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屈原情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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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屈原情结
试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屈原情结”
试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屈原情结”
李珺平
１ 何谓屈原情结？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
它象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
这就是屈原情结。
屈原情结类似于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荣格（Jung）所说的原型（Prototype），更类似于弗洛依德（Freud）所说的情结（Complex）。
为了省略篇幅，笔者不打算对荣、弗二氏的有关理论进行回顾，只想作以简单说明。
屈原情结虽借用情结二字但并不包含先天的生理因素，同样，它虽有原型的意蕴但并不通过遗传因子复制。
在本文里，它指中国文人士大夫内在心理中的一种文化烙印。
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降生，受其辐射并被浇灌，久而久之，外在的文化就会侵入大脑，沉积下来，变成内在的绝对命令和质量细密的心理动力丛簇。
它凝结一团，图戳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内心深处，是引发痛苦、导致呻吟的病灶，又是躁动不安、随时准备与外界刺激相呼应以酿成某种惨怛凄厉的呐喊的带电云团。
每当社会结构有所错动，它就以各种形式并借助各种人物表现出来。
无疑，屈原情结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奇特的现象之一。
中国文人士大夫，不管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不管是王子大臣，还是一介布衣；作为个人，他可以有自己的情绪、意志，甚至奋斗目标，可是一旦作为集体人（即整体的中国人或民族的代言人），并被此情绪所攫，他就丧失了个人的自由，而成为被无形之手所操纵的傀儡。
他徘徊叹息、激烈悲怆，或高蹈卓行、郁郁终生，用语言或行动指向既定的目标。
这个目标表面似乎是他个人的，实则是中华民族冥冥中所渴望所期待的——不管所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是拯救还是毁灭。
进入２１世纪门槛之际，中华民族又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这是一个契机，又是一个十字路口。
如何反思并清醒屈原情结的是与非，以精粹的养料而不是以杂质培植新时代的中国人，以便夺回中华民族已经失掉很久的辉煌？
是当前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２ 屈原情结的儒家基础及人类学、生物学意义
此情结以屈原命名，却不始自屈原。
对它来说，屈原只具有符号意义。
就象一张纸币，其价值由所代表的含金量而定。
屈原情结根源于周公所创立、孔子所维护并宣扬的以孝、忠为核心的爱家、尊上、护国的礼乐原则。
在周公那里，这种原则只是一种草创。
它把家族内部每个人对族长的爱戴、服从规定为神圣的责任和义务，并以严密的等级制和强化了的个体（在下者、为卑者）牺牲精神，来保障其实施。
【１】在生产力十分低下，又以武力初取殷纣天下，诸侯虎视眈眈，族内亦觊觎王位者之时，【２】礼乐原则有极实用的功能。
此后，这种由强制而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逐渐内化为周族成员乃至天下人的自我律令，使执政之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周公度过了艰难时世。
春秋之后，礼乐崩坏，又有孔子崛起。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中的心腹之语，透露了孔子的思想渊源以及坚决捍卫周礼的决心和韧性。
随着孔子广受收弟子、四处讲学，礼乐原则由周初的强行灌输，弱化为庠、序教育和学术研究。
然而，恰恰是这种弱化，使他它蔓延开来，而且深入人心。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充分说明遵奉周礼的儒学已成为社会的时尚和士大夫的必备知识。
不仅一部《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就是《国语》、《左传》也照样充满了礼乐说教。
战国以降，刺客、门客、侠客、布衣卿相等下层人士将礼乐原则的铁幕捅破。
这帮人崇黄、老、荀、杨、韩，鄙视周、孔、孟，将实现自身价值当作最终目标，而不再维护在上者、为尊者的利益。
