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三部曲与诸子学说关系之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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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三部曲与诸子学说关系之初探

史前三部曲与诸子学说关系之初探

2011-05-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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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三部曲与诸子学说关系之初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罗松乔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

史前部曲指：

巫教、宗教、礼教。

它们是中国史前文化内在转换的三个阶段。

史前文化一直影响到先秦诸子学说，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的儒、道、墨三家皆不同程地受影响。

关键词：

史前三部曲，诸子学说，文化

一、史前三部曲概说

“史前三部曲”是吾师张连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新道学的生死观》中首次提出并作阐释的。

这三部曲指的是：

巫教、宗教、礼教。

这是中国史前文化内在转换的三个阶段。

（一）巫教阶段

巫教阶段处于新石器早期及中期（距今12000年至5000年）。

巫教文化的特征不独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泛灵论。

学术界认为，巫教的特质一般有以下八点：

一是宇宙非创生论而是转化论；二是宇宙的存在一般以上中下三层为基本模式，巫师可以通过中央柱沟通各层；三是人与动植物平等，各有其超自然的生命本源；四是人与动物具有相互转化的原始能力；五是一切存在环境中，生命之气无处不在；六是人与动物的灵魂一般寓居在骨骼尤其是头骨里；七是灵魂与肉体可以分离；八是幻觉迷魂常由植物引起。

①

由此可知，巫教阶段不仅认识到了灵魂的存在，重要的是认识到了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因为肉体和骨骼终究要消亡；所以人死之后，灵魂要跟原先的肉体分离，最终脱离其原先寓居的骨骼。

如何让灵魂尤其是人的灵魂走向一个理想的归宿？

首要的是在墓葬上采取一系列措施。

由于年代久远，除了从史前文化遗址的墓葬作分析外，难以从其他方面更好的探求史前巫教阶段的文化特质。

在考古发现中，有两大文化遗址最具我国史前巫教文化的特征。

其一是河南舞阳的裴李岗文化遗址。

该遗址中墓葬的陪葬品的摆放方式以及符合音阶的令人惊叹的骨笛，据分析得知，这样做是让墓主的灵魂由生活世界到达神性世界。

其二是仰韶文化遗址的濮阳西水坡M45号墓葬。

分析该墓葬的蚌壳龙虎等图案得知，“其核心是死者的亡灵在神化动物的帮助下脱离生活世界而在神性世界做灵魂修炼的‘远游’，最后达到生命在存在世界的解脱和自由，完成生命的完美阶段和过程”。

②

在巫教阶段，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灵魂，可以说是心智得到提高的结果与表现。

这就告别了浑浑噩噩的蒙昧状态，是一种较高的理性自觉。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巫教阶段是史前文化的起步阶段。

（二）宗教阶段

宗教阶段处于新石器晚期（距今5000年至4000年），相当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述的前半段时期，即黄帝、颛顼、帝喾时期。

如果说巫教阶段属于原始宗教文化时期的话，那么这一阶段则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文化时代，即标准宗教文明的确立时代。

宗教一词来源于西洋，但不能就此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与之相当的概念。

张连顺先生通过详细考证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的“礼”与宗教相对等，“礼是依据某种方式而实现某种目的的实践活动”。

这其中的方式是什么呢？

目的又是什么呢？

具体而言，“事神是活动方式，达到致福的生命境界是目的。

”③

既然事神以致福，就必然有一套完备的仪轨，有固定的执事人员，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固定的践履工具。

执事人员具有巫师与部落联盟首领双重身份，固定的践履场所也就是如祭坛之类的，固定的践履工具也就是法器之类的。

由于年代久远，史前宗教阶段具体的仪轨已难得其详，但我们仍然可以借助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来了解其一些文化特点。

北方的红山文化遗址与南方良渚文化遗址最具我国史前宗教文化的特征。

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至5000年）分布范围甚广，包括辽宁、内蒙古与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最典型的则是辽宁的牛河梁遗址和内蒙古的三星他拉。

在牛河梁遗址中，有大型的积石冢，这便是宗教活动事神的固定场所。

更重要的是，还有女神庙和按照真人塑造的女神像。

这女神像的人形特征表明，人与神不再相隔，人就是神的本身。

这正是区别于巫教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精美的玉器。

我们知道，在金属器具使用之前玉器是最为重要的物品。

就其本身的质地来看，玉器不可能作为劳动生产工具，而只能作为事神祭祀的物品，这就是法器。

而在内蒙古的三星他拉发现的C形龙玉雕，更为精美。

中华民族自称称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这种心理印记至少可以在C形龙玉雕上找到实物依据。

良渚文化（距今5300至4000年）其典型的遗物依然是玉器墓葬和祭坛。

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玉器里的玉琮。

对此，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认为：

“玉琮是专用的祭天礼器，设计的样子是天人交流……对天说话、与天交流已成为最高礼仪，只要一人，天字第一号人物才能有此权利……这与传说中颛顼的‘绝地天通’是一致的。

”①张连顺先生则进一步研究指出“绝地天通的工作始于黄帝，颛顼帝不过是承先祖旧制而已”。

②

由此可见，黄帝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进入了标准的宗教阶段，巫教阶段的民神杂糅现象被禁止，而有了一套规范。

