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专题史政治史名词解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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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专题史政治史名词解释
第九章政治史
一、夏、商、西周
1、少康中兴：
夏第三代国君太康（启之子）在位，荒淫不理政务，兄弟五人争位，削弱了统治力量。
东夷有穷氏首领羿乘机起兵攻入夏都，夺取了王位。
后来太康侄孙少康在有虞氏部落（今河南虞城）重新积聚力量，从东夷手中夺回王位，史称“少康中兴”。
●2、盘庚迁殷：
商前期循建国前之俗，国都不断迁徙。
史载从商始祖契至汤共八次迁都，从汤到第19任商王盘庚又五次迁都。
而从盘庚迁都到殷，直至商代灭亡，近300年，都城未再迁徙。
盘庚以前都城屡迁的原因可能是粗耕农业导致的换土易居行为，也可能与解决贵族内部矛盾或民族矛盾有关。
《尚书》中有《盘庚》三篇，详细记述了盘庚迁殷前对臣下的说服训戒之辞。
盘庚所迁之殷，后世称为“殷墟”，已为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商朝的存在也因此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由于商后期以殷为都，故后人又将商朝称为殷、殷商或商殷。
盘庚迁殷对于商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武丁中兴：
商朝第22位王武丁在位期间，不断与西北和北面的gong方、土方、鬼方等方国进行作战，经过上万军队的长期征伐，最终平服了上述地区。
武丁还曾对西面的羌方和南面的虎方用兵，也都获胜。
他在位的50余年，是商王朝最强盛的时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此时商的疆域西到陕西西部，南到湖北、湖南之界，北到河北北部，东到海滨，成为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4、三监与管蔡之叛：
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商王畿，命其统治商人余部，同时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亦分封于商王畿附近，对武庚和商人进行监视，称为“三监”。
成王即位，此时周朝统治尚未完全稳定，成王年幼不能主持大局，由其叔父、武王之弟周公旦（名旦，周为采邑所在地）摄政。
管叔对周公执政不满，遂与蔡叔等散布周公终将篡位的流言，并联合武庚一同举事。
图谋趁机复商的武庚又纠合了旧日服属于商的东方诸方国、部族共同作乱。
一时反周声势十分浩大，周王朝面临严峻的挑战。
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在稳定内部后，亲率大军东征。
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叛乱，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并征服了卷入叛乱的大批东方方国、部族。
此次东征彻底打败了商的残余势力，史家或将其形容为第二次灭商，其作战之艰苦大大超出武王第一次灭商。
周对东方的统治也由此真正奠定。
5、册封：
西周封建诸侯，要举行一种隆重的仪式，谓之锡命。
在仪式中，受封者从周天子接受册命，称为册封。
册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即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连同这土地上的人民封赐诸侯，让他们去建立侯国。
诸侯对天子要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封建义务；还要随时准备率领自己的武士、军队，接受天子的调遣，参加战争。
通过册封，构成了以周天子为首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从属关系，对西周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6、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
西周第10任天子厉王在古史中以贪暴著称，他任命荣夷公为卿士，推行“专利”政策，引起社会上下一片反对。
所谓“专利”，即是将原来公有的社会财富资源——山林川泽等收归王室所有，由国家统一管理，不准一般贵族和平民使用。
此举使原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为压制舆论的不满情绪，厉王又专门派人“监谤”，发现有异议者则杀之，结果人人自危，不敢议论，道路以目。
大臣召公劝谏厉王不听。
终于在公元前841年，中小贵族和平民发动大规模暴动，史称“国人暴动”，周王朝受到沉重打击，厉王被迫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
厉王居彘14年而死，在此期间诸侯共伯和被推举摄行政事，以“共和”纪年。
一说“共和”是指周公（周公旦之后）、召公两大臣共同摄政，史称共和行政。
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7、宣王中兴：
周宣王在位期间，任用贤臣，整顿武备，励精图治，使西周王朝的衰颓局面有所挽回，号为“宣王中兴”。
自西周中叶以来，西北地区的戎、狄、猃狁诸族逐渐强盛，因其临近西周王畿，故已成为周室的主要威胁。
宣王多次对上述诸族进行征讨，俘获甚众。
对东南淮夷、南方楚国作战，也数次获胜。
为巩固战果，宣王还续行分封，在邻边地区又建立了一批诸侯国。
宣王在位46年，到其后期“中兴局面”已近于终止，国势又走向衰退。
8、平王东迁：
西周末年，周幽王立宠妾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嗣，废申后所生太子宜臼。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宜臼逃至申国母舅家，申侯遂联合缯国和犬戎伐周，在周平王元年（前770），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下，西周覆灭。
申侯、鲁侯、许文公等诸侯拥立宜臼为王，是为平王。
次年，因镐京及王畿遭战争破坏，平王得晋、郑、秦和其他诸侯之助，遂东迁与雒邑（今洛阳），以避戎寇。
重建周王朝，为东周之始，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二、春秋战国
1、春秋五霸：
春秋时期，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霸主，文献中称之为“春秋五霸”。
