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时期围绕宗教路线问题的党内斗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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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时期围绕宗教路线问题的党内斗争
赫鲁晓夫时期围绕宗教路线问题的党内斗争
雷丽平
【内容提要】 在苏联历史中,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是以“解冻”著称的。
但是,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另一个“业绩”——从1958年到1964年持续6年的大规模反宗教运动却了解甚少。
反宗教运动与政治上的“解冻”,正好是相逆的两种政治潮流,但赫鲁晓夫却在这两种相逆潮流的漩涡中挣扎着执政最后的6年。
难怪他正在“踌躇满志”地陶醉于自己创造的“共产主义”美景时,却突然被他的“同伴”赶下政治舞台。
【关键词】 赫鲁晓夫 反宗教 党内斗争
【作者简介】 雷丽平,1961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长春 130012）
目前,在苏联解体十几年之后,对赫鲁晓夫这段反宗教的历史,包括它的背景、发生的原因、过程、后果等诸多领域,研究甚少。
本文从党内斗争角度,利用最新的解密档案资料,对赫鲁晓夫反宗教的历史进行初步研究,揭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党内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党内“左派”壮大过程及对反宗教进程的鼓动。
这对进一步了解赫鲁晓夫执政的方针路线,对赫鲁晓夫的下台,乃至对苏联的解体等等重大问题都有一定的作用。
一 斯大林逝世后影响苏联宗教政策的最重要的党内斗争——赫鲁晓夫战胜“政府派”的党内斗争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中实际上存在三派政治力量:
第一派是以马林科夫为首的所谓“斯大林分子”集团,其中马林科夫可以认定是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已确定的接班人。
这批人包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们掌握着国家当时最重要的权力机构——部长会议（即政府）,可以称其为“政府派”。
第二派是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保安集团,其成员均为贝利亚的亲信,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强力部门”,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个人的生命安全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还握有人事上任免和否决权。
他们权力很大,但政治影响力较弱。
第三派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所谓“党的机关派”。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也是亲信之一,但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角逐中最不得势,被排挤在当时被认为没有实权的“党的部门”。
这三派的斗争,“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
在这场斗争中,每位竞争者都依靠和使用了自己拥有的、与党和国家制度中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按官员花名册任命的等级制官员的机会。
”[1]
在斯大林逝世后最初的权力角逐中,最无实权的赫鲁晓夫却一步步得势。
1953年6月,他先联合“政府派”,搞掉了贝利亚,搞垮“内务保安集团”,取得了这一派大部分权力,扩大了党的机关的权力。
从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贝利亚被捕）后,实力壮大起来的赫鲁晓夫便把斗争矛头指向“政府派”。
而从宗教的角度讲,赫鲁晓夫集团同“政府派”的斗争,实质上是斯大林及其继承者的宗教路线同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路线的斗争。
赫鲁晓夫反对“政府派”的斗争经过了几个重要回合。
1953年9月,赫鲁晓夫利用手中的党权,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会上除谴责政府搞农业不力外,还批评政府和苏维埃工作的“官僚主义”[2]。
就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把苏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桂冠戴到自己头上,在斗争中已掌握了主动权。
其后赫鲁晓夫处处主动出击,并屡屡击中“政府派”的软肋。
这场斗争的成果之一是苏共中央出台了攻击政府的两个文件:
“关于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严重缺点”（1954.1）和“关于在各部和主管部门中的严重缺点及改善国家机关工作的措施”（1954.10）两个决议。
这次斗争的最重要成果,是1955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罢免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武装力量部长布尔加宁继任）。
