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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Gilbert(1987)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可以影响或者正在影响企业达成目标的任何企业和个人,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机构、雇员、消费者、供应商、公益组织(环保组织、慈善基金组织)等。

多年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与

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支持者争论不休,争论的最终结果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仍然是企业的目标,但是却做出了一定的修正。

卢代富(200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是对股东利润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且这一修正与补充并不否认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

这一观点与欧洲联盟的观点一致,欧洲联盟(2001)认为,“公司在自愿的基础上,将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与公司经营活动结合在一起,与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结合在一起。

”但欧洲联盟并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定位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欧洲联盟(2002)指出,“企业通过创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通过持续地创造就业机会,为所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并增加社会福利。

”;

这个观点与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内容也是一致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第86条指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修正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观点。

第二,企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区分。

一种观点把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责任,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企业责任包括企业社会责任。

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Carroll(197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自愿责任。

Carroll的观点是定位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他认为企业要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因此,把企业社会责任泛化为企业责任,扩大了概念的外延。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定位于修正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因此,不赞成Carroll的观点。

对于第二种观点,有代表性的是卢代富(2001)和Brummer(1991),卢代富(2001)认为企业责任包括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

Brummer(1991)认为,企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社会责任四类。

Brummer把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作为企业责任的单独小类,会引起概念混淆,原因是企业无论从事经济活动还是社会责任活动都要遵守法律的要求和适当考虑伦理规范;

因此,不能把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并列提出。

此外,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Freeman&

Reed(1983)认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女权运动等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即,企业社会责任的初衷是企业在经商赚钱之外要负的义务。

所以,笔者赞同卢代富(2001)的观点,即企业责任包括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两种,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经济责任之外所承担的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

企业是一个商业组织,它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

它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企业在经济责任之外所承担的责任,它包括法律规定的活动和企业自愿从事的伦理活动。

暨南大学李诗田2009年的博士论文《合法性_代理冲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学术界之外,一些国际组织也对公司社会责任下了定义。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将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在自愿的基础上,公司将社会和环境关系结合到公司经营和与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定义的特点是引入了利益相关者。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1999,2006)将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

公司致力于为持续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与雇员、他们的家庭、当地社区以及社会进行协作,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定义强调可持续经济发展是社会责任的基本目标。

世界银行认为:

“公司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世界银行的定义同时强调了可持续发展和利益相关者。

世界商业可持续发展委员(WBCSD)的定义是“公司对员工及其家庭、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地社区和社会做出的贡献”。

在世界商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眼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与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相并列的第二产业价值衡量指标。

The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Newswire(CSRN)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

公司运作与价值观的整合,以反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投资者、客户、员工和环境。

台湾世界公司永续发展协会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

企业对于社会应遵循道德规范,在运营过程中对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

并且要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改善企业员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质,甚至努力改善社区及社会的生活品质。

刘俊海(1999)在《公司的社会责任》一书中,从公司法的角度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做了解释: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为股东们营利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

包括员工利益、客户利益、债权人

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

我国学者屈晓华(2003)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通过企业制度和企业行为所体现的对股东、客户、员工、社区、国家履行的各种积极义务和责任。

它是企业对市场和利益相关者的一种良性反应,也是企业经营价值的综合体现。

企业社会责任既包含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强制义务,也包含道德方面的自愿行为。

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文化责任、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

与其他界定不同,屈晓华的界定中包含了文化责任和伦理责任。

企业的文化责任是指公司在弘扬先进文化创造良好社会氛围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

企业的伦理责任是公司对社会慈善事业和其它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

可以看出,屈晓华认为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与西方的社会责任含义即使有所差异,却更符合中国现阶段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通过其行为和制度所体现的对员工、顾客、社区、国家和环境履行的各种积极责任和义务,是公司对市场和相关利益者所应建立的良性反应,也是评价公司价值的综合指标,它既有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强制义务,也有道德方面的自愿行为,具体包括经济、法律、文化、生态和伦理五大层面。

与国际组织相比,学术界的定义更注重理论的严密性。

本文同时借鉴了Tiroll(2001)、Jensen(2002)的定义,把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

因为公司经营活动的外部性而产生的对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法律、伦理的责任,且对这些责任的遵守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这一行为,第二层是指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指信息披露反映公司社会责任实际水平的及时、清晰、准确和完整程度。

王运鹏2013年发表在《财会通讯》上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_张顶芳在2012年发表的硕士论文江西财经

斯蒂芬·

罗宾斯(StephenP.Robins)则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法律和经济要求之外所承担的有益于社会长远利益的责任”。

