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型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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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转型探讨
俄罗斯经济转型探讨
——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李新刘晓音唐朱昌庄起善潘烜
2012-10-1110:
34:
09 来源：
《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06年3期
——从危机到治理：
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评析
——转型时期俄罗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问题研究
编者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开始探索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到90年代初遂形成了一场社会经济转型运动。
嗣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以这一转轨进程和路径为研究对象的转型经济学（或称过渡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在国内外迅速兴起，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转型经济学围绕有关制度变迁的动因、机制、路径和方式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推出了一大批理论成果。
但经历十余年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此，最初研究经济转型的理论成果，经过转型实践的检验，应该不断进行梳理、深化和系统化，具体说来，即应该对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比较经济学等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审视，借鉴其合理成分，抽象出转型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总结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用以指导一些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实践。
众所周知，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而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的方式，但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对资源的配置方式、政府职能转换、经济的宏观调控、产权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本刊在中国俄罗斯年之际设立“俄罗斯经济转型探讨”栏目，刊发三篇探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文章，用转型经济学新的理论成果纪念中国的俄罗斯年活动。
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李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转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刘晓音，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200433
摘要：
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俄罗斯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社会改造，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已经终结了。
但是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没有消失，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他们不同程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代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看法，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批判和后市场经济关系的新命题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上。
关键词：
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失败使得在俄罗斯失势的新自由主义深感理论的贫困，不得不重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极端自由主义者、“休克疗法”的实施者E.盖达尔和B.马乌在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问题》2004年第5、6期上连载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与“世俗哲学”之间（自由主义辩护）》[1]（P4）,[2]（P27），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的贡献，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全方位科学。
文章认为，马克思理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历史哲学理论、历史分析的方法和经济史理论。
作者把自己标榜为“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确信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发达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经济中自由主义趋势占上风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研究现代社会现象，解释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原因。
该论文一发表，即刻引发了俄罗斯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讨论。
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莫斯科大学教授A.布兹加林在《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第7期发表长篇文章《我们为什么需要自由马克思主义？
》给予了严厉抨击[3]（P9）。
A.布兹加林，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曾任苏共中央执行书记。
他主要研究转型经济学理论、经济制度、后工业社会经济问题，曾发表200多篇（部）论著，主要代表著作有：
《必然王国的另一面》（1998年）、《比较经济学导论》（1997年）、《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抉择》（1997年）、《过渡经济学》（1994年）、《社会经济转型理论》（2003年）等。
他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创始人，主编《抉择》杂志，宣传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一、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布兹加林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是最适合研究21世纪社会生活的理论，但也必须辩证地对待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一，应当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国际流派的成就，同时必须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
布兹加林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应当对苏联体制的悲剧承担责任，它使科学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奴仆，它还应当对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承担责任。
布兹加林强调，只有以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态度对待先人和实践，才能使科学更具有生命力、活力和创造力。
今天我们将以同样的态度看待现代西方理论、方法和现代经济的统治力量——市场和资本。
