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诗谱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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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诗谱序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义曰：
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
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
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
大庭、轩辕逮於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疏]正义曰：
郑注《中候·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
德合北辰者皆称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
大庭，神农之别号。
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
《礼记·明堂位》曰：
“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
”注云：
“伊耆氏，古天子号。
”《礼运》云：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蕢桴而土鼓。
”注云：
“中古未有釜甑。
”而中古谓神农时也。
《郊特牲》云：
“伊耆氏始为蜡。
”蜡者，为田报祭。
案《易·系辞》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
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
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
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
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
案《古史考》云“伏牺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牺、女娲已有乐矣。
郑既信伏牺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
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
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
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
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
若然，《诗序》云“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
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
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
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
而《六艺论·论诗》云：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
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
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
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之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
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
由主意有异，故所称不同。
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
《虞书》曰：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然则《诗》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义曰：
《虞书》者，《舜典》也。
郑不见《古文尚书》，伏生以《舜典》合於《尧典》，故郑注在《尧典》之末。
彼注云：
“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
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
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
声中律乃为和。
”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
“放於此乎”，犹言適於此也。
“放於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
言放於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
《益稷》称舜云：
“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乘之庸之，否则威之。
”彼说舜诫群臣，使之用诗。
是用诗规谏，舜时已然。
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
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
《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
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
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
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
虽於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
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
“诗之言承也。
”《春秋说题辞》云：
“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
诗之为言，志也。
”《诗纬·含神务》云：
“诗者，持也。
”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
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疏]正义曰：
夏承虞后，必有诗矣。
但篇章绝灭，无有孑然而得遗馀。
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
有《商颂》而无夏颂，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
[疏]正义曰：
汤以诸侯行化，卒为天子。
《商颂》成汤“命於下国，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渐兴，亦有风、雅。
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无商风、雅，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於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疏]正义曰：
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雅之意。
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剌过讥失之二事耳。
党谓族亲。
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
颂则前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
○
周自后稷播种百穀，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於此名也。
[疏]正义曰：
自此下至“诗之正经”，说周有正诗之由。
言后稷种百穀之时，众人皆厄於饥，此时乃得粒食。
后稷有此大功，称闻不朽，是后稷自彼尧时流传於此后世之名也。
《尧典》说舜命后稷云：
“帝曰：
‘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穀。
’”《皋陶谟》称禹曰：
予“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烝民乃粒”。
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脩其业，以明民共财。
[疏]正义曰：
公刘者，后稷之曾孙，当夏时为诸侯。
以后稷当唐之时，故继唐言之也。
中叶，谓中世。
后稷至於大王，公刘居其中。
《商颂》云“昔在中叶”，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
《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
明民，谓使衣服有章。
共财，谓使之同有财用。
公刘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顾天。
[疏]正义曰：
此《尚书·多方》，说天以纣恶，更求人主之意，云：
“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
惟尔多方，罔堪顾之。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注云：
顾由视念也。
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动天下之心，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
众国无堪为之，惟我周能堪之。
彼言文王、武王能顾天耳。
大王、王季为天所祐，已有王迹，是能顾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於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疏]正义曰：
《泰誓》说武王伐纣，众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言民得圣人为父母，必将有明政，有安居。
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疏]正义曰：
此总言文、武之诗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时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检其文，皆成王时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疏]正义曰：
时当成王，功由周公，故《谱》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
制礼作乐，大平无为，故与大平连言。
颂声之兴，不皆在制礼之后也。
故《春官·乐师职》云：
“及彻，帅学士而歌彻。
”玄谓彻者，歌《雍》也。
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前者也。
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疏]正义曰：
此解周诗并录风、雅之意。
以《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初兴之政教。
今有颂之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据成功之颂，本而原之，其颂乃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以道衰乃作者，名之为“变”，此诗谓之为“正”。
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
《仪礼·乡饮酒》“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閒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
