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千年观念故事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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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尔图良看来，信仰无需知识理由，知识的局限使我们不可能用知识去谈论心灵最深刻的追求，最深刻的事情是&
不可思议的&
（absurdum）也即&
荒谬的&
，而&
荒谬才需信仰&
。
奥古斯丁则进而认为&
相信以便理解&
，显然，只有相信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后才能理解世界的奇迹本性。
这种纯神性的信仰思路一直到安瑟伦尚无明显变化。
阿奎那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经院思想家，他的贡献是建立一套逻辑的神学论证，以此证明基督教信仰不仅有非理性的精神魅力，而且恰好天然有着理性上的必然性，因此基督教从此又具有了世俗知识的普遍观念力量。
由此可见为什么神学家们那么重视亚里士多德逻辑，他们似乎相信，如果能够为一个信条制造出逻辑上可接受的论证，那么它就是无疑的。
中世纪虽然没有伟大思想，但却增强了逻辑训练，甚至由于迷信逻辑而制造出许多由于严格琐碎而变得愚不可耐的论证。
这种逻辑主义的好处是保持了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的优势，坏处是助长了用逻辑代替真实的偏执思维。
后来西方思想中一直存在着逻辑迷信，可能与此有关。
20世纪的分析哲学就经常搞成现代琐碎论证。
其实用完美的逻辑表达出来的观念也可能是妄想。
逻辑的最大意义或许还不在推理产生的知识，更深层的意义应该是它对语言的改造。
在逻辑&
引力&
作用下，语言会产生有着密切逻辑关系的概念系统，这样的语言比较适合用来形成和表达理论思维。
西方强调逻辑和理论思维，因此形成逻辑性很强的语言，这可能是科学产生在西方的一个原因。
古代中国虽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缺乏逻辑性语言而没有形成科学理论。
中国传统思想并非不合逻辑，只是思想重心和语言体系显然偏向文学。
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宋明观念有时被认为是中国除先秦外的另一个思想高峰，被&
现代新儒家&
称为&
新儒家&
时代。
这更像是现代新儒家自高身份的说法，把新儒家说成一个高峰好象因此就可证明现代新儒家也是一个高峰。
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在史学意义上来说确是大事，但在思想学理上却非伟大进展。
如果一种思想算是伟大进展，那么它至少要在&
问题体系&
、&
概念体系&
或&
方法论和思维技术&
中至少某一个方面上有所突破。
可是理学和心学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重大的创造性突破，只能说是略有些新意的注解性工作。
而且，理学和心学主要继承的是孟子一系的思想而并非完整的儒学，孟子的儒学视界比孔子就已差了许多。
与阿奎那的努力相似，朱熹和王阳明也试图把儒家原理证成必然的天经地义，不过方法却十分不同，阿奎那靠逻辑论证，朱熹和王阳明则利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性启示方法，即依靠类比、隐喻和心理暗示。
这种文学性启示法灵活开放，本来自有其优越性，但用它来进行思想论证却用错了地方。
果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格物&
并不能做到从&
形而下之器&
找出&
形而上之道&
王阳明也正因为发现格物并无所获，于是相信一切道理只需在心中求。
可是求心更是飘渺。
这里其实有着主观主义的两个基本困难：
（1）内在心理过程无法证明自身；
（2）无法有效地推论他心与我心的一致性。
按维特根斯坦定理，如果缺乏外在标准，我就既不懂自己也不懂他人。
而假如要坚持一种驳不倒的主观主义，就不得不放弃心灵间一致性的要求，可是这样的主观主义又没有任何实践意义。
当然，王阳明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逻辑困难。
心学和佛学一样强调内心领悟，但远不如佛学圆满，关键在于，佛学拒绝了俗世观念，因?
