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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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

广州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

摘要：

经济增长是经济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文广州市1978到2011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广州市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实证结果表明：

从较长时期来看,广州市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存在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进口对出口的影响较显著,从较短时期看,进出口总额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从较长时期来看,经济增长则是进出口增长的原因。

关键词：

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对外贸易发展很快。

进出口总值由1978年的35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35328.7亿元。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对于一国制定适当的增长和发展策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许多国家根据不同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或奉行国内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和政府多方干预;或实行经济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执行出口导向的政策,这些不同的发展政策也直接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

为了考察广州市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发展趋势来看,二者基本一致或者说是平行的,即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发生波动。

当经济高速增长时,对外贸易也快速增长,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放缓。

那么,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在这种同向波动过程中存在何种关系？

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制定适当的增长和发展策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

理论争论的回顾

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问题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

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

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

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

后来的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还有战后的D·R·纳克斯等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到这一内容。

而专门论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并引发一系列争论则是从罗伯特逊开始。

1937年英国学者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阐述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

后来美籍爱莎尼亚学者纳克斯通过分析19世纪英国与新殖民地区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后，在20世纪50年代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认为：

19世纪的英国（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外贸带动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外贸起到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关键因素，是中心国家经济增长使得对初级产品需求的扩大。

这样，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即外围国家就成为国际分工格局的受益者，其初级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而高度的出口增长率会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把出口部门的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其他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贸易发动机命题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从发展经济学家中产生的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从发展广州市家的角度出发，不但认为发展广州市家的贸易增长同它们自身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更着重强调它们的出口增长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刘易斯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而欧文·克拉维斯在1970年发表的《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侍女：

19世纪与20世纪的相似点》一文中更是指出：

19世纪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几乎都不是以出口主导型增长为其标志，而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在19世纪倒有过相当大的出口扩展，其规模不亚于一些温带地区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出口扩展。

他认为，应该把贸易扩展形容为成功的经济增长的侍女，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自主发动机。

这种贸易“侍女”论后来被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接受，有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发挥。

如有人指出，按照刘易斯的分类模型来看，真正的发动机应该是其他原因或条件，而对外贸易的作用仅仅是提供燃料。

在发展经济学内部，古典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古典学派都认为，贸易对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利润率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

也有人认为，对于岛国或小国，贸易可能起到发动机的作用，但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外贸对其经济增长一般只起着相当程度的作用，而非发动机的作用。

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代表的一些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对发动机命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从分析贸易条件恶化的角度展开了“中心—外围论”，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心，控制着由发展广州市家组成的外围地带，外围国家只能顺应中心国家的发展。

这种依附关系在国际贸易方面则表现为发展广州市家贸易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反而是造成发展广州市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他们认为，一百多年来，初级产品的价格与制成品的价格相比下降得相当大，由于发展广州市家的贸易格局主要是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这种情况必然引起整个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发展广州市家必须出口愈来愈多的产品才能换回既定数量的进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反而会导致与经济发展本身背道而驰的“不利的成长”——贫困化增长。

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先后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发动机学说再度流行。

经济学家迈耳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一书中指出：

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长可以给发展广州市家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

（1）出口扩大意味着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本货物的进口不仅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而且可以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的投资流向越来越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促进生产的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3）出口的扩大克服了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性，生产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4）出口的扩大，特别是加工制成品的扩大，会增加对向出口部门提供物资投入的部门的需求，这些部门转而向其他供给部门增加需求，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不仅带动所有部门的发展，而且会大大地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一点对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尤为重要；（5）出口的不断扩大鼓励外资的流入，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投资不足的难题，而且能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普遍缺乏资本的落后国家日益重要；（6）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会促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相关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相比传统的贸易发动机理论，迈耳的论述显得更为完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相继效仿日、韩等国，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并且取得成功，成为东南亚经济圈的“四小虎”。

然而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贸易发动机理论再次面临诘难。

四、实证研究的现状及其逻辑推理上的误区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在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引发学者们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近年来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一篇论文来自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赫和安德鲁·华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OECD及其他一些机构经常引用这篇论文来支持他们关于让发展广州市家开放其经济的建议。

杰弗里·萨赫和安德鲁·华纳的研究发现，实行开放经济的发展广州市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5%，而实行封闭经济的发展广州市家每年只能达到0.7%；同时，研究发现，实行开放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可达2.3%，而封闭经济的发达国家只有0.7%[1]。

世界银行对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41个发展广州市家和地区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他们的调查表明，从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来看，实行强烈外向型的国家，1963～1973年为9.5%，1973～1985年为7.7%，而实行强烈内向型的国家分别为4.1%和2.5%[2]。

各种统计分析表明，发展广州市家的出口增长和总体GDP增长明显密切相关。

就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问题，国内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董秘刚（2000）的实证分析表明：

