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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诚漫谈想诗

金开诚:

漫谈“想诗”

漫谈“想诗”

金开诚

  我曾不止一次听人说,现在报刊上发表的诗词赏析之类的文章,都是作者想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原来在阅读中并没有欣赏到那么多东两,只是为了写文章,所以才把这些意思想出来,使“赏诗”变成了“想诗”。

这些同志还说,广大读者谁会这样去看诗词呢?

所以,现在许多赏析文章是脱离群众的欣赏实际的。

  我认为这种议论虽然是有感而发,但却值得商榷。

诗词赏析是一种文学研究工作,属于文学评论的范围,不同于随便浏览,所以很需要开动脑筋,力求作出正确深刻的论述。

就拿“广大读者”来说,如果想在诗词欣赏中真正得到思想教益和艺术享受,也是必须用心去想的。

因为阅读与欣赏的过程主要完成于大脑。

当然,接受诗词要通过眼睛或耳朵,没有它们,诗词的特殊信息就不能进入大脑;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中间,字与字、音与音之所以会在内容上联系起夹,从而变成一项有意义的欣赏活动,主要还应归功于大脑的分析与综合。

由于大脑对外界信息的分析综合早已习惯成了自然,所以人们仿佛觉得阅读与欣赏都是由眼睛(耳朵)就地完成的,但这毕竟是一种错觉。

有句俗话叫“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其实“小和尚”也不是完全“无心”的;倘若完全“无心”,那么连佛经的文字或声音符号都不能认知和记忆,也就无法“念经”了。

但“小和尚”毕竟用心不够,因此虽然“念经”,还是不解佛经的意义,感受佛经中的形象。

所以在诗词的阅读与欣赏中,“想诗”乃是正常的、普遍的现象;赏析作者与一般读者相比,只是想得更深透一些。

这也是应该的,因为研究工作毕竟要提高一步,才有助于促进一般的阅读。

  欣赏诗词要想,那么怎样想呢?

由于诗词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对象,所以就要按照它的特点去想它,具体说来主要有三点:

  一、诗词是语言的艺术,当然要弄懂了语言才能欣赏到艺术。

因此,准确地了解诗句的含义,就是第一个要想的问题。

  二、诗词是用语言文字符号的组合写出来的,表现为一句句话或一行行字,本身并没有形象性;然而人们在欣赏中却能产生丰富的形象感。

这形象感的产生,从欣赏者一方面来说,乃是因为根据诗句所规定的“再造条件”,进行了“再造想象”的缘故。

因此,诗词欣赏者准确地按照诗句所规定的“再造条件”来进行“再造想象”,就是第二个要想的问题。

  三、诗词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因此,欣赏者在感受诗词所表现的形象时,还要进行恰当的联想,这就是第三个要想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三想”,是由诗词这种认识对象的特点所决定了的。

因此,任何人欣赏诗词,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事实上都在以上三个方面用过心思。

现在要迫究的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心思就有较深的心得,而有的人却难以深入呢?

这里边当然有种种原因,其中有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所可以解决的。

我现在想要着重谈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进行“三想”的时候,不能一头扎到诗词本身之上,而必须善于运用自己各方面的知识经验,把它和所读的诗词准确地联系起来,才会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与感受。

下面主要以《文史知识》所发表的诗词赏析为例,来具体说说这个问题。

  首先在诗词字句的解释上,由于中国古代诗词不但是用古代汉语写的,而且还是精练含蓄、跳跃性较大的“诗家语”,它所反映的又是古代的社会生活和古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准确地解释字句既要借助有关的古代汉语知识、历史文化知识,还要借助欣赏古诗词的经验。

关于这一点,在欣赏包含典故的诗词时,情况尤为明显。

例如《文史知识》81年2期,有倪其心同志分析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的一篇文章。

《过故人庄》一诗粗看起来明白如话,然而倪其心同志根据律诗的规则和前人的注释,指出诗中第一句“鸡黍”化用《论语·微子》荷蓧丈人典;第五句“开轩”用阮籍《咏怀》“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语点;第六句“桑麻”用陶渊明《归田园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语意;末二句又用陶渊明在重阳节出宅把菊、酌酒醉归典。

