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热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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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热点

第四章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热点(10课时)

一、苏联解体中的民族问题因素

1991年,列宁亲手缔造的、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了69年后分崩离析,境内各加盟共和国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这是20世纪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其中,民族问题是一个导火索。

前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也是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

前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大小民族多达120多个。

境内15个加盟共和国,是以诸民族中较大的民族为主体,其它较小民族参加组成的。

一些较小民族,按其地域大小、人口多少在加盟共和国内分别组成“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州”等。

在组成加盟共和国的较大民族中,俄罗斯人最多,约1.5亿;乌克兰族人次之,约0.5亿;加上同属斯拉夫族,血缘、语言、宗教相近的白俄罗斯族人0.1亿,共占苏联人口的70%。

组成中亚五国的主要民族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塔吉克族,约占苏联人口的20%。

组成南高加索三国的分别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族,约占苏联人口的3%。

组成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分别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族,约占苏联人口的7%。

摩尔多瓦是1940年成立的。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而沙俄是在16至19世纪通过残酷的武力兼并大大小小的民族建立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长期对境内非俄罗斯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和统治,使俄罗斯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在争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老一辈布尔什维克将境内各民族解放斗争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强调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主张民族自决。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为实现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1922年,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参加联盟的只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四个加盟共和国。

中亚五国是20年代中期成立并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于1940年并入苏联。

其中,南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苏联时都有一番曲折的经历,且存在一些缺陷,后来一直成为民族问题的焦点地区。

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异常复杂。

列宁曾经指出,俄国民族问题是仅次于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问题。

他曾根据这一复杂情况,制定了一整套民族理论和政策,十月革命后,他一再告诫要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要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强调对少数民族决不能歧视,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既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又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在苏联存在的69年中,历届领导人为巩固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消除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提倡民族杂居,鼓励异族通婚;提高各民族文化水平;消除少数民族地区文盲;加强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和接近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绩。

但是,苏联领导人在民族理论和政策方面也存在着重大偏差。

大俄罗斯主义的危害:

前苏联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一直阴魂不散,虽然列宁时期对大俄罗斯主义坚决反对,实行了一系列民族平等政策,但是列宁逝世之后苏联领导人逐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

在斯大林时期,虽然早期坚持了列宁的民族政策,但到后期在具体处理民族问题上仍难以完全克服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

联盟成立时,斯大林对南高加索三国采取的简单粗暴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强行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则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膨胀。

20世纪30年代中期搞肃反扩大化,错误地清洗了许多无辜的民族干部。

卫国战争时期,又将一些少数民族以背叛祖国等罪名整体强行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对内继续实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推行国家于部的俄罗斯化,缩小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抹杀少数民族的历史功绩。

这种状况严重刺激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情绪,加剧了各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使民族分离主义成为导致前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历届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的乐观估计和民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重大偏差,为苏联解体留下隐患。

苏共控制力量削弱后,这些隐患便如火山爆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对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

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出现的重大错误,无疑是与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超前判断的盲目性和脱离实际的激进性直接相关的,同时又与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有关。

超前判断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导致对包括解决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简单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正是这种简单化的表现。

这种状况在斯大林之后继续得到延续和发展。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民族问题的解决又盲目乐观,甚至宣布苏联的民族问题己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这种盲巳乐观的态度忽视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否认了实际仍然存在着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强调苏共的民族政策今后主要是促进各民族日益接近和实现各民族完全统一。

这就继续掩盖了现实存在的民族矛盾。

联邦制的变形:

名为联邦制实为集权制的政体,中央政府高度集权,使得各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依据联盟有关规定所享有的自主权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几乎没有自主权,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造成地区封锁,经济矛盾又加剧了民族矛盾,并互相交织,恶性循环,大大加速了联盟的解体。

从斯大林时期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和联邦制形同虚设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开始,苏联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己经逐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特别是卫国战争之后苏联国内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社会化发展,使苏联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解决战后中东欧地区、远东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事务中开始显现,并且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冷战开始而日益膨胀,二次大战后的苏联,对内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搞大国沙文主义,最终形成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格局。