开放了虽然不清楚但却天宽地阔的体会，而心学固执于一些特定的俗世要求，就很难想象和证明为什么自由广阔的心灵非产生儒家的俗世要求而不是别的俗世要求。
不过中国的佛教和道家后来也俗世化了，就如今天的基督教俗得像个人道主义协会。
中国传统思想虽然重视心灵反省，但却是心灵的片面反省，总想把心灵定格为伦理之心。
如此心灵未免狭隘单调，缺乏向所有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开放的倾向。
当然中国传统心灵在某些方面有着极细腻的敏感（如传统诗词所表达的），但缺乏怀疑精神和肆无忌惮的思想境界。
虽然思想必须考虑现实约束，但肆无忌惮的思维是创造性思想的必要条件。
儒家的心是压抑、呆板和单调的心。
而道家和佛家的心虽自由且深刻，但又有着中国传统心灵的另一种局限性，即自由和深刻只属于私人心灵，只是私人生命的内心成就，因此这种私人生命的光辉或私人心灵故事很难形成人类性责任和公共价值。
心灵的单调化和私人化是中国心灵的两个基本缺陷，因此中国传统思想没有能够塑造既有强大诱惑力又有公共效果的理念，也就无法形成精神总动员，更无法进而形成社会/生活总动员。
当中国在1840年之后遇到现代化的挑战时，由于文化上缺乏有力的理念而导致了精神的软弱和涣散。
2、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早在300年前就开始了，如把思想预热的时间算在内，则不止300年。
现代性是100多年来不断被反思而仍然不清楚的问题。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后来的观念和社会革命的预热。
文艺复兴有着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和有趣的科学探索风气，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心灵的全面开放，奇思异想因此成为可能。
在重新发现古代的借口下，各种原来不能想不能做的事情变成可想可做的了。
不过除了被认为鼓吹了冷酷的政治哲学的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并没有产生特别伟大的思想家。
心灵的全面开放首先暗示着不能由信仰来定义什么是正确的，而必须由智力上的理由来定义。
宗教的权威无形中受到打击。
当然，由于人们长期相信宗教而并不希望摧毁宗教，因此，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颇得人心，他们只是反对坏的基督教制度和对圣经的坏的解释。
其中对圣经解释权的重新解释可能有着极大的社会后果，新教相信，解释权不是教会权威机构的专利，而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
宗教改革促进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世俗化。
不过后来人们发现,宗教的世俗化与其说是破坏了宗教的权威还不如说是拯救了宗教。
社会学家韦伯诱导人们相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却怀疑这是夸张的解释。
文化的通常状况是因循或自我模仿，其逻辑格式是：
既然一向是这样做的，并且一向可以自圆其说，那么，继续这样做的理由大于无法预期的其它选择。
可以想象，文化的革命性变化必须基于某种不同寻常的精神需求，而新的精神需求又基于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新问题的出现，只有当新问题把人们逼到不得不自我改变或者给予人们巨大的诱惑时，才会有文化革命。
现代社会是一次文化革命，今天似乎又需要一次在不远将来的文化革命，这是后话。
文艺复兴打开了心灵的广阔空间，开始了各种探索和积累。
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是导致现代文化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则应该是无限商业化。
科学技术首先带来许多幸福感和实惠，但是后来的无限商业化又毁掉了幸福感只留下实惠。
科学至尊和万物皆商是现代社会最大的观念，是现代人集体创作的作品。
科学和商业观念所以力大无穷，因为它们是物化的观念，而物质是最大的力量。
如果说中世纪时思想是神学的仆人，那么现代思想就是物质的仆人。
科学在17世纪的成功对人们产生极大的诱惑，人们感觉到可能会有一种比古代思想和宗教更有力也更实惠的新世界观，这是科学崇拜的开始。
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到牛顿大功告成，确立了牛顿式的科学理念。
人们这样歌唱牛顿：
自然和规律在黑暗中看也看不清，神说要让牛顿来使万物得光明&
牛顿成了新的上帝。
以科学为准的新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新概念思维。
罗素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会理解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阿奎那会理解路德，但是&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奥卡姆对牛顿会根本摸不着头脑&
牛顿只是个代表，在17世纪之后出现了许多伟大科学家，他们对各种事物的成功解释坚定了人们的科学信仰，尤其是使人们相信科学终将能对所有事情作出普遍必然的解释。
这种信念的理论化就成为科学主义。
当然，假如仅有理论科学的辉煌恐怕还不足以使科学思维和观念获得普遍的社会支持，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因为理论科学的解释毕竟空口无凭。
符合科学规律的技术在生产实践上的惊人成功才是最后让人哑口无言的证词。
如果没有技术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现代化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市场都是难以想象。
由于技术总是符合科学理论的，因此，尽管理论科学并非都能够经验地被证明，但技术的铁证可以使人推论地相信科学。