这期间赫鲁晓夫还利用党的部门为阵地,不断向马林科夫集团发动攻击。
这些攻击包括:
（1）攻击马林科夫1953年8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发展轻工业和民用消费品生产的讲话,指责讲话“在经济上是站不住脚的,其目的是指望获得廉价的政治声誉”。
（2）谴责马林科夫在1954年3月12日在选民大会上的讲话——“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世界文明将可能遭到毁灭”——是对帝国主义斗争产生悲观情绪。
（3）指责马林科夫多年来与贝利亚关系密切,屈从他的影响,是“党的最凶恶的敌人手中一个懦弱的工具”。
这一连串的攻击和指责,最终造成1955年1月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被罢免,赫鲁晓夫取得了对“政治派”斗争第一个回合的重大胜利。
第二回合的胜利是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赫鲁晓夫完全控制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苏共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还在大会的最后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目无法纪的镇压。
二十大的召开使赫鲁晓夫取得了两个重大胜利:
第一是巩固了赫鲁晓夫作为党的领袖的地位和威望,大会通过了苏共新的路线——包括“两全”、“三和”在内的新的、在政治上实行“解冻”的路线;第二是大会选出新的领导机构——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等,赫鲁晓夫的势力大大增长,已有压倒“政治派”的趋势:
在二十大选出的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赫鲁晓夫集团已占有11人中的4人[3]。
在主席团候补委员的6人中,有5人支持赫鲁晓夫,在中央书记处的8名成员中,有7人支持赫鲁晓夫[4]。
这说明在组织上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中取得了同样的重大胜利,尤其是在新兴力量中,赫鲁晓夫已取得绝对优势的支持力量。
第三个回合,也是决定性的胜利是1957年苏共六月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击溃了“政府派”,取得了苏联党、政、军、警一切大权,成为苏联党和国家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
1955年1月以后,“政府派”成员已感到第一书记“那只强有力的手”。
二十大以后,两派的斗争逐步达到最后“摊牌”的地步。
1957年2月,“政府派”的几名成员密谋罢免赫鲁晓夫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赫鲁晓夫的心腹们得到消息后,鼓动军队和地方上的中央委员们起而反对,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
中央全会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操纵下召开,“政府派”成员的中央委员们成为被“围剿”的对象。
结果,在中央全会激烈的辩论中,“马卡莫集团”彻底失败,被定为“反党集团”。
清除“政府派”之后,苏共中央机构中已成为赫鲁晓夫的个人班底,其中只象征性地保留两名“悔过”的前“政府派”成员（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
1957年6月中央全会的胜利标志赫鲁晓夫真正成为苏联主宰一切的最高领导人（1958年1月又取代布尔加宁兼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击败“政府派”成员（即所谓“斯大林分子”们）后,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
第一,真正实现了对苏联党、政、军、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领域、一切部门的绝对领导,依靠这种权力,赫鲁晓夫开始贯彻自己二十大以来路线、方针、政策,并进行了赫鲁晓夫式的政治、经济改革。
第二,赫鲁晓夫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力结构体制——以党管政、党政机构重叠、党组织系统是国家权力中心的权力机制。
由赫鲁晓夫确立的这种权力机制,同列宁和斯大林的权力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在列宁时代,国家权力的中心或重心在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
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在该党执政后,出任革命政府首脑,这符合一般的政党执政原则,也说明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把权力中心设在了行政权力机构方面了。
列宁的权力机制是:
苏维埃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在党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全会。
但一旦这些决定由党作出后,国家权力的运行一切都围绕着政府了。
列宁时代党政之间的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党政分开、各有分工。
