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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礼崩乐坏和法家兴起

论"礼崩乐坏"和法家兴起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从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社会大变革，即从"礼崩乐坏"到法家兴起的制度革新。

对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和春秋战国法家思想做了扼要的介绍，重点解析了"礼崩乐坏"政局形成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和法家思想得以兴起的社会政治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唯独法家走向了历史政治舞台。

旨在说明，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制度本身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它的价值只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价值观念无关，甚至一种政治制度的确立还会引导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重树。

ThispapermainlyaboutBC771—221B.C.,springandautumnandwarringstatesfivehundredyears,bigsocialtransformationfrom"ritualcollapseisthrilled"toriseoflegalisminstitutionalreforms.Ritualofxia-shang-zhoudynastiessystemandspringandautumnandwarringstateslegalismdidbrieflyintroduces,keyanalytical"ritualcavedthrilled"formationofprofoundpoliticalsocialhistoryreasonandlegalism,thesocialpoliticalreasonstorise,andfurtheranalyzeswhyinspringandautumnandwarringstates"onehundredschoolsofthoughtcontend"underthehistoricalbackgroundofthehistory,butthepoliticalstagetowardslegalism.Aimsatexplaining,asocialtrendandthepoliticalsystemitself,andnotonthepoints,anditsdisadvantagesthevalueofcontemporarysocietydependsonlyonthepracticalneedsofpoliticaleconomy,andpeople'ssubjectivedesireandvaluesisirrelevantorapoliticalsystemwillguidetheestablishmentofthepeople'sideasandvaluesofheavytree.

【关键词】春秋战国（Springandautumnandwarringstates）礼崩乐坏（Ritualcavedthrilled）法家兴起（Legalismrise）一统天下（skillfulness）

公元前771年，西周的最后一个君王幽王被贵族和犬戎的联合势力杀死，强大一时的西周王朝从此灭亡。

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是一个政治上大分裂的时代；这是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这是一个外族疯狂入侵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上大改组的时代；这是一个道德大滑坡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这是一个暂时看不到希望和光明的时代。

总之，这是一个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时代。

在这场漫长的的社会大危机中，周天子的绝对权威被嘲弄；一些国家灭亡了；一些国家兴起了；很多君主被杀掉；很多贵族成为奴隶；很多强宗被消灭。

很多逆伦败德的丑行司空见惯，很多祖宗的成法被废弃，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扭曲。

而所谓的祖宗成法、传统价值观念集中表现为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再浓缩到三代最为繁盛的西周即为周礼。

“礼乐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起过巨大的作用。

它的直接效果就是将西周王朝推向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繁荣阶段，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创造出一个“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明，这个文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流的。

在三代的“贵族社会”中，为了维护贵族的特权，统治阶级经过夏商周千余年的摸索，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礼乐制度”，以此来突显贵族之所以为贵，“小人”之所以为贱，即所谓“贵贱有序”。

这种“礼乐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以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它的痕迹。

礼乐制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且有一般人难以掌握的繁文缛节。

当时人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这绝非夸张。

孔子从童年时代就演礼，成年后成为公认的“礼学”大师，但有些礼的细节还要不断地请教别人，可见其难度之大。

周里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大到国家政事，小到待人接物的的生活细节，几乎无所不及，并且有不同的种类划分，有“五礼”、“六礼”、“九礼”以及“礼仪”等。

其中，“五礼”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六礼”则包括冠礼、昏（婚）礼、丧礼、祭礼、乡礼和相见礼，“九礼”有冠礼、昏（婚）礼、朝礼、聘礼、丧礼、祭礼、宾主礼、乡饮酒礼以及军旅礼。

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至于“礼”和“仪”的区分，则是基于“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的说法，将所谓礼之“本”，也就是礼的精神原则，称之为狭义的“礼”，而将所谓礼之“文”，也就是礼的表现形式，称之为“仪”。

不过，如果仅仅把一套套繁文缛节看成是礼乐制度的全部那就太片面了。

言外之意就是，“礼乐”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繁文缛节，更重在它的精神实质。

那么，“礼乐”的本质精神是什么呢？

从孔子后来的主张中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专制有理论；二，道德万能论。

所以，礼乐制度实质上即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理论支持和精神支柱，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国家的统治秩序。

而春秋时代，便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亦即贵族统治地位的衰落和奴隶国家统治秩序的瓦解时代。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春秋时代怎样的礼崩乐坏、天下大乱。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潮泛起，社会伦理道德也比西周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原本处于国家机器中间阶层的政治势力，开始表现出超越和取代上层统治者的行径，诸侯独立，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等现象层出不穷，导致传统人际关系的混乱。

