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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品质

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品质

                                       

(一)

一、本文对领导者的界定

(一)什么是领导

领导品质研究的内容,就是探讨一个成功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内在素养和条件,其研究的前提是清楚、正确地界定领导者的含义。

欲界定领导者,就要明白什么是领导,领导与管理有何区别。

何为领导?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迄今没有一个确定的、统一的定义。

斯道戈迪尔和巴纳德在其编辑的领导学手册中,在总括各种学派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十一种界定(《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刘建军):

1、领导意味着群体过程的中心;

2、领导意味着人格及其影响;

3、领导意味着劝导服从的艺术;

4、领导意味着影响力的运用;

5、领导意味着一种行动或行为;

6、领导意味着一种说明的形式;

7、领导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

8、领导意味着一种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效果;

9、领导意味着一种分化出来的角色;

10、领导意味着结构的创始;

11、领导意味着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

总结诸家学说,我们可以给领导一个明晰的概念:

所谓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综合运用职权、个性、才能等影响力,调动和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或活动。

(二)领导与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我国,各种管理学著作中常常把领导看成管理的一个职能,把领导者混同于管理者,随着西方领导学的广泛传播及影响的深入,也有一部分我国学者开始注意领导与管理的区别,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笔者认为,领导虽然也是一种管理活动,但其并非管理的职能,它有自己独特的领域和功能。

它与管理是一种交叉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1、管理的对象是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管理者实施的活动及其意图可以施加于人、财、物各种资源;领导的对象只能是人,领导者通过各种努力,目的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无法触及到财、物等各种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资源上。

2、管理的目的是维持秩序和稳定,领导的目的则是变革与发展,管理的假设前提是"现状是合理的",应通过各种努力加以维持,对一切都可能破坏稳定和秩序的行为加以制裁,迫使组织成员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现实,维持现状。

领导则不然,其假设前提是"现状是不够理想的",应通过各种努力加以改变,使组织得以发展,变动更加合理和美好,所以力倡变革,反对陈规陋习。

3、管理面对现在,领导面对未来。

4、管理主要依赖职权性影响力,领导则以职权性影响力为基础,主要依赖个性影响力和才能影响力,管理的对象是人、财、物。

其中,只有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管理中的人主要是指人的脑力和体力这种人力资源,而不是侧重于其主体地位。

所以,管理可以只依赖职权性影响力,便可以管理好人、财、物,使其保持秩序和稳定。

但是领导则不然,其对象就是人,任务是调动其积极性,实现共同的目标。

对于共同的目标而言,人是主体。

因此,仅仅依赖职权性影响力,只能迫使人屈从组织的需要,而不能调动其内在的积极性,去实现共同的目标,所以,对于领导而言,更重要的权力是个性影响力和才能影响力。

5、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制度、奖惩,领导的法定则是说服和激励,管理主要把人当作一种重要的资源,运用这种资源的目的就是实现组织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直接有效的莫过于制度和奖惩,因为它们带有强制性、效率较高,领导追求的是人和组织共同的发展,则不能主要依靠制度和奖惩,那只能从外部影响到人,其影响既不持久,也不深入,力量有限。

所以,领导的法定只能是说服和激励。

6、管理的效果直接涉及到人、财、物的表面,领导的效果则深入人的心灵和精神。

海尔总裁张瑞敏初到海尔之际,亲自撑起大铁锤,带头打烂了72台不合格冰箱,其意义不仅仅是做了一件具体的事务,而是为海尔未来的成功塑造了一种精神: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事过境迁,作为一次管理活动,它已成为过去,而这种精神始终没有成为过去。

(三)领导者

通过上述六个方面的详细剖析,足以说明领导与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说告诉我们,决不能把所有处在某一职位的主管或官员含糊地统称为领导、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领导者,但并非管理者,诸如耶稣、释迦牟尼等宗教领袖,他们开始并不是任何正式组织的当权者,显然不是管理者,但他们确实对信徒实施了无可质疑的领导活动,他们都是一定意义上的纯粹的领导者。

