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缺乏公民的公民社会从非政府组织向度.docx

俄罗斯缺乏公民的公民社会从非政府组织向度.docx

《俄罗斯缺乏公民的公民社会从非政府组织向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俄罗斯缺乏公民的公民社会从非政府组织向度.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俄罗斯缺乏公民的公民社会从非政府组织向度

俄罗斯缺乏“公民”的公民社会：

从非政府组织向度

黄登学

2011-03-0912:

55:

49　　　来源：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1期

　　【内容提要】　新俄罗斯诞生10多年来,随着俄罗斯民主宪政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相关保障公民和独立社团自由、权利的法律的出台,各种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俄罗斯公民社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普京上台后,逐渐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并采取各种措施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但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视角考察,俄罗斯公民社会仍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或“不成熟的”、缺乏“公民”参与的公民社会。

　　【关键词】　俄罗斯　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

　　【作者简介】　黄登学,1969年生,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讲师。

（济南　250100）

一　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

　　所谓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是指“由抱持相同或相近志向的志愿者组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固定的成员——领导结构的、超出于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之外而独立运作且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关注于特定的或普遍的公众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1],合法性、独立性、非利润分配性、志愿性、公益性以及非政治性是其主要特征。

　　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公民社会核心结构要素的大量志愿性、中介性的非政府组织在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中承担着日益广泛的功能,它们以非政府的方式介入原本应由政府关注的公益事业,同时与政府组织和私人营利企业之间又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不仅有利于对社会要求和利益进行整合与过滤,而且为理顺和满足人们的一些共同要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和解决途径。

　　非政府组织是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桥梁,也是平衡、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杠杆,由此也被称作“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既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训练、必需的机会和手段,同时也为公民自治和自我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必需的组织和形式;正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获得了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进而成为抵御国家权力和职能过分扩张、防止商业市场系统过分侵蚀的根本保障,成为民主政治的牢固基石。

特别是在一些社会转型国家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非政府组织通过动员并吸收社会大众参与所组织的活动,通过与国家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作用,对于公民社会的构建和民主进程的推进,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民主的一种新形式,又是衡量公民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尺。

二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苏联“极权”时代,公民社会一直被国家吞没。

国家因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而逐渐官僚化,独立于国家的自治性组织也是不存在的。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大力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为了培育和引导民众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创造性和责任感,鼓励他们脱离共产党的直接控制进行政治参与,并允许他们不经党的指导和参与就可以建立非正式的组织团体。

由此涵盖范围很广的各类所谓“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其中有些组织后来发展演变为“非政府组织”,比如俄罗斯生态与环境保护组织等。

这些组织的建立,是在构筑一个独立于政党—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这些组织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当时它们并未被赋予合法地位,仍旧是弱小的,“支离破碎的,还不足以成为构成政治舞台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这个政治活动的舞台仍被看作是政党—国家的当然的权力范围”[2]。

　　俄罗斯独立后,政府通过立法对现存的社会组织进行保护和规范。

1991年通过的关于结社的立法为非政府组织的注册提供了法律基础;1993年俄罗斯宪法的确立为公民的自由和独立性团体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而1995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的《非政府组织法》确立了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地位。

在这种政策环境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历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民众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与权利不断扩大的过程。

比如,在新西伯利亚州,90年代中期公布的非政府组织有400个,到1999年达到1800个;而莫斯科到2001年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达到了两万个之多[3]。

据俄罗斯司法部统计,在俄罗斯联邦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现有大约1315个;在全俄罗斯定期或不定期参与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人数接近200万;2001年一项关于公开性的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是否人们可以加入他们喜欢的组织”时,认为“可以”的人数从1993年的63%上升到2001年的81%,认为情况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变得更糟的人数出现了下降[4]。

众所周知,在整个苏联时期,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不存在的,非政治和非国家的公民社会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考虑到这一因素,俄罗斯独立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

　　普京总统上任以来,其强国理念获得了俄罗斯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普京竭力重建国家的行为能力。

只有强大的法制国家才能够切实保护本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确保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稳定性。

反过来讲,强有力的国家应当得到强大公民社会的支持。

强大的公民社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国家、改造国家、批评并且监督国家。

在俄罗斯建立一个民主、法制、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包括“为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生机勃勃、能使政权保持平衡并得到监督的公民社会创造有利条件”[5],否则,国家就有可能发生蜕变而对人们所希冀的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

　　自从2000年以来,几乎所有现实的以及潜在的权力中心都陆续重新被置于国家的集中控制之下,更准确地说,是回到总统机关的直接控制之下。

2003年12月举行的涉嫌操纵的国家杜马选举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形容此次俄罗斯杜马选举“是自由的,但是不诚实的”。

　　在此次选举中,亲克里姆林宫的“统一俄罗斯党”大获全胜,争得了国家杜马2?

