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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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
——牢牢把握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哲人黑格尔说过：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确实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支撑。
但是，放眼整个世界，着眼国家未来，既要看到未来光辉的前景，也要看到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如果一个国家一味陶醉于过去取得的成就而不思进取，那么这个国家为当今人类社会所处的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时代所抛弃也就为时不远了。
我们需要唤醒全社会、全民族的教育忧患意识！
不错，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建设了一个教育大国，但我们还远远不是一个教育强国，大而不强的教育绝不可能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能否牢牢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不仅事关中国教育的未来，更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倾听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教育故事
放眼世界，近现代以来，每一个国家从落后到兴起，再到强盛，都编织着一个个美丽的教育故事。
1．威廉一世国王：
这些钱相对于长远收益算得了什么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父子是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王。
父子俩特别吝啬，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
但特别重视教育，对自己生活要求苛刻，对教育却出手大方。
父子执政期间，德国处于贫弱状态。
1717年9月28日，为提高国民素质，威廉一世签署了《普通义务教育》谕令：
“普鲁士王国内，所有5至12岁的孩子，必须上学，接受学校教育，否则，家长将要被处罚。
”“所有适龄儿童，冬季必须每天上课，夏季除了帮父母做农活外，每星期至少要上学1-2日，以使冬季学到的知识不被遗忘。
学费每星期6分尼，支付不起的家庭，由当地政府承担”。
当有人提醒威廉一世“如此改革妙是妙，但将耗资巨大”，威廉一世国王斩钉截铁地说：
“这些钱相对于我的长远收益来说，算得了什么？
我推广教育，改善的将是我整个国民的素质啊！
”到国王去世时，全国的学校由当初320所乡村学堂发展到1480所，教育改革成果显著。
其子继位后坚决贯彻了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1754年将上学年龄由5至12岁提高到5至14岁，学校遍布所有的穷乡僻壤。
1763年8月12日，亲自签署了世界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
1870至1871年，普鲁士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普鲁士元帅毛奇曾经自豪地说：
“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1873年3月，拜恩州《教师报》登出了题为《德国校长大获全胜》的文章，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一个半世纪来实施的义务教育法。
1794年，威廉二世签署法令，宣布大、中、小学均由国家兴办。
[1]
此后，德国教育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世纪60年代，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5%。
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孕育了智慧的德意志民族，促进了德国的统一与发展，并一跃而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近代以来，德国大地上升起了一颗颗璀璨巨星：
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类杰出的思想文化科学巨擘，曾照亮人类文明的大半个星空。
自诺贝尔奖颁发以来，授予德国人的诺贝尔奖至少有76位，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德国拥有的专利数量长期在欧洲占据第一位，占到全世界总量的18%。
不仅如此，欧洲各国纷纷效仿，颁布有关义务教育的法律法规，规范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2．日本教育：
“建立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
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届日本政府把教育看作是立国之本，认为重视教育是追赶欧美强国的有效途径。
从1872年颁布第一个近代学制算起，日本仅用35年时间就普及了6年制义务教育。
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这体现了日本教育强国的强烈愿望。
二战败后，日本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荒芜，百废待兴。
这时的日本更加重视教育，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
战后历届内阁都紧紧抓住教育不放，把教育看成是“国政的根本”，“建立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
1947年，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日本政府毅然决定把普及义务教育由6年延长到9年，免费为中小学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每年还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一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1948年即实现了9年制义务教育。
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高中入学率已达94%，基本普及了高中；大学入学率也上升到37%，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3．韩国：
教育立国
20世纪50年末，韩国还是一个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跨入亚洲“四小龙”行列，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1968年，为了促进民族和国家发展，韩国政府掀起了“韩国教育政策上的一大改革”，公布了“长期教育综合计划”（草案），宣布初中免试升学制、“国民教育宪章”、大学入学预备考查制和函授教育制。
从此，韩国教育发展问题列入了国家综合发展计划之中。
这是韩国“教育立国”发展战略的开端。
此后，历届韩国政府都奉行“教育立国”的国策，使教育事业得到了优先发展，为韩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人力准备。
4．邓小平：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一个在中国政坛演绎了“三起三落”的传奇老人——邓小平站了出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从恢复和振兴教育事业抓起。
1977年8月，他亲自做出了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1978年3月、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从此，拉开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雄伟历史画卷的序幕，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中确立“科教兴国”战略地位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访问日本。
10月26日，邓小平离开东京乘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赴京都访问。
在特快列车上，邓小平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现代化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同时他深深地体会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性。
