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区管理变革.docx
《现代社区管理变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社区管理变革.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现代社区管理变革
现代社区管理变革
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由一系列要素构成。
在提高城市软环境建设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市民综合素质，推动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社区的作用正在进一步凸现。
当前，我国进入一个多层面、多样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区也因此被赋予了社会的、人文的多重含义，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作为基层的社会工作者，我们切身感受到现代社区变革的力量，在社区管理的实践中，我们从参与者和推动者的角度来研究和探讨社区管理这个课题。
本文采用实证的研究方式，从社区概念入手，分析了现代社区管理面临的新形势，社区管理变革的必要性，将我们几年来的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社区服务新模式展现给大家，以供借鉴。
第一章社区的概念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J.Tonnies）最早从社会学理论研究角度使用了“社区”概念，他将德文中gemeinschaft解释为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友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
[1]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C.P.Loomis）在英译滕尼斯这一著作时，译为community（译为公社、团体、共同体等），[2]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将community译成中文的“社区”。
第一节社区的定义
对于“社区”的定义，因人们对其应用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这些定义有共识也有不同。
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希来里（G.A.Hillery）整理出94种“社区”的定义，他发现各种定义中包含的唯一共同因素是“人”，而乔纳森（ChristienT.Jonassen）在《社区类型学》一文中认为：
大部分学者同意“社区”包含以下要素：
人口、地域、劳动分工和相互依赖、文化和社会特质、归属感、自我维持与发展。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
“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区域）、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
”[3]
虽然社区的概念上世纪30年代就引入我国，但对社区的认识和重视还是近年来的事情。
这几年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同样留给我们探索和思考的问题也很多，尤其现代社区管理，遭遇到认识和实践的困境很多。
我国目前的社区管理基本上是由街道和居委会实施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社区管理等概念混同，使社区管理从属于行政管理，而街道办事处所承担的就是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管理双重职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街道所承担的社区管理中，行政管理职能将会逐渐减弱，社区自治管理将会加强，进而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这也是我们街道在现代社区管理变革的实践和推动过程中，所走的一条应对趋势的发展道路。
第二节社区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联系
社区管理的主体是街道和居委会。
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街道办事处的法律地位。
上海市从1995年5月起，在10个区的10个街道分别开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试点工作，1996年3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召开了城区工作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区实行市、区两级政府，市、区、街道三级管理的新体制。
[4]如今，已经发展到“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居委会）”，这种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形成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格局，构筑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框架。
街道党工委是区委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各自行使派出机关所赋予的权力。
这样一来，街道作为一级准政权组织，行使部分政府职能，是社区内的行政法人，起着组织协调、上传下达的主导作用；街道办事处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对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的事情全面负责。
2006年，上海区域性“大党建”扩大试点，明确原街道党工委更名为社区（街道）党工委。