戈氏改革的结果:

进人80年代,随着苏联的全面改革和政局的不断动荡,民族矛盾终于全面爆发,形成了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

戈尔巴乔夫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错误:

一是在改革中忽视民族问题。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开始进行改革。

但是,他忽略了改革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对民族问题,他和其前任一样,依然抱着乐观态度,同样认为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己经解决了。

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新发现的问题又久拖不决,导致民族纠纷迅速发展,错过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时机。

二是改革的错误方向引发并加剧了民族危机。

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开始的。

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感到改革的成效不大,认为政治体制,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是改革的障碍,于是将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

他先后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点”、“舆论多元化”等口号。

后来,又将“舆论多元化”发展到“政治多元化”,把多党制、议会民主等西方一整套做法搬到苏联,几十年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权威迅速动摇,从而引发了政局动荡,并为民族分离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泛滥敞开了大门。

三是“邦联化”的主张和实施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膨胀。

民族危机的爆发使苏联面临解体的危险。

从1986年到1990年,全苏发生的涉及民族问题的示威、游行、冲突、骚乱达2000多次,几十次的民族冲突流血事件,死亡1000多人,伤近万人,近60万人元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卢布以上,形成名符其实的民族危机。

四是改革失败造成的民族危机为西方加速对苏联和平演变创造了条件。

二、南斯拉夫解体中的民族问题因素

南斯拉夫的分裂和战争,有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民族问题。

前南地区的民族矛盾一直贯穿于前南斯拉夫的整个历史,其中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族之间和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两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为突出。

前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在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20多个民族。

其中在南斯拉夫境外没有建立国家的民族有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黑山族、马其顿等民族,没有在南斯拉夫境外建立国家的民族有阿尔巴尼亚族、匈牙利族、土耳其族、罗马尼亚族等,除此之外,还有个独特的共同体即穆斯林。

在这些民族当中塞尔维亚族最大,人口900多万,克罗地亚族人口400多万,其他主要民族人口也各有200多万人(20世纪80年代末数字)。

在民族分布上,几个主体民族分别居住在各自区域,但互有交叉,如在塞尔维亚区域内,阿尔巴尼亚族聚居在科索沃地区;在穆斯林族聚居的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既有塞尔维亚人,又有克罗地亚人杂居其中。

主体民族虽同属斯拉夫人,但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一言、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和民族习惯。

如北部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地理上与意大利、奥地利接壤,历史上长期受奥匈帝国的统治,经济上和文化上受西方影响较深,发达程度相对较高,宗教信仰方面以天主教为主。

南部的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受土耳其统治数百年之久,经济不发达,受东方文化影响较深,宗教信仰方面以东正教为主,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则信奉伊斯兰教。

巴尔干半岛所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频繁使之获得了“火药桶”之称,而前南地区(特别是塞尔维亚)则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中心。

大国的争夺和角逐,在巴尔干各民族间不断制造出民族间的新矛盾和新冲突。

土耳其入侵巴尔干和实行伊斯兰化,大批塞族人迁入奥匈帝国辖区和大批阿族穆斯林涌入塞尔维亚、马其顿、波黑等地,为克一塞和塞一阿之间的民族矛盾留下了祸根。

在近代史上,由于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实行大塞族沙文主义,压迫剥削其他民族,民族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民族冲突不断发生。

一战后南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建立并非出于各民族完全自愿,塞尔维亚国王的专制和不承认其他民族,对民族关系产生了恶劣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利用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唆使他们互相残杀,特别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大民族之间结下了民族积怨。

以铁托为首的南共在领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抵抗法西斯的斗争中,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现实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实现无论大小民族一律平等而团结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二战后又在改革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民族主义也对改革以至对南共联盟自身构成了强大威胁,尤其是邦联化进程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发展。