这位深爱着祖国和人民的世纪伟人，从日本经济腾飞的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教育对于振兴中国经济发展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作用。
从“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经济起飞规划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教育优先发展的壮丽图景。
正是在这位世纪伟人规划的宏伟蓝图的指引下，30年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再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正在一步一步得到确立。
30年来，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2008年底，“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
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576.07万人，毛入学率74%。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
[2]由此，一个从民族战争、解放战争的废墟上，经过艰苦的探索，逐步走向繁荣和民族复兴的国家，正在演绎着一个通过发展教育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由“丑小鸭”变“天鹅”的美丽故事。
二、中国教育正在迎来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16大提出：
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由此，2020年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国家，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25%，1820年为33%，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2世纪之前一直领先于西欧，在18世纪前一直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
后来，它错过了工业革革命，经济出现停滞，1949年GDP仅占世界5%（世界银行《中国与知识经济：
把握21世纪》2001年）。
知识经济的到来，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全球性的深刻变革。
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留给中国的难得的不多的重新崛起的机遇。
应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不辱使命，牢牢地抓住了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人提供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
从量的积累和崛起的角度讲，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三，2009年出口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
许多工业制成品名列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
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又面临着致命的危机，这就是：
“结构性调整”已成为中华民族能否真正走向伟大复兴的决定性一役！
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1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从总量上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
能否经受并跨越这一挑战，不但决定着我国能不能抓住21世纪头一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而且决定着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迎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如此迫切、如此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教育为这一进程准备了人力资源，我们值得骄傲和自豪；探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之艰难，我们又不能不有一份深深的自责。
不能不承认：
国家创新实力和创新人才的不足，直接影响着我国应对这场结构性调整战役的历史进程。
好在，中国人没有丧失对自己民族发展和崛起的自警自省意识，在应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挑战的过程中，始终把教育改革和发展放在事关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来谋划。
2010年，国人翘首期盼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要颁布实施。
由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将进入长达10年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教育正在迎来长达10年的战略机遇期，是基于以下六个事实：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教育工作。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批示，要求对素质教育工作进行系统调研。
200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专门研究教育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素质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题。
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接见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三个优先”的教育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2006年，温家宝总理先后主持召开四次教育工作座谈会。
2009年，温家宝总理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先后发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两篇重要文章。
二是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为我国教育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财力支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供，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增加到２００9年的６８４７７亿元。
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大大提高了财政对各级各类教育的保障水平。
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562.61亿元，到2008年增加为10449.63亿元，增加3倍多。
[3]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3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每年有1000多万大中专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
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一文所指出的：
“应该肯定，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学生的就学率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四是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