布尔什维克党的一批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决定路线、方针、政策等一切国家大事,然后他们又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人去执行这些政策方针。
从列宁亲自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点看,苏维埃国家的权力中心在政府。
最初,布尔什维克的最高机关没有专职领导人,列宁及其他领导人都是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
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在执政后都兼行政职务,他们是通过所兼任的行政职务行使国家权力的。
1922年后才设立书记处的总书记,但总书记斯大林也是人民委员会中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并担任其他多种行政职务,他行使国家权力是靠行政职务行使的。
就是说,在列宁时期的权力结构中,党政是有明确分工和权力界限的。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曾一度依靠党组织系统击溃了几个反党集团,结果使党的作用大大提升。
斯大林最初利用党的系统来控制国家,大大加强了自己的权力,使自己成为国家独一无二的“领袖”。
但斯大林并没有把党的系统凌驾于国家行政系统之上。
斯大林更加重视政府、军队和内务保安的力量。
1941年5月卫国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开始亲自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更加明确地把国家权力中心转到政府方面。
战后,他把自己任主席的部长会议（1946年3月人民委员会改称部长会议）作为国家的第一权力中心,在国家和党公布的各种文件中,列在首位的多是部长会议,其次才是党中央。
斯大林逝世后,他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由政府——部长会议掌握国家最高权力。
斯大林在十九大确立的接班人马林科夫,首先接任的是部长会议主席。
其他斯大林的嫡系——斯大林逝世后的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多数都是部长会议的副主席。
只有赫鲁晓夫去了党的书记处,被认为是一个“倒霉”的角色。
但赫鲁晓夫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形势大变。
从联盟中央到各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才是最重要的“一把手”。
而部长会议主席则被认为只是个小配角,只不过是升任“第一书记”的阶梯而已。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如此。
它说明,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三,赫鲁晓夫击溃“政府派”之后,大大提高了党的机关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党的机关中一批“左派”的地位和影响。
在这些人的鼓动下,赫鲁晓夫开始了他的反宗教战役。
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宗教运动,是同他发动的所谓“解冻”运动（“解冻”运动虽然产生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但“解冻”运动更深刻的思想根源在苏联的下层民众社会思潮中）逆向而行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发动了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运动,这个问题还要进行更深入、更深层的研究。
二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党内反宗教势力的增强
赫鲁晓夫依靠党机关力量击溃了“政府派”之后,当然地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随着赫鲁晓夫政治地位上升到顶,党的机关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作用也急剧飙升,不仅凌驾于政府机关之上,也凌驾于一切国家部门之上,成为赫鲁晓夫权力结构中真正主宰者。
这也给苏联党的机关一个新的涵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或执政党机关,它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机关,一个凌驾于国家一切机关或部门之上真正权力机关,是赫鲁晓夫政权真正的权力中枢。
赫鲁晓夫在提升党的机关权力的同时,也为党机关中一批人扫除权力屏障铺平道路。
赫鲁晓夫当权后,从党内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人、第二批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虽然依附赫鲁晓夫得到了政治上的攀升,但他们更加忠于由斯大林塑造的联共党的传统路线和传统理论。
这种传统的理论和路线就是阶级斗争（包括路线斗争）和“专政”的理论和路线。
他们成长于斯大林时代,腾达于肃反运动或卫国战争前后,他们的攀升实际上靠的是僵化和教条地执行阶级斗争路线,靠的是宁“左”勿“右”的政治经验。