铁托作为克罗地亚人,在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深知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的民族矛盾,因此,在建立新南斯拉夫国家的设想中,从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人口结构、历史背景以及传统聚居地区等实际出发,针对旧南斯拉夫只承认塞尔维亚(包括黑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地位而损害其他民族权益的政策,提出了实行联邦制的建国计划。

在1943年n月29日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把南斯拉夫建成一个民族平等的、民主的联邦国家,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

联邦成员是: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和黑山和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中设立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一梅托希亚自治区。

为了压抑和遏制南斯拉夫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采取了所谓的“塞弱则南强”民族政策,以期达到民族平等。

南共领导人通过压抑塞尔维亚民族来实现各民族“绝对平等”的理念,忽略了克罗地亚民族本身也存在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和在各个共和国的经济利益争端中所导致的分裂主义苗头,这成为后来两个民族矛盾激化的一个因素。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联邦院通过全国的选民选举产生,而民族院则由6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地方的议会选举的175名代表组成。

在代表名额分配上,南共采取了绝对平等的政策,6个共和国不论规模大小、人口多少,在民族院的代表都一样多(25名)。

同时,伏伊伏了那自治省为15名代表,科索沃一梅托希亚自治区为10名代表。

民族院的这种组成,虽然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国家事务的参与方面获得了制度上的平等权利保障,但是又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色彩。

南共在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在经济上也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主要是国家利用行政命令手段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以及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地区给予经济发展的优先权,并要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三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共和国要为此作出更多贡献。

这种经济绝对平等化政策致使发达共和国不满,由此导致民族关系逐渐紧张。

后来,南斯拉夫共产党还走上了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后来南共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自治制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就,而忽略了这种模式同时造成的国家权力过分分散导致的问题。

南共由于强调工人自治的思想,于是联邦议会中的民族院则并人了联邦院,还另设了生产者院来体现工人阶级在联邦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人联邦院的民族院虽然保留了70名代表,但是由于生产者院中包括了各民族代表,所以民族院的职能和作用也就大为削弱。

1964年12月,铁托在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到了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并未解决。

为解决好这一问题,试图把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包容在一个更为松散的联邦体制内,铁托提出对联邦制进行改革。

改革的结果,使南斯拉夫实际上己经不再是一个联邦国家,而成为了一个各个享有主权的共和国甚至包括自治省在内的邦联国家。

联邦中央机构实际上己经成为一个各个享有主权的“联邦单位”的协商机构。

为了适应联邦体制的“邦联化”改造,铁托将南共联盟改造成“联邦党”,但是实践证明将党“联邦化”的结果造成了党的“民族化”。

这种“民族化”只能导致各共和国、自治省的党把本民族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从而失去了它作为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和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崇高目标和思想境界,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反而助长了各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1980年5月4日,铁托与世长辞。

这对于南斯拉夫来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之后,联邦中央集权制与共和国自主分权制斗争日趋激烈。

1981年3月,在科索沃自治省爆发的学生示威活动引发了社会骚乱,阿尔巴尼亚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打出了脱离塞尔维亚共和国控制、独立建立共和国、甚至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分离主义旗号。

在南斯拉夫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文化最落后的这一自治省发生的民族冲突,成为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民族矛盾开始激化的信号。

此后,科索沃问题则成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内最突出的民族问题而形成持续的困扰,而塞尔维亚共和国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分离主义势力的打击和对这个自治省控制的加强,又在其他共和国,尤其是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造成了对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回潮的恐惧。

与此同时,各民族共和国在经济形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在抵制联邦中央宏观经济调控的同时,开始更加强调自己的“民族利益”。

南共为了从以往权力绝对平均化的困扰中摆脱出来,力图恢复和加强民主集中制。

但是,持续了30多年的权力分散化所培植的各联邦单位“民族利益至上”的弊端已经积重难返。

尤其是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要求政治民主化和多党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从1988年开始的有关修宪内容的讨论,基本上形成了以塞尔维亚为代表的“修宪派”和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为代表的“维宪派”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辩论。