对于“社区（街道）”的表述，这里必须作一个说明：
一是把“社区”定位在街道一级的，全国只有上海，其他地方的“社区”是指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层面的社区。
所以，上海在“社区”后面用括号街道表明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社区概念。
[5]对社区的概念表述：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6]二是街道有办事处条例、有人大法规等，是一级准政府，但同时街道没有执法、规划、政策制定等权力，它承担的更多的是协调监督职能，是代表政府行使政府权力。
所以街道办事处集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社区的自治于一身，但它并不是一级政府，还侧重于自治性质，所以必须把“社区”和街道放在一起。
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的重要载体。
90年代以来，一种普遍的观点是：
居委会自治性的发挥是建立在行政性事务剥离的基础之上的。
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街道采用了“议事层”与“执事层”分离，也即“议行分设”的模式。
[7]议事层成员由居民选举产生，工作具有志愿性，只议事不干事；办事层成员通过招聘进入居委会岗位，工作具有职业性，只干事不议事。
经过实践，这种模式不太适合，具体表现为居民习惯有事就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也就是职业化的居委会干事，而真正居民选举出的居委会委员，由于只议事，不做事，而形同虚设，这样就更加弱化了居民自治，而强化了由街道办事处作为行政管理者的一面，不利于完善居民自治。
所以第八届（即2006年9月举行的）居委会换届改选，我们采用“议行合一”的形式，要求民选的居委会委员属地化，并采用坐班制。
第二章社区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作为承担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主要载体，我们江苏路街道根据市委、区委关于“社区党建全覆盖、社区建设实体化、社区管理网格化”的总体要求，围绕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提高为民服务能力为目标，努力实现“优三实四”的工作目标（即优化第三级、做实第四级），在应对社区大背景的变化中，参与并推动社区管理的变革。
第一节社会转型现状
目前，上海的社区建设与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阶层分化明显、社会流动性加快、社会冲突加剧：
结构性冲突，观念性冲突；社会整合力和行政整合力在下降。
一、政府职能更将关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二、公民自由结社的意识增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且非常活跃，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更加明显。
（全市有2100多个社团和200余个行业协会）。
三、社会阶层分化（单一到多元），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社会需求多样化（物质需求到文化需求、精神需求），而社会整合力却在下降。
四是社会公众的民主自治、参与管理社会的意识进一步提升，公众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新途径日益丰富（全国有1.1亿网民，70万个网站）。
这些转变，决定了社会转型期也必然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决定了社区建设大背景的变化，决定了社区管理方式应该变化。
我们所探索的就是从服务下手，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改进运作手段，打造社区管理新模式。
第二节当前社区特点
一是从静态到动态，反映在人口的流动大（全社区每两周有400多人口的流动）；各类社会组织、企业的变动大（几乎每天有企业的登记和注销）；居民的思想变化快（从社情民意反映来看，居民关注的热点和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不断变化）。
二是从形态到生态，以前的社区建设主要是道路、绿化、高楼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现在讲社区生态建设，包括两层意思：
一层是自然环境讲生态，另一层是组织生存发展讲生态，现在的社区建设更加注重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不是仅强调“硬件”建设，而是更注重“软件”建设。
社区的发展，不仅靠政府，还要靠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参与。
三是从功能到人文，以前社区工作强调安居乐业，现在更强调增强人文关怀、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居民活力、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营造文化氛围，培育民主自治意识。
四是从现实到虚拟，即网络社区。
在网络社会，公民更多地习惯了网上身份，我们利用网络解决居民困难、维护居民权益、帮助处理问题，实现了现实到虚拟的转变。
新的历史时期，社区的上述转变也使社区管理呈现基础性、综合性、开放性、互动性的特点。
所谓基础性，是从社区的基本要素来讲的，社区要素应当包括人口、地域、组织、文化、设施、归宿感等方面，这些要素是组成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的最基本、最基础的条件，而社区管理关涉这各个方面。
所谓综合性，是从社区的结构功能来讲的，它包括经济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如治安管理和防止青少年犯罪）、社会福利和保障功能、社会参与功能、情感交流功能，所以，社会的发展，不仅靠政府的一项政策，还要借助经济、法律、文化等手段，达到资源的整合和设施的配套，同时还要为人们情感的释放提供空间，这就是社区综合性的体现。