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曾参与了赫鲁晓夫“两全、三和”路线的制定,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仍然运用一贯运用的阶级斗争路线。
他们甚至认为20年内进入共产主义,也是通过斗争,通过不断肃清社会内的非共产主义因素才能达到,而不是通过建设和发展生产力。
他们之中的核心集团,自称为党内的“理论集团”（以苏斯洛夫、伊利切夫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引经据典、满口马列,实际上执行的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路线。
他们是赫鲁晓夫时期反宗教政策的制定者和鼓吹者。
赫鲁晓夫执政的前半期是1953~1958年,这时期赫鲁晓夫还没有掌握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
赫鲁晓夫执政的后半期（1958~1964）,以1958年3月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为标志,才能真正称得上是赫鲁晓夫时代。
而这6年正是赫鲁晓夫不遗余力地反宗教时期。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战前长期执行反宗教政策,但这种政策在1943年9月却突然改变了。
当时苏联的卫国战争形势已经开始好转,而斯大林本人却因对最后胜利心中无底而非常忧虑。
为了求得西方的最后支援,包括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在西方领导人要求下,斯大林突然决定会见俄国东正教会的三位领导人,从而开始了对宗教界的缓和与团结政策[5]。
这是苏联国家宗教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斯大林逝世后,其继承者仍然沿袭斯大林后期的宗教路线和政策。
这种政策的改变使苏联的宗教生活异常活跃。
尤其是东正教的莫斯科牧首区力量在不断壮大。
这一切,在斯大林1943年任命的宗教总管、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Г·卡尔波夫看来都是正常的。
但在当时已渐渐强大起来的党中央一些部门看来却是不正常的。
1954年3月27日,党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部负责人联名向当时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呈送了报告——“关于在自然科学宣传和反宗教宣传工作中的严重不足”的报告。
报告有意渲染了宗教发展过快的情况（如1949年有200人被授予教职,1953年则达到344人等）以及无神论宣传中工作如何混乱等等,目的是向党中央施压,显示他们这些“左派”如何坚定地反宗教,维护党的立场。
另一目的当然是指责党的领导人如何对宗教妥协。
赫鲁晓夫看到报告后,与他故有的对宗教的反感立即产生共鸣。
作为一个缺少文化和理论修养的政治家,他非常相信“左派”的渲染,相信宗教的发展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巨大的障碍。
因为赫鲁晓夫绝对地相信共产主义这个过去认为很遥远的目标将很快到来。
同时,赫鲁晓夫也看到,提出反宗教和向共产主义迈进,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威望,有利于巩固他个人的领袖地位。
在赫鲁晓夫的赞同下,1954年7月7日,苏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科学—无神论宣传中的严重不足及其改进的措施”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赫鲁晓夫时期党中央通过的最重大决议之一。
Д·Т·谢皮洛夫、A·H·谢列平、M·A·苏斯洛夫等人都积极地参加了决议的准备工作。
这个决议实际上谴责了斯大林宗教路线的“妥协”,决议号召全国人民积极与宗教作斗争,“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及其由于使我国部分居民不能自觉地和积极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所造成的危害”[6]。
在决议通过之前,莫洛托夫曾警告过赫鲁晓夫:
此决议将引起“我们与神甫及信徒之间的争吵,将带来严重后果”。
但赫鲁晓夫称:
“我们不怕犯错误,错了再改正”。
这是赫鲁晓夫向宗教发起进攻的第一个信号。
在中央这一精神指引下,无神论宣传的老近卫军——Ф.Н.奥列舒克、В.Д.邦奇—勃鲁耶维奇等人开始活跃起来。
在邦奇—勃鲁耶维奇推动下,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出版“科学—无神论丛书”。
在1954年7~8月间,决定按计划先出版1954~1955年的反宗教著作20本（但到1963年前也只出16本）。
1954年10月3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了广泛开展无神论宣传的决议。
通过这种决议在苏联科学院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贯彻这一决议,成立了以邦奇—勃鲁耶维奇为首的、由苏联著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决定,在1955年2月前,完成号称“战斗前线”计划的最后行动方案。
按此方案,苏联要出版143本同宗教作斗争的书和小册子。
但到1955年2月时,这个计划并未能付诸实施。
1955年7月14号,邦奇—勃鲁耶维奇去世,此后这个计划中的大部分都流产了。
赫鲁晓夫第一次向宗教试探性的进攻,随着党中央1954年7月7日决议的实施,立即在社会中收到成果。
1954年7月之后,苏联出现了一个向宗教进攻的小高潮。