尽管周礼作为社会秩序的主要表现形式，还没有完全地退出政治舞台，但“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已不可避免。

据《论语》载，一生以恢复周礼而四处游说、奔走呼号的孔子，无法容忍“礼崩乐坏”的局面，对鲁国大夫季氏那种明目张胆地违背周礼的“僭（jiàn）越”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因此，愤怒地说道：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意为，如果这种行为都能忍耐，那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呢？

相信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有时自己对一些无法容忍的事，也会气愤地说：

“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在你眼中无法容忍的事或许远不及孔子，这样一位圣人所无法容忍的事──八佾（yì）舞于庭。

佾，特指古代奏乐舞蹈的行列。

一佾，是八个人的行列，八佾就是六十四人。

按周礼规定，天子的乐舞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

鲁国正卿季孙氏只有资格用四佾，但他却用了八佾，因此，夫子对他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这只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政局的一个缩影。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当时各诸侯国林立，各种乱礼僭越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都发展到陪臣执国命的地步。

多年来的周朝礼制受到来自各方面多层次的冲击，社会道德伦常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全面的大滑坡。

而这一切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正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得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发生分化，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进行利益分配。

春秋时期，农业社会度过了漫长的夏商周青铜时代，随着铁器的出现和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农业生产水平和技术空前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

奴隶社会所采用的井田制已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井田制是建立在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基础上的，所谓“普天之大，莫非王土”即是这个意义上说的，亦即是说，周王室以及统治者周天子拥有所有的土地，自下又按诸侯、卿大夫、士的次序将土地的使用权赋于各个统治阶层，各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封地（采邑）和人口，负责拱卫周王室，并向周天子朝觐纳贡。

通过这样一种权利义务系统维护统治，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包含大量（尧、舜、禹）上古三代遗制的伦理道德、贵贱有序的统治秩序——礼乐制度，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其作用，如《礼记乐记篇》所云：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这八个字，精辟的道出了礼乐在治理国家上的重要作用——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一整套礼乐制度，规范人的德行，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统治秩序（和谐的人际关系）。

然而，这一整套礼乐制度在规范人的道德伦理时，重在对人的道德教化和心灵净化，所以有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只是企图对人的思想道德进行约束来规引人的行为。

这样的理念和做法不能不谓之高远，然而，在残酷冷峻的现实面前就很脆弱了。

前面讲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已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换言之，现有的土地已不足以维持广大农耕者生产力的总和。

这样人们有能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从而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又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各诸侯国就大量的开垦荒地、开疆拓土，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

井田制开始瓦解，周王室日薄西山，到了蔡丘会盟、庄王问鼎的时候，周王室已彻底丧失了统治地位，沦为弱小，与一般诸侯国无异，其赖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礼乐制度也分崩离析，成为昨日黄花、山河旧梦。

公元前256年，秦攻入东周国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风雨飘摇的东周王朝化为乌有、荡然无存，其建立的包括周礼在内的统治秩序也丧失了生存的土壤。

没落的王朝是覆灭了，可历史的车轮依然转个不停，眼下依然是狼烟四起、烽火连天，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未来会怎样？

中国能否走出这次空前的社会大危机？

这是摆在当时每一个关注自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人面前的头号问题。

晏婴、叔向这样的贵族政治家也试图通过政治改良来挽救社会，然而，他们失败了。

尽管他们是贵族阶级中的佼佼者，比那些醉生梦死的同类更有责任感，头脑更清醒，但正由于他们仍然是贵族阶级中的成员，因此他们不可能理解这场社会大动荡的本质是一场社会整体转型的前奏，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他们被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吓坏了，除了悲观失望、下定决心为一个垂死的旧制度殉葬之外，简直束手无策。

连广大知识分子也迷惘了，老子骑青牛而去，孔子从周而去，庄子执竿而去......

那么，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当权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春秋末期产生的新兴知识分子集团的身上。

（反映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的教育制度的变化）

这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集团的特点是什么呢？

孔子的后学孟子总结得十分到位，他说：

“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这怎么解释呢？

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来看，他们是这样为自己定位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知识为国家服务（学而优则仕）的阶层，他们不像其他阶级那样，如农民没有土地不行，手工业者没有作坊不行，商人没有资本不行等等，这些阶级一旦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恒产”，立刻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造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威胁；而知识分子阶层则不然，他们自认为虽然无“恒产”，却具有对国家、社会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责任感。

但是任何人都清楚，所谓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实际上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看重知识分子的本质原因。

从孔子所处的那个贵族社会看，实践越来越证明，对当权者而言，这些新兴知识分子与传统的贵族阶级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他们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政治上世袭的种种的特权；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采邑，自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他们是一个除了知识之外一无所有的特殊社会群体。