这些发生在各个共和国高层领导集团之间的辩论,使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完全趋向于政治化。

而这种政治化的基础则是民族主义冲突,而根据联邦宪法修正案展开的共和国宪法修正的斗争,则将这种冲突推向了分裂的边缘。

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联邦由于塞尔维亚共和国以及南共联盟中塞尔维亚和黑山共产党的主导作用,开始转向加强联邦权力和南共的集中统一。

但是,由于铁托时期己经形成的高度权力分散化及其所造成的国家体制“邦联化”和南共组织“民族化”的弊端,联邦权力的集中和南共组织的统一面临着来自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全面抵制。

同时,科索沃自治省阿尔巴尼亚族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公开活动,也使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表现出严重的态势。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对科索沃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镇压和在科索沃自治省进行的严密控制,使其他共和国普遍产生了“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回潮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维护共和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要求。

1989年,东欧地区在苏联政治演变的直接影响下迅速走向“多党民主制”的道路,这股风潮很快影响到南斯拉夫。

从1990年开始,南斯拉夫各共和国都出现了“多党民主制”的政治叛乱,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和总统选举制。

在这种形势下,南斯拉夫联邦中央政府实际上己经成为一个空壳。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新任领导人已经开始全面剔除本国的社会主义痕迹,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时宣布独文。

南人民军同斯洛文尼亚的军队发生的冲突,并演化为一场战争,成为南斯拉夫联邦解体过程中全面内战的序幕。

发生在斯洛文尼亚的短促战事,在欧共体等西方势力的调解和施压下很快消停了,当时代表南斯拉夫联邦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决定撤出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南人民军,斯洛文尼亚成为第一个脱离南斯拉夫联邦的国家。

而与此同时,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族坚决反对克罗地亚脱离联邦独立,并由此同克罗地亚的军警部队和民间武装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共和国要保护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族,而克罗地亚则希望将塞尔维亚族驱逐出“自己的国土”。

克罗地亚境内大规模的内战终于爆发。

这场内战,实际上是塞尔维亚同克罗地亚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因为南斯拉夫人民军从兵员结构来说,历来是以塞尔维亚人为主,而且塞尔维亚人在联邦军队的高中级军官中占到80%,在南人民军中无论是指挥权还是士兵数量都占有绝对优势。

当然,南人民军中的克罗地亚族官兵倒戈后,立即成为克罗地亚军队中的骨于力量。

所以,南人民军同克罗地亚武装的冲突,基本上代表了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两种民族主义的较量。

这场战争,在欧共体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和联合国的介人下,最终在1991年底冲突双方签署了撤军协议。

南人民军(实际上已经是塞尔维亚军队)撤出克罗地亚,也就意味着克罗地亚的独立大局己定。

随之而来的1992年l月15日,欧共体12国突然宣布承认克罗地亚共和国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使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合法化。

1991年11月20日,马其顿议会颁布新宪法,正式宣布马其顿为“独立主权国家”1991年10月15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议会也通过关于该国主权问题的备忘录。

10月22日,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议会宣布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并立刻得到南斯拉夫毗邻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承认,成为南斯拉夫独立风潮中第一个得到外国承认的“国家”。

在1991年底克罗地亚内战消停之后,1992年1月9日,波黑共和国的塞尔维亚族议会宣布成立“塞尔维亚波黑共和国”。

面对南斯拉夫联邦分崩离析的形势,2月巧日,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宣布,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为基础的“新南斯拉夫”即将成立。

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宪法,宣布继承原南斯拉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履行原南斯拉夫所有的国际义务等。

至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复存在。

由此可见,南斯拉夫政局的动荡助长了民族分离势力的崛起,而民族分离势力对南斯拉夫的解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土尔其的库尔德人问题

库尔德人是西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突厥、波斯的第四大民族。

库尔德人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属逊尼派。

库尔德族人约有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1800万)、伊朗(700万)、伊拉克(400万)、叙利亚(100万)、黎巴嫩(10万)、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共10万)。