这次向宗教的进攻主要集中在向教徒施压（令其改变信仰）和进行人身迫害,驱赶进入教堂做祈祷的人群,关闭一些教堂等等。
这些活动引起了宗教方面的抗议,这种抗议更多地集中在7月7日的决议上。
抗议者不仅有众多的教徒,也有教会的上层,如列宁格勒总主教格利高里、莫斯科牧首区的“二把手”总主教尼古拉等人[7]。
与宗教界各种抗议同时传播的,还有对宗教进行镇压的传闻,如对举行宗教仪式、给孩子洗礼、购买宗教圣物（圣像、圣经等）遭到当局迫害的传闻。
这些信息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党中央主席团中部分成员——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这些过去斯大林宗教政策的支持者,开始对赫鲁晓夫反宗教种种活动表现出担忧和异议。
他们对赫鲁晓夫等人指出,这种做法将引起国内外“不愿看到”的后果。
党内高层在宗教政策上出现分歧。
1954年9月,苏联极其隆重地欢迎东正教安提阿教区（东正教最初的四大牧首区之一）大牧首来访。
但是,与苏联的期望相反,安提阿大牧首并未颂扬苏联的宗教自由,而是坚决要求停止苏联国内对宗教的“过火行为”。
当然,类似的抗议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
于是,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只好退却。
1954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只好起草另一个决议——“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中的错误”的决议,准备讨论通过[8]。
这个决议由赫鲁晓夫签署公布,是对7月7日决议进行纠偏的决议。
决议一开始就指出:
“苏共中央掌握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近来对居民的科学无神论宣传中,有许多地方犯有严重错误。
”“反宗教宣传工作中这些错误与共产党对待宗教和教徒的纲领和政策是根本抵触的,它违背了党关于禁止伤害教徒的感情的多次指示。
”[9]但这个决议把出现的错误都推到了具体工作人员、宣传演讲员的身上,说“有些演讲员和报告人在发言中对神职人员和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徒进行了伤害性的攻击。
经常发生一些这样事件,如有些报刊和宣传员的口头发言毫无根据地把一些宗教神职人员和教徒说成是政治上不能信任的人。
在有些地区,某些地方组织和个别人员竟然从行政上干涉宗教组织和小组的活动并对神职人员采取了粗暴的态度。
”[10]总之这个决议并没有承认赫鲁晓夫和党中央某些人犯有错误,只是把错误推到具体工作人员在执行政策上犯有错误,说明赫鲁晓夫的这个纠偏的决议实际上是推诿责任,只是暂时的退却,目的不过是为重新进攻作准备。
党中央的宗教刊物《科学与无神论》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大张旗鼓地鼓动反宗教宣传,说明赫鲁晓夫和党内“左派”集团只不过是在国内外舆论面前做做样子,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的路线和政策犯有错误。
11月10日决议的出台,意味着赫鲁晓夫和党内“左派”集团的暂时退却,“政府派”在宗教政策方面暂时的胜利。
决议出台一个月以后,即1954年12月11日,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正式接见了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等东正教领导人。
接见中大牧首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应减轻神职人员赋税;第二,把谢尔盖圣三一寺院所有的地方转交给东正教会（此前只转交一部分）;第三,合并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东正教信仰委员会两个管理宗教的组织（这两个组织已答应了大牧首的请求）。
一同被接见的尼古拉总主教（东正教会内“二把手”）提出应允许召开新的地方宗教会议[11]问题和扩大教会学校网问题,马林科夫也答应了。
这次接见标志斯大林战后宗教路线的胜利。
但事后不久,在1955年1月的党内斗争中,马林科夫被赫鲁晓夫赶下台（改任电力部部长）,他代表政府答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在此之前的8月31日,在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内,曾就降低神职人员税收问题召开过专门会议,会议中产生两种对立意见,实际上是党内高层两种路线斗争的反映。
以委员会副主席C.K.别雷舍夫为首的一派,反对降低教会税收,是“左派”集团在委员会中的代表。
委员会主席Г.卡尔波夫一直主张对教会实行和缓政策,是斯大林宗教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但在税收问题上的态度却模棱两可。
但是,11月10日的苏共中央决议,毕竟使党内“左派”暂停一下进攻的脚步,斯大林后期宗教政策又得以坚持了一个阶段。
不久,苏联政府决定,从1955年起,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代表,可以出席最高苏维埃接见外国使节的仪式,这给东正教会领导人同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对话创造了机会。
1955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A.布尔加宁（1955年1月取代马林科夫）在接见印度总统Д.涅尔时,参加会见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乘机向部长会议主席请求,希望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宗教界代表,布尔加宁当场表示同意。