第二种,是管理者,而非领导者,如商纣王、随炀帝杨广等,由于观念、制度等原因,他们都坐上了帝王宝座,成为国家这个正式组织的当权者,拥有生杀大权。

但他们仅仅是管理者,只知道强迫人们服从,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懂领导,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种,既是管理者,又是领导者,现实生活中,主管或官员们往往都是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有机结合,区别只在两者所占的份量不同,而是千差万别之象。

本文所研究的领导,是指正式组织的领导,当然首先应是管理者,但又不能仅仅是管理者,为了使领导品质的研究更具针对性,笔者将领导者界定为:

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拥有实现其目标的决策权的正式组织中的最高决策者。

二、研究领导品质的重要意义

(-)西方领导理论的发展

西方的领导科学理论,大致经历了"特质论"、"行为论"、"权变化"三个阶段。

当然,这三个阶段并非在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三个主要研究方向或三种研究类型,现简介如下:

1、品质论

这种理论从领导者个人的性格品质来分析领导的成败,以寻求领导者的个性特征与其工作成效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发展而言,可分为早期品质人格论和现代品质人格论。

2、行为论

这种学派认为,领导的本质为一种影响力,它是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主要研究领导者的哪些行为会有助于他进行有效的领导,该理论认为只有那些行为上表现为既关心生产又关心个人的领导者才是最有效的。

3、权变论

这种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之后,该理论认为,任何领导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之中实施的,其效果应受具体情景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什么绝对好的领导方式。

从以上西方领导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似乎完全否定了领导特质论的价值。

因为人们始终没有寻找到领导者的特殊品质,从而证明只要具备了这些品质,就能实施有效的领导,而"行为论"、"权变论"却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了实证。

果真如此吗?

本文却认为"行为论"、"权变论"、并没有推翻"物质论",而是深化发展了"物质论",这要求我们首先弄清楚"领导物质"与"领导效果"的内在联系,两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我们找到一个符合"领导特质"要求的人,将其任命为组织管理者,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得到领导的成效,还要看他是如何作为的,这种行为是不是符合当时环境的客观要求,所以"物质论"、"行为论"、"权变论"是一个逐渐发展、逐渐深化的过程,"行为论""权变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领导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他有情感、理性,并不是机械地受特定行为的影响;领导活动是由领导者实施的,不同的领导者会采用不同的领导方法,选择不同的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说,离开"物质论"、"行为论"、"权变论"只是一具失去灵感的空壳而已,所以领导理论的研究始终不能抛弃对领导品质的探求。

(二)研究领导品质的意义

1、为选拔优秀领导提供依据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领导是人才中的人才,是一个组织的灵魂,可是如何寻找卓越的领导人才?

这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标准,领导品质的研究就旨在提供这样的科学标准,减少选拔领导的任意性、模糊性、风险性。

2、为培养优秀领导提供标准

领导者也是人,人都是发展的,好的可以变坏,坏的可以变好。

善的可以变恶,恶的可以变善,所以,研究领导品质,并不局限于消极地寻找已有的优秀人才,更为积极的意义是,我们可以主动地、有意识地培养出优秀的领导。

3、降低组织的风险

任何一个组织,在其运转过程中,都会遇到许多风险,有些风险来自于组织外部,属于不可控因素,有些风险来自于组织内部,属于可控因素。

领导者由于处在特殊的位置,对组织的资源拥有支配权、决策权,可能会给组织带来两类风险;一是决策风险,即决策失误;二是道德风险,即假公济私,其实这两类风险的产生都与领导者的品质相关,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探索出领导应具备的品质,由此选拔领导者,就可以大降低组织的内部风险。

三、研究领导品质的方法

既然探索领导品质的意义十分重大,就必须寻找一种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纵观领导品质理论的发展,其研究方法概有以下几种:

(一)哲学伦理分析法

这种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本意并不是寻求领导特有的品质,而是探求人生的真蒂,人格的完善。

而客观上,能够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格完善的人少而又少,自然就被认为是理想的领导者。

(二)实证分析法

即在现实生活中,将领导者分为有效、无效两类,然后通过调查、实证,找到有效的原因、无效的原因,从而总结出成功领导者应具备的独特品质。

(三)调查归纳法

即通过对成功领导的访问,列出他们认为领导者必备的品质,然后进行归纳总结,得出领导品质内容。

(四)工作分析法

领导者所处的职位与一般组织成员不同,为了完成领导工作,必须要求领导应该具备特定的品质。

笔者认为:

实证分析法、调查归纳法来自于领导实践的总结。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如实证分析法,什么是有效的领导,什么是无效的领导?