地域基本连成一片,历史上曾被称为“库尔德斯坦”,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主要指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国交界地区,主要是山区,地理条件复杂,交通不便。

该地区盛产石油,水源十分丰富,战略地位重要。

历史上,殖民主义者就插手其间,而增加了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

库尔德人是典型的跨国民族,库尔德人有自己的语言,历史上曾形成过封建王朝势力,但从未产生过真正独立的政治实体。

从公元5世纪开始,“库尔德斯坦”就先后被纳入波斯、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直到19世纪,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也只能保持半自治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23年签署的《洛桑条约》,协约国将“库尔德斯坦”分割给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个邻国。

但库尔德人从不承认这种政治分割,从此走上了艰难曲折的求独立、求统一的斗争历程。

其中,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最为严重。

自1920年土耳其建国以来,库尔德人同土耳其中央政府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

1979年库尔德工人党成立,其宗旨是在土、伊、叙交界处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

土耳其政府视之为非法,并对其进行镇压,甚至深入伊拉克境内清剿。

1999年2月,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被捕引起世界关注,各国库尔德人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而在伊拉克,由于海湾战争中美军以“保护”土伊边界难民的名义开进伊拉克北部并在伊北部建立“禁飞区”,这给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他们在“禁飞区”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并进一步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一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的严重不安,他们强烈反对在伊拉克北部制造一个库尔德国家。

长期以来,库尔德人问题一直困扰着有关各国,成为西亚地区政局不稳的一个根源。

就库尔德人来说,一方面跨国而居的状态使他们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具有顽强的韧性,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多的可乘之机,他们能在一国受挫后自由转战到国界另一侧或者以另一国为基地攻击本国。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跨界而居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库尔德人内部不团结。

就各有关国家来一说,一方面,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对本国库尔德人的独立斗争,他们都采取了坚决的高压围剿政策,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彼此间有时还会进行一定的合作,如土耳其与伊朗、伊拉克就曾分别有过秘密协议,允许对方军队越境追剿库尔德人武装。

同时,对邻国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任何一国都表示坚决反对,因为邻国的库尔德人独立对本国的库尔德运动无疑是一种刺激。

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试图控制伊拉克北部盛产石油的基尔库克地区的动态非常关注,事实上,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己经在萨达姆政权之后进入了这座城市,如果他们控制资源,那将增强他们独立建国的倾向。

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可能成为联邦实体的前景非常警惕,担心这将刺激本国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

同样拥有库尔德人的叙利亚和伊朗也有类似的忧虑。

伊拉克临管会中库尔德人的代表曾提议让库尔德人实现高度自治,让伊拉克建设成为一个只有两个州的联邦国家。

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在过去的16年来,共向政府军发动了8000多次武装袭击,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

尽管土耳其政府一贯坚决反对西方以库尔德问题为由干涉其内政,但是,欧盟却始终抓住库尔德问题不放,把库尔德问题当作“人权问题”来阻挠、限制土耳其成为其40年来梦寐以求的欧盟成员国,而只是在2000年12月10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正式接纳土耳其为该组织的“候选国”。

库尔德人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是迄今未成气候,他们梦寐以求的“库尔德斯坦”也难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

内部矛盾重重,库尔德人有亲伊朗的,有亲土耳其的,有亲叙利亚的,也有亲西方国家的,不一而足。

各个派别长期不和,主张独立和主张自治的互不相让,难以统一。

不仅如此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两派还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外部阻力很大,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希望看到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出现在中东地区,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伊朗等国家都坚决平息境内的库尔德族骚乱,免除本国的不稳定因素。

西方从中作梗,库尔德问题只是他们用于遏制或者利用有关国家为他们国家利益服务的一个筹码而己。

在巨大的石油经济利益驱动下,他们实际上并不想由于库尔德问题造成地区形势动荡。

进入21世纪,库尔德问题重新突现在世人面前。

库尔德人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深入发展,由于西方干预力度的强化,库尔德问题越发复杂化。

看来,库尔德民族自治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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