《燕礼》用乐与《乡饮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虫》之篇，其馀在於今《诗》，悉皆次比。
又《左传》及《国语》称鲁叔孙穆子聘於晋，晋人为之歌《文王》、《大明》、《绵》，又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亦各取三篇，风、雅异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谱》於此不言孔子。
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
《春官·大师职》郑司农注云：
“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於鲁，时孔子尚幼，未定《诗》、《书》，而曰‘为之歌《邶》、《鄘》、《卫》’，曰：
‘是其《卫风》乎’。
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歌颂。
《论语》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者，孔子正之耳。
”是司农之意亦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
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岁。
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
”此说非也。
六诗之目，见於《周礼》，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
《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
孔子以后，简札始倒，或者《草虫》有忧心之言，故不用为常乐耳。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
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
[疏]正义曰：
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变风、变雅之作时节。
变风之作，齐、卫为先。
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
庄四年《公羊传》曰：
“齐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
”徐广以为周夷王亨之。
郑知懿王者，以《齐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
”当夷王之时，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
言夷王之时，山杀胡公，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
受谮亨人，是衰闇之主。
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不言孝王有大罪恶。
《周本纪》云：
“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谮矣。
《本纪》言诗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时《鸡鸣》之诗作乎？
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
《卫世家》云：
“贞伯卒，子顷侯立。
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
”是卫顷公当夷王时。
《郊特牲》云：
“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
”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礼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贤也。
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
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正义曰：
大率变风之作，多在夷、厉之后，故云“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击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剌之类，故连言之。
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
恶者谁罚？
纪纲绝矣。
[疏]正义曰：
此言周室极衰之后不复有诗之意。
“五霸”之字，或作“五伯”。
成二年《左传》云：
“五伯之霸也。
”《中候》“霸免”，注云：
“霸犹把也，把天子之事也。
”然则言伯者，长也，谓与诸侯为长也。
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与诸侯为长，三代共有五人。
服虔云：
“五伯，谓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也。
”知者，《郑语》云：
“祝融之后，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
”《论语》云：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
”昭九年传云：
“文之伯也。
”是五者为霸之文也。
此言五霸之末，正谓周代之霸齐桓、晋文之后，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
齐、晋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
僖元年《公羊传》云：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
”是齐桓、晋文能赏善罚恶也。
其后无复霸君，不能赏罚，是天下之纲纪绝矣。
纵使作诗，终是无益，故贤者不复作诗，由其王泽竭故也。
《王制》云：
“千里之外，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
”是方伯谓州牧也。
周之州长自名为牧，以其长於一方，故《公羊》称为方伯。
言无天子，无方伯，谓无贤明耳。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於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疏]正义曰：
懿王时诗，《齐风》是也。
夷王时诗，《邶风》是也。
陈灵公，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
变风齐、邶为先，陈最在后，变雅则处其閒，故郑举其终始也。
《史记·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
”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
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
《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务》《尚书·璿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者，汉世毛学不行，三家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
谶纬皆汉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
此言“讫於陈灵”，则在鲁僖之后。
《艺论》云：
“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
”唯言“至於鲁僖”者，据《诗》之首君为文也。
陈灵公非陈诗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举鲁僖以为言也。
《艺论》云“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则《商颂》不在数矣。
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代，数篇则兼取商诗，而云“合为国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故得称之。
孔子刊定，则应先后依次，而《郑风·清人》是文公诗，处昭公之上；《卫风·伯兮》是宣公之诗，在惠公之下者，郑答张逸云：
“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录者直录，存义而已。
”然则孔子之后，始颠倒杂乱耳。
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
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於是止矣。
[疏]正义曰：
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
“弘福如彼”，谓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
“大祸如此”，谓如厉、幽、陈灵，恶加於民，被放弑也。
“违而不用”，谓不用《诗》义，则“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诗》义也。
互言之也。
用《诗》则吉，不用则凶。
“吉凶之所由”，谓由《诗》也。
《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
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录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视成败於行事。
又疾时博士之说《诗》，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终始，讲於乡党无昭晳，陈於朝廷不焕炳，故将述其国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后。
夷、厉已上，岁数不明。
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
[疏]正义曰：
“自此已下，论作《谱》之意。
《本纪》夷王已上多不记在位之年，是“岁数不明”。
《周本纪》云：
“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
又三年，王出奔于彘。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岁鲁真公之十四年，齐武公之十年，晋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卫僖侯之十四年，陈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郑则于时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
又案《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於彘。
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
子幽王立，十一年为犬戎所杀。
子平王立，四十九年，当鲁隐公元年。
”计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时，年岁分明，故云“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
郑於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
《易》有《序卦》，《书》有孔子作《序》，故郑避之，谓之为“赞”。
赞，明也，明己为注之意。
此《诗》不谓之“赞”，而谓之“谱”，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於力则鲜，於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於是与。
[疏]正义曰：
此又总言为《谱》之理也。
著魏有俭啬之俗，唐有杀礼之风，齐有太公之化，卫有康叔之烈。
述其土地之宜，显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众源所出，识其清浊也。
属其美剌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耳。
哀十四年《公羊传》说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郑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
○正义曰：
