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家的起源与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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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家的起源与形成

关于客家的起源与形成

  2009-7-2615:

41:

55  邬观林

   客家人是汉民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汉民族构成中一支特殊的民系，她有独特的生活习俗、独特的文化和语言特征。

对客家的起源和形成，许多中外专家学者都作过研究，有着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

本人在此基础上，也提点粗浅的看法，以期对客家历史研究起砖瓦作用。

一、客家历史演变的四个阶段

   所谓客家人，意指作客他乡之人。

专家学者对此曾有“主客说”、“给客说”、“时间划分说”、“自称说”等种种诠释。

但无论哪种诠释，其本质都是一致的，即客家人不是原有土著之人，是从外地迁入的。

迄今为止，客家人的历史可以说经过四个发展变化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源阶段。

岭南地区是客家人起源和形成的地方，现在国内和国外各地的客家人，其祖辈都与岭南地区有着渊源关系。

客家人的先民是从中原地区来的，所以，研究客家文化和民系的产生，应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起来。

   上古时代，岭南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但在秦朝之前，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岭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属于相当落后的蛮夷之地，秦始皇派兵平定岭南之后，中原地区的文化进入了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的文明才得到了开发。

由此可见，秦朝之前不存在中原人向岭南移居的问题，只有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南北交往大门正式打开，才使北方人有条件迁入岭南。

“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秦始皇平定、治理岭南时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北方人向岭南移居的第一批移民。

这批人来到岭南之后不久，中原地区即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当时的龙川县令赵佗为防岭南地区出现动乱，拥兵关隘，封闭南北通道，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王。

南越国存在近百年，来自中原地区的秦朝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只能滞留在岭南地区安居生息。

到汉武帝时，南越国归并汉朝，这些人留下的子孙也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名符其实地成为作客他乡之人。

所以，秦朝是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起源时期，当时所留下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

    第二阶段是异变阶段。

秦朝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留居岭南，当时虽然客居他乡，但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客家人。

作为一个有一定人口规模，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独立民系的产生和形成，其必须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异化演变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既把一个地区的土著人同化过来，又不具移民的全部特征。

秦、汉、唐三个朝代，是住在岭南地区的北方人向客家人异化演变的重要阶段。

这种演变是以秦朝留在岭南的将士戌卒和他们的家属为主体的，他们以军营为生活圈，有继续保持北方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的群体条件，但他们因长期生活在岭南，不可能不受当地土著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影响，尤其是以后随着一些土著人被充实到军队，军队已不再是由纯粹的北方人所组成，当地土著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也就更多地渗透到军营中，久而久之，这种以北方人为主体的军营生活群体，语音和生活习惯也就有所变化，成为一支既有北方人语音和生活特征，又有所退化异变，不完全与北方人语音和生活习俗相同的独特群体。

这种群体的形成，为今后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是形成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据史料记载，其中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五胡乱华”之时，不少中原人为避战乱而南迁；另一次是隋唐时期，因北方匈奴及其他外部入侵，加上唐末发生黄巢起义，致使大量北人离乡背井，避乱南方；再一次是宋朝期间，先是宋室南迁，由北宋转为南宋，再后来忽必烈派兵驰驱南下，南宋朝廷又从长江边退到广东，许多中原人民和大批的皇室贵宦及商贾文人随朝廷来到了南方；还有一次是元末明初，因政权更换，中原地区的许多民众再一次为避战乱南迁。

这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可以说，隋唐以前的南迁北人都是以平民为主的，人数居多，却缺乏文化底蕴，宋元之后的北人南迁则不同，他们除了一般平民外，还有不少官宦人家、文人骚客和仁人志士，特别是宋朝，当时中原文化非常繁荣，北人南迁是随官府朝廷不断南移而进行的，他们不仅人来到南方，还带来了浓厚的中原文化。

所以，隋唐之前的中原人来到南方，为客家人的数量起了壮大的作用，但因缺乏文化因素，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民系文化。

宋元之后，随着一些望门贵族和文人骚客来到南方，既使客家壮大了规模，又使客家提升了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促使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

