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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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它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继承性,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制约着我们当今的教育。

在讲求科学精神与文化精神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良好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为当今社会发扬科学、人文精神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1.中国传统文化

1.1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三个小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在西周初期有三种含义:

天子所属之城,即京师,与四方诸侯相对举;商周封域,与远方相对举;专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即夏区,用于周所封诸侯,称为诸夏,与四夷相对举。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含义多次发生深刻的变化。

由专指中原发展为包括所有郡县,进而发展为包括所有边疆,由专指汉民族发展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由中华大地的统称发展为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

传统,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袭着、流变着的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

传统是来自于过去,而现在仍有生命力的东西。

所以说,传统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拥有超越历史的意义。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

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

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源于《周易》。

《周易》云: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其意是按照人文进行教化。

到了汉代,文化成为相连的常用词,多为“以文德治天下”之意,或与未经教化的“野蛮”、“质朴”相对举。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而狭义的文化,除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外,有时又专指文学艺术,如“文化部”、“文化部门”等。

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

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2]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本土上创造的文化,它从远古延续到今天,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其中,从夏、商、周以来至鸦片战争前的这一大段属于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世代形成、积淀,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它不但占据了中国文明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而且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当代的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

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

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的东西。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实体系，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本。

1.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并没有演绎出有关科学的字样。

科学，特别是近代科学，更多的是舶来品。

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所采用的科学，其原意是指一种系统的知识，特别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知识。

而后当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时，其传统的方法论意义就进一步深化，比如《汉语大词典》中解释，科学就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

前后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尽管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发生了变化，但蕴涵在其中的精神却没有变化。

科学追求的仍然是客观规律，仍然是真理性的知识。

简要地说，科学精神就是一个求真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科学精神，中国历史是一个求真过程不断延续的历史。

不正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面对现实，就无法看到统一的历史。

科学精神绝不是同传统文化相对立的，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五四时期”，人们在呼唤科学的同时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认为中国的传统中缺少科学，更缺少科学精神，于是大力提倡西方科学，完全摒弃中国学术传统。

在打倒孔教的同时，也打倒了中国传统的“根”。

科学就是西方，科学精神就是科学主义，人们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已有的对西方的浅薄印象去改造传统。

事实上，对于科学精神，西方注重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表现，中国则多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表现。

张岂之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道德经》讲“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是用智慧去阐述世界的本质和来源，是哲学的方式，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充分体现。

同时，孔子在《论语学而》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科学充满了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精神。

[3]

对于中国，即使在薄弱的自然科学里，也同样蕴涵着不断求真的科学精神。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

南北朝为第一高峰，以祖冲之、陶弘景、郦道元、贾思勰为代表；宋元时期为第二高峰，以宋慈、秦九韶、郭守敬、王桢、薛景石、赵友钦为代表；晚明是最后一个高峰，以李时珍、潘季训、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为代表。

三个高峰的起伏间，众多科学家勇于探索，积极求真，毕其一生精力于一书。

如祖冲之的圆周率推算之精密是西方不可比拟的，这里面如果没有科学的精神，没有求真的勇气，是难于做到这一点的。

郦道元遍访海内大川写的《水经注》则成为地理史上的杰作。

如果说没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如何做得?

即使在清代也有王寅旭、梅定九的历算考订。

可以说科学之精神贯穿中国传统。

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深含着科学精神。

历史学作为中国最早也最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自古便蕴涵着浓厚的科学精神。

古人写史最重一个“实”字，没有根据的事不可乱写。

《史记》就是这样的典范，我们现在考古出来的一些资料就证明《史记》在记录一些史前史的方面是很准确的。

战国时期，一位国君因为其史官敢于写实便将其斩首，而其弟一听说此事便跑来接着写史，而不改其兄之初衷。

因而后代写史极重史实，因私废公为人所不齿。

明太祖怕史官的故事也是流传久远了。

所以古人在考订古籍经典时也更注重史实，而不是权威。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陷于琐碎的考证，但其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变的。

即使在经学领域这种精神也是有的。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把《今文尚书》奉为经典，但到东汉时则因为《古文尚书》的出土而展开学术上的讨论。

这在学术上表现为一种怀疑精神。

宋明理学则是经学吸收佛学的结果，这表明一种宽容的精神。

清学的系列考证揭开了疑古时代的序幕，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反对科举取士、争取学术自由的先声。

总之，就科学精神的本质看，中西方是一致的。

1.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

具体如下：

坚忍不拔的精神境界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中国文化强调“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人生态度，把困难、挫折、痛苦作为人生的财富，把坚贞不屈、不畏艰险、不惧挫折、奋斗不息作为精神追求。