第二，《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的经典思想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适用于当今世界，即当今世界仍然停留在原有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和相应的经济、社会阶级和政治意识形态结构。
与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不同，布兹加林认为，21世纪不仅是市场、资本及其相应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结构等政治机制“日落”的时代，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形态“日落”的时代；应当修正和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三，新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同其他学派公开对话中得到发展。
第四，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持辩证态度，一方面是僵死的官僚专制制度矛盾的集合，另一方面又是真正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
在与盖达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布兹加林认为，在作为意识形态新理论结构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生产力的进步（被狭隘地理解为GDP的增长）、市场原教旨主义，人则变成了货币、资本和公司的傀儡。
这是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自由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单方面决定关系。
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描述是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是灵活的、发展的和开放的理论空间，试图使其一成不变地运用到实践中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二、新马克思主义的反全球化思想
1.批判不均衡的全球化。
布兹加林指出，全球化的实质在于经济、政治乃至于精神生活的统治权转移给了“全球游戏人”，他们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施加自己的影响。
这些主要游戏人是：
跨国公司、IMF等超国家的跨国机构、北约、美国等八国集团。
布兹加林揭示了这些所谓“游戏人”的全球统治机制的实质[4]（P46）。
一方面，“全球游戏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是最有实力的机构，垄断着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如高新技术、现代教育、基础和应用科学、高素质劳动力等。
从属于这些“游戏人”的还有重要的统治资源，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政治机器，控制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众媒体、主要的国际政治机构。
此外，跨国公司及其代表如北约、IMF、WTO等不仅是最有实力的游戏人，而且八国集团自己制订“游戏规则”，自己做裁判。
同时，“全球游戏人”尽管有其内部的矛盾，但它们互相融合。
这些机构有的用金钱，有的用武力互相支持。
另一方面，全球化要求世界经济、政治和信息游戏的所有参加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享受（对跨国公司和穷国的）“双重标准”和表面上反垄断的“自由”竞争框架内形式上的平等。
对实力最强的游戏人来说，这种“自由环境”是最有利的，因为这里没有真正能限制跨国公司的力量。
“自由”竞争在WTO和跨国公司制定的新自由主义规则的背后是绝对的“不平等”。
同时，布兹加林还警告，伴随资本和商品在跨国公司内部和外部自由流通的全球化进程会导致尖锐矛盾的形成。
其中一极是有组织的并非常具有流动性的资本，由强有力的跨国机构所代表，另一极是公民、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是统一的和哪怕是形式上的机构，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有着深刻的差别[5]（P14）。
新马克思主义者提醒不能忘记的是，全球化是极不平等的进程，极端贫困世界越来越远离全球化的中心。
这种极端贫困世界不仅普遍存在于亚洲和非洲，而且也存在于发达国家。
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纽约也存在着贫民区。
2.主张社会主义一体化模式。
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批判技术、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认为它是客观的和进步的。
他们批判的是这一进程的社会形式——全球官僚资本的霸权和统治。
认为世界各国有必要团结起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必须反对国际“市场原教旨主义”浪潮。
主张人民、公民及其民主建立的代表性组织的一体化，其主要内容有：
以民主的方式形成超越跨国公司的地方自治到联合国各级管理机构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调节机制；对金融等市场实行民主监督；取消第三世界的债务；民主解决世界最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问题；民主调节世界各国贸易关系利益，包括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限制广告等；实行统一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规，逐渐拉平各国和各地区劳动群众的收入水平；禁止强迫性劳动、民族和其他方面对劳动者的歧视、对移民的双重剥削等；实行统一的环保法规，在各国之间平等分配环境污染负担。
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一体化的最高要求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体化模式，最低要求则是在国际层面上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原则。
建立稳定的能够保障有利于全球最贫困居民阶层重新分配部分世界财富的制度；依据民主选举的民族国家机构和有效的民主国际组织代表原则，建立跨国的协调和调节机构，其活动应遵循开放性、公开性和透明性原则；发展现有的现代高效率生产，克服人为过度发展的国际分工；发展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自由传播，克服知识私有制，克服对现代技术的垄断。
新马克思主义的反全球化不同于国际“反全球化”运动，这一运动的缺点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内部存在着改良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的人对“全球游戏人”极端妥协，也有的人主张“改善”现行制度，还有支持彻底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
三、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转型理论
布兹加林认为，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着一个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形态或者说物质生产和异化的社会经济关系统治的时代长期曲折衰落的过程。
有些人认为知识、技术、创新等“新型”资源的出现是物质生产统治时代社会经济形态“日落”的表现[6]（P9）。
布兹加林认为，它还标志着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从物质资源和狭隘的物质需要转向文化价值实现。
布兹加林分析认为，任何物质生产都要求使用各种有限的物质资源来满足无限的物质需要，然而今天物质生产的这些指标正在发生着实质性的变化。
第一，有限的资源被新型“资源”所取代，成了公共的文化价值。
第二，作为众多的再生产资源被独一无二的“资源”所代替。
第三，文化世界的“资源”是不可消费的，就其实质而言，物质生产另一面的“新型资源”否定了资源和物质生产需要的基本性质。
相应地，在新的条件下需要也发生了变化：
物质需要本质上是无限的，但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与狭隘的物质需要（数量上总是无限的）不同[7]（P75）。
2.活动的内容从重复性转向创造性。
布兹加林强调，创新是在个体之间对话过程中创造文化价值的活动。
创新活动的结果不仅是文化价值，而且是人在创新活动中的自我发展。
这里劳动内容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人的创造和自我发展。