【３】所谓“大道陵夷”、“战国无义战”等哀叹，都是倾心儒学者对当时世事的评价。
屈原就降生在这个时代。
屈原与时代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与不合时宜的时代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造成屈原悲剧，也是使其成名的深层原因。
从春秋战国始，经秦，至汉宣帝时代，是儒学岌岌可危而黄老、墨、法、阴阳、刑名等学说争长的时代。
其间曾一度出现法家或黄老理论笼盖天下的局面，但是，礼乐细细一脉却经由孤家寡人般的孔子、屈原而流传下来，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种奇迹之发生，虽然要从历史角度寻找，但我认为，更应该从人类学乃至生物学角度去寻找。
孔子是宋人，宋是殷的后代；屈原是楚人，楚是蛮夷之故乡。
问题就奇怪在这里。
一个是被周族推翻的家族的后裔，另一个是身处荆蛮的部落后裔，本来与周族不相关，甚至有世仇，然而，却不约而同昄依在周公门下，成为礼乐原则忠诚的推行者。
为什么？
李二曲、章炳麟、胡适、钱穆、饶宗颐、戴君仁、冯友兰、傅斯年等人都尝试作过探讨，但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寻求儒学渊源上，而且都从考据入手，方法论相对陈旧，因而并没有说清楚。
在笔者看来，美国当代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博士（P·Benedict）和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学者洛伦滋（Ｋ·Lorenz）的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４】本尼迪克的研究有两点给人以启发。
其一，人类文化本质上是“人格的无限扩展”；其二，日神型（Apollonian）文化是一种珍视节制、喜欢礼仪生活，并把所崇拜的偶像与统治主体相联系的文化。
其特点是尊重祖先、长辈，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神秘的力量和口耳相传的生产、生活知识。
洛伦兹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动物种、群中盛行的利他主义。
它源于攻击性，但又是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本能。
其作用是保护整个种、群的存在与繁衍。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人类文化（包括艺术、科学、仪式、道德等）与利他主义的联系。
用如上理论透视儒学，可以发现，礼乐原则来源于《尚书》的典、训、誓、命中所记的远古尧、舜、禹个人的精神人格；尊天敬祖、尚贤忍让、服从秩序，则是这种利他主义精神人格的扩大。
华夏民族提倡这些品质，到周公时使之规范化、系统化为一整套制度，其功利目的十分明显。
本部落内的利他忍让，可以保障团结；尚贤可以保障强盛；尊敬祖先、长辈，可以获得佑护，获得生存下去的基本知识。
如此，便可以使本部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武王灭殷，分封子弟、亲戚、功臣于全国广大地区，既是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也是封建制、家天下的真正开始。
【５】由此，不仅部落内的仪式、道德律令要向全国颁发，而且要补充、修订，使之更完善、更普遍。
唯其如此，统治才能巩固。
这就是周礼的人类学、生物学起源。
倘若如上论述确有可取，那么，屈原情结已被描画出大致轮廓。
３ 屈原情结内核分析A
屈原之死，本微不足道，但由于其深蕴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所以成为道不尽的话题之一。
谁不议论屈原，似乎就无权站在文人士大夫行列。
其突出表现在如下四类人身上：
第一类以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为代表。
《汉书·淮南王传》载：
“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刘安的《离骚传》已佚，但主要内容保存在司马迁《史记·屈原传》中：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由此出发，司马迁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屈原情结的核心乃一“怨”字，接着论述了怨与文、辞、志、行的关系，指出其“皎然泥而不滓”的优秀品质，赞叹道：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向典校经书，第一次把楚辞辑录成册，分为１６卷，作序。
刘向之序也不可见，但《新序·节士》足以说明他对屈原的崇敬态度：
“屈原疾暗王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于世，……遂自投汨罗死。