据史料考证，客家人正式定称于宋朝，在宋朝的户籍立册中，凡是广府语系和潮汕语系的人都列入主册，北方来的人都列为“客籍”。

这就说明，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于宋代。

   第四阶段是外迁阶段。

现在，全国和全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追根溯源，这些客家人都是从岭南地区迁移出去的。

其中明清时期是客家外迁的重要时期。

客家人外迁有五个原因：

一是因生活所迫，为求新的生存空间。

宋元之后，岭南地区客家人爆满，但又无法在潮汕平原和珠三角地区扩展，只好外迁到其他省份，或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二是为避难而外迁。

这方面的因素以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的一段时间为甚，太平天国起义队伍有不少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为避难逃离原籍地，到其他省份的一些穷乡僻壤避难。

三是从军从政落居外地。

如台湾的客家人，他们的先祖有的是随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而去台湾的，有的是随乾隆年间武状元李威光剿海盗时留居台湾的。

四是由官府组织外迁。

如四川的客家人，他们的先祖多数是清朝“湖广填川”时而迁到四川落居的。

五是从商外迁的。

明清期间一些客家人到一些地方从商，在一些地方形成了经商群体。

以上四个阶段，是客家历史基本脉络。

二、客家的起源在古龙川

    龙川名始何时，现尚不可知。

但龙川在秦朝就置县，是岭南第一县，比番禺建县还早，县治在今佗城镇，辖地甚宽。

据史料考证，秦朝龙川县辖地涉及到当今的河源市各县，还涉及到当今汕尾市的海丰、陆丰、惠东，韶关市的新丰，梅州市的五华、兴宁、丰顺，江西省的寻乌、龙南、定南等地方。

无独有偶，这些地方都是客家人住的地方。

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说明在古龙川这地方与客家人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

本人认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古龙川成为客家的起源之地。

因为，古龙川之地战国时期属楚，楚灭之后，古龙川已属秦地，应属平稳之地。

这种特殊情况，为客家人在这里产生创造了条件。

这不是凭空臆造，其理由有五：

（一）秦始皇平定南越之时，发五路大军，主要以岭南西部为战场，都在北江、西江这一带“与越人战”，而当时同属南越地的东江、韩江流域，尚无发现有战事的史料记载。

（二）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五路大军中，有一路“处番禺之都”，秦军何以能在番禺一带布兵？

显然，当时已有一个不用战争能直接进兵番禺的地带。

这个地带不可能在北江、西江流域，因为北江、西江流域是以后秦军平定岭南的主战场，所以，唯有在东江流域能直接进兵番禺进行部署。

而这一点，与东江流域尚无战事记载是相吻合的。

（三）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之时，越佗已“与越杂居十三岁”；《汉书、两粤传》记载，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六年，越佗上书汉文帝称：

“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处抱孙焉”。

这两个记载说明南越王越佗并不是南越平定之时才来到岭南地区的，也不是秦始皇发兵岭南时来到岭南地区的，而是在秦灭楚三年后来到岭南地区的。

战国时龙川“属楚”，楚灭后龙川也就归秦了。

赵佗是个带兵之人，来到岭南之后住在哪里？

后来他被任命为龙川县令，显然与他来岭南时就住在龙川地区，熟悉龙川地区的情况有关。

（四）《史记，主父列传》记载，秦“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

……越人击之，秦兵大败。

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戌越”。

这条记载说明，赵佗是与屠睢一起参加平定南越战事的，秦军战败，屠睢被杀后，赵佗又屯兵南越。

赵佗屯兵何处？

作为没有战事的古龙川地区，应该是他屯兵的地方。

（五）《史记、南越列传》说：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

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居十三岁”。

这个记载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把平定南越说成略定扬越，同时与赵佗在越杂居十三年联系起来。

这个记载是讲赵佗生平的，古时龙川在地理位置上“盖古扬州之南境”（唐书），古杨州为江西赣州也，所以，《史记》把略定扬越与赵佗在越杂居十三年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说明楚灭后古龙川与古扬州一起已归秦了，到南越完全平定之时，赵佗在古龙川已住了十三年。

