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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探析

罗志凤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

自简•奥斯丁的作品问世以来，评论界一直将研究重点放在其笔下那些光彩夺目的年轻男女形象上，而那些年长的男性配角——父亲形象研究却成果稀少且分散，缺乏系统整体的梳理。

事实上，父亲形象同样应该受到研究者和读者的关注，他们不仅是奥斯丁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有着独特的魅力和艺术特质，从他们身上可以一疏作家解构男性优越神话的意图及摆脱父权压迫的渴望，体现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简•奥斯丁父亲形象男性神话女性意识

简•奥斯丁（1775-1871）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在短短一生中，她总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

《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和《劝导》。

这些作品均围绕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展开，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笔触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婚恋图谱，折射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自奥斯丁的作品问世以来，评论界对那些光彩夺目的年轻男女形象的研究经久不衰，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而那些年长的男性配角——父亲形象研究则像一块鲜被涉足的“新大陆”，研究成果稀少且分散，有的只是在论及年轻男女形象时附带性地提及，缺乏系统的、整体的梳理。

事实上，父亲形象同样应该受到研究者和读者的关注，他们不仅是奥斯丁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身上更有着独特的魅力和艺术特质。

下面从奥斯丁笔下的父亲形象入手，分析其形象的特点，探索作家解构男性优越神话的意图及摆脱父权压迫的渴望，挖掘作家的女性意识。

一、父亲形象之“温婉的揶揄”

父亲，即父权社会的头领，在以他为主体组建的家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义务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①但是,奥斯丁笔下几乎所有的父亲都不是优秀、完美之人，且不同程度地被置于家庭的统治权之外，几乎所有的父亲都存在失职的现象。

《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先生。

他赋有学识和见地，智慧且幽默,对家人的愚蠢粗俗亦是心知肚明。

然而他却异常懒散，自动放弃了“家庭领航者”的责任，面对家庭棘手难题时选择躲进书房。

对于太太的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等糟糕表现，他从未想过引导或改造,而是插科打浑，讽刺挖苦，甚至当着女儿的面揶揄嘲讽,并以此为乐。

在女儿的教育上，他更是失职的父亲，从来不把父爱和智慧用在教育和培养女儿上，而是将教育问题一股脑儿丢给心性缺陷的太太，任由她向女儿灌输不恰当的价值观念。

这直接导致两个小女儿头脑简单、品行不良，一味热衷于跳舞、梳妆打扮和卖弄风情，并最终引发莉迪亚私奔丑闻。

贝内特家的女儿们都没有受到恰当的家庭教育，她们在人际交往和婚恋上吃尽了苦头,这不能不归咎于贝内特先生的不尽父职。

按照英国当时的遗传法,贝内特家的地产要由远亲柯林斯先生继承，妻女无权过问。

即便如此，他仍然庸庸碌碌，从未为家人作任何打算。

《爱玛》中的伍德豪斯先生像是一个贪图照顾的老小孩，他万般依赖女儿，把内外家庭事宜全权交由爱玛处理，自己只担心夏天的散步和香喷喷的薄粥。

他是一个虚弱守旧的旧式地主，胆小怯懦，惧怕任何变化。

他更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有什么对他不利，便认定对任何人都不合适，永远都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在女儿的婚事上,他更是自私到极点。

他憎恨女儿结婚,因为那样身边少了一个可以聊天解闷的人;邻居家的失窃事件让他胆战心惊，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女婿来保护他，他才同意爱玛的婚事。

伍德豪斯先生凡事皆为一己之利,毫无父辈应有的担当，这是一个完全放弃责任的父亲。

《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的养父托马斯爵士是奥斯丁小说中唯一受到赞许的父亲。

他不似范妮的生父普莱斯上尉那样浅薄粗俗，也不似贝内特先生故作超脱对妻女冷嘲热讽,而是个有作为的贵族地主。

他品德高尚，颇有一副古道热肠，多年来一直尽心帮助贫困的普莱斯一家，收养范妮，使她受到良好教育。

但这个唯一受到赞许的父亲，他的缺点也显而易见:

他为人世故，沉溺习俗，对出身寒微的范妮亦不无防范，唯恐其粗鄙性情影响他的孩子。

对子女的教育，他出现了严重失误，他太关注礼仪培养而忽略道德约束。

对女儿的态度太过严厉,加之性格内敛、不苟言笑，以致子女都不愿与他亲近，不敢对他流露自己的想法。

他明明看出拉什沃斯先生头脑愚蠢，却从世俗利益计而允诺了女儿亲事，以致酿成玛丽亚与人私奔又被抛弃的悲剧。

他对自私虚伪、吹嘘炫耀的诺里斯太太十分信任，为该太太引诱女儿们的堕落创造了条件。

家里一连串的打击让托马斯爵士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作为一个权威的家长，其认识水平尚不及人微言轻、少言寡语的范妮。

值得注意的是，奥斯丁在前期创作中的父亲形象并非都是一无是处的，他们也有很多闪光之处。

比如，贝内特先生的明理风趣，伍德豪斯老先生的善良和蔼,托马斯爵士的正直品格，均可赞可叹，作家之于他们的嘲讽也善意而温和。

他们在缺憾之余仍有着闪光之处,奥斯丁对他们的态度可谓“温婉的揶揄”。

二、父亲形象之“辛辣的嘲讽”

如果说奥斯丁对前期作品中的父亲们还保留了那么一点点的客气,嘲讽他们的同时也不忘给予些许赞赏的话，那么到了后期，温婉的揶揄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辛辣的无情的嘲讽。

《劝导》中的沃尔特爵士是小说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人物形象。

他自命不凡、愚昧无知，平日里只关心外貌、爵位，挥霍成性，缺乏责任感，最终使家业负债累累，不得不出租象征贵族地位和荣耀的凯林奇大厦。

他对女儿安妮的关心还没有拉塞尔夫人这样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来得多。

失恋后的二女儿安妮得不到父亲的抚慰，只得靠散步和叹息排遣心中苦闷，伤心忧郁使安妮过早地失去了青春的妍丽。

沃尔特爵士爱慕虚荣，他瞧不起向安妮求婚的温特沃思，只说了句“绝不会给女儿带来任何好处”，便冷漠地不管不问了。

八年后，温特沃思名利双收、衣锦还乡，再次向安妮求婚，考虑到温特沃思的丰厚财产，他才觉得其可以与自家高贵的府邸相配，同意了女儿的婚事。

他对达尔林普尔子爵夫人和困窘的史密斯太太的态度更是有天壤之别：

他坚决反对安妮与落魄低微的史密斯太太往来，对她的一番评论毫无绅士风度可言;可是在达尔林普尔子爵夫人母女面前,沃尔特却是那么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为了谒见这位远亲，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回访之后逢人便谈，庸俗之至。

除了嘲讽外，奥斯丁吝于给予他一丝美德。

蒂尔尼将军在《诺桑觉寺》中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表面的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掩饰不了内心的冷酷与势利。

他专横跋扈，妻子在世时从未享受过一丝温情，最后郁郁而终。

长子蒂尔尼寻花问柳，品行败坏，不顾羞耻和已有婚约的伊莎贝拉调情。

女儿埃丽诺性格柔弱，全心全意侍奉生活起居，他却嫌贫爱富，百般阻挠女儿与心上人成婚，直到得知对方意外获得丰厚遗产，才喜笑颜开允诺亲事，一副嫌贫爱富嘴脸。

他的势利嘴脸更可从对凯瑟琳前恭后倨的态度上一览无余，受索普所惑，他极力怂恿次子亨利追求凯瑟琳，并热情邀请其去诺桑觉寺做客,将她视为上宾，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然而当他听说凯瑟琳家境贫寒，并没有如传说中的那样可以继承大笔财产时，便立刻翻脸，撕下温文尔雅的面具，气急败坏地驱逐她连夜离开。

蒂尔尼将军的前后态度对比鲜明，奥斯丁对其嘲讽之深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奥斯丁笔下的父亲虽然品格、地位、贫富各异，但都存在各种缺点，存在难以掩饰的失职现象。