开放性和互动性都是从社区发展的性质和趋势来讲的。
开放性要让百姓感受到公平、公正、公开，关键在于“诚信”二字。
作为党的执政基础，如何取信于民是一个恒久的课题。
（以居民上访为例，居民来街道或者居委会上访，说明他们还信任我们，至少还对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抱有期望，否则，他们就会一有事情就到区政府、市政府甚至北京去上访，或者采取更极端的行为，因为他们已经不再信任我们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直接向上反映，如何来解决政府的“诚信”问题，也是我们作为社区工作者必须直面的问题。
）
所谓互动性，传统的社区管理仍然是强调政府管理的一面，现在是强调社区治理模式。
“在社区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践中引入社区治理概念，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
”[8]
所以说“管理”和“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治理主体由单一化（政府）转变为多元化（政府、社区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等）；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变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的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体现了体制和结构的变化，体现了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社区管理模式，更加注重协同和整合，强调民主决策。
第三章社区管理变革的必要性
社区的以上特点，要求我们在社区工作的推进中，要实现四大转变：
管理观念的转变；管理方式的转变；管理领域的转变；管理资源运用的转变；要求我们从服务入手，寓管理于服务中。
第一节变革的必要性
我们打“服务牌”，充分体现了社区管理变革的必要性。
一、为民服务是党的十六大对社区管理的必然要求。
如前所述，要执政好，就要取信于民，而政府是否诚心为人民服务，是取信于民的关键。
我们从抓好三对关系入手：
一是抓党群关系，以构建信息化、专业化、社会化为支撑的新型服务体系；以党建责任区为抓手，建立民情汇集机制和民情引导机制。
二是抓政群关系，以整合条块资源为突破，加强市容环境管理，维护社区稳定，完善社区安全预警机制和化解矛盾机制，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三是政社关系，培育社会组织，加大社区志愿者队伍、义工队伍、公益性组织的培育，健全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机制，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好政群关系，政群关系处理好了，政府的良好形象就树立了。
政群关系改善只能从提升服务能力着手，体现善治。
善治：
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它包括以下要素：
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9]
二、为民服务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最核心的问题是以人为本，在社区管理和建设中，就是要提供人性化服务，
（1）要体现服务的多样性----满足不同层次人群需求的多样性；
（2）要体现服务的包容性----尊重人们对服务需求的共性和个性差异；（3）要体现服务的精细化----细微之处见真情。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和需求呈现多样化，服务群众要从满足不同群众需求，构建不同层次的服务项目、服务特色考虑，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机制，形成长效机制。
能否在为民服务中体现“以人为本”，关键在于理念而不在于方式；在于能力而不在于权力；在于观念而不在于环境；在于行动而不在于形式。
所以，在社区管理变革的实践中，转变服务理念，从打造服务体系、为民排忧解难入手，提升服务能级。
三、为民服务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必然要求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落实到和谐社区的建设上。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凸现，这要求执政党在化解矛盾上有新举措，能否有效地化解矛盾，是对社区管理提出的新课题。
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矛盾集中在公共环境、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所以服务要“三入手”：
从基础性入手，解决居民反映最集中的环境问题；从功能性入手，完善公共设施建设；从居民安全感入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以服务创造归属，以服务赢得认同，以服务确保安全，以服务凝聚人心。
第二节服务的三个环节
在抓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充分整合社区行政资源，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制手段、思想教育、群众配合多管齐下，重点抓好以下三个环节：
一、决策环节。
决策体现依法、民主、科学。
决策的基础来自于社情民意，民情把握不全、不实、不快，工作容易被动，没有形成机制，仅靠指令，决策就不科学。
决策的过程，首先界定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的不同职能，经过专家论证、群众意见、职能部门讨论，在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少数人的利益，切实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执行环节。