以上五点可见，古龙川在秦完全平定南越之前已属平稳之地，我们是可以下这个结论的。

   既然秦始皇平定南越时龙川已是平稳之地，同时又是赵佗屯兵的地方，那么，这就为中原人在此居住提供了条件，为客家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虽然秦朝从中原之地迁居龙川的官吏、军民有多少至今没有史料可以考证，秦始皇“谪徙，以实充县”，通过移民的方式来巩固在南越的统治，龙川有没有这样的移民在史料上也没见记载，但是，这不等于当时就没有中原人在古龙川地区居住。

赵佗所率的驻在这里的将士戌卒，赵佗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

秦皇可其万五千人”，这些都是中原人。

这些中原人虽然是军人或军人家属，不属移民之列，但长住龙川，生儿育女，事实上已成为移居龙川的中原人。

按照古代的户籍管理，这些人虽居住龙川，但不属于龙川人，是客居龙川之人。

所以，这些人应该说是客家的先民，“客家人”应该始于此。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秦始皇平定南越之后，南越各地都有秦军驻守，同时，秦始皇还实行“谪徙，以实充县”，为什么其他地方的守军和徒民没有成为客家的先民，反而说龙川的驻军及其家属是客家的先民呢？

其中原因就在于，当时在其他地方的秦朝守军和大量徙民属“以实充县”之列，这些中原人与当地人杂居，在户籍管理上当属当地人口，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必须与当地人同化，否则，无法实现“以实充县”的目的。

据前所述，古龙川在南越完全平定时已属平稳之地，已不需要这里的驻军及其家属“以实充县”，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以军营为生活圈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无需与当地人同化，也不会被当地土著人所同化，仍然会保留着中原人的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惯。

正因为这一原因，使驻龙川的秦朝将士戌卒及其家属能成为客家的先民，使龙川能成为客家人的起源之地。

三、客家的形成在梅州

    梅州，又叫梅县，原称程乡，后又称嘉应州。

在秦汉时期，梅州乃属龙川、揭阳两县的边陲之地，人烟稀少，其居民多为土著之人。

唐代之后，梅州人口急增，最终成为客家的形成之地。

现在，人们把梅州作为客家的主要代表之地，称梅州为“客都”，可见其在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客家起源于龙川，为什么又最终形成于梅州呢？

其原因有三：

   一是中国社会交通条件变化的原因。

在秦汉时期，北方到岭南的通道是以陆路为主的，隋朝以后，由于南北运河的开通，南北交往改为陆路和水路同时并举。

所以，隋朝之前，北方人到岭南，基本上是通过陆路，经湖南、江西两地而进入的，唐朝之后，北方人既可以经湖南、江西从陆路进入岭南，又可以通过运河，从江苏、浙江、福建一带进入岭南。

梅州邻近福建，是唐朝以后中原人从东边进入岭南的主要入口之一。

根据史料记载，唐、宋、元、明时期，许多北方人是从福建汀洲进入梅州，后再转往广东各地的。

梅州成为北方人进入广东的重要通道之后，为北方人在梅州地区的大量聚居创造了条件。

    二是特殊地理环境的原因。

由于秦汉时期梅州属龙川、揭阳两县的边陲地区，远离政治中心，所以，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以后因战乱避祸进入梅州地区的北方人带来了有利的栖息条件。

他们在这里居住，既可以与原来在龙川地区所形成的客家人进行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沟通，又可以利用远离政治中心宁静安全地生活。

正因为此，唐宋之后，梅州地区人口急增，据《太平环宇记》记载，当时梅州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七十七户，其中主一千二百一户，客三百六十七户。

到了元代，按《元丰九域志》记载，梅州人口达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三户，其中主五千八百二十四户，客六千五百四十八户。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人口增长了10倍，尤其是客籍人口，增长了近20倍。

由此可见，宋元时期，梅州地区已有相当多的北方人在这里居住。

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的。

   三是移民特点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唐代以前的北人南迁，除了一些官宦军卒以外，多数是平民百姓为避战乱南迁的。

但在宋元期间，北方人的南迁除平民百姓外，还有大批皇室贵族和朝庭显宦及文人骚客。

这些人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来到南方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既保留着传统的中原文化，又影响和改造了当地文化，形成了传统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相结合的独特的客家文化。