”王逸依据刘向底本作《楚辞章句》，第一次在屈原与孔子，楚辞与五经之间拉上等号：
“（孔子）临终之日，则大义微言绝，……屈原独以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文义焉；”因此，屈原是“俊彦之英”，离骚乃“金相玉质、百世无匹”之作。
上述四人对屈原评价最高，但如果从心理动力学角度考察，就能分离出各自的隐衷。
二刘乃皇室同姓同族，但都不是直接执政者，【6】与屈原处境完全相同。
忠心为国，表白心迹，企图政权永固平安，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明代张溥以刘向为例，十分确切地道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同姓忠精，感慨相类；……太史公屈原传云：
原死后，楚日以削，竟为秦灭；孟坚亦云：
子政卒后十三岁，王氏代汉。
此两人系社稷轻重为何如哉！
”【7】司马迁和王逸虽不是皇室同族，但与屈原本人却有亲密关系。
试比较《史记》的《楚世家》与《太史公自序》的第一段，就能发现个中秘密：
屈原与司马迁，都是“重黎之后”。
王逸推崇屈原，亦有隐情可循。
在《楚辞章句·九思·序》里，有这样一句话：
“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道出他们之间的纽带：
同乡关系。
张溥亦说：
“（逸）自以为与原同产南阳，土风哀思。
有足亲者”。
【８】这是很公允的评价！
中国古人将“他乡遇故知”当作与“金榜题名时”相同的四大赏心乐事之一。
司马迁受宫刑之后，追念屈原，自不禁悲从中来；王逸四个世纪后辑录楚辞，遥思同乡，也是何等诚惶诚恐？
不言而喻。
所谓“惺惺惜惺惺，双眼泪朦朦”，也许正可以作为他们当时内心激情的真实写照。
二刘一司马一王，心理动机虽稍有差异，但评价屈原却毫不含糊。
其共同特点是：
（１）称颂屈原人格与儒家忠君屈己、直道躬行的精神相联系；（２）称颂屈原作品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相联系；（３）把屈原及其作品抬高到儒家典范的地位。
４ 屈原情结的内核分析B
第二类人以贾谊、颜延之、柳宗元、苏轼为代表。
他们都遭过贬谪，对屈原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悲哀。
四人中，贾柳景况近似而颜苏则别为一宗。
据《史记》载，贾谊１８岁就以“能诵诗属文闻于郡中”，２１岁被召为博士，升迁至太中大夫。
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贬谪。
途经湘水，慨然而作《吊屈原文》。
借屈原以自况，并批判时世黑白颠倒。
据《唐诗》本传载，柳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柳”。
２１岁登进士第，３１岁为监察御史里行，又受到执政者王叔文的信赖。
遗憾的是，变法不到７个月，被贬为永州司马。
路过湘水，亦作《吊屈原文》。
将屈原抬高到孔子、柳下惠的地位，为其伸冤辩白，并哀叹自己“忠诚之既内兮”，“语言之不行”。
贾柳二人经此事变，一蹶不振。
一个３２岁自戕，一个仅存活４７岁。
颜苏与贾柳的不同在于，他们也遭贬谪，但最后得以善终，并被追封。
【９】颜延之《祭屈原文》名义上替湘州刺史所作，叹息屈原生不逢时，实则表达被贬为始安郡太守的不满。
苏轼追唁屈原（《屈原塔》），主要对其求死以殉名节表示由衷的崇敬，字里行间寄托着个人的情思。
贾柳颜苏评价屈原的侧重点在于对个人人格品质的肯定，而较少涉及作品。
因为他们不仅是文士，更是政治家。
此四人另有一大特点，是对于老庄、佛学的偏爱。
贾谊的《鵩鸟赋》以“道”为中心范畴，抒发自己企图超越“物累”而达到“意变齐同”的想法。
【10】苏轼爱好庄子是出名的。
【11】柳宗元尊崇佛、老，世所共知。
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
“余观老子，亦孔子之异流也；”“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要之，与孔子同道”。
【12】颜延之则把佛、老的理论直接灌注到实践中，游戏人生。
张溥说他“历四主、陪两主，浮沉上下；”“玩世如阮籍”。
【13】贾柳之好老、庄、佛，是遭受挫折之后的蓦然醒悟，自求速朽，所以早夭；颜苏则直接从生活态度和形式上表现出来，其内心深处仍是儒家信条，所以长寿。
第三类人以汉宣帝、刘勰、李白、杜甫、程廷祚、刘熙载等为主。
他们主要是从文学意蕴、成就、技巧、文体变化的特质等方面着眼的。
汉宣帝说：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有仁义讽谏”；程廷祚说：
“屈原以经物之才，遭遇怀王昏暗……哀悼恻怛，发而为之；故其文也，有若星月之晦于云雾者焉”；从文学意蕴上立论。
李白说：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说：
“窃攀屈原宋谊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从文学成就上立论。
刘熙载说：
“顿挫莫善于《离骚》，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二句，皆有之，此传所谓‘反复致意’焉”；“屈子之赋，筋节隐而不露”；从文学技巧上立论。
