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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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首先，从国内背景看，我们认为从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转变国家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加强文化建设。
一方面，我们要发挥我国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比较优势，加快发展具有绿色经济特点的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实践，我国家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导致了资源和环境不能支持。
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日益突出，那么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从各方面去努力，其中，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发展方式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么我国家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这么一个历史极为悠久、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文明古国。
与我国矿产资源相比较，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丰富突出，这也是我们的基本国情。
我们过去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加深对我们基本国情的认识，比方说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国情。
再一个呢我们过去说我们地大物博，但是后来我们认识到我们地大、人多，但是我们的资源并不富裕，特别是与人口相比较，一人均我们的资源就显得不足，是吧。
经过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加快发展，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制造业，走出了一条在经济方面快速发展的道路。
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间，我们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主要就是我们的资源不足。
比方说我们的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耕地只有四分之一，除了少数资源比方说像煤炭、像稀土，还有少数的稀有金属，我们还有一定的储量，有一定的优势以外。
那么绝大多数资源我国家都是不足的。
比方说现在石油天然气，我们现在50%以上靠进口，铁矿石50%以上靠进口，我们现在城市的水资源，北方大多数的城市都缺水，北京现在实行南水北调，很多城市都是什么“引”什么水的工程等等。
所以从长远看，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把以往靠拼资源、靠出口、靠外延式、靠粗放式这种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这方面来。
转变到从外需转变到主要依靠内需这方面来。
与此同时呢，我们进一步认识国情，我们发现我国家的文化资源特别丰富，这个是与我们矿产等物质资源相比较。
那么五年前的历史积累了无比丰厚的文化资源，比方说我们全国的遗产资源已经考察比较明确的遗产资源，大体上有40多万项，省市级以上的资源有几万项，国家级的有几千项，现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源有30多项，这个在世界上都是优势是非常突出的。
随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我们过去把它一般看作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逐渐有了经济的功能，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随着人民闲暇时间的增加，随着大众文化的出现，文化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
文化不仅仅是上层建筑，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不仅仅具有社会属性，同时有一部分文化产品同时它还具有商品属性。
那么，从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看，像美欧一些文化产业大国，那么他们的文化产业在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占到10%到20%之间，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点。
那么，我们重新认识国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推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可以大大地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发挥文化建设在这样一个新的特点，要发挥文化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溢出效益和诱导作用，推动国家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纯追求GDP，追求物质财富，向全面和谐与科学发展的方向转变，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我们不仅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要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财富。
应该说，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转变，重大的转变。
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两次重大的发展战略转变，一次就是从文革结束的时候，那么从1976年到1980年左右，大概有这么三四年的时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为标志，我们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也就是说从以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
那么在这次转变过程中间，我们解放思想，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次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结束文革，面向未来。
那么由于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这一次转变时间不是很长，大家很快就达成共识了，但是当改革开放30年以后，我们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各方面的问题都日益暴露出来，那么特别是我们以往重物质财富，相对的对精神财富，对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化建设重视不够，那么，我们对人的全面发展还重视不够，尤其是再加上经济发展要由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要转变到依靠内涵的发展这方面来。
所以这样一个转变，我们觉得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其实，从1996年中央就已经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但是在九五和十五期间，转变发展方式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
到了新世纪以来，新世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进一步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以人为本，提出了“四个建设”，再加上生态建设生态文明，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生态建设这样五个建设并举，这样一个新的方针。
那儿从此以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加快了。
应该说在文化方面，从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到现在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觉得在文化建设、经济精神文明这一方面目标进一步的明确了，也就是说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看物质财富创造了多少，GDP创造了多少，更重要的标志是要看我们的文化建设、精神文明、文化财富是不是创造的更多，这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用我们六中全会决定中的话说，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要发挥在这次伟大的转变中间，我们要发挥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所谓引领作用就是解放思想，通过理论创新，通过文化的这种引领作用，辐射到一切方面，来推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战略转变。
所谓溢出效益就是要发挥文化的这种它有一种正外部性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溢出效益。
所谓诱导作用就是通过文化消费来诱导新技术、社会转型等等方面。
那么发挥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溢出效益和诱导作用也就是六中全会所说的，我们要更大程度的使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仅是物质追求，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追求，所以这样一个转变我们认为决定这样一个精神和实现这样一个转变，我们认为它大大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目标也更为清晰。
第二个就是顺应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迫切要求。
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人们开始重视精神文明了。
那么2010年我国人均的GDP已经达到了4300美元，那么4300美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也就是说它已经迈过了消费结构转换的节点。
根据国际经验，一般来说，在800元以下是处于贫困阶段，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一种潜在的需求，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
那么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文化消费开始活跃，那么达到3000美元以上精神文化需求就开始逐年的快速的增长。
4300美元应该说已经迈过了消费结构转换的这样一个节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城乡的各方面的文化生活这些年都非常活跃，群众性的活动，自发性的。