关于五霸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说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共涉及齐、宋、晋、秦、楚、吴、越七国。
七国当中，宋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其国君宋襄公有志图霸，实未成功。
秦国是周室东迁后在宗周故地发展起来的诸侯国，虽一度号称霸主，但只是称霸于西戎，霸业并未及于中原。
吴、越到春秋晚期才相继崛起于长江下游，霸业短暂。
总体来看，春秋最主要的霸主当属齐、晋、楚三强。
秦、吴、越也是大国，但稍逊一筹，只具有“偏霸”的性质。
2、尊王攘夷：
春秋列国争霸过程中，中原大国为利用周室的正统地位，号召诸侯，打出了“尊王攘夷”旗号。
春秋争霸史主要是齐、晋两国与楚国争夺霸权的历史，这本身就带有华夷之争的性质。
楚国是由南方土著部族发展形成的，其文化、制度等颇与中原国家有异，自己也以蛮夷自居。
齐、晋两国提出“尊王攘夷”口号以号召诸侯，尊王即尊崇周王室，攘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楚国。
社会发展程度更为落后的是戎、狄，它们对华夏诸国所造成的威胁并不比楚国逊色，因而也是“攘夷”的重要对象。
齐桓公的霸业即以此开始。
●3、弭兵盟会：
公元前579年，争霸的晋、楚两国在宋国大臣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都并无诚意，只是矛盾的暂时缓和，以后战端再起。
公元前546年，在宋国大臣向戍的提议下召开了14国参加的“弭兵”盟会。
会上规定：
晋、楚两国的仆从国以后要既朝晋，又朝楚，承认它们是共同霸主，平分霸业。
这次盟会以牺牲仆从国的利益为代价，换来了中原地区相对的和平与安定。
●4、三家分晋：
晋国在春秋时长期维持霸业，国内军功贵族的势力也随之逐渐上升。
到春秋末期，国家大权为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六家卿大夫所掌握。
六卿在架空国君的同时，彼此间也展开兼并。
首先是智、赵、韩、魏四家联合消灭了范氏、中行氏，随后到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又联合起来灭掉势力最强的智氏。
智氏灭亡后，赵、韩、魏不仅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而且将晋公室的土地、人民也基本瓜分，仅给晋国国君留下两城。
国君反居于三家之下，甚至要去朝见三家大夫。
三家分晋的格局事实上已经形成。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三家大夫为诸侯，成立赵、韩、魏三国，晋国灭亡。
“三家分晋”标志西周建立的分封制已经崩溃。
●5、徐州相王：
战国兼并战争过程中，一度称霸的魏国屡屡受挫于齐国，已不能独霸天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被迫率一些小国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县）朝见齐国国君齐威王，正式给他奉上“王”的尊号，而齐威王也同时承认魏惠王的王号，此事称为“徐州相王”。
随后各国国君皆相继称王。
●6、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其代表人物有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人。
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其区别即在于各国对东、西两大强国齐或秦的不同关系。
如各国南北相联系，共同对付秦、齐之一，即为合纵；各国与秦、齐之一结成东西横向关系来对付南北他国，即为连横。
秦、齐在适当的时机也通过加入合纵集团来对付对方。
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
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秦汉
1、无为而治：
汉初君臣以对秦政的反思、否定作为出发点。
陆贾为汉高祖著《新语》，将秦亡原因归结为暴政和过度压榨，指出在用暴力手段夺取天下后，必须改用宽缓的手段治理天下。
针对汉初局势，特别强调“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这就是“无为而治”方针的初步总结，其主要内容，即顺民之情，与民休息，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
萧何为丞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其后曹参为相，为政一遵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无所变更，史称“萧规曹随”。
汉初推行的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无为而治政策，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七国之乱：
景帝即位后，用大臣晁错削藩之议，削减一些诸侯国的辖地。
吴、楚、赵、胶西、胶东、济南、淄川七国于景帝三年（前154）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首领为吴王刘濞景帝虽杀晁错，七国仍不肯罢兵。
但此时西汉国势处于上升时期，社会秩序稳定，七国的分裂活动不得人心。
汉廷以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叛，不足三月，七国之乱即被镇压。
景帝趁此机会，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
七国之乱平定后，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得到进一步加强。
●3、文景之治：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继续采取汉初以来“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户口迅速繁息，生产有了明显发展，粮价一再降低，政府囤积了大量财物，与汉初的凋敝局面已远不可同日而语。
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奠定了汉代民富国强的雄厚物质基础，为汉武帝时期西汉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4、六条问事：
汉武帝时期监察官员监督时的依据准则。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