刘勰说屈原“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是从文学体裁的新变上立论。
【14】这些人虽重点从文学角度论述，但并没有忽视、更没有否定屈原精神人格的高尚。
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与前两类人并没有什么差别。
５ 屈原情结内核分析C
第四类人以扬雄、班固、颜之推和朱熹为代表。
他们与前三类人基本相反，目的在于嘲讽并否定屈原。
扬雄曾作《反离骚》，“摭其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以吊屈原”。
首先，扬雄责备屈原不明，既和奸人同处一朝，为什么不了解他们的阴毒；如果了解，为什么又要与之争宠？
“灵修既信椒兰之唼唼兮，吾累忽不蚤睹？
”“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
”其次，责备屈原不智。
既以琼靡为粮，秋菊为菜，将以延年，恐老之将至，为什么又不惜生命，自投汨罗？
言行相反，且于国事无补。
又引孔子不忍离鲁，徘徊反复之例，责备屈原何不胸怀鄢、郢，反而匆匆赴死？
最后，责备屈原心思太杂。
“初累弃彼宓妃兮，更思瑶台之逸女”。
既然三心二意，又为何死守楚国？
“览四荒而顾怀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班固主要从两个方面指斥屈原：
第一是其人自恃多才，显暴君过，太猖狂。
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却“数责怀主”，以至“沉江而死”。
第二是其文虚诳，未得其正。
多称昆仑、冥婚等虚无之语，以及羿、尧、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等，“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颜之推强调班固所言的第一点，不赘。
【15】朱熹对于屈原，也有较为厉害的批评：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
【16】
自韩愈撰《原道》，经宋至明、清，人们已习惯于将文、武、周、孔、孟、荀、董、扬、颜、程、朱……等视为儒学道统之链。
如前所述，屈原情结亦植根于其中。
可是为什么道统中的核心人物却对屈原持批评态度呢？
这正是下文所要阐释的重要内容之一。
６ 屈原情结的逻辑结构
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并分析了屈原情结之后，便可以较为清楚地把握其逻辑结构。
简言之，它是一种以自恋、恋君、恋国（即爱国）等三种成分的圆融而凝成的动力簇为中轴，而以自我失落的痛苦、弃世所纽结的情感流程为外周机制，两者之间互相缠绕、难分你我的复杂心理现象。
如图所示；
R X
Y
R：
周孔的礼乐（即儒学）原则
X：
自恋、恋君、恋（爱）国的中轴
Y：
自我失落的痛苦、弃世的情感流程
由图可见：
（1）中轴和感情流程名称虽异，但出发点相同，都是周孔的礼乐原则。
礼乐原则本是一种超我，但由于它内化并沉淀于无意识中，被赋予人类学、生物学内涵，因而转化为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本我。
超我与本我重叠交融。
（2）中轴之矢量象利箭，一往无前，没有阻遏。
它是生生不息、张力强大而专横、目标单一而指向性明确的动力簇。
（3）情感流程虽起伏不定，但轨迹比较规律、比较显明。
它更多地体现着屈原以及深蕴着这种情结的文人士大夫的自我。
将上述十数人作为屈原情结的承载者，实不足以窥其全貌，但作为代表，却绰绰有余。
以臧否屈原为标准，他们可以被归为两种：
夸赞与责备。
如果从逻辑结构看，他们又全属一种。
因为他们出发点相同，动力簇中轴相同。
唯一的不同，仅在于对屈原情感流程的看法。
然而，这些看法也以儒家原则为标准。
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
夸赞屈原者，固无足论。
这里应该重点解释的是，为什么说责备者其内心也是一掬同情？
试言之：
扬雄写《反离骚》的心情很明显是“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而班固、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作品充满虚诳之语，目的是指摘其显暴君过，不合儒学经义。
同样，朱熹在批评屈原之后，笔锋一转，又指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因而不能仅以“词人之赋”看待。
由此观之，他们不是否定屈原整个人，而是用儒家圣人的标准责备他做得还不够、不彻底。
至于由此引起的王逸对班固的反感，朱熹对扬雄的厌恶（兼及蔡琰和颜之推）等公案是非，使屈原现象更为复杂。
但这都是幻象，只要从笔者所提供的逻辑结构入手，真相就会大白。
７ 屈原情结的是与非
站在２１世纪的入口处，回首遥望屈原情结，从中能分离出哪些积极的可供发扬的、或消极的应当批判的因素呢？