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它还束缚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虽然经过文化体制改革，无论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公共文化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强劲的这种文化市场的需求相比较，仍然供给的缺口很大，不能满足。
所以作为执政党，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迫切要求，那么就必须要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要求。
我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急剧转型这样一个阶段，这样的阶段既是一个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和利益突出频繁爆发的风险期。
从国际经验看，比方说拉美，像巴西、阿根廷等等一些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人均GDP3000-8000美元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但是他们没有解决好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这样一个阶段，所必须暴露出来的比方说像城乡收入差距，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比方说经济社会制度不完善的问题等等，结果呢出现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最后导致了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有些国家甚至发生了频繁的军事政变。
那么所以经济社会急剧的转型期，它往往是一个社会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频繁爆发的风险期，因为在这样一个转型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社会制度还不完善，所以当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在冲突的时候，特别是在现代传媒，在全球化现代传媒这种条件下，就很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出现动乱。
那么最近在中东和北非所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在前几年中亚出现的颜色革命也属于这一类问题，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大概现在也是处于一个中等收入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这样警示我们如何解决社会转型的问题，我们要发挥文化的作用，文化在化解矛盾、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增强共识，来实现这样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平稳过渡方面它有独特的作用。
那么其次，就这方面而言，我们还要说经济社会转型不仅仅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且还包含了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它既有风险，同时在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间，我们还要实现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那么这几个方面的转型它是交织在一起，比方说我们过去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我们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现在我们还叠加了向信息社会和现代服务型社会的转型，所以这个任务很重。
那么从社会建设来说，我们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血缘型的宗法社会，那么想现代社会转型，实现现代法制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个人们在认识上，包括传统的宗法社会的解体，包括人们的认识水平，人们的行为方式的转型，这个都需要很长的过程，而且这中间社会分化，分化了以后日益分化了以后，它会带来各种利益和冲突。
那么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间我们要设计好制度，最后把人们的认识水平，把方方面面的政策最后沉淀到完善我们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方面来，所以制度建设方面的任务很重。
那么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我们传统的文化是一种封建性的文化，从中国1840年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以来，我们又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那么我们现在的文化形态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那么传统的自然经济在解体，传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逐渐在转变，但是一般而言，社会经济生活可能变化比较快，而人们的习俗、习惯、风俗、观念这些东西会变化，但是它往往有时候还会有一个滞后期，同时我们中国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地区发展还不平衡，像沿海地区可能变化会快一点，那么像内地特别西部地区可能变化会慢一些，那么特别还要指出的是就是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间，从近代以来我们还经历过比方说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讨论，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的争论。
再比方说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打倒孔家店，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有人提出来全盘西化这样的争论和问题。
再比方说我们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也走了很多弯路，而文化建设这块应当说走的弯路更多，是不是？
那么最突出、最严重的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怎么样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这样一个方向下，怎么样实现借鉴西方的文化，坚持我们的本土文化，使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对我们传统文化毛主席说的去除糟粕，吸收其精华，那么跟西方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跟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那么这样一个任务还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探索。
同时，全社会的文化转型可能由于各种利益、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文化上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整合的不好，往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事实表明像中亚颜色革命，像阿拉伯之春，这样一些大规模的动乱，甚至政权更迭，既有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文化方面的问题，而且文化传媒在中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建设更高水平，能够惠及全国老百姓，不仅物质财富能够急剧增加，大幅度增加，而且精神文明能够、精神财富、精神文明也能够大幅度增加，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更高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需要我们恐怕还要进行长期的努力。
所以，文化建设在这中间的引领作用，对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实现转型，对于制度创新，对于建设更高文明水平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中间起的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所以，有人说21世纪是一个文化的世纪，英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汤英比（同音）他讲过，他说21世纪可能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也就是说东方文明、中华文明可能在21世纪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想这些预言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所以我们要推动无论从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还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还是实现我们全面的发展战略目标的转变，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现我们长远的发展目标来说，文化建设都不可忽视，这是我们说从国内背景来看，所以加强文化建设已经越来越凸显它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从国际背景来看呢，我们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来进行分析。
一方面，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这个资产损失极为严重，由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为经济危机，目前又爆发了欧盟的债务危机，美国失业率高企，居高不下，经济进一步进入衰退这样一个阶段。
全球的经济又面临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金融危机它充分暴露了西方金融制度、经济制度的缺陷和问题，那么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从各方面进行反思，首先反思金融制度的问题，比方说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盲目崇拜、盲目相信市场机制，对市场不加监管，监管薄弱这样的问题。
反思，人们在不断的反思中最后就发现，不光是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问题，在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背后更深刻的问题是文化和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一定的金融制度、经济制度它是在一定的价值观、一定的文化理念的指导下所构建起来的。
所以人们在反思中间，最后不断的反思到更深层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缺陷。
有人认为西方的文化从启蒙运动以来，就从根上可能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你比方说西方的民主、自由、仁爱、人权、法制、世界市场，这些显然是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也在借鉴西方文化的这些优秀成果。
