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辨伪延展说论析.docx
《档案文献辨伪延展说论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档案文献辨伪延展说论析.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档案文献辨伪延展说论析
档案文献辨伪延展说论析
张会超
2012-11-2116:
25:
44 来源：
山西档案》（太原）2011年3期
【英文标题】AnAnalysisofExtensionTheoryonDistinguishingArchivalDocuments
【作者简介】张会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上海200234
【内容提要】档案文献辨伪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档案人员参与到档案鉴辨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鉴别的对象不仅仅只是档案文献本身，而且还要注重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
关于辨伪的方法，在了解作伪方法基础上，既要沿用传统的文献辨伪方法，又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广泛借鉴相关领域的方法。
Theworkofdistinguishingarchivaldocumentsisofobviousimportanceandnecessity.Ithasobviousadvantageforarchivalworkerstoparticipateindistinguishingarchives,whichwillgivefullplaytotheirprofessionalknowledgeandskills.Thedistinguishingworkisnotonlyaboutthearchivesitself,butthehistoricalconnectionbetweenarchivesalsoshouldbepaidattentionto.Basedonknowingwelltheforgingmethods,boththetraditionalliteraturemethodsandthenewtechnologyandequipmentinfake-identificationworkshouldbeused,andatthesametimetheothermethodsinrelatedfieldsshouldbeusedbroadlyforreferencetoo.
【关键词】档案文献/辨伪/历史联系Archivaldocuments/Distinguishthetruefromthefalse/Historicalconnection
作为文献家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档案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然而档案的真伪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所以如同文献需要辨伪一样，档案的真假鉴辨工作也需要不断加强。
但是这项工作究竟该如何发展，需要学界不断思考和探索。
笔者不才，认为档案文献辨伪需要在目前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延展。
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档案文献辨伪的前提
2010年底，一则某档案局编研科长调包镇馆之宝获刑13年的消息震惊了业界。
根据报道，该科长监守自盗，早在2007年就伙同朋友盗走了4幅馆藏名人字画，市值100多万，直到2010年7月该市文联负责人在网络上看到被盗名画的拍卖消息，字画被调包的事情才暴露出来。
[1]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一则林肯最后签署文件日期系伪造的新闻也轰动了学术界内外。
1998年，历史学家托马斯·洛瑞（ThomasLowry）声称发现了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遇刺当天签发的一份赦免令。
这个重大发现几乎已经成了各界公认的史实，而这份林肯遇刺当天签署的赦免令也被美国视为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
然而日前美国国家档案馆宣称，这份赦免令实际上是洛瑞篡改历史文件伪造出来的。
[2]
这两个案例，一方面展现出档案文献辨伪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另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档案文献辨伪极具艰巨性和复杂性。
档案是社会生活中最真实可靠的原始记录，这是档案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被人们重视并保存的根本原因。
但档案的真实可靠性尤其是其内容的真实可靠性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与其他信息相比较而言是最真实可靠的。
不能将其与其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本身混为一谈，更不能将其与真理意义上的是非对错混为一谈。
[3]
档案工作的生存和发展要依赖档案的真实，真实性是档案的生命线，档案的真实性体现在档案的内容中，档案内容失去真实性，档案的利用就失去来源，档案没有利用，档案的工作就不可能发展。
[4]
档案的真实可靠性是档案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特征，也是档案文献最为珍贵的品格。
正是基于这一点，档案才比其他文献更具有历史的权威性，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社会功能才得以成立和牢固。