人们歌唱牛顿其实是歌唱人类差不多能像上帝那样狂妄起来，这种心情是后来形成自以为是的&
主体性原则&
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现代经验科学出现之前，科学更多的是指理性知识，以数学、逻辑和哲学为典型。
培根天才地发现了除了演绎之外的另一种科学基础，即经验归纳方法论。
尽管经验归纳本来就是经验科学的天然方法,但是,有没有经过理论化,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只有经过理论化才能使之日益成熟并且能够被自觉地普遍应用（就像亚里士多德把人们本来就有的推理方法理论化一样）。
不过培根甚是偏激，他对数学评价很低，而且错误地以为先行假设是不重要的。
可是越高级的科学知识就越离不开预先假设。
假设问题&
可能是全部科学方法论中的根本难题，无论有了多么强有力的逻辑演绎方法还是经验归纳方法，知识生产的赌注最后都压在假设的合理性上，甚至逻辑和归纳法本身也基于一些纯粹的思维假设。
另一个最有影响的现代思维先驱是笛卡儿，&
笛卡儿式怀疑&
成了一种经典的哲学思路，与培根对经验的偏爱相反，他偏爱纯粹理性，这主要还不在于他重视逻辑和数学，更在于他执着于找到确实不可怀疑的思维基础。
他认为,人们过去总是太过轻易地把某些观念看作是基本真理,其实缺了一道最基本的工序,即任何事情首先都必须怀疑而后才能确定。
纯粹的&
我思&
被认为是唯一不可怀疑的事实（因为我不能怀疑我正在思想），而我思中的与我思同样&
清楚明白&
的观念则是真观念，那些清楚明白的真观念就有资格充当科学知识的基本假设。
不过，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危险了，因为好象没有什么办法或明证（evidence）能够保证我们知道什么是和那些是&
的观念,"
我知道"
还是太多地要依靠"
我觉得"
或"
我相信"
莱布尼兹相信&
在任何可能世界中为真&
的观念就是绝对无疑的观念，可问题是，这个漂亮得难以置信定义却只能说明逻辑真理而不够说明其它观念，显然，逻辑真理对于建构各种思想观念来说未免太也不足。
这有点象一个人太拘谨就难免无用。
现代知识论问题并没有超越希腊哲学的深度。
希腊人在知识问题上有着不可思议的天才洞察，柏拉图讨论到了一个称作&
美诺悖论&
的知识论基本问题：
我们不知道那些观念是真观念，所以试图知道，但是既然本来不知道真观念，那么即使遇到了真观念，我们也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想知道而原来不知道的，于是，由于没有用来判别真观念的观念（判别性观念也是本来不知道的真观念的其中之一），结果就总是白白错过了真观念。
这种论证决非狡辩或胡搅蛮缠，而是对人类全部知识问题的基本表达，按照现代的表述应该称作是知识的自相关问题，即我们的知识终究无法证明自身，无法为自身的最后合法性进行辩护。
从培根、笛卡儿、休谟到康德，以及20世纪的分析哲学家群体，都至多承认知识有各种各样的限度，而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知识无法自身辩护这样一个釜底抽薪的问题。
尽管现代哲学家的论证细节有更高的&
专业技巧&
，但思想的深刻和博大似乎还赶不上古代思想家。
现代哲学家的知识论感觉恰如康德所表述的那样：
我们能够知道什么？
这是个限度问题，实际上最为难的是知识自身辩护问题：
我们无以知道我们确实知道。
不过这样危险而又充满诱惑的问题一直到今天才真正成为关键难题。
自17世纪以来，以物理学为首的科学技术不断取得令人豪气冲天的成就，有着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无数英雄，爱因斯坦好象差不多就要能够证明上帝不掷骰子了。
尽管在20世纪里出现了许多不妙的迹象，例如哥德尔对希尔伯特纲领的打击说明了即使是像数学这样严格的理性思维也并非没有可疑之处，量子力学揭示的不确定事实说明了准确表述客观世界存在着严重困难，等等，科学家终于承认上帝毕竟是掷骰子的,但人们还是信赖科学，因为科学技术能够做到的惊人之举实在太多,这多少暗示着上帝虽然掷骰子,但往往喜欢用灌了水银的骰子,而人类如此狡猾以至于猜到了上帝的不少手法。
于是，人们把拯救的功能分给科学，只把安慰的功能留给上帝。
科学主义是接替中世纪神学的新传统。
由科学观念直接或间接地生长出包括普遍主义、发展观念等许多重要的现代观念。
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尽管这是非常错误的联想——
（1）能够表达为普遍法则的事情比不能这样表达的事情更重要；
（2）既然把自然运动表达为普遍法则使我们获得极大好处，那么也应该把人文价值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表达为普遍法则。
想法
（2）直接地导致了人文思想的社会科学化，而想法
（1）则鼓励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化和教条化。
尽管科学是人类最惊人的成就，但人文思想的科学化却是科学观念的不良后果。
社会科学的形成是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培根的&
知识就是力量&
作为新传统的口号不断被科学技术的成功证明为时代的最强音，到19世纪几乎让人们完全信服，思想家们终于昏了头，决心把人文领域这块不适合科学种植的土地也让给科学来耕作，从此放弃了以哲学作为主要思考方式的人文研究，而建立了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体系。
科学主义对人文知识的殖民人为地制造了至少两个危险无比的问题：
（1）对普遍法则的追求使人们优先考虑那些比较容易量化或统计的人文知识而忽视那些不能够科学化表述的问题和知识，甚至相信那些似科学表述的社会知识例如经济学分析和社会学统计可以替代其它人文知识。
这个知识不平等原则实际上是拿人类命运打了一个目光短浅的赌。
首先，我们无法判断真正的决定性问题到底是落在统计性知识一边还是落在直观性知识一边；
其次，且不管根本问题到底落在哪一边，这个赌本身就是亏本的，因为忽视了直观的知识生产最后将损害思想的创造性。
这个赌显示的是一种狭隘偏执的商民意识——如果说&
农民意识&
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狭隘偏执，那么西方的商民意识则导致了另一种狭隘偏执；