《禹贡·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属雍州也。
《绵》之篇说大王迁於周原，《閟宫》言大王居岐之阳，是周地在岐山之阳也。
《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则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内之别名也。
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丰。
《周书》称王季宅程，《皇矣》说文王既伐密须，“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不出百里。
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别也。
○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
○正义曰：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有美阳县，《禹贡》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
皇甫谧云：
“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
本或作杜阳。
”案《志》扶风自别有杜阳县，而岐山在美阳，不在杜阳。
郑於《禹贡》注云“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则作“杜”者误也。
《皇矣》称“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是其处险阻也。
《绵》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是地肥美也。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而脩德建王业。
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
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
○正义曰：
以帝乙，纣之父，准其年世，与王季同时。
《旱麓》说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
《尚书》谓文王为西伯，当是继父之业，故知王季亦为西伯。
殷之州长曰伯，谓为雍州伯也。
《周礼》“八命作牧”，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
如《旱麓》传云：
“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
”《孔丛》云：
“羊容问於子思曰：
‘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谓之二伯。
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皆为诸侯，奚得为西伯乎？
’子思曰：
‘吾闻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
此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
’”皇甫谧亦云：
“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始受圭瓒秬鬯。
”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
郑不见《孔丛》之书，《旱麓》之笺不言九命，则以王季为州伯也。
文王亦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
文王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
文王之德优於王季，文王尚为州伯，明王季亦为州伯也。
《楚辞·天问》曰：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王逸注云：
“伯谓文王也。
鞭以喻政。
言纣号令既衰，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
”《天问》，屈原所作，去圣未远，谓文王为牧，明非大伯也。
所以不从毛说。
言“至纣，又命文王”者，既已继父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也。
知者，以《汉广序》云“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汝坟序》云“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
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诗犹美江、汉、汝坟，明是江、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
若非受纣之命，其化无由及之，明纣命之矣。
江、汉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书》注云“南兼梁、荆”。
其后化广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纣命也。
於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
○正义曰：
既引《论语》三分有二，故据《禹贡》州名指而言之。
雍、梁、荆、豫、徐、扬归文王，其馀冀、青、兖属纣，九州而有其六，是为三分有其二也。
《禹贡》九州，夏时之制，於周则《夏官·职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贡》，无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监二代而损益之，改《禹贡》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是其事也。
《尔雅·释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
孙炎曰：
“此盖殷制。
《禹贡》有梁、青无幽、营，《周礼》有幽、并无徐、营。
”然则此说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远指禹世者，孙炎以《尔雅》之文与《禹贡》不同，於《周礼》又异，故疑为殷制耳，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
《地理志》云“殷因於夏，无所变改”，班固不以《尔雅》为世法。
又《周礼》冀、幽、并，於《禹贡》唯一州耳，相率三分无一，故从岐而横分之。
据《禹贡》正经之文，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准《禹贡》之境，论施化之处，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
《序》言化自北而南，则於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丰，乃分岐邦。
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职之国。
○正义曰：
“文王受命，作邑於丰”，《文王有声》之文也。
《地理志》云：
“京兆鄠县，丰水出其东南。
”皇甫谧云：
“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
”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须，徙於鲜原，从鲜原徙丰。
而谧云自程，非也。
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文王既迁於丰，而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
言分采地，当是中半，不知孰为东西。
或以为东谓之周，西谓之召，事无所出，未可明也。
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纣时事，已言周公曰。
《乐记》说《大武》之乐，象伐纣之事，云“五成而分陕，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
文王若未居丰，则岐邦自为都邑，不得分以赐人，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
且二《南》，文王之诗，而分系二公，若文王不赐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诗系之？
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
既以此诗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职之国”也。
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贤人，文王承其业，文王自有圣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当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为辞耳。
犹自兼行圣化，故有圣人之风。
此独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
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后。
於此言之者，明诗系二公之意也。
言“己所职”者，指谓六州之人服从於己者。
○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
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
○正义曰：
宣十二年《左传》引《时迈》之诗云：
“昔武王克商，而作颂曰：
‘载戢干戈，载櫜弓矢。
’”《时迈序》云“巡守”，则武王巡守矣。
《王制》说巡守之礼，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诗也。
《谱》云“天子纳变雅，诸侯纳变风，其礼同”，则文王亦采诗。
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诸侯之纳变风，直欲观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别贤圣之异风，立一代之大典也。
文王犹为诸侯，王业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据武王言之耳。
武王遍陈诸国之诗，非特六州而已。
而此二《南》之风，独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故独取其诗，付属之於大师之官，使分而国之，为二国之风。
以大师掌六诗之歌，达声乐之本，故知属之使分系也。
○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国也。
○正义曰：
文王将建王业，以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贤之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与己圣化，使二公杂而施之。
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圣人之化，或得贤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咏有等级。
大师晓达声乐，妙识本源，分别所感，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解大师分作二《南》之意也。
知有此理者，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
以圣人宜为天子，贤人宜作诸侯，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
以周公圣人，故以圣人之风系之，以召公贤人，故以贤人之风系之。
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风义，一圣一贤，事尤相类，故系之二公。
既分系二公，以优劣为次，先圣后贤，故先周后召也。
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化之地。
且作诗之处，若不言“南”，无以见斯义也。
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故周、召二国并皆云“南”，见所化之处，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
此诗既继二公，即二公为其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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