这样的群体，只要统治阶级给他们以好处，他们就愿意死心塌地的为统治阶级服务。

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恒产”，所以使用起来极其方便，可以做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会对当权者造成任何威胁。

鲁迅叹曰：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盖因秦王下逐客令，而李斯上《谏逐客令》一文。

当春秋时代的统治阶级经历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到“陪臣执国命”这几个痛苦的阶段后，终于在春秋末期找到了自己真正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知识分子群体。

这是一件影响今后历史走向的大事情，它为战国时代官僚制度代替贵族制度的变法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帝国时代的官僚国家的确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夸张一点说，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知识分子，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了他们，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掌握在了他们手中。

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赘述一点。

可以这么说，孔子在他的教育事业中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知识分子的出现和他们的人生走向，提升和进化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并且由他们将殉道精神传承下去，演化成后来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信念，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

从绵延的历史看来，在专制主义政治的高压下，尽管很多知识分子扭曲了灵魂，压弯了脊背，曲学阿世，蠹（dù）国害民，为民众所唾弃，但每当我们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仍然会涌现出一批拼命硬干、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脊梁”，这就是对夫子所高扬的殉道精神的发扬光大。

这里稍稍有点扯得远了，有离题之嫌，现在继续回到正题。

前面说到，春秋时末的当权者不约而同的纷纷把目光集中到此时新兴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身上，希望通过支持知识分子的变法和改革，而在激荡的历史洪流中力求自保并发展壮大自己，一时间，各诸侯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处都是知识分子的身影。

各诸侯国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纷纷进行了广泛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掀起了变法运动的狂澜。

首先出声当然是管仲之于齐国的变法，其后是晋国的郭偃。

商鞅同秦孝公变法时说：

“郭偃之法曰：

'论主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商君书更法》）”，郭偃本齐名于管仲，然而后世提起郭偃的人却很少，实属可惜。

此后虽有楚吴越相继称霸，但对后世影响甚微，不足道哉。

接下来的是魏国李悝变法，它直接就是商鞅变法借鉴的源头。

李悝的《法经》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经，对后世的影响非同小可。

再接下来就是各国纷纷效仿变法。

楚国，变法一半而吴起身陨法灭；齐国，邹忌治理文官，国力强盛；秦国，商君总结各国变法经验，变法最为彻底；与此同时是韩国申不害变法，使诸侯十年不敢唏嘘韩地；然后是为本是同根生的赵国变法，赵国变法实为吸收商鞅变法，渐进隐蔽曲折变法，而且变法后一举强大为唯一可与秦相抗衡的东方大国，一时间也是将星云集、名臣荟萃；最后是燕国变法，如乐毅那种大练兵大修政也算变法的话，当时也云集了苏秦乐毅等一批人物，终于使弱燕一举而击垮齐国，这也是弱燕唯一一次战绩。

短短的两百年间，春秋战国的诸侯国纷纷变法，励精图治，大展鸿图。

各诸侯国变法广涉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其核心内容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政治，和经济上的确立土地私有制，从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促进国家的统一。

各国通过变法也或多或少使之强盛，尤其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空前强大，雄于诸侯，并最终灭六国，一统天下。

革命往往意味着法律的重建。

因为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法律无非是维护主权阶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既有优势和既得利益，为其行为提供正当性的托词和依据。

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政治优势必然会推翻前朝的法律制度，并重建一种专属于己的法律制度。

故各诸侯国无不例外的对周朝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并以支持其专制统治的法家思想为基础，建立法制，“以法治国”。

那么在漫长的夏商周三代，为什么单单依靠“礼乐制度”就可以维护统治，而在短短的两三百年间各诸侯国却纷纷建立了法制，以此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呢？

礼乐制度通过规范人的思想道德，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统治秩序（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规范人的道德伦理时，重在对人的道德教化和心灵净化，所以有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只是企图对人的思想道德进行约束来规引人的行为。

这样的理念和做法不能不谓之高远，然而，在残酷冷峻的现实面前就很脆弱了。

春秋战国的儒家之所以维护礼乐制度，支持西周王朝的统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假定人性是善的，然而，当这样一个假定的前提被推翻之后，一切都成了谎言。

人性并非单纯的善与恶，善或许是我们这些人类在一起相处彼此的需要和期望，而恶确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一直在延续。

这个道理很简单，人和人或者说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天，就得遵循这个来自于自然界亘古不变的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当然这个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满足生存的需要，更多的是人的贪婪。

