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何以辨忠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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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何以辨忠奸
书法何以辨忠奸
通俗读物《奸臣传》，将蔡京、秦桧、严嵩作为巨奸而叙述之。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辨奸学说，无可争议。
《中国书法经典》系列文章，将三奸臣列入其中，或者说蔡、秦、严的书法可为典范，可以成为经典，不但读者有意见，我自己也不会甘心。
那么，又何以要写？
我思忖再三，当初将蔡京、秦桧、严嵩列入写作计划，主要在于这是书法史学的经典事件，它的意义是宽广的：
诸如人与书法之间的关系，法书的流布与人文心理，亦可以让我们再认识被人称之为“书如其人”这一比较“简陋”的理论。
我的书法文化史学观，是将基准放在最高点去衡定，又摆脱永远争论不清的问题，大而化之。
比如《自叙帖》是否为怀素的亲笔；比如《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作；比如历代书法理论中伪托说的考证等等。
这些争论争辩是我所不取的。
其实，以我大而化之的理念，“书如其人”亦为争论不休的问题，又何以要忝列其中呢。
即以我的观点，这不是考证问题，亦非技术问题，它恰恰关涉到中国人文文化的心理层面。
奸臣为历史所鞭挞，人人可以口诛笔伐。
可是，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给顶级奸佞脸上贴金，为巨奸鸣冤也是有的。
比如就有篇文章说严嵩是抗日英雄，大喊向严先生致敬。
网上嬉皮，当然可以不予理睬。
然则，自古即有此等谬言虚妄，比如说“宋四大家”的苏、黄、米、蔡的蔡襄，其实是蔡京；比如说秦桧本是状元，因为奸臣故而不录；比如“天下第一关”为严嵩所书。
于是，就有人说：
“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
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气得苏东坡一千多年前就大声呵斥道：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
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
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我选择蔡京、秦桧、严嵩为标本，再加以与岳飞、文天祥的对比。
以比较文化学的基本理念，即非仅仅简单的单项艺术比较，而是融入人生、人性对艺术的影响进行叙述，不妨看成是特定时代的游历，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人本分。
败鳞残甲：
蔡京
公元1126年阳历的8月11日，在中国阴历为七月二十一日，年80岁的一代奸相蔡京在贬徙儋州途中死于长沙。
宋·王明清《挥尘后录》叙述：
“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
遂穷饿而死。
”这年，可以称之为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太宗天会四年，干支丙午，属马。
当日败鳞残甲，全年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供叙述。
前一年，即宋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军斡离不、粘罕兵分两路逼近大宋首都汴京。
十二月二十二日，浑浑噩噩当了二十多年皇帝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的赵佶下了罪己诏，命令内外官民直言极谏，郡县率军勤王，“募草泽异才有能出奇计及使疆外者”，以拱卫首都计。
翌日下诏内禅，让皇太子赵桓即皇帝位。
《宋史·钦宗本纪》记载：
这突如其来的皇帝位，这大兵压境的急迫形势，吓得赵桓“泣涕固辞”，因而得了病。
再次请求不当皇帝，没有得到徽宗的允许，于是“被以御服”，强迫他上了任。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辛酉，在公元已然是1126年1月18日，内忧外患中，钦宗开始理政。
这宣和七年的十二月末，金军围困太原，汴京势如危卵。
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求杀了他们，而蔡京则为六贼之首，在历史上并无争论。
诛杀六贼的呼声日渐高涨，没有得到钦宗理会，直到靖康元年的七月，才有了明确的意见。
之前，蔡京被迫辞去宰相一职，因边事日紧，为逃避战乱计，举家南下。
侍御史孙觌等再次上书，力陈蔡京奸恶，钦宗于七月二十一日下诏：
“蔡京子孙二十三人已分窜远地，遇赦不许量移。
”这一诏书还没有送到蔡京之手，他就死在了途中。
史家说：
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此日，距离大宋汴京陷落还不足五个月。
距赵构在靖康二年五月登基于南京商丘，北宋灭亡也不足一年。
蔡京为历史所讨伐，大半是因为北宋的灭亡，人们就将仇恨的目光聚集在了六贼身上。
小说如《水浒传》自不必再论，即使是后代史学家，也是不能饶恕。
所以，《宋史》就将那一干人列入到“奸臣”的行列。
蔡京是个复杂的人物，也还处在极其复杂的历史之中。
比如，既然为大奸巨猾之人，莅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何以延宕到他80岁才受到处罚。
更为复杂的是，四次任宰相，想必是四次大的起伏跌宕，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启用他。
我们关注蔡京，首要的问题显然不在这些政治问题，而在于书法史学文化。