1978～1998年间，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显著，相关系数平均达到94%以上；李文（1997）运用经济增长模型进行的实证分析也得出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拉动作用的结论。

而彭福伟（1999）、张小济（1999）从净出口的角度的实证分析，得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并非强度相关的结论；赖明勇等（1998）和尹翔硕等（1997）则通过将国民生产总值分为出口产业部门和非出口产业部门，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增长推动作用不强的观点；杨全发等（1998）采用巴拉萨和费德等人建立的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出口的增长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此外，刘晓鹏（2001）通过对我国1952年以来GDP与进出口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计量分析，认为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不显著。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认识不一，但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上却取得了共识。

然而由此推断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却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对进出口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并不恰当，这是因为进、出口和GDP这三个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对非平稳序列进行线性回归本身在计量方法上就存在虚假回归的问题，从而导致回归模型回归的结果毫无解释意义。

第二，相关关系并非因果关系，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有可能是因为进出口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有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推动了进出口的增加，当然，也有可能是伴随开放政策的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导致了经济增长。

因此，当前以进、出口和GDP总量回归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实证研究并无多大意义。

如果要从实证的角度解决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难题，必须对进出口、GDP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如GDP增长的哪一部分是进、出口所致，哪一部分是国内自身因素所致，而这在统计资料和技术分析方面还有一定的难度。

五、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角度的解读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

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

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等等。

首先，从短期角度利用需求方法分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做法并不可取。

这种方法只能从需求的角度考察即期静态的经济增长构成，无法说明供给方面的情况和中长期动态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

按照该法，GDP的增量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部分增量之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为净出口额的多少；那么，只有当贸易顺差逐年递增时，才能保证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否则，对外贸易就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长期保持逐年增加的外贸顺差显然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长期来看，对外贸易追求进出口基本平衡，而在此前提下用净出口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将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为零，而从全球的角度看，各国净出口的总和为零，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没有任何作用。

这种方法将进口完全视作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将进口与出口对立起来，认为进口纯粹是对国内需求的抵消，没有反映进口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没有考虑进口的目的和结构，它将进口作为其他国家GDP的组成部分，而不计入本国的GDP，这只在统计分析上有意义，并无实际经济意义。

即便从统计学角度分析，净出口与GDP的相关关系也相当微弱，用它来反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不可靠。

因为从国别数据看，尽管各国的GDP与贸易规模相差悬殊，但净出口额却差别不大，基本在－250亿～500亿美元之间[3]。

即使像美国这样极端的例子，相比经济总量而言，其贸易差额也是很小的，大部分年份都没有超过GDP的1%[4]，如果按照需求分析方法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顺差每增长一个百分点，GDP的增长率还不足万分之一。

正因为需求分析方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主流经济文献中，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一般是以考察一国长期供给潜力确定的，市场需求及其制约仅作为一个短期问题而不予考虑。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在解读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

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要素供给的增加，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按照现代增长理论来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谈不上肯定的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完全取决于它能否促进要素（尤其是特别短缺的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1.对外贸易与要素供给

许多学者认为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Colm（1962）指出需求的变化发展会对供给因素产生显著的影响，Walker和Vatter（1999）认为，需求的影响在标准生产函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一国存在闲置的资源（产品、自然资源、劳力和资本），出口作为一种外部需求可以使这部分未投入使用的资源转变为有效供给，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的本国所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

早期亚当·斯密有关“剩余产品出路”（Vent forSurplus）的学说以及上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命题都是基于当时的落后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产品以及原料等闲置资源，一旦受到先进工业国的进口刺激，便会导致其利用这些闲置资源的出口产业迅速扩大，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则是基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在不断扩展中吸收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凯恩斯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基于本国就业不足的前提，即存在劳动力以及资本过剩，需要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国内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在实证分析方面，G·佩帕内克对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后的研究，以及H·英尼斯提出“大宗商品”（Staple）理论对加拿大小麦出口的分析，都证明了在剩余产品存在的条件下，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出口扩大不是建立在利用剩余资源的基础上，而是挤占了其他部门的资源，出口发动机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出口增加会导致非出口部门即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出减少。

陈冬平（2001）用实证分析方法证实了我国出口对进口竞争部门的这种挤出效应，出口增加1亿元，使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出减少0.447亿元，几乎相当于挤出了一半[5]。

而在资源短缺、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的供给约束型经济条件下，出口扩张，尤其是短缺资源的出口，将进一步减少供给，引致供给瓶颈，导致生产减少，经济衰退。