3的选票。

　　由此看来,在各类竞争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国家在推动个别团体利益的实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展示了自己的超强力量。

但与此不同的是,普京政府并没有一贯地采取强力措施而对大多数俄罗斯非政府组织进行直接的控制。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至今尚无答案。

这里可能的解释也许在于,一般地认为,非政府组织并不是争夺权力的潜在竞争者,因而完全可以在普京所谓“可控民主”的政治理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普京本人也曾多次强调,必须发挥非政府组织对于国家执行权力机关行为的调节功能,主张在它们和联邦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2001年6月,普京还曾专门会见了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鼓励他们与政府管理部门开展对话和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认为,非政府组织对于国家活动的批评“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需的”。

由此可见,普京对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由于经济、政治等各种原因,国家不得不从社会的众多领域撤离出来,致使与俄罗斯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社会领域处于被人遗忘的“真空”状态,而非政府组织恰恰填补了这一真空。

有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并表现出较高的创造性,特别是一些专业性组织在与国家有关机构的交涉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此外,俄罗斯非政府组织还积极争取与国家机关进行建设性合作。

比如,2001年秋季在政府资助下成功举办的俄罗斯“公民论坛”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非政府组织的4000多名代表参加了那次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公民论坛”,该论坛设置了20多个所谓的“对话平台”,以鼓励代表们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方针政策建言献策。

　　上述情况说明,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对于推进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非政府组织的视角来看,俄罗斯公民社会雏形已经基本形成。

然而我们说,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以及俄罗斯公民社会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不完善的,还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比如,自从通过举办那次“公民论坛”国家机关和非政府组织实现互动以来,二者之间的合作进程进展缓慢,仅在个别领域,比如说在帮助难民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而且,仅这种合作也似乎因2004年年底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而面临威胁[6]。

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执行权力机关认为,与其他社会力量进行沟通和协商越来越失去其必要性,由此就出现了一种乍看起来比较离奇的场景,即一方面是政治领导人公开强调合作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合作不仅得不到落实,而且越来越被忽视,甚至面临完全取消的可能。

　　如果把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看作是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这些组织进行分析以考察俄罗斯公民社会的特点的话,我们会发现,俄罗斯公民社会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其运行方式也常常表现出矛盾的一面。

实际上,无论是履行加入欧洲理事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后俄罗斯所承担的基本义务方面,还是在满足俄罗斯民众的基本需求层面,都常常需要依靠公民社会各类组织的活动才可以保障。

过去10多年来,俄罗斯联邦非国家部门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真正意识到并承认公民社会发展进程对于国内稳定的重要性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仍是少数。

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进程任重而道远。

三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几个重要问题

　　对于公民社会而言,有关非政府组织的下列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一,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寻求自身发展的资源及法律环境如何?

　　就世界范围而言,在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里,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一般来自于某些个人和企业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基金会以及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资助。

而在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国际组织和基金会。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的外部行为体针对俄罗斯的民主改革提供各种各样的战略和方案。

互信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索罗斯基金会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组织通过对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以帮助俄罗斯建立民主结构和公民社会。

事实上,俄大多数有名气的非政府组织都是依赖于外国的援助,而非依靠来自国内的资金支持。

　　就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发展所处的法律环境而言,虽然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和规范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如早在1995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就通过了《非政府组织法》）,从政治层面上确立了非政府组织的合法地位,但能够保障和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经济方面的立法过于薄弱。

俄罗斯于2000年和2001年通过的现行税法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方面既不能为个人和慈善机构,也不能为企业创建相应的法律框架[7],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他们向非政府组织的捐款不但不能享受相应的免税待遇,相反,那些资助社会公益活动的企业反而常常成为税收稽查的对象。

向非政府组织无偿提供的物质援助也须缴纳18%的增值税,这一税额是根据所提供物质援助的估算价值确定的。

未列入政府正式名录的捐款和赞助商还须缴纳所得税。

制订这一税法的原因在于,立法者将非政府组织看作是企业隐瞒利润和逃避税收的潜在工具。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非政府组织不得不依靠做假账以避免按社会统一的税率向国家缴纳税款。

　　20世纪90年代,在俄联邦层次以及大多数地区水平上都通过了旨在调节和规范地方非政府组织提供社会帮助的法律。

然而,这些法律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难以完成和解决诸如人权、妇女权益、保护少数、政治参与以及生态等领域的任务和问题。

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公民社会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状况仍将像以前一样取决于来自国外的资助力度。

　　因此,在国际层面的支持对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仍起巨大影响力的条件下,一方面,应当特别注重俄罗斯人权状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政治的开明进程;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动一致的相关立法工作,以鼓励地方捐助和促进基金体系的建立。