作为后工业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的创新性个体的“生产”与作为工业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生产资料的生产，有着惊人的相似。
大规模发展创新活动将成为未来劳动解放并迈向自由王国的重要物质基础。
布兹加林认为，加速劳动、物质生产和消费需求内容的变化，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必然王国的物质生产顶峰——工业制度向新型的社会生产的转变。
新的物质生产主要体现在以创新活动提高物质要素的质量。
3.自由王国的素描。
在布兹加林看来，自由王国首先是辩证地否定人类社会异化生活的所有历史，并继承创新和争取社会解放的历史。
这是一个新世界，自由人联合体成为自由创新活动的真正的社会形式，而创新领域的进步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8]（P3）。
通向这一世界的道路是复杂的和漫长的，其复杂和漫长程度不亚于从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到工业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道路。
综上所述，布兹加林把“自由王国”的发展划分成两个阶段：
形式上的劳动解放阶段和实际上的劳动解放阶段。
在第一阶段，解放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动在社会领域只是形式而已，社会主要成员劳动的内容仍然是重复性的。
只有从它开始，从社会解放开始才能走向全社会的创新；在社会解放之外，创新只能属于弱势部分，被迫经常屈从于异化制度。
也只有随着创新活动内容进步的广泛和深入发展，解放将会成为现实的，那时活动的内容与它的社会形式会真正地相互适应。
四、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诠释
E.盖达尔和B.马乌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形式的危机看做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无产阶级完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和国家所有制，但这并没有发生，而苏联试图达到这一结果却失败了。
布兹加林认为，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实行的“计划”和“全民所有制”是典型的“庸俗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的，他们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在具体事实和历史因素相结合下才会有其实际意义。
布兹加林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不是“社会化的资本主义”，而是国际范围内经济必然王国和异化的世界向“自由王国”转变的统一的、曲折和矛盾的进程[9]（P109）。
这一转变的关键社会力量是劳动者联合的社会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简单标准就是，它应当保证比资本主义甚至“后古典”资本主义有更高程度的经济绩效和人的自由和谐发展。
新马克思主义试图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
这个新社会制度能否在一个国家建成，特别是在今天资本全球霸权的时期。
为了寻找答案，布兹加林强调社会主义是沿着三条互相联系的轨道转变和发展的过程：
第一，在现代后古典资本主义框架内以过渡的形式（包含“新”“旧”因素）发展新社会的萌芽；第二，群众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组织活动与运动是社会主义变革、改革与革命、发展新社会萌芽的直接动力；第三，在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的“培育”新的社会关系[10]（P117）。
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统一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进步和发展。
其中任何一个过程的萎缩和夭折（“变异”）都会导致整个进程的衰败。
所以，社会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在某些国家只是以不稳定的过渡形式达到这样的程度：
资本主义正在社会化和人道主义化，群众性的左派民主主义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积蓄力量和影响。
所以，社会主义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包括无数次的革命和反革命、社会改革和反改革的胜利和失败，是国际统一的进程。
对世纪之交有人批评社会主义，说除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社会主义之外，人类不了解任何社会主义。
布兹加林不认为这一制度是变异了的。
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古典的过渡形式，只是在这种过渡形式中表现出了异化。
也就是说，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趋势以及真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实萌芽得到了变异发展，具有先天的缺陷。
此外，布兹加林使用“变异的社会主义”范畴来界定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
他认为，从1917年革命开始诞生的新社会就具有了一系列使它沿着不同的轨道演变的特征。
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基础、俄罗斯居民的文化和国际局势等“环境”，导致苏联在殖民帝国、法西斯大国等的包围中生存、成长和斗争。
但由于这种制度并不真正适合科技革命、后工业和信息社会的新条件，它不能真正应对20世纪后半期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尖锐的全球问题、财富增长的新问题、社会化和民主化所带来的挑战[11]（P84）。
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由于其官僚主义刚性，缺少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实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诞生的信息社会的挑战成了实际问题，变异社会主义的内部问题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已经不能在保持原有形象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以至于到了80年代中期不得不做出选择：
要么使旧制度发生向着“自由王国”的新变异，要么崩溃。
前者由于旧制度的刚性已不可能，结果只能是变异社会主义以死亡来了断自己。
所以变异的社会主义，从其历史意义来看是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起点上的社会制度的死胡同；这是正在突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形成作为继续向共产主义发展基础的稳定模式。
把这一制度描述为“变异的”，不是和抽象的理论进行比较，而是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化、人道主义化的现实趋势比较的。
“社会主义”变异实质的原因，同时也是这一制度产生和失败的原因，不仅是学者所指出的俄罗斯工业发展水平低下、无产阶级数量少等问题。
布兹加林发现，更深刻的问题还在于“20世纪陷阱”[12]（P246），整个世界已经做好准备破坏现有制度，但它并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作为“20世纪历史陷阱”的后果，不能彻底解决世界帝国主义变化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实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之一就是变异的社会主义。
社会化的世界趋势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但却具有了官僚主义变异形态如命令式经济、压制等现象出现。
由于“社会主义”的自我崩溃，世界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现实，它并非偶然地符合社会主义起源和后古典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进程的第三阶段。
公司资本的势力范围在这个世界上达到了近乎绝对的霸权，但是由于公司资本自身所固有的及其各势力范围之间的矛盾，世界在世纪之交进入了“新的世界无秩序状态”。
五、新马克思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抨击
现代经济理论有着众多的流派，不管是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制度学派，他们实际上都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市场陛下”。