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解,从差异的视角来看是存在一定不同的,无论是从经济学上强调的生产要素的最佳投入、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和资源优化配置,还是从管理学上所侧重的社会成本责任和公司发展环境上,从本质上说,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社会性的体现,是公司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

1896年美国学者阿尔比恩·

斯莫(Albion.W.Small)公开呼吁“除公共办事处之外的私人公司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标志着公司社会责任观念的萌芽。

之后奥利弗·

谢尔顿(1923)首次提出公司社会责任的说法。

他把公司社会责任扩大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责任,并认为公司必须内涵道德基因。

这种全新的思想认为,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远远高于单纯的公司股东的盈利。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_马煜舒2012年的硕士论文东北财经大学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于股东、员工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保护股东、员工、消费者合法权益,遵守商业道德,保护环境以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提供用以解除其社会责任的信息的过程。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_陈文婕2009年的硕士论文

Bowen(1953)的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在书中他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追求的政策、执行的决策、遵循的准则都要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相一致。

目前,在所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影响较大的是由Carroll(1979)提出的,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所承担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主性责任(又称慈善责任)的总和,具体来说,企业应该对利益相关者负责。

即便是这样的定义,也有其不足之处:

一是,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与企业责任等同的对象范围及其宽泛的属概念,使其不适当地包含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企业责任类型;

二是,将本应视为企业道德责任之组成部分的企业慈善责任与企业道德责任并列,忽略了二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三是,缘于上述第一点不妥之处,这一界定使得企业经济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之间本来的逻辑关系变得混乱(卢代富,2002)。

笔者也赞同卢代富这几点意见,我们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

企业是一个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企业社会责任伴随着企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承担的维护和改善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顾客、社区、环境、供应商等)的福利的义务,是企业在经济责任之外所承担的责任,包括法律法规责任和伦理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责任一起构成了企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_王梦飞硕士论文

戴维斯在1960年提出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至少部分动机是超出企业直接经济和技术利益之外的生意人的决策和行动”,他提出的定义重点强调企业权利与社会责任的两者之间的关系。

李正向锐在2007年的《会计研究》上发表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_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就是把企业所从事的或计划从事的社会责任活动进行披露。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流动性影响研究_郭杰2009年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早在20世纪30年代,Berle与Dodd就管理者受托责任的论战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Berle代表了传统的企业理论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是只受股东委托、惟股东利益是从的股东权益受托人。

Dodd则认为,企业管理者不仅受托于股东,而且受托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包括对雇员、消费者和广大公众负有社会责任。

虽然这场论战最后以Berle1954年坦言应该接受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而结束,但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主要的分歧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延。

计量

李正2007年的博士论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详细介绍了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并讨论了印象管理在内容分析法了的不利影响。

论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构建_林松池2010年的《财会通讯》

会计计量的方法:

机会成本法、还原成本法、法院裁定法、间接评价法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述评_毛洪涛2009年发表

目前有关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主要有四种方法:

基于年报内容分析的衡量;

基于专业机构数据库的衡量;

基于声誉指标的衡量;

基于问卷调查的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共有四种方法:

社会责任会计方法、声誉评分法、内容分析法(字数法、页数法、句数法)、指数法

建立了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

政治干预_寻租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_刘武,暨南大学的硕士论文2013

提出了三种方法:

内容分析法、指数法、质量特征法

质量特征分析法通常是将内容分析法和结构化访谈结合使用,从而得到社会责任信息有用性所涉及的质量特征。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效应的实证研究_李红玉2010辽大博士论文

声誉指数法可概括为三种:

早期声誉指数法、公司声誉评级法和KLD指数。

影响因素

在2013年安徽财经大学的韩霄月对影响因素做了研究综述但是并不是很全面。

基于企业价值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证分析_刘冬荣2009

本文认为公司规模大的上市公司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基本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这些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并不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并不是盈利水平越高,就越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成本,可能是因为这些公司认为这些成本的产生并不会影响企业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述评_毛洪涛2009

国家宏观层面研究主要探讨一国法律、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宏观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

(1)公司披露动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主要包括优化股权报酬、资本市场交易、降低法律诉讼成本及管理者信号等。

(2)公司特征,许多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验研究证明了公司的信息披露通常与公司本身的特征有关,这些特征变量通常包括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和所属行业、公司财务风险等。

李正的博士论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2007

企业外部因素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1、外部压力集团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2、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企业内部因素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财务业绩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公司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公司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ST类公司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股权性质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公司所属行业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