充分体现透明、高效、便捷，讲求工作策略：
以退为进，获取诚意；争取民意，取信于民；创新机制，寻求突破；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公开透明，执行民主策略；利治、利人和利事结合；观念共识，标准提升；寻求共赢，资源共享。
透明体现政策、目标、流程等方面的公开性；高效体现在“三度”：
反应速度、工作态度、群众满意度；便捷体现扁平化的管理，比如社区事务管理的“一口受理、一次办结”，让居民从跑三次到跑一次；从办几件事跑多个窗口到办几件事跑一个窗口。
三、评估环节。
每月召开社区事务处置的考核评估会，以信息化的处置系统作为评估依据，对区派出机构加强双重领导和管理，将各职能部门处理信访、快速反应等情况考核、打分的评估结果反馈到各条线的上级部门。
从社区事务处置反馈统计情况看，立案数呈现下降趋势，而结案率呈现上升趋势，体现监管有力。
我们实行的《江苏路街道关于加强社区事务工作监管的试行办法》，对加强街道政风行风建设，探索建立、健全机关内部监管工作机制，促进机关工作人员自觉养成“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良好工作作风，起到了很好的监管效果。
第三节服务管理的三项机制
经过几年的服务管理模式的探索，我们初步形成了以下三项机制：
一、从服务的基础性工作着手，确立了实有人口管理的新机制。
服务需求呈现的多样化、多层次化和发展型的特点，对实有人口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依托三大机制：
信息采集维护机制、信息采集奖励机制、条线部门信息交换机制，全面了解和掌握服务对象的相关信息，做到“三个把握”：
准确把握人员的流动性，准确把握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准确把握服务信息的常态性，将服务的基础性工作做扎实。
二、按照服务的技巧性指标，确立了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化运作的服务资源整合机制。
在对服务对象信息全面掌握的基础上，还要有充足的社区服务资源，要确立资源整合机制，将为民服务做透，“透”在三方面：
（1）政策透明。
要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社区保障政策，中介、社团的扶植等政策。
（2）目标透明。
要达到什么目标，班子、科室、居委会等所有服务主题都要心中有数，同时要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也要让群众清楚什么情况可以向政府求助，以服务来扩大党的影响力，凝聚力。
（3）整合资源透明。
充分利用市场、社会、党群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各类服务资源，发挥党员志愿者的服务作用，建立和形成社区服务资源库。
最后，通过采用服务过程全程跟踪、监控技术手段，建立面向服务单位的监管机制，形成应对新形势的服务机制。
三、把握服务的操作性要求，确立了信息化支撑、专业化运作、社会化评议的社区服务新机制。
社区信息化的生命力在于使居民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要充分利用网站信息快速传递和全天候辐射优势为民服务；专业化的运作依赖于专业服务队伍的壮大、服务意识的提升和服务专业素质的提升；社会化评议有赖于服务力度的增强、服务的诚信度、广度、深度、精度的增强。
第四章社区管理变革的路径
由于社区服务其本身的产业属性[10]，我们积极探索社区服务“信息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本着“更新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强化服务功能”的宗旨，打造了社区服务“一口受理”模式，新型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以信息化为支撑，创新社区服务方式
江苏路社区作为上海市信息化试点街道，以社区服务黄页查询系统、实有人口数据库和社区应急群呼系统、社区服务一口受理系统为支撑，利用先进网络技术，打造起新的社区服务的总体架构。
一、改进管理理念，创建“数字社区”。
数字社区是指信息化社区，包括某一特定范围内的，或城市特定行政管理地区或城市功能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功能设施的全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11]在2004年江苏社区学习型年会上，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正式提出了从2005年起用2至3年时间建成“数字社区”的目标。
总体框架是：
建设数字化运作的“七大体系”，即：
数字政务、数字党务、数字服务、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小区、数字公民。
“数字服务”建设的内容是：
构建社区服务“一口受理”系统、突发事件应急群呼系统和医疗服务网，建立门类齐全、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网络，以基础数据库、服务实体为支撑，以热线、网络、窗口受理为渠道，向居民提供便捷的社区服务，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二、服务居民群众，实现“三全一零”。
“三全一零”即社区服务“全覆盖、全天候、全方位、零距离”。
如社区应急群呼系统和社区服务一口受理系统的信息化系统内现已存储有13000多位社区老人的信息，江苏社区通过向居民发放《社区服务指南》，提高知晓率；目前，《社区服务指南》已发放至街道辖区内所有居民手中，实现全覆盖。
全天候：
社区应急群呼系统和社区服务一口受理系统实行7×24小时应答，工作日由社区服务呼叫中心接听，夜间、双休日、国定假日由全体机关公务员轮流在街道值班室负责受理，24小时处理应急情况和群众服务需求，做到全天候服务。
全方位：
依托街道社区服务平台和社区政务管理平台的无缝衔接技术，以声讯服务为主要形式的社区呼叫中心可全方位“一口受理”居民的来电，服务内容涉及社区服务申请、社区突发事件应急联动、社区事务处置、行政事务办理政策咨询和居民投诉等，目前通过信息化受理的社区服务项目已覆盖助残为老、综合维修等9大类93项。
零距离：
居民不用出家门，便可享受便捷的上门服务。
居民来电求助时，无需介绍自己，电脑屏幕会自动显示相关数据，使居民倍感亲切。
三、健全工作载体，支持信息服务。