……档案的真实性应当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档案形制过程的真实，即档案形制过程的原生态（形制的真实）；二是档案所载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历史事实（内容的真实）。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份档案的真实性，档案失真现象并不罕见，既有档案形制过程中的作假，也有档案所载内容的作伪。
[5]
人是文化的载体，档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产物，人类自身的弱点也会对档案造成不良影响，致使不少档案存在“失真”（伪造、篡改）、“失实”（内容记载错误）、“失时”（无形成时间或时间不确、不全）和“失辨”（文字上的讹舛）等状况，存在上述情况的档案统称为“伪误档案”。
[6]
为了维护档案的真实性，我们需要对伪误档案进行鉴辨。
但是，档案的辨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是非常艰苦和复杂的。
档案的真伪鉴辨是项复杂而烦琐的工程，它需要不同领域的知识、技术，需要不同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合，需要全局的考虑、完整的计划和对鉴辨效果的评估手段。
[7]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知，除了散存与社会上的档案文献需要鉴辨外，档案馆内保管的档案也会存在着诸多类似的问题，而且它们的辨伪工作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因素不断搁浅或止步不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了档案真伪辨别的问题：
前些年，安徽发现了两件宋代官文书，左言东同志以《填补我国档案馆藏空白的两件宋代官文书》为题，在1990年第8期《档案工作》杂志上作了介绍，同期《档案工作》还将其中的一件宋文书照片作封面刊出。
1990年第11期《档案工作》杂志上发表了杨冬荃同志对这两件宋代官文书的“释读考正”。
细读左、杨二文，我觉得对文书的标点、解释及背景、涉及人物的介绍是颇为详细的，但对文书的真伪，却未加考证。
我认为当发现一件历史文书，尤其是历史比较久远的文书时，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辨别其真伪，此后，才是开展研究工作。
[8]
可惜，这种呼声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
类似的研究见诸报端者寥寥无几，而后来对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六件唐档的鉴辨也是昙花一现。
[9]可见，档案文献的辨伪实际上是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档案文献辨伪理念的更新
说起文献辨伪，我们往往首先会想到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
的确，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首当其冲是要判断史料的真伪。
“从中国学术史上看，伪书伪文的出现，也就是辨伪的开始。
真伪之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学术界求真求实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10]，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自古以来，学术界在文献辨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甚至出现了“辨伪学”这门学问。
“中国文献辨伪学在20世纪走过了一条由构建学科体系到多元发展的道路。
文献辨伪在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学术成果，但真正构建成一门学科却是本世纪的事。
其主要标志是：
在辨伪理论上，由过去传统的、较为零散的归纳总结逐渐形成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辨伪方法上，由过去主要是乾嘉考据辨伪方法，逐渐加入了现代科学方法，包括考古学、社会学、逻辑学、计算机等等；在学科体系上，由过去附庸于其他学科之中而逐渐构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11]
对文献的辨伪，经历了从古书古史到史料的拓展和扩大，但对于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的鉴辨却是缓慢的过程。
因为人们仍然将辨伪的重心放到了古籍上，这是学术研究的惯性使然，可以理解。
但鉴辨方法却需要不断发展。
以古书辨伪为例，由于乾嘉学派的兴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形成了诸多的理论和方法。
但是我们在学习前人总结的经验和知识时，要具备反思精神。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但秦汉时期流传的今文和古文《尚书》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均已亡佚。
自东晋梅赜献出带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唐宋以降，代有疑其伪者。
到清初阎若璩（1636-1704年）的《尚书古文疏证》问世，千年伪书悬案始成定谳。
阎氏于学术界其功甚巨。
纵观阎氏《疏证》全书，可将其辨伪方法归纳为八种。
首当其冲的则是以历代图书目录的著录情况及典籍本身的源流演变证伪。
[12]
前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著录呢？
这是因为，著录相当于一书之传承的案底。
凡有案底，便是“有来历”；相反，便是“不明来历”。
从这一角度看，征引和著录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也是关于一书之传承的记录。