（2）社会科学缺乏科学那种硬证据和效验，于是只好用专业性作为科学性的代用品，也就是用&
标准化的&
去代替&
真的&
缺乏确实效验的专业化只不过是学科的制度化，即各个学科分别规定一些审查/考试标准、表述格式和研究制度来自封合理性。
这种制度化是一种伪客观标准，它与科学的实证标准毕竟有鹿马之别。
自己说自己是合理的，其合理化程度大致只等价于任意一种政治体制。
而且，以制度化或专业化为名去强求某种可统一控制的程序化的知识生产，其代价是过分强调本位问题而歪曲其它方面的问题，这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
片面看问题&
的错误，而是看错所有问题的整体性错误，它是对完整的客观事实的解构。
当然，社会科学的这些弊病一开始时并不那么明显，但到了20世纪后期人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科学的不断进步还塑造了人们的发展观念。
从理论上说，知识生产是无止境的（当然这一点也有些可疑），但是人类的生存条件和资源却是有限的，这其实显而易见，但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却视而不见，当然，在今天人们已经都知道了无限发展的危险，但是特别有讥讽意味的是，我们虽然知道了无限发展的危险，却没有能够发现限制发展的有效办法，这似乎说明了&
骑虎难下&
的这句俗话的正确性。
发展是一种心理上瘾，除非能够发现某些比发展更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否则无济于事，因此问题不在于知不知道发展的危害，而在于我们目前所能够想象的价值观念里，还似乎没有如此有魅力以至于足以使人们愿意放弃无理发展的观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一种特殊的发展观念，&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不仅成为国家/文化观念，而且也成为大众观念。
在1000年里，达尔文可能是与牛顿、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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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马克思、弗洛伊德并列的最大的观念制造者（当然并非所有最重要的观念都是个人创造的，更多的大观念是集体创作的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的观念其实是人们心中从来就有的一种本能，但是达尔文把它变成了理论观念，它就成了一个合法化的理由。
不过人文化了的达尔文观念在20世纪受到严厉的批评（作为科学理论的达尔文进化论也同时被怀疑，但这是不大相干的另一件事情），但这其中隐藏着一个非常迷人的问题：
人们真的不再相信社会达尔文观念了吗？
这是相当复杂的，人们无疑已经认识到达尔文观点的危害，但问题在于人们并不就只有一种需要和一种认识，而是同时有着许多种可能互相矛盾的需要和认识，人们可以在道德理论上反对达尔文，但同时在实际利益计算上听从达尔文，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心理都是真实的，这种矛盾共存的结果是把达尔文观念掩盖起来成为理性潜观念去暗中指挥行为。
现代人至少和古代人一样喜欢战争（没有优势时就喜欢和平），而且把战争这个概念扩大到所有事情上去，商业和政治当然成为战争，连学术和文化都变成战争。
也许应该注意到，潜意识不一定都是弗洛伊德发现的非理性潜意识，也可以有理性的潜观念，它们是一些不好意思明说而被掩盖着的思想观念，它们在一种文化的构成中甚至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在进行文化批评时不能只看到那些冠冕堂皇的明显观念，还应该看到文化中的潜观念。
正如维特根斯坦——他可能是1000年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但算不上是像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那样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所指出的，不能只看人们真心喜欢什么，更要看人们在实际行为中真正的选择。
维特根斯坦所暗示的大概相当于这里所说的理性潜观念。
有许多现代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和文化批评等）都可以被看成是在试图解读文化行为的潜观念。
亚当&
斯密相信，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那么他实际上总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斯金纳试图通过&
科学的&
心理学证明，人们的趋善避恶的道德观念的真正底牌其实只不过是趋奖避罚的利益观念。
罗尔斯则通过&
无知之幕&
假设进行了另一种猜想，他相信人们在不知深浅时将宁愿建立一种在可能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可以保证基本权利的谨慎契约而不会盲目冒险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人们会选择以平等作为基本解释的社会公正。
诸如此类的猜想都有各自的道理，在此我也想顺便说出一个猜想：
人们最感兴趣的恐怕是制造一种例外利益，即建立一种以平等为基本精神的社会契约来保证基本安全和利益，同时设法使自己获得非法或例外的不平等优势。
总的来说，科学技术本身是伟大成就，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思维是建立在对科学观念的错误推广之上的。
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所诱发的关于科学的人文观念——特别是科学主义、人文知识社会科学化、普遍主义、发展观念、进化观念等——是现代化思维的决定性因素。
对科学观念的错误应用导致了以科学主义为基调的现代?