对子女的教育和婚姻，均未给出恰当的指导和建议，更有甚者，还一度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障碍。

这一切说明，奥斯丁通过手中生花妙笔的创作，曲折地反映了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父权制的不满。

三、对男性优越神话的解构

在奥斯丁笔下，父亲形象和以往作家所书写的那般光辉、伟岸不同。

他们要么扮演父权丧失标志的角色，要么沦为被嘲讽的对象；即使那些优秀的年轻男主人公们，相较于光芒四射的女主人公，也显得差强人意、大大逊色。

究其原因，这或许正是奥斯丁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自我意识及性别意识的反映。

聪敏睿智者如奥斯丁，她试图有意通过对笔下父亲们的塑造，弱化男性的力量、解构男性权威、批判父权社会，以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张扬女性品能,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这闪烁着适应时代潮流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光芒。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于生理、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女性大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家庭中，而扮演父亲、丈夫角色的男子则凭借一系列优势在家庭里发挥着重要作用。

父亲本该是父权制社会的代表，在家庭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以责任和威严在男性话语系统中赢得后辈的尊敬和爱戴。

但奥斯丁的小说中却很难找到这样形象高大伟岸的父亲形象。

她一反传统作家对父权的颂扬和赞美，描绘了一系列缺席失职、权力旁落的父亲形象，解构男性优越论，打破男权神话,表现出对父权的蔑视和挑战。

《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先生自私懒散，为躲避妻女的纠缠和生活的责任躲在书房里寻找乐趣。

《诺桑觉寺》的蒂尔尼将军是个唯钱是图、专制冷酷的暴君;《劝导》中的沃尔特爵士虚荣堕落，醉心享乐，极度自恋;《爱玛》中的伍德豪斯先生是个一惊一乍、贪图女儿照顾的老小孩;《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普莱斯上校言语粗鄙，对孩子感情淡漠。

以上的父亲形象都冷漠自私，缺乏原则，精神不坚定，无法树立威严的形象。

《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托马斯爵士是唯一一个受到奥斯丁赞许的父亲，却依然陷入内外交困之境。

从心理学角度看,父亲形象的失职和权力旁落也是奥斯丁难以摆脱女性作家这一身份的焦虑的体现。

“对妇女而言，性别是一种痛苦的障碍，她们总是焦虑于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身份、缺乏自己的权威与得不到恰如其分的对待,担心写作活动会孤立她们甚至会摧毁她们啮。

父亲作为父权制的权威，他们压抑女性发展、独立，剥夺女性言说的权力，使女性陷入失去自我的失语状态，这是女性作家的某种心理期待和书写策略。

让父亲形象权力旁落或集体失职也就道出作家的心理期待：

女性质疑、反叛父权制，渴望摆脱父权制重压，能自主地决定命运。

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这样描述父权制:

“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任何文明一样，是一个父权制社会，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军事、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通往权利的途径，包括警察局的强制权力，完全掌握在男性手里，事实也就不言而明了,如果一个社会以父权制作为制度基础，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就被人口另一半的男性所控制。

’⑥古往今来，中外文学创作大都以男性为中心，由他们执笔的男性形象总是居于文学中心，代表强势话语、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他们笔下的男性大多是优秀的代名词，他们性格刚毅，处事果敢，勇于担当，是社会和家庭的支柱;女性却往往是被欲望、被观察的客体。

奥斯丁却一反传（下转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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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4页）统的重男轻女立场，从女性视角展开故事叙述，用女性目光审视、评判作品中的男性父亲,推翻了几千年来男性作为社会和家庭主宰的传统，解构了男性权威,同时充分肯定了女性的聪慧和自我价值。

这就消解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系统，毫不留情地讽刺了男权至上者，给了强大的父权制文化一记响亮的耳光，弘扬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注释：

①刘斐.淑女视域中的男性角色一奥斯丁小说形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②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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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凯特•米利特，著.钟汉良，译.性的政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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