首先，屈原情结中那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永远值得提倡。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守丘”，显然已成为中华民族（包括海外赤子）爱国的表征。
其次，屈原情结中那修炼美德、追求完善，“虽体解犹未变”的精神，永远值得提倡。
“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举世皆浊我独清”，已成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宁肯穷愁潦倒，也要卓荤不羁的人格品质的象征。
第三，屈原情结那呵天问地，试图穷究宇宙奥秘的探索精神，永远值得提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呼喊，以及《天问》式的态度，已成为优秀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也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华莘莘学子的样板。
第四，屈原情结中那苍凉的身世之感，赴死路上一步三回头，以冀国事有望的顽强精神，永远值得提倡。
就连指斥屈原、不遗余力的朱熹，也不无感慨地说：
“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词之哀，盖未有甚于此者；读者其深味之，真可为痛哭而流涕也”。
最后，构成屈原情结显态存在的《楚辞》，其激越的情调、灿烂的华章，永远值得学习。
不管是刘安与司马迁的“与日月争光可也”，还是王逸的“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刘勰的“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等，都不是过头话。
上述所剔抉出的积极成分，是历代文人士大夫所共同珍视的主要方面。
它们已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我们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有机因素。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屈原情结中所混杂的消极成分，对此必须重点剖析，以警醒国人。
在古老的中国，仁人志士不断涌现，但社会并没有本质的进步。
他们的鲜血与行为，借用鲁迅的比喻，除了作为芸芸众生的“人血馒头”，或茶肆酒楼的“谈资”以外，还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的深层答案，不在其他地方，就在文人士大夫自身的屈原情结里。
屈原情结中包含着两个顽固的因子，即恋君与自恋，加上在读解屈原现象中各人所陷的误区，使其成为具有毒药般的负价值的东西。
（１）屈原的爱国是以忠君为前提、基础和旨归的。
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那里，基本没有区别，甚至是君重于国。
先遭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屈原仍“九死而未悔”，就象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
反复阅读屈原的主要作品，在我们眼前，除了一个头戴高帽，胸佩香草、腰系长剑的人烦躁不安、咒骂群小、表白心迹、以求重用的形象之外，还能留下什么？
因此，扬班颜朱的讽刺是很有意味的。
当然，他们都是从忠君不彻底而立论的。
在我看来，恰恰相反。
把国家安危、人民死活系于君王一人，本身就是误区。
君王换掉、死掉，并不等于这个国家、民族从地球上消失。
因而，把屈原叫作不折不扣的忠君主义者，也许更为妥帖。
这里，他比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还倒退一步。
如果不分析考察，把为某氏卖命（例如把忠于汪精卫当成忠于中华民族）当作崇高之举，就会陷入可憎境地。
（２）屈原的忠君和恋家联系在一起。
在屈原那里，家、君、国亦三位一体。
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17】他们都是皇室同姓同族。
在他们看来，国就是家，君就是家长；因此，国仇＝家仇。
对于屈原到底是该死还是该明哲保身，历代文人士大夫争讼不已。
我们且抛开其死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楚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
屈原之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又因为恋同姓之家。
屈氏，楚三户之一也。
否则，如同扬雄、贾谊等人所指出的，他为什么不能放开手脚，象百里奚、乐毅、吴起、范雎、苏秦、张仪那样，在列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
我们不是说家不该恋。
恋家乃人之常情，不可非。
但正如君、国一样，家、国也是两码事。