我国素来有尊师重教的光荣传统，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求，对教育公平的关注，对教育质量的全面要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为群众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满足群众对发展教育的期望，推动教育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更大的发展，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上学难、上好学’的问题，这是人民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4]五是30年的教育改革开放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0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继续教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为我国教育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
“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制订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规划，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5]这次《纲要》的制定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既体现了专家智慧，又广泛听取了民意，相信《纲要》将为我国未来教育发展描绘出清晰的战略蓝图，必将大大推进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说到底，“战略机遇期”是中国教育的“蜕变期”，是中国教育的“质变期”，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中国教育就会迎来一个“凤凰涅槃”；丧失了这个“战略机遇期”，就会延缓中国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教育就会拖经济社会发展的后退。
我们坚信，教育战线不会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会牢牢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把教育事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由大变强的战略机遇期。
与中国经济一样，中国教育长大了，从总量上看，在很多指标上，都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教育还不强。
这里，中国教育强不强，关键看未来10年我国教育创新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能否得到真正提高。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由外延发展向内涵跨越的战略机遇期。
在未来10年，决定中国教育发展的关键，不在是靠建设、靠规模拉动，而是靠理念、靠创新、靠文化、靠特色、靠教师队伍素质，等等。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袁贵仁部长在教育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
所谓“深水区”，无非就是我国教育改革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体制与机制突破的挑战，不突破旧的体制和机制，教育改革已经寸步难行。
推进新旧体制的转换，这将是我国教育改革不得不迈的一道坎。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为中国未来赢得主动权的战略机遇期。
正像温家宝总理不断强调指出的：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当今世界，知识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才培养与储备成为各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占据制高点的重要手段。
我国是人口大国，教育振兴直接关系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振兴。
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
”[6]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奠定坚实基础的战略机遇期。
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的生存与竞争，不仅靠国家的军事、科学、经济等硬实力，也靠国家的文化、品牌、创新等软实力。
说到底，“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要靠教育来奠基。
我国教育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无论是国家意志，还是法律要求；无论是人民的意愿，还是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都对尽快实现教育的战略转型，即从“知识本位”的教育走向“育人为本”的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藩篱”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创造了应有的条件。
教育战线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把我国教育引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着力提高我国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能力，不但决定着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命运，而且将会直接影响2020－2050年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影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三、走出中国教育改革困境亟待教育思想的大解放
中国教育改革深陷非理性教育思潮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曾经出现过“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似乎今天中国教育界又面临着这样的困局。
这既反映了老百姓对教育的极大关注，又凸显教育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一挑战，固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时代特征所造成的历史局限性有关，更与我国教育改革路径选择所折射出的教育思想困境有关。
请看三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士的言论：
一位重点大学校长在２００９年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下面一段话：
“目前大家都体会到了应试教育的苦果，但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取消高考的。
在当前社会诚信不足的时期，如果取消高考，那会极大影响教育公平，将是另外一个灾难。
”——中国教育报
一位重点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告诉我：
全国人民都在搞应试教育。
言外之意：
怎么搞素质教育？
一位教育局长告诉我：
一家就一个孩子，负担能降下来吗？
我们需要深思——
素质教育就是不要考试，就是要取消高考吗？
如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当然会遭遇人民群众的极大反对，因为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力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分层的机会。
政府、学校与社会之间有没有“隔离墙”？
家庭、社会教育与国家主导下的学校教育行为能划等号吗？
或者说，教育是不是社会的“附庸”？
教育与社会之间应该有一道“隔离墙”，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教育是专业行为，教育不能人云亦云；二是教育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但教育不可能按照每个老百姓的直接利益诉求来办。
社会、家庭可以功利，政府和政府主办的学校教育可以功利吗？
社会与家庭可以有自己对教育的直接的功利化需求，但政府和政府主办的学校不能把直接满足这种功利需求当作自己的办学目标。
教育在满足老百姓的功利性需求时必须以满足老百姓的长远根本利益为前提。
或者说，教育必须承担引领老百姓、引领社会需求的功能和责任。
人人可以谈教育，人人可以评论教育，既有其可喜的一面，也有值得人们忧虑的一面。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中国教育之福。
这既反映了我国老百姓对教育的超乎任何国家的特别关注，也反映了我国老百姓期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迫切心情。