但1955年内接见未能实现。
1956年2月17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开放祈祷室程序”的决定,这个决定实质上是让宗教团体正式享有了登记注册的法人权利,过去祈祷室一般地说都是非法的。
部长会议这一决定也得到了Г.卡尔波夫领导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的支持。
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也通过了开放新教堂的决议。
这使苏联开放新教堂数量又有增加。
1955年,苏联有37个过去没有登记的教堂得到登记,并新开放4个教堂。
同时,这时期苏联第一次允许出版圣经和福音书,1956年这些书籍共出版约5万册[12]。
《莫斯科牧首区杂志》也发行1.5万份,还出版了各种宗教挂历和台历,这当然都与部长会议决议有关,也与二十大后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有关。
但是,1955~1956年国家对宗教政策的放宽,很多人都认为这并非是二十大“解冻”政策的结果。
因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以及最后的秘密报告）中,并没有批判斯大林对宗教的迫害,而是正相反,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会上和会后,都不断地指责斯大林与宗教的和解,指责斯大林在主教面前“卑躬屈膝”,实际上是指责斯大林与教会勾结,丧失立场。
赫鲁晓夫的这种态度表明,他虽然在二十大上批判了斯大林,预示了“解冻”政策,但“解冻”并不包括宗教界。
赫鲁晓夫将实行的是与斯大林相反的政策,即反宗教政策。
对苏联在二十大前后大批释放宗教政治犯,并予以平反一事,尤其是释放神职人员一事,国内外很多学者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批判的后果之一,是必须平反冤假错案,并释放神职人员一事。
但他并不是很情愿,因为在赫鲁晓夫看来,释放大批神职人员和错判的教徒,虽然预示着苏联法制和政治自由的好转,预示赫鲁晓夫个人威信的增长,但也意味宗教力量和宗教影响的增长。
如果说这些被释放的神职人员和教徒,最初还能对赫鲁晓夫的政策表示感恩,但随着斯大林镇压恐惧感的消失,这些人便会对过去和现在的反宗教政策更加不满和反抗,也包括对国家宗教活动积极化的推动。
这是赫鲁晓夫不愿看到的,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会造成赫鲁晓夫领导的社会不安因素的增加。
赫鲁晓夫认为,这些人怀着过去的仇恨,他们迟早要算账。
而赫鲁晓夫的担心又恰恰与二十大后宗教的增长极为吻合,这就更加促进了赫鲁晓夫对宗教较快增长的警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二十大以后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拒绝会见宗教界人士,他把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推给了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布尔加宁于1956年3月26日接见了东正教大牧首和大主教们。
接见中布尔加宁安慰他们说:
“不能再发生向宗教进攻的事了”。
他还说,在批判了斯大林目无法纪之后,国家会进一步发展民主。
抓住这个机会,大主教们提出释放正在流放和在集中营中的神职人员问题。
布尔加宁答:
神职人员没罪,他们将很快获得自由。
从1956年春开始,也就是苏共二十大之后,释放神职人员过程加快。
这一年有293名神职人员从集中营释放,重新开始在教堂中服务[13]。
布尔加宁的接见,造成了一种政教关系发展顺利的印象。
1956年7月9日,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卡尔波夫,给在奥德萨养病的大牧首写信认为,对重新开放教堂问题他并不担心,因为1955年已重新开放41个,1956年上半年已开放24个。
而且,国家也没有阻挠把诺夫哥罗德的尼吉特干尸转交教会,圣三一寺院所有的楼房转交问题以及原则上解决教堂服务劳动立法问题等等都不难解决[14]。
信的语气表明,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已准备给教会更多的利益。
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将圣三一寺院领地上的所有建筑转交莫斯科牧首区。
一年后又决定把列宁格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寺院转交教会,教堂服务的立法问题也在解决,莫斯科卡马里主教遗体迁葬问题也得到允许。
表面看政教关系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三 赫鲁晓夫反宗教政策的出台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国家对教会作出了一些让步,但赫鲁晓夫与党内的“左派”对教会的基本态度一直未变。
1955年9月,赫鲁晓夫在接见法国国会代表团时说过:
“我们仍然是无神论者,我们将努力地把一部分人从宗教鸦片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15]二十大以后,在党的一些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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