但是另一方面启蒙运动高举的是理性的大旗，但是在高举理性这个大旗的时候，由于理性它主要是针对中世纪的神学，在高举理性大旗的时候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演变为它在这中间有很强的一种工具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实用主义。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在西方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间，随着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日益越来越重视物质条件，也就是说物欲，对物欲的追求越来越强烈，由于市场机制它就会带来对财富的追求，市场经济应该说也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率，另一方面它能够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间它会带来人们对物欲，对财富的强烈的这种愿望和追求。
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当今的西方世界已经逐渐的抛弃掉了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间所说的新教主义的这种这个勤俭、奋斗、艰苦创业的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慢慢越来越淡薄，而是追求安逸、追求福利，追求超前消费，尤其这个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由于西方的经济的金融化发挥到了极致，金融杠杆把这个消费社会发挥的淋漓尽致，你比方说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房利美、房地美这两大公司它给老百姓的购房者的贷款可以零首付，零首付就是金融杠杆的这个作用一下子无限放大，所以最后造成了大量的坏账，再比方说西方重视个人的作用，轻视群体的作用，重视个人往往又发展到极端个人主义，像华尔街这些金融家，在很大程度上进行金融创新，就不顾社会责任，不顾全社会的利益，往往从自己公司，从个人利益出发，所做的这些金融创新谁也看不懂，连美国的格林斯潘都说这些所谓的金融创新大多数人看不懂。
所以，像这样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它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另一个方面在市场经济急剧的发展过程中间，它日益暴露出来它的缺陷，所以现在我们认为在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在反思的时候，事实上全球面临一个重新建构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观的这样一个任务。
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秩序，对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改革，就是首先要在理念上、价值观上达成共识，然后在价值观上达到共识必须要纠正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些缺陷，纠正这些缺陷恰恰中华传统文化这些优秀的成果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比方说我们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方说我们的和而不同，我们的中庸，所以中庸就是过犹不及。
再比方说我们老祖宗提出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对全球能够和谐相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谐相处极具针对性，再比方说我们的和谐文化，那么这样一些价值观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优秀传统，事实上它可以在建构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补充西方文化的缺陷。
事实上现在有一些国家比方说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要，甚至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了。
比如说法国的一些学者在前几年就已经提出了“北京共识”，所谓“北京共识”也就是认同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发展模式，它具有普遍的意义，不仅对中国适用，而且也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借鉴，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不合理。
建构国际经济政治的新秩序需要发挥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积极作用。
国际的经济政治的这样一些规则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秩序，是从启蒙运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逐步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所形成的。
应该说这中间大部分东西是合理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积极、主动去加入WTO，去参与世界银行，去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恢复我们在联合国中间的合法地位，参与联合国的很多工作。
但是，也应该看到，国际经济政治很多的规则在西方主导下所建立起来它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这主要就是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规则的建构过程中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当时还处于边缘状态，所以没有参与过多的意见。
发达国家在主导国际经济政治的规则的建构的过程中间，有它的倾向性，而且它也是以实力为基础，为前提的，你比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来主要就是由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这样一些发达国家主导，再比方说在国际货币体系它是美元主导，二战以后美元主导，那么美国利用美元的这种强势地位，出了问题就印票子，印票子以后造成货币大量的增加，把通货膨胀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它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的一种掠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比方说美国实行单边主义，因为它是超级大国，单边主义经常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头可能经常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边缘状态。
那么，再比方说西方的人权，国际人权组织中，过去经常发表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而且动辄以人权为由，对其他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就表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这些规则在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在经过不断的反省，已经开始抬头，这样一种改革，这样一种建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应该说刚刚开始。
而在这样一种国际政治新秩序重新建构的过程中间，很显然这次跟以往不同，就是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以20国集团这样一个平台为平台，发展中国家开始发挥作用。
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无疑应该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间发挥作用，那么这个作用主要是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你得提出议题，你得提出建议，提出你的主张，你得跟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包括发达国家，经过你的工作，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你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你才能有所作为。
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站在世界文明、人类文明的高度，首先从建构人类文明价值观的这样一个高度出发，从而进一步去指导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建构的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和任务。
那么现在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经过改革开放这3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们文化软实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与我们要在国际社会发挥，在改革和建构中间发挥这样的作用相比较，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很不够。
你比方说2009年美国PU调查公司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做过一个调查，调查中就发现，中国的国际形象它做的是国际形象的调查，国际形象事实上就是文化软实力，几乎是同一，中国的国家形象已经明显提高，在金融危机以后大致提出了六七个百分点，美国呢有所下降，大致也下降了大概五六个百分点，但是我们与美国相比，仍然还处于落后状态，大概跟美国要差十几分。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国际一些国际论坛、国际会议、国际组织中间，我们中国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
最近，20国集团在法国戛纳开会，首脑高峰会，法国应该说在世界上就是一个二流国家，但是我们看到法国它非常活跃，在国际组织中经常提出一些议题，提出议题之后，由于有一些国家附和，就可以拿到联合国，在国际组织中间就可以进行表决。
而我们往往在联合国，在一些国际组织中间，一些重大的问题的讨论，中国往往投弃票权，所以这表明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变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地球就是一个地球村，我们要实现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积极的参与国际一些事务活动，这就需要我们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而增强文化的软实力需要大大的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
所以那么我们也认为，在金融危机以后，是我们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巨大的机遇，一个很好的机遇。
但是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加快文化建设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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