这套规范就是事神的规范，不是人人有权利事神。

而事神与心性修养有密切的关系。

传世文献记黄帝“修德”，出土文献记载黄帝“上于博望之山，淡卧三年以自求”。

这其实是黄帝修行体验，这就是宗教的内容，因为宗教阶段人神不再相隔，修德、自求就是沟通人神，就是体验自我、超越自我。

但如前所述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权利的。

（三）礼教阶段

礼教阶段处于五帝后半段，即尧舜禹时期。

如果说，黄帝、颛顼、帝喾世代“文献不足征”话，那么从帝尧开始已有切实的文献可考。

上古历史文献汇编的《尚书》开篇就是记载帝尧的事迹。

从文献载体的演变来看，口耳相传在前文字记载在后，《尚书》虽成于后世，然其所记载的如内容当在上古。

只要不犯疑过勇的偏见，应该相信其所记载的是信史。

《尚书·尧典》记载：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平秩南为，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厥民隩，鸟兽鹬毛。

帝曰：

“咨！

汝羲暨和。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这段话可以告诉我们两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一是从星象上看是，所反映的年代确实久远，绝非后人所伪造；一是当时的天文历法已经非常成熟，神秘的体验已经不复存在。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鸟、火、星、昂，这四颗星初昏十分出现在南中天所对应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时令季节。

据现代天文学用岁差原理逆推，《尧典》记载的是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天象。

①由于岁差在中国直到晋代才为虞喜发现，而《尚书》在此之前几百年已有定本，所以这一记载可信度极高。

同时我们也看到，帝尧时期，天已经作为人认知的自然对象，天人之间已经没有了神秘联系，也看不出再有人体验自我、超越自我的信息。

这说明宗教阶段已经过去，一种新的文化阶段已经到来。

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也体现了这一点，最具典型的是陶寺文化（距今4600至4000年）。

陶寺文化的年代与地域就是帝尧活动的年代和地域。

张连顺先生研究指出：

“陶寺礼制不仅丢失了陶器时代巫教的神秘性，而且更丢掉了玉器时代宗教的神秘性，陶寺礼制的特质乃是去神秘化的礼教运动，超验境界在制度和观念的双重领域得到限定，生命的个体意义被社会角色的集体意义所压倒，天、地、祖、神只是崇敬的对象而非再次体验的对象。

”①没有了神秘性，人没有体验只有崇敬，这便是礼教阶段的一大特征。

史前文化的这三个阶段是内在转变的，礼教虽最终成为主流，但并不意味着巫教、宗教就从此销声匿迹，其影响还是存在的，只是地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不同而已。

比如南方的三苗、九黎等，依然有巫教文化或宗教文化的遗俗。

正因如此，后世诸子之学才与此三部曲有紧密联系。

二、诸子百家与史前三部曲的关系

（一）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

诸子百家起自春秋，与史前文化相隔了夏商周三代约一千多年。

或谓相隔如此久远，两者之间谈何联系，至少也算貌合神离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三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夏商周三代，并非如后世时间线性意义上的三个朝代，而是先后作为部族联盟入主中原的三个时期。

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

“从新旧文字史料看，夏商与商周在时代上都有相当的重叠。

换句话说，商是夏代列国之一，周是商代列国之一。

再反过来说，继承夏祀的杞是商代与周代列国之一，继承商祀的宋是周代列国之一。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

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者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沉浮而已。

”②后者更替前者，后者入主中原，前者退出中原罢了。

据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记载，夏商周三代国王的先祖皆出自于黄帝，夏王是黄帝子昌意的后代，商王与周王是黄帝子玄嚣的后代。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三代既然同源，既是同一族类，其文化必然同根。

其本身的发展正如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又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假如，三代文化各不相同，孔子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了解夏商之礼，足见三代文化并非相异。

所以，三代文化形式上是损益，是继承发展，而其内核是一至的，即使有所差异也是比较细微的。

（二）诸子百家的兴起及其内在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使原有的社会风貌发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人们的思想在政治动荡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奔放自由。

于是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纷纷宣扬自己的所理解的主张，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诸子之学由此而兴。

作为后人对此的总结，应首推司马谈。

他根据各派学说的内涵分为六家：

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墨家“彊本节用”“亦尚尧舜道”；名家“正名实”；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道德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其次论述诸子百家应该是刘向、刘歆父子。

其《七略》论述除司马谈所列的六家外，又增加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家。

诸子之学，名目繁多，是否各家互不统属，本质各无相同呢？

其实不然。

蒙文通先生认为兵、农、纵横统为法家，“盖法家莫不以富国强兵为事……有其所以富强之工具焉，则农、兵、纵横之术是也。

农以致富，兵以至强，而纵横为外交术：

皆法家之所宜有事者。

”①又认为，阴阳、名、杂分属墨、道二家，“阴阳、明辨之学亦可统之于墨；而杂家则可归之于道；《汉志》所列九流及兵家实只儒、道、墨、法四家而已。

”②蒙先生的这一划分是合符实际的，《韩非子》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如果再注意到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名家、法家“源于道德，而老子深远”的传论，则更能理解法家与道家的内在联系以及道家影响之深刻了。