导致领导有效、无效的原因是复杂的,它究竟是领导品质的问题,还是其它客观因素?

领导的效果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从现实出发去研究领导成功的品质,怎样除掉偶然性的影响?

调查归纳法更存在主观偏见的影响,因为它来自于领导者自身的回答。

不足为凭,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一定能客观、准确地描述其成功的原因;一个失败的领导者,则往往将原因归责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其自身的品质。

西方国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我们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

因此本文不再采用实证分析法和调查归纳法,而主要采用哲学分析法和工作分析法,着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且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从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品质论。

四、领导品质的总原则:

德先能后,德才兼备

(一)德先能后。

关于领导者是否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德与才的关系如何,在西方国家的领导理论中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轻视道德品质,否定其作用的不乏其人,如:

16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指出,一个君主如果需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的事情,君主必须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他人财物,必须应当效法狐狸和狮子当于己不利时,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

又如: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实派的领袖之一丹东,他曾经不加掩饰地说:

"没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间我和我老婆的情谊更牢靠的了"。

甚至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导者》一书中也对道德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轻视:

"美德不是伟大领袖高于他人的因素。

"

进一步考察西方国家领导特质论的研究结果,我们也同样发现,涉及到领导道德品质的非常少,基本都是关于心理、技巧、知识的描述,这足以说明,虽然西方国家也有有识之士认识到领导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如夏尔·戴高乐曾说:

"那些具有品格的人会放射出磁石般的力量,对于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最终目标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

"但是,从整体来讲,由于西方国家实用主义的深刻影响,人们对领导的期望主要是成就组织的事业,而不是精神的象征和表率,因为西方人也过度强调个体的民主和自由,如美国人就认为除法律之外,人享有全部的自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至于我国,情况则恰好相反。

从古至今,人们对领导的要求首先就是道德品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学说。

不约而同地走着"内圣外王"的道路。

《大学》开篇即明确提出"三纲""八目"的纲领,"三纲"就是"大子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八目"即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就是儒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宗旨总结,显然偏重于社会伦理道德,有轻视物质文明之嫌,如何实现这个伟大的治世理想目标呢?

那就是"八目",其核心就是"修身",这属于"内圣"的个人自我修养,有了这个前提,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属于圣人治世的"外王"很显然,儒家所谓的"修身",当然主要是指道德品质的修养,也就是说,儒家选择领导者的标准是"德先能后"。

儒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伦理道德的提高,是个人的人格完善,但并没有回答其中的内在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正如子贞感叹: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弥补这个遗憾的正是佛、道文化。

佛教认为,人与万物的本原是"心",此心人人平等,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勉强给它定个字义,那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离一切相、即一切相,一念不觉,即为众生,众生妾自作为,则形成业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就是俗话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都是众生自作自受。

在佛看来,人生如梦,梦中的一切只是假有,可是众生不能觉悟,认为梦中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紧紧抓住不放,所以陷入喜、怒、哀、乐之中而不可自拔,于是,佛教的慈悲为怀,给众生指示一条光明大道,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在这里,佛教明确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道德修养,为什么要行善,可是佛教的行善,是一种不着相的行善,即行善就是行善,不求任何回报,好事做过就是做过了,也象一切梦幻,来去无踪迹。

只有如此,才能觉悟本性与道契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哲学的高度而言,对佛教的教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加以扬弃。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佛教的因果循环原理己经深入人心。

作为中国人,不会不受其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且,此一原理明确肯定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加强道德修养,为什么要行善,使人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动力,主动、积极地奉献自我,服务社会,比简单的说教效果要好得多。

道家文化以老庄为渊源,为正宗,老子的治世哲学是"无为而治",这似乎与德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在《道德经》第十八章,老子明确写道: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字里行间,似乎完全否定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其实不然,这并不是对道德的背叛,而是一种超越。

想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必须弄清道家的哲学精神。

老子认为,世界的原始状态无形无象,无善无恶,无大无小,勉强称之曰"道",《道德经》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道的概念: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十四章进一步写道:

视之不见,名曰夷;

听之不闻,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不白敫,其下不昧。

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道是形而上的,看不见,摸不着,无以名之,不可思议,但万事万物都是由它产生。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也。

人也是由道产生而来,道为先天,人为后天,道无所不在,人却局限于智量,迷于万物。

总是以自己的主观偏见去观察世界、分析世界。

这种认识无疑是表面的、片面的、主观的。

所以,老子指出,不能以仁义道德去治理国家,而应以道治国,无为而治,可是怎样才能以道治国、无为而治呢?