维方式或现代知识论，而一切皆商的资本主义经济则导致了现代的政治/社会理论，包括现代生活/道德理论。
简单地说，对科学的错误理解和对商业的错误理解以及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现代观念体系。
科学主义使任何故事都只有一种写作方式，而资本主义则使任何故事都只有一个主题。
古代也有商业，但却是有限的，但资本主义商业却是无限的。
正如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要求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商品化。
资本主义&
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观念，不过其中马克思和亚当&
斯密的表述可能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亚当&
斯密从正面表述了资本主义原理精要，那么马克思则从反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原理的缺陷。
斯密的著名论点是，每个人都会去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个良好自发秩序的自由竞争市场，则会有&
看不见的手&
在引导社会公共利益的形成，于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反而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自私甚至&
比一心想促进社会利益&
的乌托邦想法更能促进社会总利益。
似乎是资本主义最好的广告词。
广告总是试图表达好的方面，可是马克思的批判却试图从广大用户的角度去发现缺陷。
追求与投资不成比例的巨大剩余价值虽然有可能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但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并不等于每个人利益的增加，于是至少引向两个问题：
首先，获得了比较大剩余价值的人实际上剥夺了其他人的可能利益而不是像自由资本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是合理互惠的，而垄断资本主义则导致极大的分配不公；
其次，社会财富在公益上的使用也主要是维护富人的，这种政治偏向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一系列不公正。
如果说斯密把政治问题落实到经济问题上去，那么马克思又重新把经济问题引回到政治问题上来。
看来&
政治/经济&
是个问题纠缠模式。
商业至上是与科学主义并列而且往往共谋的最有实力的现代社会意图，所以最有实力，是因为最有实利。
尽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基本观念有着自己理论上自立的意图，但在实际社会运转中，商业是资本主义各种观念在实践上具体和真实的解释。
追求利润的行为本身有着一套不受其它观念左右的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必定追求垄断，要维持垄断就必须反对自由、平等和民主。
利润最大化的竞争导致大型企业的出现，于是就不仅需要市场的无形的手，而且需要企业内部的所谓&
有形的手&
，即需要严格的管理体系（会计制度、科层制度和审查/考试制度）。
而政府是个最大的管理体系。
商业和科学一起鼓励了现代社会的全面制度化，不仅包括经济生活，还包括知识生产甚至日常生活。
而制度化要求的是非常可怕的标准化或齐一化。
现代生活的全面制度化意味着无形的互相监视和自我监视。
现代人当然有自由，假如选择去做一些无利可图的事情的话。
福科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可能是后马克思批判中最有力的。
有一个极其普遍的现代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总比传统社会要好得多，一个理由是现代社会更有利于发展科学、财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这比较可疑）。
另一个理由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虽然可能不是完美的社会，但一定是好处最多的社会。
这比较微妙，&
好处最多&
是个事实，不过，好处最多不等于那些好处都是重要的，还有，好处多也不等于坏处少，更不等于那些好处比那些坏处更重要。
事实的全貌可能是，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好处（例如医药卫生和电力水暖等），也带来许多鸡毛蒜皮的好处（如包括削皮器和打蛋器在内的琳琅满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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