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与日本80年代对外投资的比较及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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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预测分析

第17期

国家信息中心2015年5月25日

中国当前与日本80年代对外投资

的比较及启示

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升级的过程。

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与当时的日本具有一定相似性，比较这两个时期中日经济的发展，对加快我国对外投资步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正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阶段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战略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由资本净输入国变为资本净输出国。

1、对外贸易难以继续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推进，我国对外贸易的世界份额快速提升，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的外向性提高，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6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大国，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经济规模跃居全球第二；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但当前，我国外贸已进入低增长的新常态，进出口规模占GDP比重在2006年达到63%的高点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参见图1）从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看，外贸将难以继续发挥以往在拉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与此同时，巨额的贸易顺差既造成了中国外汇储备额的迅猛增长，也引发了不少贸易摩擦，更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开始实施，活跃的海外投资日渐成为中国经济新亮点，并形成新的增长潜力。

图1中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2、对外投资实现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大规模净资本流入，经济取得快速增长。

但自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实现跨越式增长，尤其是近两年来，中国资产规模、国内储蓄、结构调整等均发生显著变化。

中国政府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407亿美元，接近日本1989年的水平；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8%（2012年为878亿美元）。

目前，中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6600亿美元，遍布世界各地，位列全球第11位。

同时，2014年中国首次超过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二、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与日本80年代中后期比较

日本经验表明，一个经济强国一定是资本输出大国，且该国经济影响力是通过向全球输出资本，进而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规则和贸易格局。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状况与8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背景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区别。

1、经济结构都面临转型升级压力

日本80年代中后期受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和新兴产业崛起等因素影响，国内物流、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逐步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失去竞争力面临转型压力，产业结构“高级化”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

我国长期发展是依靠速度优先型赶超战略，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消耗、高积累、低技术、低消费”的阶段性特征。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受抑于追赶效应不断减弱、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等因素，我国经济开始进入全面转型升级的新常态。

为了实现经济结构向产业结构“高级化”方向调整，亟需将部分低端生产能力向外转移。

2、对外贸易摩擦都日益增多

日本在贸易立国战略的引领下，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

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日本与美欧国家的贸易失衡进一步扩大，日本商品出口遭到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大幅增加，尤其是钢铁、电子、汽车等产品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为了缓解贸易摩擦，日本扩大了对美欧国家的直接投资。

我国近些年出口产品也频繁遭遇贸易伙伴国的反倾销等不公待遇，涉及品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

而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建厂，有利于规避贸易摩擦，减少贸易纠纷。

3、都出现出口增长放缓和货币升值加快

20世纪80年代，因贸易顺差积累，日元升值内外压力显著增加。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出现大幅持续升值态势，日元兑美元汇率三个月内上升20%，至1987年底升幅高达50%。

受日元升值和贸易保护影响，日本贸易增长放缓，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近十年来，中国同样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近两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明显放缓，自2006年后，我国进出口规模占GDP比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4、外汇储备规模都较大

长期的贸易盈余为日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资产，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官方外汇储备已接近1000亿美元，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由于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以及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导致设备投资减少，企业剩余资本增加，亟须向外寻求投资机会。

截至2014年3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约3.95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32%，居世界首位，也远高于当年日本27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目前，由于我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进口增速较为平稳，导致了进出口顺差持续高企，这也助推了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庞大的外汇资产如何实现保值和增值，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因此，为了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应大力发展对外投资，以提高外汇资产收益。

5、中国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都远低于当年日本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状况除了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存在上述四点相似外，也存在本质区别，即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水平和产业结构都处于较高水平，尤其在汽车、微电子等部分领域与欧美国家已不相上下，形成了丰田、索尼等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大型企业，“日本制造”也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日企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而当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劳动力成本有一定比较优势，但产业国际竞争力等均不及当年的日本，并且我国是赶超型经济，资本输出也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企业海外发展缺乏经验，与当年的日本差距较大。

三、日本对外投资战略对我国走出去的启示

1、把对外投资作为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基本遵循了日本学者小岛清的“相对优势理论”。