事实上，浏览一下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我们都会发现，对经济一般的描述变成了对市场的描述，对于需求和供给、货币、资本、“预算约束”、利润等并没有得到说明，其他经济系统即使提到，也只是例外而已，经济目标和动机统统归结为货币。
同时，将经济归结为市场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1.分析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实践和方法论根源。
布兹加林认为，21世纪在重现上个世纪永恒统治的资产阶级市场制度，当时是为了这一制度取得彻底的胜利，而现在为了保持和固化这一制度不需要任何其他危险的经济理论，只有“市场原教旨主义”除外。
第一，对融合于市场体系中的经济主体而言，不需要其他的理论。
他们的实际经济生活归结为决策的选择，其标准就是货币财富最大化，他们需要的是明确解决这一任务的科学。
“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原则上能够胜任这些问题的解决。
第二，这个理论保护这些主体不受任何多余的、危险的非市场方面的干扰。
它从理论上“证明”，除了市场不存在并且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世界。
第三，任何指出市场不是唯一的、可能的制度的理论流派都是危险的，就如同当时宇宙日心说被认为是危险的异说。
在任何情况下，当权者都会排斥不利于自己的学说。
对维护资本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霸权统治来说，不能认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市场才最终取得胜利。
在此之前，人类历经几百年时间的折磨，试图转到市场和资本制度，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流血革命和战争以及殖民压迫等代价。
2.揭示前市场经济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前市场经济关系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布兹加林列举了一系列前市场经济关系。
财富的占有和异化形式如亚细亚专制、奴隶制、农奴制以及其他马克思称之为人身依附关系的各种形式。
还有地租现象，是由这些占有方式派生出来的获取收益的特殊方式，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如今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寻租”归结为现有调节方式。
某些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再生产规律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
这里需要作两方面的解释：
第一，资深学者都非常清楚，在前市场制度下经济关系与传统、暴力关系以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但是，这种关联并不意味着渗透到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资源分配、生产的特殊动机和目标也与此无关。
因为主体否认这些目标和动机的经济性。
这显然是错误的。
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把经济绝对地归结为商品货币关系。
增加人身依附的劳动者数量、土地、地租等，只是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广义的经济生活。
第二，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不否认生产和分配的非市场形式的存在，但认为这个历史问题对现代经济理论不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前市场经济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布兹加林强调，第一，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产都是在非市场经济活动中进行的，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生产和资源分配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充其量还只是在19世纪末。
直到20世纪中叶，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生产和分配还都集中在自然经济范围内。
俄罗斯直到20世纪初，80％的居民还都就业于自然经济。
劳动力在欧洲许多国家成为商品还只是19世纪末的事情。
第二，现代经济是全球性的，但这并不仅仅表明世界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加大，也是世界实质性矛盾的加深。
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经济中，上述前市场关系和过渡形式仍在起着原则性的作用，并融合了现代市场和经济关系。
第三，所谓“后共产主义”转型经济也要求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
这些国家在不适应的技术条件、社会文化、政治状况等因素条件下，强行实现市场改革的结果，造成了极不正常的经济制度，徒具市场的表面形式，而实际上却掩盖着复杂的结构层面和非常独特的关系。
独联体国家大规模地迅速从计划经济向所谓的市场经济过渡，其结果是发展了前市场和半市场经济关系，有自然经济，有“寻租”，也有新贵族各种权利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
家族公司结构越来越成为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经济的基础，有着“一般”公司的外表，但本质上是复杂的过渡形式，不仅包含了股份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而且包含着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因素。
第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采用非市场的方法对劳动者实行统治。
3.提出后市场经济关系命题。
由于典型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学甚至是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论点，在某些领域市场不能发挥职能，或者发挥职能是伴随着社会、人和自然的巨大损失。
如果“市场失灵”，只是在“晚期”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大规模的出现，如果它们完成了市场不能有效完成的职能，如果这些“失灵”存在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领域，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里所说的不是前市场关系而是后市场关系。
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能够解决市场和资本不能解决的那些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就可以看做一种过渡形式。
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提出后市场关系，可以表明国家的经济活动不是对经济的外部政治力量干预，而是新经济关系、新经济主体的诞生。
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职能是过渡关系的反映。
非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理论思想也在于此，它把借助国家的资源再分配解释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客观经济关系，而不是行政过程。
在新出版的社会经济转型理论教科书[7]（P75）中，布兹加林提出了几组后市场关系。
协调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根据一些参数安排活动：
直接和间接调节比例；涉及所有的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标准，以及家用电器的安全标准等；国家调节价格和价格形成规则；确定市场代理人的相互关系机制和准则，从贸易规则到反垄断立法等。
占有关系和产权关系。
要求国有产权，这一领域只有当国家作为全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而非特殊的“超级资本”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保护国有产权的国家职能；必须研究国家参与产权配置的调节，其中包括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经济权利分配问题；必须研究对使用土地、地下资源和文化遗产等各级国家财产的调节；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产权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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