其前提是要求领导者通过自我修养,抛弃名利之心,做到无私无欲,与道契合,这样就能做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不违天意,而与道契合的途径,仍然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并进一步超载"众善奉行",真正达致无私无欲,从老子的本意分析,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不作为、放任自流。

而是要顺应自然之道,不加人的主观意志,这无疑要求领导者要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可以说,能达此要求者即是圣人,只有圣人,才能治理好国家,由此证明,道家奉行的仍然是"内圣外王"的路线。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传统文化是站在哲学的高度确定了领导品质的总原则是"德先能后",那么,如果我们抽掉佛、道唯心主义的基础之后,这个总原则还有没有现实的意义呢?

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

现分析如下:

1、提高领导权力

何谓权力?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把权力与职权相等同,这实在是对权力的误解和亵渎,从领导学的角度来看,权力就是影响和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其实现归根结底来自于被领导者的自愿或无奈的服从,否则,权力也就荡然无存,从权力的来源而言,我们可以将之分成性质不同的三个部分:

职权影响力、个性影响力、才能影响力。

所谓职权影响力,它与组织中的某一职位紧密相连,是由组织制度或法律授予的,带有强制性,对于不愿服从领导的人,领导者可以依据职权使其受到经济、精神、身体的损失,从而迫使其屈从,所谓个性影响力,是由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质、气质、性格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道德品质,来自于下属的敬仰、感动和内心的认同,缺乏强制性。

所谓才能影响力,是由领导者个人的各种学识、能力、业绩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来自于下属的信任和敬佩,是一种自愿的服从。

那么,对于领导者来讲,怎样认识和对待这三种权力呢?

笔者认为,职权影响力只是有效领导的基础和前提,而个性影响力和才能影响力才是有效领导的关键,从实践来看,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者完全缺乏后两种权力而能成功的,如秦始皇、商讨王、隋炀帝都是实证,但是,即使缺乏职权影响力,也有领导成功的事例,如孔子、释迦牟尼、耶酥等就是有力的实证,当然,我们在这是研究的是正式组织的领导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不可能没有职权影响力,只可能没有个性影响力和才能影响力,因此,一般来讲,其领导将是失败的,从理论上分析,职权影响力虽然具有强制性,但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下属的服从,下属为了避免惩罚带来的损失,很有可能会屈从,但也有可能起而反叛,宁受损失也不服从命令。

况且,对一般组织的成员来讲,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被辞退或开除,他还可以另谋出路,所以,职权影响力的强制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取决于下属对自身利害的权衡和取舍,并不完全可靠,再者,职权影响力是和某一职位相互依存的,对于这个职位的领导者而言,它是一个定量,不可能通过主观的努力加以改变。

个性影响力和才能影响力则不然,它们虽然缺乏强制性,看起来缺乏保障和稳定,但它们都来自下属的自愿和认同,更具真实性和持久性,一旦和职权影响力相结合,将会产生不可能估量的能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个性影响力和才能影响力与组织的某一职位无关,完全取决于领导者本身,所以是个变量,可以通过领导者的主观努力加以改变,所谓提高领导权力,其实指的就是提高个性影响力和才能影响力,通过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职权影响力让领导者拥有了资源的支配权,但是,支配的效果如何,则取决于个性影响力和才能影响力的有无及大小。

2、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

正当我国逐步走向法制化之际,江泽民主席运时提出以德治国的原则。

这是深得治国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的。

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儒家仁政的时代发展,我们没有必要争论,究竟是依法治国的原则正确,还是以德治国的原则高明,企图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其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笔者认为,德治与法治根本不相冲突,而是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两者必须完善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偏废。