通常，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迫使产业结构状态一部分服从短缺约束资源使用效率的“木桶原理”，一部分服从需求约束，造成低水平均衡的产业结构状态，约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如果通过进口国内稀缺的生产资源，解决了供给中的瓶颈制约，通过出口过剩产品扩大了市场需求，这时对外贸易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不仅与国内所处的经济条件有关，而且与进出口商品结构有关。

2.对外贸易与资本积累

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劳动等供给的增加，特别是对资本短缺的发展广州市家来说，资本积累至关重要。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通过资本积累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

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

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

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

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

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这与古典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古典学派认为“贸易对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利润率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对外贸易对资本积累的作用效果一定程度上与贸易条件有关，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商品价格相对进口商品价格下降，通过对外贸易并不能使企业增加利润和积累资本，在国内生产技术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增加出口量不增加收汇的贫困化增长。

普雷维什只是分析了发展广州市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而贸易条件的恶化正是通过减缓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六．实证检验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78—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广州市统计局数据库、广州市海关，广州市人民银行统计信息。

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及进出口总额（TEI）衡量外贸状况,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

计价单位均为人民币，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11978—2011年变量数据

year

GDP

TEI

EX

IM

1978

3645.217

355

167.6

187.4

1979

4062.579

454.6

211.7

242.9

1980

4545.624

570

271.2

298.8

1981

4891.561

735.3

367.6

367.7

1982

5323.351

771.3

413.8

357.5

1983

5962.652

860.1

438.3

421.8

1984

7208.052

1201

580.5

620.5

1985

9016.037

2066.7

808.9

1257.8

1986

10275.18

2580.4

1082.1

1498.3

1987

12058.62

3084.2

1470

1614.2

1988

15042.82

3821.8

1766.7

2055.1

1989

16992.32

4155.9

1956

2199.9

1990

18667.82

5560.1

2985.8

2574.3

1991

21781.5

7225.8

3827.1

3398.7

1992

26923.48

9119.6

4676.3

4443.3

1993

35333.92

11271

5284.8

5986.2

1994

48197.86

20381.9

10421.8

9960.1

1995

60793.73

23499.9

12451.8

11048.1

1996

71176.59

24133.8

12576.4

11557.4

1997

78973.03

26967.2

15160.7

11806.5

1998

84402.28

26849.7

15223.6

11626.1

1999

89677.05

29896.2

16159.8

13736.4

2000

99214.55

39273.2

20634.4

18638.8

2001

109655.2

42183.6

22024.4

20159.2

2002

120332.7

51378.2

26947.9

24430.3

2003

135822.8

70483.5

36287.9

34195.6

2004

159878.3

95539.1

49103.3

46435.8

2005

184937.4

116921.8

62648.1

54273.7

2006

216314.4

140974

77597.2

63376.86

2007

265810.3

166863.7

93563.6

73300.1

2008

314045.4

179921.5

100394.9

79526.53

2009

340902.8

150648.1

82029.69

68618.37

2010

401202

201722.1

107022.8

94699.3

2011

471563.7

235328.7

122676.5

112652.2

因为数据的对数化可以很好的消除异方差，而且不影响数据之间原有的协整关系，所以在实证的过程中我们将所得到的数据对数化处理，我们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进出口贸易额取自然对数，得到新的时间序列变量分别用LNGDP、LNEX、LNIM、LNTEI来表示，整个实证过程中都是用Eviews软件来完成的。

我们得到对数化的数据如图2来表示：

图2

（二）平稳性检验

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建立在稳定的时间序列数据假设上,为了进一步研究广州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因果关系,首先必须检验各变量是否稳定。

我们在这里采用扩展的蒂克—富勒（简称ADF）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3：

表3平稳性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检验统计量值

5%临界值

结论

LNGDP

（C,N,4）

-1.004283

-2.967767

不平稳

△LNGDP

（C,N,3）

-3.722761

-2.967767

平稳

LNEX

（C,N,0）

-1.633038

-2.954021

不平稳

△LNEX

（C,N,0）

-5.207911

-2.95711

平稳

LNIM

（N,T,1）

-2.303746

-3.557759

不平稳

△LNIM

（N,T,2）

-3.600527

-3.568379

平稳

LNTEI

（C,T,1）

-1.710556

-3.557759

不平稳

△LNTEI

（C,T,1）

-4.261161

-3.562882

平稳

说明:

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N是指不包括C和T,滞后项阶数由AIC和SC准则确定;△是指一阶差分。

（三）协整检验

虽然时间序列LNGDP,LNIM,LNEX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其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

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Coin-tegration）关系。

1.建立回归方程

lnGDP=c+αlnIM+βlnEX+μ

用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估计，得如下结果：

lnGDP=4.180457+0.055034lnIM+0.679470lnEX

t=30.655910.2697383.499996

R^2=0.991568

2.对模型估计

得到的残差μ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可以确定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如图4所示：

图4残差μ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