由此可见，诸子之学名目虽多，然概而论之，其实质也只有儒、道、墨、法四家而已。

这有如现今的学科分类，一个一级学科统领若干二级学科，而有些一级学科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

本文参照蒙文通先生的分类再将这儒、道、墨诸几家与史前文化三部曲的关系作探讨。

由于类属与法家的韩非子学说，其主张过为具体，不便于与史前三部曲比较，故本文暫付阙如。

（三）儒家与史前三部曲的关系

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继之者则有子思、孟子、荀子等。

孔子倡导“仁”为人所共知，如何达到“仁”呢？

孔子曰“克己复礼曰仁”。

因为当时已经是“礼崩乐坏”，复礼，就是恢复自史前发轫于礼教阶段经夏、商两代损益的周礼，就是要人们遵守名分，各守其位，各行其事，不要为了个体张扬而于置群体于不顾。

孔子所认为礼，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制度，更是一种内在道德守则。

我们知道，从史前的礼教阶段起，生命的个体意义就被社会角色的集体意义所压倒；那么，孔子的复礼就是以克制个体的欲望为前提，维护集体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关于神秘体验，仅就《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看不出孔子有宗教修行体验。

相反不语怪力乱神的但孔子解《易》的《文言传》则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①这里的“大人”就是指有德有位之圣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神鬼合吉凶，也就是沟通物我，体验身心的修行体验。

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不矛盾，他这种“不语”，应该是非特定场合而不语，因为孔子主张因材施教，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这种宗教的身心体验当然是超出“上”这个层面的了。

不仅孔子有神秘的身心体验，儒家的传人也有，而且讲得还详细。

子思作《中庸》，强调“修道”，强调“诚”，重视“神”。

《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修道就是体验。

又言：

“鬼神之为德，其盛也乎！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中庸》不仅认为神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而且还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

因此，人们要来恭恭敬敬地祭祀神，对神存有敬畏感。

不仅如此，《中庸》还认为神神有非凡的洞察力，能判人君的措施是否正确。

“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这段说的是认为衡量人君措施是否得当有六个方面，而在这六个方面中，神和圣人最重要，所以《中庸》紧接着补充道：

“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可以看到在这里鬼神与圣人相合。

《中庸》还强调了至诚的功用，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

《中庸》所说的这些，除了用宗教体验来解释外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

（四）道家与史前文化三部曲的关系

道家以老子为代表。

就产生的时间来看，道家早于儒家。

胡孚琛先生深刻地指出道家“的文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宗教传统。

”①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属于史前文化的的第一个阶段——巫教阶段。

前文提到过巫教、宗教并不因为礼教终成为主流，就销声匿迹，其影响还是存在的，只是地域不同、程度和方式不同已。

道家就是巫教文化在远离中原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其方式当然发生了变化，但其内核任然未变。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道家主张的“小国寡民”生活方式，这合符巫教时期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事实。

因为那时人口不多，妇女作为部落首领，一般很少与别的部落往来，部落之间相安无事。

道家重阴贵柔，老子以为“上善若水”，刘向父子说道家“谦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这些都与女性本性相类，其内核当然与在巫教阶段文化的内核相同。

（五）墨家与史前文化三部曲的关系

墨家以墨子为代表，其生活年代晚于孔子而早于孟子。

墨子自称“贱人”，也就是说出身卑微，后世认为他产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这倒未必；但《墨子》一书中记载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手工制作的方法，这却是其他诸子所不具备的。

墨家提倡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

非攻是一般性的反对战争，而不只是反对不义的战争。

这与道家主张的不争相同，由此可见，墨家非攻的主张应该受史前巫教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生活的影响。

节用是节约财用，避免奢华浪费。

节葬，是直接针对儒家“厚礼守丧”，非乐也是与儒家倡导的礼乐之教背道而驰的。

由此可见，墨家反对儒家，当然也就反对史前礼教文化。

然刘向父子《七略》云：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②“右鬼”、“顺四时而行”这应该与道家有相类之处，由此可知墨家与史前巫教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结语

先秦诸子深受史前文化的影响，在百家争鸣中从不同角度阐发史前文化而构建了自己学说体系。

认真研究史前文化与诸子学说的关系，对走出盲目疑古，增强民族自信心，解决中国哲学与历史的合法性的危机问题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①张连顺：

《新道学的生死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117—118页。

②张连顺：

《新道学的生死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121页。

③同上，第129页。

①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9页。

②张连顺：

《新道学的生死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141页。

①详见张闻玉：

《古代天文历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87页。

①张连顺：

《新道学的生死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144页。

②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版，第31页。

①蒙文通：

《先秦诸子与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②同上，165页。

①《周易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版，第17页。

①胡孚琛：

《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②张舜徽：

《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80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