……文献辨伪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它要求懂得著录和征引，以确认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书的传承；要求广罗证据，以探明各项记录的历史真实性；要求多闻阙疑，不以大话、空话、假话掩盖真实；要求以科学的态度作合理论证，避免混淆概念、虚假推定、以偏概全、望文生义等逻辑错误。
[13]
余嘉锡认为传统辨伪的三种方法并不可靠，其一，考之史志及目录以定其著述之人，及其书曾否著录，但是古书不必作者自己亲自撰写，目录所载书名撰人，讹误难免，至于著录与否，官府与私家都不可能穷尽历代典籍，“不尽可凭也”；其二，考之本书以验其记载之合否，但是古书本不出自一人，可知此法“容有未尽也”；其三，考之群书之所引用，以证今本是否原书，但是古书大都不免阙佚，所以此法“尚非其至也”。
[14]
传统文献学界以静止不变的观念看待古书的形成和流传，并由此形成了一套文献辨伪方法，而简帛文献的出土则提供了古书形态和流传的真实图景，引起了学术界对于传统文献辨伪观念和方法的反思。
[15]李学勤先生曾这样说过：
“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
在辨伪方面，清代学者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其一些局限性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
今天要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文化研究史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16]
由于古书流传情况的复杂性，一些书肯定有“失真”成分，但是我们却不能说这部书就是“伪书”，要有分析的眼光，辨别出其中的“失真”的成分，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以“真”或“伪”来鉴定古书，应当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改进我们的方法，逐章逐篇地分析和研究，并逐章逐篇地做判断，才能缩窄我们的争议，得出大家比较能接受的结论。
[17]
由此可知，档案文献辨伪也需要与时俱进。
不能停留在永远指望他人来告诉我们某些档案存在着伪误现象，要变被动为主动。
不仅鉴辨主体要不断拓展，而且还要站在客体的角度来辨析，同时更要采用多元的方法去推进这项工作。
三、档案文献辨伪的延展
档案文献的辨伪一直强调外形、内容、印章、时间和文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近几年来又对照片、影像及电子文件等新型档案的鉴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但这远远不够，档案文献的辨伪不仅要注意鉴辨的对象即客体，同时还关系到辨伪主体和辨别方法。
深刻而全面的辨伪，要从单一的鉴辨客体延展到三大方面。
1.档案文献辨伪主体
历史研究者固然要辨别史料的真伪，其他研究者同样也需要。
既要有大众化的广泛参与，又要有小众性的学术鉴别。
特别是档案工作者，更可以利用工作之便，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而且，档案工作者还具备相应的优势。
这首先要从档案的特性讲起。
确定档案是一个集合体概念，不仅使我们明确了认识对象，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对象的方法。
[18]把档案定义扩充为一个全集概念后，给档案的外延赋予了新的内容……这使档案这个概念具有普遍概念和集合概念的全部特征，并且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
[19]
档案的真伪性，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是由多个方面、多种原因造成的，是档案工作者很难把握的，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关注档案的实质和档案形成的社会背景，能够比较客观地、实际地认识档案。
档案的形制过程和所载内容是由档案所属主体单位决定的，对于其真实性谁有发言权，谁能够承担起鉴别档案真伪的任务和职责？
是我们档案界人士吗？
我们有系统、严格的排斥理论和标准吗？
纸质档案的处理属后处理，档案界的工作职责范围无论是规定上还是从实际上都是很有限的。
多年来，我们的任务往往是搞好收集、保管、利用，至于鉴定工作也是很有局限性的，对其真伪性的辨别涉及很少，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于涉及，这是客观存在的。
[20]曾有人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声音，不久之后，随即有学者进行了回应和反驳：
内容失实的档案符合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排斥在档案概念之外是不恰当的。
但是，对档案的注释考证工作仍然属于档案工作的一部分，它是档案工作者的历史职责。
不为别的，只为捍卫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社会功能，我们也不应放弃对档案真伪性的鉴别和考证。
[21]
进行档案的鉴定，一直是业界相当重视但难以快速推进的工作。
这其中包含档案的真伪鉴辨。
固然是由于理论和见解的不同还有责任的承担影响了这项目工作的开展，但并未停滞不前，虽然速度缓慢，但一直在努力。
国内外都有显著的例子可以说明档案文献辨伪的复杂和成绩。
1983年4月，德国《明星》杂志连载希特勒日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也引发了日记真实性的怀疑，由此拉开了真伪辨析的过程。
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特雷沃·罗珀尔和大卫·欧文都曾对日记持肯定态度，而德国联邦档案馆专家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成员笔迹鉴定专家肯尼斯·W·雷德尔先后给出了鉴定结论，都认为该日记属于伪造。
[22]
而上世纪90年代曾鉴辨过宋代文书的理明先生在2002年又撰文介绍了他的辨伪成果：
马光祖敕命文书发现于浙江武义，由武义县档案馆提供鉴定。