从而揭示这首诗在叙事、抒情中还有述志之意,写出了孟浩然原来想学孔子“为了行义而谋仕”,后来又像阮籍那样“从现实政治中有所觉悟”;最后“追慕陶渊明的意向”,“有意要归耕田园”。

这一层自述志趣变化的含义,在诗句中蕴藏较深,倪其心同志是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诗词欣赏经验才把它挖掘出来的,这就是真正把古诗作为古代人的诗来读,显然表现了对原作各句的深入理解。

  其次,根据诗词所规定的“再造条件”来进行“再造想象”,这是欣赏中的重要环节,诗词需要反复玩味,所谓“玩味”主要就是指读者在准确理解诗句的基础上,去想象和感受它所表现的形象与情味。

人类心理活动的实际情况是,任何“再造想象”(包括通过说明书去想象物品的样子,根据设计图去想象楼房的形象),都是需要借助想象者本身的知识经验的;而在诗词中,则因为诗句所指示的“再造条件”极其简练、含蓄而富有启发性,所以更需要调动读者的有关知识经验,才有可能把诗词所要表现的抒情形象充分想象出来。

例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首,其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所表现的形象,一般都认为是容易想象的,无非是说杜甫草堂的门外停泊着远航的船只。

然而《文史知识》83年12期所刊李思敬同志的《画意与诗情》一文中,却表现了一种新的想象:

“诗人欣赏过以窗为框的西山雪景之后,再把眼光投向窗外,又发现了奇观:

透过他那院门口,又看到辽远的水面上飘着东去的航船。

……这又是一个合乎透视学原理的描绘:

他把辽远的‘万里船’和杜家的院门口压在一个平面上来欣赏,以门口为画框,则万里船竟如泊在门中。

”这一新的“再造想象”相当精辟有理,而作者之所以会对原句作出这种想象,则是因为他把绘画艺术中的透视学知识与原诗联系起来,从而对原诗所提供的“再造条件”有了新的理解的缘故。

关于“门泊东吴万里船”,在《文史知识》81年5期所刊的张永芳问志的文章中,又有不同的“再造想象”,也是言之成理而颇有新意的:

“一般都认为四句诗一句一景,全部是诗人凭窗而望时见到的景物,我却以为第四句写的虽是实有之景,却未必会是与黄鹂、白鹭、西岭同时出现在诗人眼前的景物,而是浮现于诗人心中的景象。

在诗人触动离情的时候,平日久已见惯的‘门泊东吴万里船’之景,顿时浮上心头,历历如在目前,这是十分自然的。

”作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想象,也是把有关的知识经验同原作联系起来的结果(详见原文)。

由此可见,就像“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一句看来简单的诗,通过仔细玩味及与不同的知识经验相联系,还是可能作出不同的“再造想象”;人们可能一时难以判别哪一种想象更符合诗人的原意,却显然可见两种说法都表现了对原诗的深入理解与感受。

  下面再说一个例了。

《文史知识》82年10期中有葛晓音同志的《读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文,原诗中写到著名画家曹霸为“先帝御马玉花骢”写生,那天先帝把这匹马牵到庭前,曹霸受诏作画,须臾画成。

接着原诗写道: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葛晓音同志对这四句是这样说的:

“骢马本不应站在御榻之上,一个‘却,字以疑怪的语气造成画马乱真的错觉,榻上庭前两马屹立相对的奇思又使这错觉更为逼真。

‘屹’字与上文‘迥’字照应,便从双马昂然的姿态活画出它们矫健的奇骨。

‘至尊’和‘圉人太仆’虽是陪衬,简略的神态描绘也都切合各自的身份。

玄宗虽喜而只是含笑催促赐金,确乎是帝王风度。

养马的国人与掌舆马的太仆在两马相比之下怅然若失,更是马官才有的特殊心理,这就从观者的反应巧妙地点出画马的神骏即使真马也难胜过。

”这种“再造想象”在诗词赏析中较为多见,它并没有用上什么特殊的知识经验(如历史资料、艺术理论等),而只是凭着对原诗所提供的“再造条件”的细致理解。

来进行“再造想象”,然后把想象的结果准确地记述下来,即成一段较好的赏析文章。

说到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

目前许多初学者写作诗词赏析往往有一个毛病,就是过多复述原作的内容,同时在复述中穿插一些解释或观感。

这样的文章总波认为没有深度,不算有质量的评论。

那么,为什么葛晓音同志也是复述原诗的内容井作解释和谈观感,却被认为是较好的赏析呢?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她根据原诗所作的“再造想象”是较为确切而清晰的,可以说是揭示了原诗所表现的生动画面和幽默意趣,说得也较有分寸。

