则，债法总则的设立使之简约

　　应当承认，合同、单方允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的理念、构成要件、指导原则和社会功能各不相同，不足以作为债的共同构成要素，其构成债的在统一性的，乃其法律效果的形式相同性。

[22]这种从消极特征立论虽然远不如从积极特征立论的方法和路径更具有价值，但仍较任凭各个制度一盘散沙似地孤立存在显现着积极的意义。

其中，提取公因式，形成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债的共同规则——债法总则，其优点是多方面的。

其一，这样使民法典简约，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规定。

其二，债的共同规则本应适用于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侵权之债等相应领域，但若不设债法总则，只好把它们规定于某类债中，或者分而置之。

如此，时常会出现准用的现象。

这种人为地错用立法技术导致本为“适用”却不得不“准用”的现象，显然应予避免。

其三，设立债法总则可以使某些制度及规则更为清晰、准确。

例如，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79—86条）中，解除权、终止权是否因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而移转?

合同关系是否因此而消灭?

许多问题随之而来，且不易弄清。

如果把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规定于债法总则，没有双务合同等形成的数个狭义债的关系组成的广义债的关系等因素的困扰，就比较明确地传输给人们这样的信息和规则：

债权让与就是债权的个别转让，只是原债权人退出该狭义的债的关系，如果该原债权人对债务人仍负有债务的话，这一狭义债的关系并不消灭。

在该债的关系基于合同而生的情况下，该合同关系自然不会因债权让与而消灭，决定合同消灭的解除权、终止权自然不得轻易地随着债权的让与而移转。

债务承担场合，同样如此。

　　为了显现设立债法总则的优点，以下分别进行考察，并作简要的说明。

　　1.基本原则与债法总则

　　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与侵权之债不相容。

其实不然。

侵权行为大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这个层面上似乎两者不相容;但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实际支付损害赔偿金、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则需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再次违反。

所以，即使是侵权之债，也与诚实信用原则密切相关。

　　2.债权效力与债法总则

　　债权具有请求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