以诏书规定的“六条问事”为范围，一方面弹压不法豪强，另一方面纠举违法、腐败的地方官。
六条问事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对地方官吏的控制也有所强化。
5、沉命法：
汉武帝在位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相当严重，百姓不堪重负，多次掀起暴动，局势动荡。
武帝被迫颁行“沉命法”，规定郡太守以下地方官如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处以死罪，结果“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导致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
●6、巫蛊之狱与轮台罪己诏：
在汉武帝开疆拓土，大事更张的过程中，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时局的看法出现分歧。
以皇太子刘据为核心形成了一派主张“守文”的势力，而不少官员仍然拥护武帝开边、兴利的既定国策。
两派力量冲突的结果，导致在征和二年（前91）爆发了“巫蛊之狱”。
当时谣传宫中有人用“巫蛊”的迷信手段诅咒武帝，武帝的亲信江充奉命穷治其案，连及太子。
太子不得辩白，遂矫诏发兵杀江充，自己也走投无路而自尽。
这一事件对晚年的武帝打击很大，经过深刻反思，他作出了“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的检讨，宣布“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拒绝兴利之臣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的建议，并下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指出“当今务在止苛暴，禁擅赋，力本农”，史称轮台罪己诏。
其后他将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表明要改弦易辙，实行“富民”政策。
又拜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使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
为其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政治基础。
●7、盐铁会议：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兴利之臣的代表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主张守文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
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示以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许许多多的主张。
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盐铁论》一书（作者桓宽）即是根据这次辩论写成的。
贤良、文学之议对于“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实行，显然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
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8、昭宣中兴：
汉昭帝年幼即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霍光辅政，继续实行武帝后期以来的政策，多次下诏赈贷农民，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还减省郡国漕运关中的粮食，以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
宣帝即位后，更着力整顿吏治，推行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使社会生产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政治又出现新的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9、光武度田：
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针对豪强地主隐匿耕地数字，私占人口的行为，推行“度田”，即令地方丈量耕地、核实户口。
此举引起豪强地主的反对，未能严格执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豪强势力的发展有所抑制。
●10、清议：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
清议对时人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舆论乃及选官，影响被评论者的仕途进退。
其评价主要仍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风气所至，士大夫纷纷作出让爵、推财、避聘、久丧等“孝义”行为，希望博得清议赞扬。
但伪装“高行”以求名的现象也很常见，从而导致东汉后期沽名钓誉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11、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治事件。
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引起官僚以及知识分子的不满。
他们评论朝政，褒贬人物，猛烈抨击宦官集团，史称“清议”。
延熹九年（166年）李膺捕杀与宦官勾结、教子杀人的方士张成。
宦官乘机指使张成弟子牢脩诬告李膺等诽讪朝廷。
桓帝下令逮捕“党人”，李膺等200余人均被收捕。
并“禁锢终身”。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灵帝永康元年（167）外戚窦武太傅陈蕃起用李膺与被锢之其他名士，打算消灭宦官势力。
因事机泄漏，宦官先发制人，逮捕“党人”，杀李膺、杜密等100余人，禁锢、迁徙数百人。
后又挟持灵帝下诏：
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官僚士大夫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
