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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记的论文1500字

关于史记的论文1500字

篇一:

史记论文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

《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司马迁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馀字,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

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

“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

《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先生大概是从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两个方面来评价的。

“史家之绝唱”是指其历史价值,“无韵之离骚”乃指《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家之绝唱”的评价已是颇高。

“绝唱”二字是为绝前而后未出,也就是唯一。

不仅是因为《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这种题材。

大凡读史之人,都会有相似体会:

历史不可究,因而具有时过境迁的不可辨认性。

写史咏史的文献篇目虽多,对于历史的记录大多难以避免其要么晦涩难懂,要么枯燥乏味。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

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

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

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

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

《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

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

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

”“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史家之绝唱”是从史学的方面对《史记》进行评价: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时间上讲,它记述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演变。

从地域上讲,它不仅记载了中原王朝的政治风云,而且首创民族史传,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

更为可贵的是《史记》还放眼世界,记述了朝鲜及大宛、乌利、康居、大月氏等中亚各国的社会形态、人情风貌。

从人物传记上讲,《史记》除了记述历朝帝王将相外,还包括农民起义者、学者、游侠、刺客、医生、商人、妇女等,覆盖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从内容上讲,《史记》更是包罗万象,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地理、民族、医学、宗教等学科,是一部完整的大百科全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集大成之作。

司马迁的《史记》较《五经》更容易理解,并且对《五经》当中的难点作了疏通,《五经》不懂之处,在《史记》当中会有相关的部分帮助梳理和理解。

这是由于司马迁在著书之前就博览群书,对于人物或者事件也亲自去考证,所以一部《史记》,不仅可以当史来读,它还是对于繁冗的古书的一种汇总。

其中,《史记》在记述一段历史或人物的时候,用字用的恰到好处,让读者不会觉得历史只是一个事件。

所以司马迁著《史记》也就是做到了前人著史时没有做到的事情,并且记录贵在真,贵在实。

梁启超也说: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

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

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因而,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是有根据的。

《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

1955年,苏联科学界推尊司马迁为“世界文化伟人”,隆重纪念他诞生2100周年。

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

它的不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是具有了文明的传承性。

而说《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文学价值更让人值得思考。

《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等作家的作品。

《离骚》是楚辞的代表,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

《离骚》在文学方面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多用楚地方言写成。

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如此。

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

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

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

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用无韵之离骚来作评价则是肯定《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继承了先秦散文语言生动准确、叙事简练明达的优秀传统,奠定了史传文学的坚实基础,在散文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司马迁具有高度的驾驭语言的本领,尤其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塑造形形色色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形象,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人各一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血肉丰满,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从而也使当时的历史得以生动地再现。

司马迁还十分讲究文章的结构,使一幅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有层次地展开,引人入胜,有着高度的艺术魅力。

其次我们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屈原与司马迁都曾遭遇大磨难,生而忧愤,于是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

且鲁迅对离骚也是偏爱有加,才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

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

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

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

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

《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

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

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

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

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

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

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

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

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

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

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

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很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

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

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

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

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

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

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

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

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

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

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

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

?

《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

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

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

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

《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

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

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

《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

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篇二:

《史记》研究论文

课程名称:

史记研究

论文题目:

任课老师:

俞樟华

学院:

人文学院

班级:

中本061班

姓名:

周超

学号:

06131125

成绩: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浅析《史记·李将军列传》

内容提要:

《史记·李将军列传》是汉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代表作——《史记》中的一篇文章,介绍的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故事,主要介绍他功高而未得封侯的事情,以及李广的后代李敢与李陵的战事。

我重点分析了李广最后的自尽的悲惨一幕,表现了一位伟大的将军宁死不受辱的精神。

终其一生,他的传奇事件有很多,最后无缘封侯的确是正应了汉武帝“源数奇”的说法。

因此我就从李广的一生来看待“李广难封”的境遇。

关键词:

李广;《史记》;英勇无畏;源数奇;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

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

广自请曰:

“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

”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

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

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

“急诣部,如书。

”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

军亡导,或失道,

后大将军。

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

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

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

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

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

广曰:

”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

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

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遂引刀自刭。

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

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选自《史记·李将军列传》

后将军李广的悲剧性的结局,无疑令我们感到伤心与失望。

李广“难封”这一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评述的焦点,一方面,大多数人是在肯定李广悲剧形象的前提下,就李广“难封”的原因作一些探讨,虽然他们所侧重的角度不同,但又无一例外地把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制度的不合理和汉武帝对李广的打压与迫害;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李广“难封”不是悲剧,而是李广自身能力不及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

但在其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并未就李广治军、行军、用兵上的欠缺做深入的探讨,更没有从一个良将所应必备的素质全面分析李广,仅仅简单地以汉匈战争中李广的成败来论述,这样的论证则显得有些不力,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李广。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司马迁优美的文字以及凝聚着他自己心血的感人的评价,才使得李广为众多人所知。

司马迁以赞颂的激情、错综变化的笔法,围绕着精于骑射,勇敢作战;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凡三个特点,通过三个完整生动的战斗场面,为人们刻画出李广这样一个作者心目中的一代名将形象;在传中,李广俨然一位天才型将领。

司马迁自为李陵之事辩解而遭受宫刑之后,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给其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围绕一个“辱”字倾其满腔悲愤,陈述著书雪耻之志。

①诚如鲁迅所言:

“况发愤激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

虽背《春秋》之义,因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

”“意旨自激”难免会渗入个人的情感意识,借《史记》以泄其怨愤;“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一语更是道出了司马迁在评述《史记》中的人物时,深受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使得有些篇目文笔多于史笔。

在《李将军列传》一文中,作者对于李广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对于李广的为人更是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评价,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可以说,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直接导源于司马迁的悲剧和他强烈的悲悯情结。

“难封”使得司马迁为李广深鸣不平,更使得唐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道出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文人骚客为此扼腕叹息,借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哀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

后世有些学者更是把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军功制的不

合理和汉武帝重用外戚、打压贤士的用人政策。

那么,事实真的就只是这样吗?

汉初,统治者推行与民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

面对匈奴的抢掠更是奉行以和亲换安宁的绥靖政策;然而和亲政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除边患,保证国家的安全;相反,由于汉初绥靖政策的影响,到了汉武帝时,匈奴的抢掠更加的放肆,严重地危及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倾轧,后宫、外戚专权,弊政连连。

面对内忧外患,汉武帝采取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以期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思想激励早已无心政事、战事的军民,消除外患,振兴大汉,以实现民族的大一统。

②汉武帝时的军功奖励制便应运而生。

因此上,军功制的设立是应时代所需,战争所需;军功制激励大汉几百万勇士拼战疆场,奋勇杀敌,其积极的作用不言而喻;军功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合理性理应由其对社会及战争产生的积极意义来决定,而不应以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来决定。

正如商鞅所言:

“劳大着禄其厚,功多着其爵尊”。

军人按军功来决定其奖惩无可厚非;更何况,军功制作为一种制度,对于个人的封侯来说,只是一种外因,它并不能起决定的作用,而真正决定个人封侯的内因是其在军事上的成就。

有些人因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而否定制度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

武帝用才,不拘一格。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求贤若渴,重用贤良才俊之士。

在农本商末,视商人为末流的封建时代,东郭咸阳、

篇三:

史记论文

《史记》研讨论文——史记中司马迁对将领成败的评价

内容提要:

在《史记》中,有许许多多的将领们都是战功卓著的,然而能被君王圣主所真正理解、被朝廷之臣尊敬、被士卒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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