这里所表现的“再造想象”,虽然表面看来并未运用特殊的知识经验,实际上却还是与作者的历史知识、文化素养和艺术欣赏经验密切联系的;在思维过程中不充分调动这些因素,也是没法作出这种“再造想象”的。

  最后说说诗词欣赏中的联想问题。

凡是艺术,都有引发联想的功能,而诗词则是引发力较强、留下余地较大的一种。

但联想的产生也有待于欣赏者用心玩味思索;假如一目十行,匆匆翻阅,那么连诗中所表现的形象都无法准确“再造”,也就更谈不上由此引发联想并感受隽永的诗味了。

宋代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说: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山河在,明无余物矣:

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司马光举了他读杜诗《春望》的一串联想,而明确指出这种联想是必须“思而得之”的。

“思而得之”也就是“想诗”。

  诗词欣赏中产生联想的情况相当复杂,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可以称之为预期的联想与非预期的联想。

所谓“预期的联想”是指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已经期望欣赏者产上这种联想,为此而在诗中作了巧妙的限制与诱导,使读者在欣赏时能循着作者的意图去进行联想;这种预期的联想虽然“意在言外”,却是作者所要表现的诗词内容的有机组成。

例如《文史知识》83年11期,吴战垒同志在在《诗的含蓄美》一文中说: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所写既是杨花,又不仅仅是杨花,而包孕着对风尘沦落的女子的深厚同情;‘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所写既是日暮春愁,又不仅仅是日暮春愁,而流露了对国是日非的殷忧和感慨;而且更重要的往往在后面的深层意蕴。

”这一段中所举二例都属比喻范围,而被比的对象却是“更重要的”“深层意蕴”;欣赏者对这种“意蕴”是必须通过准确的联想才能发现的,而联想当然又离不开欣赏者已有的知识经验。

  “非预期的联想”,即并非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表现的内容,只是因为欣赏者另有其特定的思想感情或生活经历,因此在欣赏中产生他所特有的联想。

例如《文史知识》82年6期,胡经之同志在《美感和真实》中说:

“离别姑苏三十载,怀念故乡之情总是萦回不断。

每当想起故乡,自然而然地就想起唐代诗人张继那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枫桥夜泊》……默想之际,自己便不知下觉地进入了诗中的境界,激起我对故乡的美好回忆:

静夜河边的点点渔火,深夜启程的乌篷航船,寺院清晨鸹鸹乱叫的树巅群鸦,隔壁庵堂昼夜常响的钟磐之声……重新唤起了我对少年生活的多少怀念。

当然我也想起了我曾经见到的枫桥。

……那时,苏州刚从日寇铁蹄下挣脱出来,享有盛名的古迹枫桥,满目疮痍,一片衰败景象……”唐代张继在创作此诗时,并没有想要引发读者的思乡之情;广大读者也并非都是苏州人,不一定都有对苏州的那些“美好回忆”,更不一定见过“一片衰败景象”的“古迹枫桥”。

因此胡经之同志的那些联想乃是他个人所特有的,当然也是和他本人的知识经验相联系的。

  在诗词赏析中,通过预期的联想把原作的“深层意蕴”挖掘出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就谈不上深入地认识原作。

至于非预期的联想,则在一般阅读中乃是读者的“自由联想”;有时,这种联想也能加深对某一首诗的感受,甚至成为特别喜爱这首诗的原因。

但在作为文学研究的诗词赏析中,非预期的联想就可有可无。

既然可有可无,那就要运用恰当;像胡经之同志所写的那一段,就很有感染力量,既有利于加深其他读者对原作魅力的认识,也使赏析文章本身很有特色。

  以上主要是谈在对诗词的理解与感受中应该怎样想。

由于诗词赏忻属于文学评论的范围,所以如果写作正规的赏析文章,在理解与感受的同时,还不能不对诗词的思想和艺术作出评价,而这就又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文艺理论,还要了解作家、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背景等等,把这些知识同赏析对象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才能得出一定的结论。

所以,总起来说,诗词赏析始终离不开一个“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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