对于屈原来说，三者可以兼顾，但对于其他人呢？
如果把屈原忠于一己之姓的恋家行为看作纯粹的爱国之举，那么，满人在清末效忠爱新觉罗氏是否也是爱国之举？
如果是这样，孙中山革命又该如何理解？
（３）屈原的自恋，有负作用。
但正是这一点，却让文人士大夫特别醉心。
作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屈原就象希腊神话中那位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厄洛斯（Eros）王子。
从现代心理学角度讲，屈原的自恋是将内在的痛苦投射出去，然后咀嚼并审视它，把实践理性化作美（广义的）的观照，再强化为深层无意识。
似乎可以这样说，屈原不是在发泄痛苦，简直是在顾影自怜、欣赏痛苦。
痛苦已成为屈原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就如同那些经常唉声叹气，把滔滔不绝地向人诉说烦恼当成享受的人一样。
心理学家一致指出，这是一种精神传染病；越敏感，越易患。
不幸的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多属敏感者。
他们宁愿把直面、改革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内心现象，自我排遣，自我陶醉，也不愿（或不屑）参予对丑恶势力的直接交锋。
自恋不仅造成大批遗老遗少的自杀，甚至许多仁人志士故意赴死（包括谭嗣同等人），企图以此唤醒国人，宣告自己的清白。
因此，自恋具有保护、崇拜自我的保守性质；于现实无补，反使恶人更加得志。
由上观之，自恋使中国文人士大夫勇于自戕而拙于挺身抗争；恋家使之成为一盘散沙，各自为己打算而且心理坦然；忠君则使之把独夫民贼当作圣明天予，改朝革代，换汤不换药。
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爱国”，只剩下空壳，它反倒成为下层民众的责任和义务。
本文坚决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一堆垃圾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但同时也认为，其中确有许多是非混淆，甚至似是而非的东西。
把问题说严重一点，丝毫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相反却能使我们更为冷静、更为理智。
（１９９５．１２．９）
（原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注释：
【１】《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作为代表。
【２】外有夏、商余孽，内有管、蔡、霍之属。
【３】李珺平：
《天汉雄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年版。
参见第一章。
【４】[美]R·本尼迪克：
《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７年版；[奥]Ｋ·洛伦兹：
《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７年版。
【５】夏、商也是家天下，但只掌中央政权，而没有象周那样广泛分封子弟、亲戚、功臣。
孔子出生时，距武王克殷已５个多世纪，宋已被融入大一统华夏之中；屈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也说明他自觉作为黄帝子孙。
【６】刘安是刘邦直系子孙，刘向是刘邦弟弟的后裔。
【７】【８】【１３】[明]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题辞》，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０页。
【９】颜延之７３岁死，被追封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苏轼６４岁死，被追赠为资政殿学士，谥文忠公。
【１０】参见拙李珺平：
《贾谊之“道”新解》。
【１１】《宋文·苏轼传》
【１２】[唐]柳宗元：
《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北京）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８１页。
【１４】以上见《汉书·王褒传》；程廷祚：
《青溪集·卷三》；刘熙载：
《艺概·卷三·赋概》；刘勰：
《文心雕龙·辨骚》。
【１５】以上见《汉书·扬雄传》；班固：
《离骚序》、《离骚赞序》；《颜氏家训·文章》。
【１６】[宋]朱熹：
《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１９７９年版，第３页。
【１７】比干、微子分别是纣王的叔父、兄长；朱耷是朱元璋的直系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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