可以这样说，宋元之前，岭南地区虽然已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相结合的客家文化底蕴，但还是部分人群中的部分现象。

有关史料记载，在唐代，当今的客家地区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畲族文化，宋元之后，畲族文化开始减弱。

这就说明，宋元期间大规模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原人来到南方，使中原文化在客家地区起了主导作用，为客家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人文基础。

梅州地区是宋元时期北方人最集中的居住地，也就自然成了客家形成的主要地。

    通过以上三个原因所释，客家起源于龙川，最后形成于梅州，就可以理解了。

四、客家包含着东江客家和韩江客家两个系统。

   在广东，客家地区东起韩江（除潮州平原外）西至北江，包括了粤东、粤北、粤中的绝大部分地区。

在这个广阔的区域中，客家分为两个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系统，即以龙川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系统和以梅州为代表的韩江流域客家系统。

这两个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了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整体。

    东江流域是客家地区的中轴，它上溯江西赣南地区，下溯珠三角的东莞、增城等地，以龙川为轴心，上下伸延几百公里，构成一个近千公里的客家带。

这一带的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始自秦汉，延至当代，历史悠久，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基础地。

   韩江流域是客家的腹心地，它以梅州为核心，东延福建，北接江西，西连东江，方圆几百公里。

这个地区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继发地和标志地，它承接和优化了东江流域客家文化，促成了独特的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

    东江流域客家和韩江流域客家虽然同属一种民系，有着大致相同的语音特征和民俗特征，但也有着一定的差异。

首先是民源上的不同。

东江流域的客家人可以说是一种混合型的客家人，即是自秦汉开始，中原人经过长时期对当地土著人影响和融合同化而形成的客家人，其民源不完全是中原人。

当然，现在东江流域的许多客家人的族谱都说先祖是中原地区而来的，但这并不否定过去当地土著人被同化的情况。

而韩江流域的客家人是宋元时期中原人大规模的迁入为主体的，所以，韩江流域的客家人在民源上，来自中原地区的人相对更多，是以中原人为主体的客家人。

二是文化上的差异。

由于韩江流域的客家人多数是在宋元时期从中原迁入的，当时中原地区文化相当发达，故他们先民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这种先天的优势并影响和带动了韩江流域客家人的后代，使这块地方人才辈出，读书成风；而东江流域的客家人则长期住在岭南的偏壤地带，与外界交往闭塞，难以接受发达的中原文化影响，故一般都是以耕种安居为主，文化基础相对较低。

三是语音上的差异。

韩江流域的客语基本上分两大版块，其中是以梅州、平远、大埔一带为主体的语音版块和以兴宁、五华一带为主体的语音版块；东江流域的客话语音则比较复杂，从江西赣南地区开始，到惠州、东莞、增城一带，客话语音五花八门。

甚至同一个县，同一个乡镇，语音声调也大不一样。

东江流域客话的多样性、复杂性，说明这个地区的客家人成份构成是相当复杂的，显然与历史上当地土著人演化为客家人有关。

四是民俗上的差异。

客家民俗总体上都是中原人的汉民族民俗，但相比之下，韩江流域的客家民俗除个别地区外，中原古民俗的痕迹比较多，尤其是在梅州、兴宁一带更为明显，东江流域的客家民俗则有着不少畲族、瑶族民俗的烙印，尤其是一些偏僻山区，畲族、瑶族的一些遗俗更多。

   总之，在悠久的客家历史中，龙川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起源地，梅州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形成地，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以这两地为代表，构成了东江流域的客家系统和韩江流域的客家系统，为广东以至整个岭南地区的文明开发作出了贡献。

以前，人们研究客家历史和客家文化的时候，往往比较多地注重以梅州代表的韩江流域客家的研究，对以龙川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研究不多，甚至把两个客家系统简单地归并为一个客家系统去研究，这无疑是一种缺陷。

我们在研究客家历史和客家文化的时候，应该同时重视对两地客家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客家历史和客家文化的全貌，全面详尽地了解客家历史和客家文化。

              （作者系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