日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梯次转移纺织、钢铁等国内已经或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不仅使这些行业在海外重新获得竞争优势，而且也为国内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升级和更新换代腾出了资源和发展空间。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成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

因此，扩大对外投资也可以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化解过剩产能的重要选择。

2、把海外投资收益作为维护国际收支安全的有效保障

根据“国际收支发展阶段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将逐步从“未成熟债权国”向“成熟债权国”转变，其转变的标志是经常账户顺差的来源由贸易盈余向投资收益盈余转变。

日本通过多年的海外投资已经连续23年成为全球最大净债权国，投资收益也已成为日本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对日本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性已超过对外贸易。

未来我国出口还将继续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及伴随人口老龄化的进展和储蓄率的下降,进口增长可能继续快于出口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局面可能逆转，为此我国也需要通过加大海外投资为国际收支安全提供保障。

3、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不应偏废

绿地投资（新建企业）与跨国并购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主要形式。

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以绿地投资为主，这虽然有助于减少东道国产业保护政策的制约，更大程度维持企业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但由于新建企业周期较长，不仅影响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收益率，也不利于日本企业获取海外资源、品牌和技术。

鼓励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利用海外资源弥补自身短板，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位势提升。

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的关键阶段，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因地制宜地采取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两种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

4、“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防范国内产业“空心化”

日本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成为导致日本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后长期低迷的重要结构性原因。

因此，加大对外投资不仅要将本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及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不相符的产业转移出去，为国内产业转型腾出空间，也要把握好产业转移的规模、层次及结构，尤其对于制造业应尽力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自动化和信息化改造等手段，实现国内就地升级或在区域间转移，同时也要注重高端产业的“引进来”，避免产业“空心化”。

5、扩大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保障我国资源安全

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在海外投资的行业选择中注重对矿产、能源开采业的投资，使企业获得海外资源的长期开发权，以保证国内资源供应的稳定。

我国尽管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水平低，而且近年来随着消费需求增长我国能源和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单凭进口又容易受到世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及汇率波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供应量和价格都无法得到保障。

扩大对资源开采行业的海外投资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能源资源供求紧张局面，也有利于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

四、中国加快对外投资战略的政策建议

1、完善支持我国境外投资的法律和财税体系

当前我国规范境外投资的法规主要是《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效力较低的部委规章，而且存在商务部、外管局、国家发改委等多头并管的问题，应加快制定《海外投资法》，将其作为规范和管理境外投资的基本法律，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从事对外投资行政管理事务。

同时，对境外投资企业在关税、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给予优惠，借鉴日本经验采取排除海外投资亏损的综合限额抵免、税收饶让抵免和建立境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等税收支持措施。

2、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为契机推进产能和资本输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及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我国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为此应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产能输出，鼓励部分资源消耗大、能耗高、生产成本高的产业向外转移。

同时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采取公私合营模式（PPP）和创新融资方式，推动资本与产业输出相结合，国家和私人资本相补充，扩大我国对外投资能力并提高投资收益。

3、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

我国应加强多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合作，积极推进和提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尤其是深化与包括东盟、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快自贸区谈判进程，构建“中国自贸区网络”，借助贸易自由化推动投资自由化发展。

同时应以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维护我国对外投资利益；此外，还要进一步鼓励上海、天津等自贸区在对外投资方面先行试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4、加强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要加强对全球热点地区安全、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跟踪分析，及时对投资风险进行预警。

同时要多层次实施投资自由化政策，改善对外投资环境；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实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投资担保，降低企业投资的非经营性风险。

此外，还要正确引导企业海外投资方向，避免企业盲目投资，并促使企业提高海外投资风险意识，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强化对境外投资的融资、技术和智力支持

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促进机构，统一管理海外投资基金的使用和分配，为符合要求的企业境外投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融资担保。

完善境外投资商业性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境外投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外汇债券融资。

同时，培育我国对外咨询服务机构，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对外投资战略和投资模式的研究，加强与对外投资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

（执笔：

张晓兰，赵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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