法制的优点一是具有规范性,排除个人主观因素的干扰,以达公正;二是具有强制性,从外部给主体施加压力,迫使其遵守,但同时也存在不可弥补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弹性,不能灵活处理复杂的问题。

二是涉及范围有限,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法律规范只是对主体行为的最低要求,事实上不可能将所有的行为规范都上升到法律。

三是缺乏感染力,人既有理智,也有情感,情感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往往最深刻、最持久、更有力,而法律是排斥情感的。

四是管理成本高,立法、执法、司法都必有消耗,如果所有的事情和问题都用法律来解决,将会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

而以上这些缺陷,可以用德治加以充分的弥补、德治的优越性充分再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感染力,使主体心悦诚服,产生一种内在的激励;二是具有预防性,可以节约时间、精力和资金,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可以以"德"化解,倘若德治的水平更高,许多矛盾和冲突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也就不需要花费精力去解决了;三是具有远瞻性,法律只能以现实为基础,不能针对遥远的未来作出规范并发生影响,而道德则不然,它不仅总是高于法律,而且往往可以超越时代。

以上论证表明,法治应与德治有机结合,以法制为基础,以德治为关键,但如何实施德治?

德治的意思并非是单向地要求被领导者应提高道德水平,而是首先要求领导者,应加强道德修养,不要动则以法压人、以法治人,甚至以强权压人,要以德服人,其次就是通过自己的示范,教育群众,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如此才能达到以德治国的理想目标,我国历来选拔领导者一直坚持"德先能后,德才兼备"的原则。

正是具有这样深刻的内涵。

3、保证决策的正确。

领导进行决策时,有两类因素可能会影响其正确性,一是才、二是德,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人们普通认识到了第一个因素的影响,却基本忽视了第二个因素,这是极其危险的。

不错,决策要求领导应具有丰富的知识、超人的能力、丰厚的经验,但能人的决策就一定有利于组织、有利于群众吗?

倘若其在决策时怀着自私、自利之念,或者仅仅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就很难保证其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只有德才兼备的领导者,才能同时克服决策的两种风险,将这种风险降到合理的程度,减少人为的损失。

4、正确引导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们往往只注意了生产力,注意了物质财富。

即使注意了精神文明,也往往局限于历史积累的知识,而知识又是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偏颇的认识将使人类走进不可自拔的误区,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决不仅仅体现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上。

这只是其一,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类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对于物质的第一性而言,我们承认实是第二性的,但我们同时不得不承认,它也有相对的独立性,为了维持生命,我们需要衣、食、住、行,但是,我们的精神呢?

它同样也需要发展,也需要粮食,邓小平同志生前一再强调两个文明要一起抓,正是洞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可是没有引起应有的高度重视。

所以,坚持德先能后,选人标准,让领导以身作则,亲身示范,能够正确地引导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不至陷入纯粹物质的泥淖。

(二)德才兼备

强调德先能后,并不意味着对才的否定,相反,古人选择领导者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就是"德才兼备"。

《论语》"雍也第六"记哉,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表明,孔子认为的君子,不仅是本质好,还要掌握各种知识的技能。

孔子还说过一句话: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的意思是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光用道德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超人的才能,才能来自于不断的学习和磨炼,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历来人们对这句话有误解,认为这是儒家读书、做官功利思想的反映。

笔者则有不同的理解,认为子夏的意思是说只有掌握丰富的知识和才能,才有可能当好官,而学习不仅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治世济民。

司马光对德与才的关系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将德才兼备的人称之为对圣人;无德无才的人称之为愚人,德胜于才的人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的人称之为小人。

理想的领导者无疑是圣人,其次为君子,其次为小人。

德才兼备原则的确立,有着积极的领导意义,领导的目的并不是激励下属,这只是手段,而是领导组织成员实现共同的未来目标。

这涉及到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识人用人能力等等,仅有道德的权威,是无法实现领导目标的,领导者的才能,同时也是领导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提高才能,无疑也能提高领导权威。

因此,选拔领导的原则应该坚持"德先能后"、"德才兼备"的有机结合,不能有所偏颇,走向一个极端。

五、领导品质的主要因素

根据领导活动的本质要求,领导素质一般可以分为道德素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知识素质、身体素质等五个方面,本文重点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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