……但据考证，授马光祖“参知政事监管文殿学士”的敕命文书是后人伪造的。
[23]虽然尚不清楚理明先生的具体情况，但可以确信，他是浙江的档案人士。
再者，在论证钓鱼岛主权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有刊物介绍了相关的诏谕，显示出档案的证明力。
[24]可惜，这件谕旨被一史馆人士鉴定为系后世伪造：
台湾“国史馆”是庋藏清朝和民国时期历史档案的重要部门，近年有人从台北归来，将该馆所藏的一件“珍贵历史文件”——“光绪十九年慈禧赏赐盛宣怀钓鱼台等三岛谕旨”予以影印刊布，颇引世人关注。
捧读此谕，深感其中疑点很多，经对该谕进行多方考证后，终以认定此件系后人所伪造。
[25]
而中央档案馆的一位老先生，在档案文献鉴辨领域有杰出的贡献，堪为我辈学习的榜样：
齐得平，1933年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科（班）。
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局）、中央档案馆负责档案工作。
从1961年起他专门从事毛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
50年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保管和研究毛主席手迹上，为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准确翔实的资料；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推荐了重要文稿；为鉴别与抵制社会上流传的伪造领袖手迹和传言澄清是非、辨别真伪提供了重要依据。
[26]
档案工作者如何发挥出在鉴辨领域的作用，是业界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以前笔者曾提倡档案内容管理。
“档案内容管理，就是实现档案的内容化管理，从档案的内容着手对档案进行管理。
当然，我们并不是退回到原来的事由原则上，而是在尊重来源原则和全宗原则管理好实体档案的基础上，研究档案及其内容，一方面应对档案利用者的咨询并积极地提供利用，另一方面，也促进档案管理的良性发展。
”[27]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档案馆内外，会发现档案馆中的问题非常突出，不仅要关注档案的内容，还要注意到档案之外。
“档案馆学的研究需要由各界人士共同来推进，由不同的侧面按照各自的速度和力度一起努力。
档案馆现象日益复杂和突出，面对各种新问题，档案界要沉着冷静，积极迎战，坚定不移地把档案馆学研究推向纵深。
”[28]
档案的鉴辨即是一个明显的突破点。
这项工作的进行，不仅可以深化档案职业的内容，而且对增强核心竞争力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更是捍卫历史和记载的使命体现。
档案工作者借助于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可以更好地进行鉴辨工作，这是其他人员不具备的优势。
2.档案文献辨伪客体
论及档案文献的辨伪，从刘耿生教授的《档案真伪论》到刘耿生、何庄和张美芳共同编著的《档案鉴辨学》，都注重对档案这一客体本身的鉴辨。
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档案和书籍的不同，书籍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档案却更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
随着王亚丽造假骗官案的真相逐渐清晰，人们一方面惊讶于王亚丽篡改年龄达9岁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于现有档案体系的可信程度产生了怀疑。
“从工作简历、专业职务，到出生年月及学历等无所不改，有的甚至伪造录用和任职手续。
”汪唯说，在更改方式上，有的是在原表格上涂改，有的是增添新的材料。
由于更改档案是多渠道进行，这就导致有些档案在内容和时间上前后矛盾、面目全非，已无法反映干部的真实情况，失去了档案的实用价值。
[29]
文书人员形成了“历史的片断”——文件及其文件之间的历史关系。
而档案工作者则担负着“为历史穿针引线”的重要工作。
接收文件之后，档案工作者需要将文件之间的历史关系提取出来、抽象出来，并将其转化成为档案的历史联系。
这才是他们全部工作意义之所在。
因此，档案工作者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历史联系的固化、物化。
[30]
文件之间的历史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档案的历史联系来源于文件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对文件之间客观历史关系的反映。
因为无论是纸质档案，还是电子档案，它们的历史联系的形成，都要经历对客观存在的文件之间历史关系的认识、判断和记录的过程。
所以说档案的历史联系是档案的内在关系，一旦档案失掉这种关系，这些档案就将成为历史的碎片，甚至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而要保持和固定档案的历史联系，就必须在档案实践中，将对文件之间客观历史关系认识所形成的档案历史联系加以记录和物化。
档案工作的核心就在于它试图将文件之间的客观历史关系记录下来，作为经验或知识告之别人和传之后代。
[31]
来源联系，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是与文件的形成过程直接相关的有机联系，只要保持了这种联系，就能保证有关的档案文件确实都是在同一项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因而这些文件的其他各种联系也必然是可以深刻地反映社会活动面貌的有机联系。
至于事由、时间和形式联系，由于其中都包括有广义的非有机联系在内，并非与文件的形成过程必然有关，故不可能具有与来源联系相同的地位与功能。
[32]
档案实践正在从传统的一元档案实践，演变为由“档案实体管理”和“档案信息整理”二元构成的档案实践。