这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老百姓重视教育、支持教育、关心教育。
但也有其令人忧虑的一面，就是社会上对教育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教育的过度期待，甚至转化为一种教育浮躁，一种对教育的非常“苛刻的功利性需求”。
特别是，当教育的非理性需求过于强大时，就会给教育界带来无法承担的压力，教育走向极端功利化在一些地方就会成为必然。
从这个意义上讲，非理性教育思潮不是中国之福！
我们不能不说，当前中国教育有一种被非理性教育思潮所绑架的危险。
只有尽快从非理性教育思潮的“陷阱”中走出来，在教育认识上正本清源，解放思想，才能选择正确的教育改革路径，进而走出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一）我国教育陷入了发展与改革的“悖论”
2009年，是我们送别大师的一年。
７月１１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来自齐鲁大地的人文大师驾鹤而去；１０月３１日，钱学森、贝时璋两位科学大师又携手西行。
特别是，随着钱学森先生的去世，“钱学森之问”一时在全国成为热门话题。
这反映了中国教育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教育重视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为什么当代中国教育发展那么快，而我们的科学大师、人文大师对教育却越来越忧虑？
我们如何对待钱学森先生讲的，他的一生有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在北京师大附属中学读书，一个是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
钱先生对他在北师大附中那一段读书的时光非常怀念。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从整体上讲，为什么离育人的本质要求越来越远？
不要说，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上世纪５０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学生负担也没有这么重。
那时，学生学习的自由度比今天还要大。
我认为，当代中国教育陷入了“发展”与“改革”的悖论困境。
不走出这个困境，中国教育就不可能走向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二）我国基础教育深陷夜郎自大的迷思
我国教育界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夜郎自大”心态，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是好的。
甚至曾有教育界高官认为：
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
现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欧盟、俄罗斯都在学习中国的教育。
我们不能不说，在这种心态下，我国基础教育界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盲目乐观，没有清醒而深刻的教育危机意识，甚至对基础教育改革不思进取。
中国教育确实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比较扎实、系统完整。
可是，不能不承认：
教育有比这个更为重要的目标，这就是培养人，让人成为人。
在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信息化社会已经到来的今天，中国教育的传统优势日益缩小，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传统优势越来越强。
这就是个性张扬和能力培养，越来越成为教育更为本质的目标。
在时代发展的挑战面前，用我国越来越短的所谓教育优势，与去人家越来越强的教育优势相竞争，其竞争的结局难道不是不言自明吗？
（三）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是办人人考重点大学的教育
现在，有不少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与让更多的孩子升入大学之间划等号，甚至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要把更多的孩子送进重点大学。
如果认同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说：
各级政府永远不可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每个老百姓的孩子都送入重点大学读书。
如何办人民真正满意的教育？
“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一个一个老百姓简单相加的结果，不等于“人民”。
人民利益是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代名词。
从这个意义上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其标准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让每个孩子享受有条件保障的教育
一定区域内的教育，就其条件而言，必须是有标准的。
这是公共服务的本质要求。
城市可以有教师开设音乐、美术、体育课，农村不能开设，这是教育的不公平。
2．让每个孩子享受有质量保障的教育
一定区域内的教育，就其每所学校的教育质量而言，必须是有质量标准的。
放弃一部分学生，不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让学生达到课程标准的基本质量要求，都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
不执行国家课程方案是教育违法行为，攀龙附凤是教育的堕落，学生学习质量达不到国家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是教育的失职！
３．让每个孩子享受各得其所的教育
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要让每个孩子享有符合其先天资源禀赋要求的教育。
这里，要求教育必须促进学生积极而有效的分流。
包括义务教育之后的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分流和学校体制内的分流。
（四）减负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真正目标
“减负”始终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围绕着“减负”，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个又一个文件。
可是，在十七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小记者仍然问教育部长：
为什么我们的书包还那么重？
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多睡一会儿？
我认为：
减负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直接的根本目标。
关键是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教育如何帮助孩子们过有意义的学习与生活。
我国教育改革的根本目标是：
一是改变学生学习的内容，从统一到选择；二是改变学生学习的方式，从书本学习到实践学习；三是改变学生学习的时空，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四是改变学生学习的状态，从被动到主动，从无兴趣到有兴趣。
（五）高考改革不是中国推进素质教育的前提
今天，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就不可能推行，几乎成了人人脱口而去的“口头禅”。
甚至有人给我提建议：
推进素质教育不用那么忙活，也没有那么难，抓好一条，就是高考改革就行了。
可是，３0年来，我国的高考改革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可为什么“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
我认为，把高考改革看作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前提，直接否定了基础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基础教育的国民素质教育性质，把基础教育直接当作了高考预备教育，把普通高中办成了高考训练班。
我们可以断言，不管高考改革推进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通过高考改革解决所有学生的能力鉴别问题，或者说，不可能通过一张试卷解决所有学生的能力和素质鉴别问题。
高考需要改革，高考改革能够为素质教育的实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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