实证结果表明,资产规模、重污染行业因素与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

公司盈利能力、ST类公司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负相关。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_马连福2007南开大学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和公司绩效、行业属性、公司规模及两个公司治理结构因素(即董事会中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比例和董事长是否与总经理二职合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公司绩效、行业属性和公司规模是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的重要因素。

而两个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在本研究中均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影响。

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_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_谢建2011

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把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研究结论发现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也存在负相关关系,过高的代理成本会导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降低,且这一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影响更为明显。

股权集中度_政治关联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_王孟怡2010

一是政治关联度(即与政府关联程度)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成正相关,国家控股性质大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更加全面准确;

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不明显。

二是投资者集中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正面影响,原因可能是投资者股权集中度高,相对应股东更关注企业长远发展,会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成本。

三是化工类制药类等重污染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目前多于其他性质企业,并且信息披露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说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受社会关注逐年增加。

合法性_代理冲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_李诗田2009

合法性压力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

公司客户导向类型、制度引导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形式上的提高有积极影响;

即消费者导向型企业与企业导向型相比,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形式上更高,可能受相关法律、法规影响的企业比不可能受影响的企业,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形式上更高。

媒体关注指数、社会责任行业敏感性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实质上的提高有积极影响

当公司面临合法性压力时,代理冲突与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的U型关系。

合法性压力越大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的U型关系。

代理成本、管理层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债务比例、国有股比例等公司治理变量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即一个公司治理好的公司,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可能较高,一个公司治理差的公司,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也可能会较高。

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_省略_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_张正勇2013

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学历、年龄、社会声誉上。

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后的研究发现:

企业家学历和社会声誉变量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正相关关系无论对国有控股还是在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都是成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提高企业家的学历水平、聘请社会声誉高的企业家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但是,本文同时也发现:

企业家教育专业和年龄变量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在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表明企业产权性质是影响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说明企业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从而会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

综上,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因素必须考虑到企业家的人口背景特征,否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企业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_王运鹏2013

企业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

(1)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含量。

(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效率。

(3)企业文化有助于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

(4)企业文化驱动的社会责任信息能够使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_马煜舒2012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制造业上市企业的企业规模、企业股权性质、企业财务风险以及独立董事所占比例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因素。

其中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的股权性质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

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大、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就越低;

而企业的董事会规模、企业的经营业绩、企业所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影响不显著。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影响因素研究_吴丹红2010《财会通讯》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影响因素依次为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其中主要受公司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的影响,尤其是盈利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履行及其披露十分关键;

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越合理,综合竞争力就越强,对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影响力越大,公司更愿意发表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

资本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_朱文莉2011,《会计之友》

论证了资本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相关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信息披露类似,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看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多,则信息不对称就会降低,使得投资者对企业充满信心,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溢价和财务风险溢价,防止风险溢价过高而提高资本成本,简而言之,就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另一方面,过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估计,从而增加投资风险溢价,从而提高资本成本。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特征_治理结构的关联性研究_满艳凤2010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描述公司内部特征的变量,公司规模、公司行业特征、公司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

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由于行业特征限制,会花更多的时间关注企业的员工、所在社区环境等因素,因此更多的对其所做的社会责任行为进行披露。

企业的绩效越好,盈利能力越高,越有实力承担社会责任,维护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从而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描述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量,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与股权集中度两个变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

说明,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时候,董事长起不到监督管理层的效果,管理层会为了提高自身声誉以及社会地位考虑,多履行社会责任,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越一致,为了公司长远的融资、生产经营以及可持续发展,从而越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维护自身良好的公众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社会的支持。

独立董事比率与企业是否是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我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监督约束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我国的董事会的治理结构仍然不健全。

国有企业在贯彻国家所出台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关规定,没有起到先锋带头作用。

政治干预_寻租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_刘武暨南大学2013硕士论文

第一,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更高;

第二,公司的规模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一致;

第三,公司的财务风险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负相关。

财务风险高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较低;

第四,对于国有企业,公司的财务风险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负相关;

民营企业则不存在这一情况;

第五,对于国有企业,公司的盈利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正相关;

第六,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二次正相关,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融资结构关系的研究文献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融资约束_何贤杰等2012年发表在《财经研究》上的一篇论文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一个分析框架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2010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文章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研究综述_黄晓玲

文献述评

第一,在当前经济社会中,企业的目标应该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

所以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还应保护生态环境、遵循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等,践行社会责任,提升社会效益,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通过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

因此作为会计信息组成部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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