所以，翻开二十四史，那些满纸的阴谋狡诈、杀兄弑父、贪得无厌和荒淫无耻，使人不得不惊叹于人性的丑恶！

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使得人们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而所谓“一兔走而百人逐之”，各个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了残酷的掠夺和吞并战争，哪还管什么道德伦理、仁义道德。

而且首开此风的必定是那些不甘心屈居于人下的奴隶主贵族，这样一来底下的老百姓还不纷纷效仿。

如此而往，整个社会面临着道德的大滑坡。

周天子的绝对权威被嘲弄；一些国家灭亡了；一些国家兴起了；很多君主被杀掉；很多贵族成为奴隶；很多强宗被消灭。

很多逆伦败德的丑行司空见惯，很多祖宗的成法被废弃，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扭曲，礼崩乐坏的局面无法挽留。

当公民的的道德水平低于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时，就需要道德之外的规范来进行约束。

一个国民，如果丧失了应有的道德，可以将他从这个社会里清除掉。

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应有的道德风尚，国家势必陷入混乱状态，急剧的变革就会出现。

在利益争夺的过程中，祖宗的成法被废弃，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扭曲，社会道德大滑坡，礼乐制度已不可能再维护正常的社会统治秩序，也无法改变当下混乱的社会秩序，因为，战争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言，也没有道德的标准，战场上唯一的法则就是生存。

所以，对战争的人讲仁爱、谈礼仪，如何不可笑！

当时是百家争鸣，争得是富国强兵之道，然，孔学所向往仁义之道确为立国安邦之本。

但当时战乱不断，怎么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才使得孔子连连遭拒。

总而言之，行儒道强政，行法道强军，对人民苍生应仁义先行，始于良心，无为次之，严刑竣法更次。

而对邪恶外敌，应厉法抗争，强军强国，这才是治国之首选。

而春秋战国，正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的岁月，此诚危难存亡之秋也。

各诸侯国首先面临的是严峻残酷的国际形势，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才是各国最大的危险。

换言之，各诸侯国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样保住自己，而后才是如何治理国家。

如果连国家都没了，还谈什么行王道，还怎么让百姓安居乐业。

当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低于社会普遍要求，其行为就要依靠法律来规范。

所以，某种意义上，礼和法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本身也具有很强的血缘关系。

管仲曾说过“法出于礼，礼出于俗”。

礼与法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礼法的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君主专制政权，只不过采取的手段不一罢了。

法家代表人物吴起，少时曾师承于孔子的弟子曾子，也算是一位儒法合一的人物。

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曾是荀子的学生，他的一切思想理论，无不建立在荀况的“性恶论”基础之上。

在德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上，传统学者一般认为：

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二者是对立的。

真实的历史并没有这么简单。

准确地说，法家也是重视德的。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这正是后世儒家极力倡导的“三纲”的理论根源，而“三纲”恰恰是儒家道德的核心。

但这句话出自哪儿呢？

出自《韩非子·忠孝》篇。

这说明法家并非反对德治，而是反对“空头支票”式的德治，主张把道德直接纳入法律规范，通过国家机器来推行实施。

法家的法治主张，实质上就是德治的强制化。

所以个人认为，儒法的本质差异就是他们对人性的判断和假设，所有的分歧也都出自此。

恰如其分，此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横空出世。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趋利避害”的本性。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他们得出了“人生有好恶，故民可以治”的结论。

用什么治呢？

当然不会是礼乐制度，而是法律。

因此，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一切一断于法。

然而，春秋战国的法家思想与当代的法治思想却大相径庭、决然不同。

那么究竟何为（先秦）“法家思想”，在此简单的说明一下。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商鞅的理论称为“法”，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后有“刑名法术之学”）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法家为自己谋求政治地位），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颁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所谓“进化论”即“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而所谓的“性恶论”即为“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趋利避害”的本性。

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嫌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行，百里至于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

“人生有好恶，故民可以治也。

”

法家还提出了“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千秋。

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揽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加之“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基本上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基础，形成了法家思想的雏形。

概括来讲，法家思想有如下特征：

1.强调法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一切一断于法。

2.注重实力，倡导以奖励耕战的途径来富国强兵。

3.强调君主专制，鼓吹集中行政、立法、司法等大权于专制君主手中。

4.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作为其“法治”的理论基础。

5.使用统一的基本概念、范畴。

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

“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这里所谓的“道”可以说是和夫子之道背道而驰的，春秋战国的统治者毅然决然的抛弃了夫子之道，而毫无保留的选择了法家之道，更连老子之道看都不看一眼！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群芳斗艳，可谓“红杏枝头春意闹”，那么为什么“一枝红杏出墙来”，唯法家独占鳌头、大放异彩，成就统一大业呢？

面对春秋战国中华民族空前的社会大危机，包括贵族阶级在内的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