而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仍任重而道远。

　　第二,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并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同时是否能够吸引他们积极参与到本组织的工作中来?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精英政治”未给民众参与公民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从而导致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没有能够获得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在叶利钦时期,精英所关注的是任期、政府和立法机构,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益,而对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创造公民参与的有效机制、培育公民社会持消极态度。

而普京就任总统以来,虽然逐步认识到发展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主动地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仍然是精英主导一切,国家仍旧握有大部分资源,非政府组织很难在没有国家的支持下组织卓有成效的活动,因而也难以吸引民众实际参与此类活动。

　　社会学研究资料显示,俄罗斯民众一方面对非政府组织举办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识,而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活动的有效性和作用缺乏信心。

2003年夏天,一项关于俄罗斯民主意识的调查表明,如果受到邀请或者接到相应的呼吁,64%的俄罗斯人声称会从事某项社会公益工作。

与此同时,仅有3%～9%的受访者相信,他们的社会政治活动能够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由此造成的相互矛盾的现象是,人们实际参加和人们原则上准备参加社会政治生活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见下表1）。

表1　全俄社会调查表

俄罗斯人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的比例（%）

参加的形式

最近3年来实际参加的人数比例

原则上准备参加的人数比例

1在集体及其周围的建筑物中

23.4

43.8

2就城市或乡镇生活中的某一具体事件签署请愿书、声明,参加集会、纠察队等

10.0

16.4

3加入住宅委员会,参与地方管理

3.8

6.5

4为因自然灾害、不幸事件等而陷于困境的人们募集资金和财物

10.2

27.9

5参加选举活动

9.0

8.9

6参加工会、劳动集体委员会的工作

5.9

9.1

7参加工会系统组织的集会和罢工

2.8

4.4

8参加妇女、老人、青年及人权组织等

2.7

10.2

9参加地方党组织的活动

1.0

1.9

10参加宗教组织的活动

1.8

2.0

11其他

0.6

0.5

12从未以任何方式参加过（将来也不参加）

58.3

37.5

　　注:

表中数据引自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安德列耶夫博士2004年10月在山东大学所作的一场题为《当代俄罗斯公民社会:

社会分化和政治立场》的学术报告。

　　当要求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公民参与整个社会事务的水平比较低这一问题时,受访者首先提出了两个因素:

第一,人们整天事务缠身,根本没有时间参与其他活动（大约46%的受访者认为是这种情况）;第二,人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对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发挥作用（大约45.5%的受访者表示认同这一点）。

　　由此可见,在当代俄罗斯存在一种趋向,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和政治领域间的一种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社会打算把政治完全移交到“专家”,即所谓独特的“政治阶层”手中。

今天持这一立场的人至少占到全部受访者的3/4,只有1/4的人仍然坚持主张所有人都应当有机会去影响权力政治的运行。

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目前公民社会以及民主的发育程度。

　　目前,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覆盖面还不到1%。

有40%参与问卷的俄罗斯公民和60%非政府组织积极分子表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时常会受到限制,而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曾经试图采取措施,到相应的部门和法院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各地区,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也试图通过各种公开的活动（如演讲等）来吸引公众去关注自己的任务和目标。

它们极力向公众通报信息并吸引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此外,非政府组织还着力加强对青年进行社会政治的教育工作,其目的在于激励年轻人更多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但从总体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

　　总之,考虑到俄罗斯民众仍较淡薄的民主意识和薄弱的维权能力、仍不健全的社会活动参与机制以及对（非政府组织）活动有效性的疑虑等因素,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想要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并使其实际积极参与本组织的活动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

　　第三,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自治程度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如何?

　　目前,俄罗斯各种非政府组织缺乏自治,仍受到国家较严密的控制。

这一点从大众媒体的遭遇就可以看出来。

电视媒体直接或间接受到权力机关的控制,几乎所有的全国性的电视网要么为国家所有,要么和“权力”共谋。

1996年的总统竞选就是明证[8]。

2000年普京上台后,大力推行所谓“国家主义”,将私有化的媒体重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剥夺了舆论的独立性。

俄罗斯的“国家主义”趋向也不能不使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原本就脆弱的独立性大打折扣。

同时,俄罗斯非政府组织除了在诸如人权、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传统领域之间联系较为密切外,在其他领域的联系仍然不是广泛和紧密的。

此外,它们和媒体、政党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更是少之又少,这不能不影响到它们大规模联合行动的能力,从而难以对公民社会的构建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第四,非政府组织能够与国家的“代表”进行积极有效的政治对话,还是被看作思想“异己”受到排挤而总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当前,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对话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进程。

这一政治进程实际上涉及除非政府组织之外的所有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的自治政治主体。

由此以来,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不得不去完成本不属于自己的一系列任务,从而使得非政府组织的自我意识更加模糊。

在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当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为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府所接受的政治伙伴当属“人民大会”——一个由全俄罗斯现有非政府组织网络组成的非正式领导人联合会。