建一个中心。
就是建立社区服务呼叫中心，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发动社会志愿者参与服务的形式，为社区服务信息化提供后台支持。
办一张服务卡。
就是对社区内的纯老人、“三无老人”、80岁以上的老人、优抚对象等弱势群体，发放个人社区服务卡，实现社区服务一站式、一线式、一门式、一卡通式服务。
建一个医疗服务网。
就是利用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据现有的居民健康档案信息资源，开通诊所，实施家庭病床网上预约，代理配药等服务项目，为居民提供医疗保健、就近诊疗、健康咨询等服务，做到小毛小病、保健咨询不出社区；突发急病，应急群呼跟进。
四、升级社区服务黄页系统，体现互动。
社区服务黄页系统，目前实现了内外网互动，为居民在网上查询辖区内有关衣、食、住、行、娱、购等方面的服务资源信息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06年上半年，整个黄页资源有585家单位参与提供居民查询和自助服务。
下半年，将在此基础上，努力以实现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宽领域、广受益”为目标，通过广泛调研，在做好进一步梳理的基础上，按照居民需求，再扩项增企，使便民服务项目和服务单位都有新的增加，不断扩大覆盖面；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社区黄页的运作和维护，真正体现互动；更使社区服务黄页点击量从目前的10446人次，有新的提高。
五、启动社区法人库的建设，深化社区管理。
这个法人库系统，共分为平台核心层和资源协作层两个层面。
平台核心层包括：
“一站、两库、四系统、两平台”，即“一站”，建设一个为企业管理服务的门户网站；“两库”，法人库、资源库；“四系统”，经济管理与服务系统、社会管理与服务系统、党建管理与服务系统、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两平台”，应用协作平台、数字交换平台。
资源协作层包括了与街道企业管理相关的多个部门及其数据，我们将通过数据交换平台完成与资源协作层的数据交换，支撑街道企业服务平台的运作，形成了社区服务的信息化基础。
4年信息化的探索，我们江苏社区的信息化建设在全市走在前列，推动着社区的转变和变革。
第二节以专业化为依托，提升社区服务水准
在构建新型社区服务体系中，江苏路社区注重以专业化为依托，提升社区服务水准。
一、壮大社工队伍，提供专业服务。
江苏路社区依托社区社工总站，初步建立起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目前社工总站下设有党员服务分中心、李琴人民调解工作室、司法社工室、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江苏点、社会心理咨询室以及老年之友、工会法律援助、工会保障理赔、青少年保护、江苏社区文化活动指导、家庭文化建设教育指导、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服务站、同舟联谊、绿化养护等16个专业社工站。
这些借助于社会资源组成的专业化服务队伍，承接政府事务，用面对面、职业化、人性化的交流方式来疏导、预防和化解问题和矛盾，很受群众欢迎。
二、引进专业组织，提升工作质量。
采用政府购买部分服务的方式，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如李琴人民调解工作室，街道每年出资17万元，购买其承担90％的社区疑难纠纷的调解。
李琴工作室还承担了居委会调解干事的人员培训。
（历年来调解成功率都在70％以上）。
设在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区卫生服务点，采用专业化的运行方式，为病患提供健康保健等服务；街道除害服务由上海申花防疫服务社接管，通过专业化运作，削减了人员、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社区还先后推出马路黑色广告的清除、小区街坊道路清扫、道路自行车看管和维修点的专业化运作，改变了过去办事处自己干、干不了再派给居委干部的被动局面。
三、转变运作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如针对社区内售后公房多，物业公司盈利水平低，管理不到位，而业主及小区居民要求保洁、保安、保绿三位一体管理呼声极高的情况，街道引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通过招投标，引进专业的物业管理企业，实施小区保洁、门卫保安、绿地养护的一体化管理，既减轻了居委会的负担，又使售后公房小区的居民享受到了较好的物业管理服务。
05年底实现了一体化管理的全覆盖。
专业化的运作模式，采用百姓评估机制，改变了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状况，政府只管事，不管人，如果承接项目的服务实体工作不好，居民有权将其淘汰，是政府从直接参与到制定规则的迈进，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创造了就业机会，降低了工作成本。
第三节以社会化为导向，拓展社区服务领域
江苏路社区注重依托政府行政推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以社会化的机制和手段，有效整合服务资源，不断增强服务能力。
以帮困为例，原来主要是政府出资帮困，现在社区就注重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对利益进行重新调整（利益调整的三个阶段：
一是效率、二是公平、三是慈善事业），社区管理也从公益的角度，充当了利益的兼顾者。
一、开展项目共建，实现合作服务。
社区积极引进社会化运作实体和服务产品，如由街道与东方老年文化交流中心合作开办的江苏社区学校，设花卉班、书法班、声乐班、钢琴班、舞蹈班等16个班级常年进行培训学习。
通过与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合作，既解决了街道力量不足的问题，又提高了服务质量。
二、借助社会资源，实行委托服务。
在探索养老工作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采用委托管理的形式，将街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