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论语·秦伯》说：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4]把自觉为国家民族承受苦难，作为担当大任的条件。

《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勿乱其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5]《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乐。

”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这既是一种宇宙情怀，也是一种德理性，更是一种文化自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

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顾炎武先生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6]告知国民要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志于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

古往今来无数贤达的仁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

后来经麦孟华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很快传播开来了,特别是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先后引用,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家喻户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提出了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神圣义务和道德责任。

它出现在国家危机与灾难深重的年代,反映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时代精神追求,是那个时代开始觉悟的中国人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庄严承诺,更是中国人民自觉承担自己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的表现。

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国难当头,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时候,更多的是很多责任感、责任意识在中国的古人那里有对家庭负责、对族人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风气负责。

中华民族历来有“见危授命”、“威武不屈”的精神。

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面前，从来不乏志士仁人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表现出大义凛然的高尚气节和情操。

“仁德”是君子的追求。

“仁”的概念和仁德的提出，可以说是孔子的一个伟大贡献。

“仁”的内涵，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仁者爱人”。

“爱人”不只是一种心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善的意志，是一种理智的决断。

“我欲仁，斯仁至矣。

”[7]人只有按照“仁”的要求去做，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

孔子提出“仁”的价值理想，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社会中的仁爱精神和仁爱要求，化为每个人的内在自觉。

2按照仁德的要求，做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君子，一个是圣人。

君子是对社会大众而言的。

孔子对君子作了明确的规定：

“君子泰而不骄”“君子和而不同”“君子贞而不谅”、一句话君子重视道德，仁爱却绝对不会盲从。

小人只知道盲从却不懂仁德真正意义。

君子人格的这种价值追求，锻造了中华民族温、良、恭、让的民族性格。

谦和礼让是人与之间和谐的要求。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作用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孔子说：

“德不孤，必有邻。

”（《论语·里仁》）孟子说：

“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孟子·滕文公上》）《礼记》曰：

“君子睦以合族”。

谦和礼让，是做人的基本品格。

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都注重“仁德”、“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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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人文精神中汲取养分

许多学者认为传统儒家文化本质上是阻碍科技发展的，不利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其实传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有很多有利因素是有待挖掘与发扬的。

传统科学精神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与研究往往以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为出发点，具有重整体、轻个体的有机自然主义特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

“这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想意识，使得中国古代的科技一开始就站到全面、联系和发展的高度推动科技的进步，因而它能够扫除上帝和神灵的干预，使得人们一切从事实和经验出发，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于一些不可知的事物，一般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述诸鬼神。

”这就鲜明地体现了人文精神，也因此古代科技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上帝和神的束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与西方中世纪的“科学中断”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强调天地人的整体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对于维持生态系统、保护自然、克服信仰危机、维护社会关系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传统人文精神讲求直觉和内心体悟的作用，并且这种直觉感悟的思维向度直接指向人本身，因而使科技与社会的发展表现出了对人这一认识主体的关注，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主体能够自觉运用自己的本能，充分表现出人类自我存在的意义。

科学发展的历史也已表明，直觉顿悟与理性分析是人类思维创造的两翼，科学思维应当是直觉感悟与理性分析二者的融合与贯通。

理性思维的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需要顿悟和直觉来实现科学认识的飞跃，也是其创造性的体现;直觉与顿悟的实现也必须以理性思维方式为前提，离开了它，人类的认识就带有神秘性和模糊性，也是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强调创新与想象力的发挥，就更加离不开直觉的感性思维。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思想的两个维度，它们的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

科学精神需要人文精神去关照，人文精神需要科学精神为基础，只有实现二者的融合才能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合理成分与精华部分能在现代科学与人文之间搭建起一个沟通的桥梁。

在当今社会，应该用一种新的思维和方法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文化意义。

我们要发展我国的科技，要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思想进行分析总结与批判继承。

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人文精神，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选择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能扎根我国并被广泛接受的积极思想，做到消化与吸收，否定与发扬。

构建当代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调整文明的分裂与失衡，是当今重要的文化课题。

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冷静思考，在机遇与挑战中继承和保护民族文化，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营造好的文化环境，创造更有利二者融合的条件，促进社会文明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彧译注.周易[M].北京：

中华书局，2006. 

[2]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张岂之.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与创新基因[N].中国教育报，2016-7-23.

[4]孔子及其弟子.论语[M].北京：

中华书局，2006.

[5]万丽华，兰旭译注.孟子[M].北京：

中华书局，2006.

[6]顾炎武.日知录[M].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7]荀子.荀子[M].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