这个非政府组织网络包括:

“纪念碑”协会、社会生态联盟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会等。

这些组织与众多的非国家性权威研究中心（比如社会政治独立研究所等）存在紧密的联系,其中有些组织还与国家执行权力机关存在良好的私人联系。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积极争取与国家开展对话以发挥沟通“上下层”桥梁的作用,但是,由于俄罗斯的权威主义传统以及政治精英围绕权力“争斗”的惯性,“俄罗斯的领导人,无论是莫斯科的还是共和国以及行政区的,都宁愿通过精英建立的组织比如政党而不愿通过基层的自治组织来和人民互动”[9],这些自治组织由此呈现一种边缘化的趋势,它们和政治精英在各个层次上的接触点是很少的,因而对于发展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也是不利的。

由此英国格拉斯哥斯特科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罗斯（RichardRose）教授把俄罗斯比作一个“沙漏型社会”[10]是非常形象的。

　　此外,良好对话平台的搭建还受到总统管理机关内部矛盾的制约。

俄罗斯政治中起主导作用的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在于:

一方面是试图建立和培育良性发展的、富有竞争能力并能够给俄罗斯百姓带来福祉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持续不懈地谋求“天然”的大国地位并在社会及政治领域依靠在相当程度上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国家机构。

可以预见,总统管理机关中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间的这种竞争性对抗还将持续下去,这也将影响到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发展。

　　第五,西方国家、基金会以及相关组织对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政策重点是什么?

　　如上文所述,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主要依赖来自国外的援助。

按理说,这种援助对公民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事实上,这些援助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西方资助者向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主要是西方式的技术,而非它们所真正需要的知识和经验,而且,资助者通常以公开竞争的方式来分配资金使得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为了获得有限的资金而展开激烈竞争。

正是“西方”的这种资助政策和取向不仅未能扩大俄罗斯公民社会,反而使得一些原本可以团结在一起的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成了“竞争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就把精力主要放在了与西方资助者“搭建”关系上,而不是积极去倾听和代表民众的诉求和利益,它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力图成为一个“被资助者”,而原先所追求的理想和价值观念被抛到了脑后。

在俄罗斯,人们似乎普遍地认为,与其说这些非政府组织关心的是能否在实际上改变事物,还不如说它们更加关心的是能否得到西方的资助。

目前,在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所握有的“资源”相当有限而“西方”的影响力有增无减的条件下,“西方”的这种政策取向如果不发生改变的话,俄罗斯完整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将变得遥遥无期。

四　被破坏的平衡

　　随着石油巨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总统管理机关领导人亚历山大·沃罗什的去职以及对当局行动起一定牵制作用的国家杜马作用的下降,这种本来就比较脆弱的平衡（总统机关与杜马之间有倾斜的平衡、权力机关内部自由主义势力与保守主义势力之间的相对平衡以及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有限平衡）进一步受到了破坏。

大多数政治人士和分析家普遍认为,普京周围自由主义力量的影响已经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

　　2004年总统大选后新政府的顺利组建,显然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确定性。

但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能否继续开展严肃的政治对话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二元权力”体制能够向前走多远。

　　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促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对俄政策。

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形成的所谓“可控民主”[11]理念随着2004年12月初国家杜马选举结果的明朗化而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基本成为现实,而这对社会所带来的后果也将很快显现出来。

　　——不管是谁,那种试图建立自治的,或者说,独立于克里姆林宫意志的“权力场”的做法已经变得不再可能（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遭遇即是典型的例子）;

　　——政治解决车臣冲突的思维将不复存在,相反,“分而治之”的强硬政策已经确立,也就是说,几乎把军事手段当作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

　　——能够对俄罗斯国内政策进行批评的只剩下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首先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议会等）,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也因此被冠以“西方代理人”的帽子。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成为唯一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

　　——俄罗斯融入国际政治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其参与国际反恐斗争）并没有促进其对外政策的“文明化”,相反,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帝国倾向”却越来越明显,对独联体成员国尤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方想进一步促进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则必须扩大和加强与其“公民代表”的交流与合作。

也就是说,在西方政治家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领导人进行正式会晤的同时,仍应像以前一样去争取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行会面和交流。

2004年2月初,德国外长菲舍尔访俄时即是这样做的。

在那次访问期间,菲舍尔会晤了“纪念碑”协会会长阿·罗金斯基、“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领导人柳·阿列克谢耶夫娜以及总统管理机关人权委员会主任埃·巴姆菲拉瓦。

此类做法是完全行得通的,对于推动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是行之有效的。

　　与此同时,作为补充,还必须发展和创造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非国家层次的交往形式,同时注意使所选择的交往和组织形式有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扩大民主价值观念和强化法制国家理念,促进俄罗斯社会民主化,推动俄罗斯公民社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