四、魏晋南北朝
1、高平陵政变（07·选择）：
曹魏后期，大臣司马懿发动的一次政变。
正始十年（249）一月，执掌政权的曹爽随从皇帝曹芳到洛阳城郊去祭扫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乘机关闭城门，发动政变，以莫须有的“反逆”罪名，族灭曹爽及其同党。
从此，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氏父子手里，司马代曹成不可扭转之势。
●2、八王之乱：
西晋内部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斗争。
动乱的前期表现为宫廷政变。
惠帝时期，皇后贾氏夙有干政野心，与宗室楚王玮合谋，于元康元年（291）发动政变杀辅政大臣外戚杨骏及其家属亲党，以辈分较高的宗室汝南王亮辅政。
后又唆使楚王玮杀亮，然后又以专杀之罪杀玮，这样大权就落到贾后手中。
此后统领禁军的赵王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后，随后又废黜惠帝，自即帝位。
赵王伦篡位引起了宗室诸王的普遍反对，政变开始演化为内战。
在外统领重兵的齐王冏（时镇许昌）、成都王颖（时镇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河间王颙（时镇关中）起兵讨伐赵王伦，拥惠帝复位，随后三王又互相厮杀，长沙王乂、东海王越也卷入战争。
诸王各引效忠于自己的地方官乃至内迁民族参战，北方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和混乱。
自惠帝即位至此，卷入政变和内战的主要为汝南、楚、赵、齐、成都、河间、长沙、东海八位宗王，故史籍称这场动乱为“八王之乱”。
光熙元年（306），前七王皆已败死，东海王越最终控制了朝政，毒死惠帝，立其弟怀帝。
八王之乱遂告结束。
延续达十六年之久的内战使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
●3、永嘉之乱：
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仍以汉为国号。
其子刘聪在位时，于永嘉五年（311）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
两年后怀帝遇害，一批晋朝大臣在长安拥立武帝之孙秦王邺，是为愍帝。
到建兴四年（316），匈奴军又攻破长安，愍帝亦被俘虏，西晋至此灭亡。
因为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是匈奴颠覆西晋的关键阶段，故史称匈奴的反晋为“永嘉之乱”。
4、祖逖北伐：
东晋初年由祖逖领导的北伐。
西晋末年洛阳沦没后，祖逖率领亲族乡党数百家避乱南下，到达江南后，祖逖不甘故国倾覆，恒存振复之心，主动请缨，于建兴元年（313），带领旧部数百人毅然渡江，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但因上层统治集团内争，朝廷掣肘，终至无功而卒。
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生死以之，以攻为守，保障了东晋偏安。
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与后来以北伐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者大相径庭。
5、三定江南：
西晋末年，义阳蛮张昌的别帅石冰，以后，西晋官吏陈敏、钱璯也先后割据江南，但均被江南豪族消灭，史称“三定江南”。
“三定江南”为东晋在南方政权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
6、王与马共天下（11·选择）：
西晋灭亡后，在以王导为首的北方士族支持下，司马氏宗室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
其时，王导执政于内，从兄王敦统重兵于外，王氏子弟布列朝中。
司马睿即位，迫于形势，邀请王导同登御座，受百官朝拜，王导固辞。
但实际上东晋军政大权握于王氏之手，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士族力量的强大，开启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此后先后出现庾、桓、谢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
●7、王敦之乱：
东晋初年，晋元帝对士族特别是王氏执掌大权的现状不满，采纳刘隗、刁协的建议，推行系列“崇上抑下”，约束士族势力的“刻碎之政”，引起士族高门的不满。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声讨刘隗、刁协为名，发兵攻入建康，晋元帝忧愤而卒。
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兼控内外。
明帝太宁二年（324），敦病死，临终命部下再次进攻建康，被击败。
但士族与马共天一的格局并未改变。
王敦之乱不但开启了荆、扬之争的序幕，而且使江南士族的政治势力受到了较大打击，对东晋及以后南朝的历史有重要影响。
8、苏峻之乱：
东晋成帝时，出自侨姓士族高门颍川庾氏的外戚庾亮与王导共同辅政。
时流民军帅苏峻因助平王敦之乱有功，任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屯兵淮南。
庾亮惧其势盛，征峻入朝任职，企图因而夺其兵权。
咸和二年（327），峻遂以诛亮为名，与另一流民帅祖约举兵反，次年攻陷建康，焚掠财物一空。
虽然以后被平定，但对东晋的实力有很大影响。
●9、侨置与土断（注意史料题）：
东晋南北朝期间，国家在南迁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与他们原籍同名的州、郡、县及行政机构，加以管理。
由于这些离开原籍，迁徙异乡的人口被称为“侨人”，故为之设置州、郡、县就称为“侨置”。
侨置主要发生于东晋，永嘉之乱以后。
侨州、郡、县以侨人士族充任官吏，使他们继续享有特权。
著籍的侨人，可获得免除调役的优待，对招徕北方流民与社会安定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侨置日益增多，引起地方行政系统的紊乱。
而且侨人士族地主乘机私占流民为佃客，逃避调役，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受损失。
东晋政权从咸和年间（326—334）开始实行“土断”政策。
所谓土断，就是以居住地（“土”）作为断定户籍的依据，使之著籍。
取消侨人原来的临时户籍——白籍，由居住地编制统一的户籍——黄籍，同时也就取消侨人免除调役的优待。