……“二元档案实践”作为一种概念同样是人们对档案实践的一种认识结果，我们同样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分析，二元档案实践观点对档案实践的认识就表现得更为深刻，因为在认识上它不但要注意档案实践的环节，而且要关注各环节之间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
显然这种对档案实践的多要素认识的结果，就不可能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33]
在二元档案实践体系下，档案是由“文件实体集合”与“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两种物质实体构成的。
……在这两种物质的比较中，对于档案工作而言，历史联系的记录是更为本质的物质。
因为档案物质实体的构成成分之一——文件实体，在其转化为档案之前就已经存在，是文件管理阶段的产物。
档案部门是在文件进入档案管理阶段后才介入，对文件实体进行处理。
但是这种处理旨在隐含在文件内容之中、客观存在的文件之间的历史关系加以抽象、固化、显现为历史联系，并创建具有记录历史功能的历史联系的记录。
可档案工作并不涉及对文件内容本身的变更。
如果仅靠文件材料就能独立、完整地记录历史，档案工作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我们应该明确，文件本身不能记录历史联系，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是档案人员工作物化的结果。
档案一旦失去了历史联系的记录，就等于割断了历史的链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件材料，人类社会记忆的延续将无从谈起。
[34]
综上，可以发现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是远远超越书籍之间的联系，所以古书的辨伪可以强调对其自身的审查，而档案，除了要注重自身以外，还要拓展到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方面，从历史联系之间来审视档案的真伪。
3.档案文献辨伪方法
目前敦煌文献的辨伪学，主要建立在写本形态分析的基础上。
……他们主要从纸张的规格、每页行数和每行字数、纸色、字体、书法、墨色等方面进行分析，甚至于纸张的质感和手感，因此仍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其基本性质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鉴定方法。
特别是过于依赖某一类特征作为判断主要的依据，结论往往会失之于武断。
至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纸张纤维结构分析、液体负离子质量光谱分析、纸墨中所含金属元素的分析、原子分析法、碳14检测法等，或是由于精确度受所选取的标本影响，或是对写本有破坏作用，或是费用较高且有资料运输问题，一时难以大规模展开。
总之，目前尚未有完善的方案解决这一难题。
因此，恐怕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仍需依靠以写本内容考辨为主、物质形态分析和写本收藏传递史考察为辅的综合研究方法。
[35]
从敦煌文书真伪鉴辨方法的选择中可以发现，档案文献辨伪方法同样需要改变和适应。
而且，还需要从作伪的角度来了解，进而可以找到合适的方法。
想当年，“江青日记”失窃案件轰动一时，最后发现是有人伪造。
从伪造手段中我们可以知晓档案文献鉴辨的方法不能不随之改变了：
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伪造希特勒日记的报道，顿时颇受启发……模仿江青笔迹是编造江青日记的关键。
……把得到的“江体字”集中起来，潜心研究，刻意模仿，经过一段时间苦练，终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在内容上，他尽可能根据有关材料推测把握江青的思想脉搏，写靠得住的东西，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宁可少写几天，绝不粗制滥造，免得露出马脚，前功尽弃。
日记本上的墨迹氧化程度，是专家鉴定其年代的依据，也是伪造江青日记的难点之一。
但这难不住学化工的郭某，他在实验室里多次试验，配出一种透明的快速氧化剂。
日记本上的指纹是制造假案的又一难点。
他费尽苦心用磺熏法在获得的资料上寻找指纹……他认定是江青的，便用移花接木的办法将它转移到伪造的日记本上去。
《华盛顿明星报》披露的那页“江青日记”是他抛出的第一页伪造日记，美国专家检验鉴定后做出结论：
上面那个指纹是江青的，字迹也是她本人的。
[36]
关于档案文献辨伪的方法，也需要放宽视野，积极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
方法固然有其一定的用武之地，但只要能发挥作用，就是好方法，完全可以拿来用。
这种“拿来主义”广泛应用于档案文献辨伪，是值得倡导的事情。
辨别书札的真伪并不难，最关键处，是要熟悉书札作者的用笔风格，也就是说，要熟悉书札作者的“字”！
……其他鉴别依据尚有信札的来源，或为出处。
这是鉴别书札真伪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
……此外，带实寄封的信件，封面上的邮票、邮戳及人名，可以同信件本身印证，这也是比较重要的辨伪真伪的依据。
不过，鉴别书札真赝，不能完全照搬上述“理论”。
[37]
目前已有一些技术可防止对电子文件内容的增删篡改，但由于技术上的漏洞使文件内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从技术层面对档案信息真伪进行分析和认定的方法相当复杂，解决好我国的电子文件真伪鉴辨问题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档案工作者需要摸索建立鉴定模式和鉴定标准、并依赖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电子文件真实性鉴辨的方式，进行不断更新和完善，逐步解决电子文件鉴辨管理过程中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这一切都使得电子文件鉴定工作的任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