东晋南朝多次实行土断，兴宁二年（364）三月初一（即庚戌日）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比较坚决，清查出不少被士族豪门挟藏的私附人口。
义熙九年（413）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也较有成效。
土断中还整理了侨州、郡、县，有的被并省，保留下来的也都获得了从南土州郡县中分割出来的一块实土。
●10、元嘉之治：
宋文帝元嘉时代（424—453）是南方自东晋以来的鼎盛时代。
他重视整顿地方吏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负担，从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史称：
“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
这就是所谓“元嘉之治”。
●11、侯景之乱：
南朝萧梁末年北齐降将侯景发动的一场叛乱。
侯景，原为东魏重臣，后与高欢子高澄有隙，遂叛东魏，被击败后降梁。
梁武帝不顾朝臣反对，接纳侯景，封为河南王。
侯景于太清二年（548）举兵反，渡江攻入建康，包围台城（建康宫城）。
最终于太清三年将台城攻破。
梁武帝被囚禁，病饿而卒。
侯景篡位称帝，国号汉。
其后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
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所杀。
侯景之成不仅对梁的国力造成严重破坏，南方高门士族也遭到沉重打击。
●12、国史之狱：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
13、停年格：
北魏自孝明帝后实行的选官制度。
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随着封建化的加深，原为北魏军队骨干的拓跋鲜卑羽林、虎贲地位日益低下，受到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官僚排斥。
孝明帝神龟二年（519）武人发动暴乱，杀死排抑武人的汉人官僚。
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年资入选。
为了解决官职少，应选者多的矛盾，吏部尚书崔亮奏请为停年格制，即不问才能，授官一律依年资分先后。
凡有空缺职位，不问贤愚，择停解年月日久的优先叙用。
这就是所谓停年格。
14、河阴之变（07·选择）：
北魏末年统治集团间争夺中央政权的一次变乱。
北魏后期，孝明帝与其母胡太后争权，于武泰元年（528）被太后毒死。
在镇压六镇起事中屡立战功、握有重兵的并州契胡（匈奴别部）酋长尔朱荣以为孝明帝复仇为名，攻入洛阳，杀胡太后，拥立孝庄帝，又在洛阳东北的河阴屠杀北魏王公百官2000余人，史称“河阴之变”。
尔朱荣挟孝庄帝元子攸入洛阳，自己专制朝政。
河阴之变对汉人士族是一次大的打击。
●15、六条诏书：
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颁布由汉族士人苏绰归纳的六条行政原则：
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称为“六条诏书”，要求官吏对照执行。
不通此六条及不能造计帐者，不准任地方官。
上述措施大大强化了各级官僚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
五、隋唐
●1、玄武门之变：
唐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掉他的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不久，唐高祖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
●2、贞观之治：
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
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
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3、二圣：
唐高宗在位中后期，苦于风疾（头痛），有时目不能视，百司奏事，时令则天参决，则天因而专权，以至“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4、《氏族志》：
唐太宗时，命大臣搜求全国谱牒，评定姓族等第，编《氏族志》，仍以博陵崔氏的崔民干为第一等。
太宗不满，下令重修，重修，先列皇族，次及外戚，崔民干降为第三等。
《氏族志》南北朝时期的谱牒貌同实异，它不是选官的根据，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
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土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
通过修《氏族志》，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
●5、《姓氏录》：
唐高宗时期，在武则天的主使下，高宗命令重修《氏族志》，改称《姓氏录》，进一步贯彻“以品位为等第”的原则，“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
五品以上官全部收入，乃至包括士卒以军功晋升者。
《姓氏录》虽然受到士族和贵族的轻视，被目为“勋格”，但是它完全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的界限，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官员的地位，因而为普通地主所拥护。
6、开元盛世：
唐朝唐玄宗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
唐玄宗治国初期，以开元作为年号，他励精图治，并且任用贤能，改革吏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
当时天下户口繁息，经济高度发展，文化繁荣，疆域广阔，国势强盛民，天下大治，后世史家称其为开元之治。
“开元盛世”是唐朝百余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它的出现，与唐王朝统治者，尤其是与唐玄宗改革的促进作用分不开的。
“开元盛世”也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随着唐玄宗统治趋向腐败，各种社会危机也就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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