我在另一篇文章《高山流水任我行——苏轼、黄庭坚、米芾的战略伙伴关系》中说：
在中国书法文化史上，宋代四大家支撑起了局面，如果没有这四家，宋代的书法虽然不是空白，却也是苍白的。
有人说，宋代四大家的苏、黄、米、蔡，这蔡本来是蔡京，因为蔡京是奸臣，而后人用蔡襄来代替。
最早提出四家，其实是宋高宗赵构，“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
”这里的薛是薛绍彭。
薛即被蔡所取代，事情本来完结而成定评，又是谁搅浑了这潭水？
其实简单，即是明代张丑。
后来马宗霍先生在他的《书林藻鉴》辑录中引用《张丑管见》云：
“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
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焉。
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
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
”宋四大家之说便由此长期在蔡襄、蔡京间转悠，不时就听到关于蔡京的字如何的了不起。
其实，以我书法史学文化的观点，这些问题也不必较真。
我们考察一下蔡襄、蔡京的书法便可以了。
蔡襄是欧阳修时代的人，在苏子瞻、黄鲁直、米元章、蔡元长之前。
苏东坡认为“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一语明了。
蔡襄比较早地注重了尚意书法，也在书法工具散卓笔上下了功夫，然其书法古典成分过多，削弱了他的个性，虽曾一度被视为“本朝第一”，终究让苏、黄、米占了风头。
蔡京书法《题听琴图诗》和《十八学士图跋》可以代表他的基本风格。
前者的细部与表现形态全在米南宫，血肉丰腴，体态娇娆；后者即是宋徽宗瘦金体的行书化，专以写骨而不失肉，亦有几分娇媚，几分不让人。
《中国书法博物馆》一书在评价蔡京时说：
“从书法艺术的功力与境界来看，他非但比不上宋四家中的苏、黄、米，也比不上蔡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运笔不够老辣，由于行笔速度较快，不免显得浮华单薄，少一些笔墨意趣。
”这个观点与我颇契合，但还不仅仅如此，蔡京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米芾和赵佶，他就不会是现在的书法形态。
换言之，他的书法太媚取米、赵，独立存在的价值不高。
然而，这只是我的说法。
《铁围山丛谈》在叙述了蔡京学书过程之后，转笔则说“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
我没有看到宗蔡京的书法，觉得这话过多了。
于是想知道《铁围山丛谈》的作者。
作者谓谁？
蔡绦也！
蔡绦谓谁？
蔡京次子也！
哦——这就难怪了。
儿子过分夸赞几下老子，为老子鸣几声不平，谁能不理解呢？
蔡京在流徙途中死去，钦宗的诏书在其后也要得到“遵旨”，蔡绦当然也在流放之列。
如果他不是驸马，恐怕也要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被诛杀。
得免一死，活罪难逃，被流放到铁围山，煎熬余生，苦闷与才学，集中到了《铁围山丛谈》。
马宗霍先生的《书林藻鉴》收录了宋代约四百名书家，辑录了后人对书家的评价，蔡京的评论较多。
的确，他的字确实不差，但是，看和谁比。
依我的观点，他不仅仅难以列入四大家之行列，与徽宗赵佶相比，也相差八千里。
即使与文彦博、欧阳修、陆游相比，其书法也还差在文化的含量上，再与高宗赵构、文天祥相比，也还差着火候……，不用一一再比较，显然，如果非要列出宋代四大家不可的话，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当是历史的公正，并无讨论的必要。
“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
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这话本身单独摘出来，其实也没有多少商榷之处，问题在于要干什么。
麻秸秆子固然可以当家伙，但是，如果打狼的话，吓了狼一跳，自己也未必不害怕。
如果要当作支撑屋宇的支柱，便是笑话。
因此，即便说“书如其人”也还有大量的例外，以秦桧和蔡京的书法这麻秸秆子来支撑“书不一定如其人”那屋宇，便难以为继了。
如果真的必须要否定“书如其人”，要在漫长的书法史学文化史中非找例外不可的话，唯一可以当例外的恐怕就是宋徽宗赵佶了。
他能在唐代楷书泰山压顶的态势下，又创瘦金体，使得楷书又增加了新的成员，则是人品好、政绩显著的书家也难以比拟的。
蔡京死了，死得苍凉。
宋·王明清所著《挥尘后录》虽然为笔记小说类作品，却不像《水浒传》那样，将蔡京骂死。
几分史实，几分传说，几分臆断——还是有史实根据的，蔡京虽然有钱，没有人卖给他东西，辱骂之声不绝于耳。
与史籍记载“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相去不远了。
然而，蔡京亦非天生一个庸才，天生一个坏人，也曾经是个有志青年。
公元1070年是有志青年蔡京走上仕途的开端，即宋神宗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取得了高学历。
进士的数量，可能比之我们现在的博士后还要少，不是随便可以取得的学历。
本年蔡京24岁，64岁的欧阳修更号“六一居士”，两年前，与欧阳修同科的大书法家蔡襄病逝。
蔡氏一门里，还有他的弟弟蔡卞同年登科，这所谓的蔡卞，是要叫王安石老丈人的。
蔡京八个儿子中，除早夭的外，其余也都非睁眼瞎，个个成才。
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怪物。
早年曾经读过圣贤之书，知道简单的人性论，即是性善论和性恶论。
以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人的粗浅认识，以为善恶在一个人身上是并存的。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这是性善论。
只是后天环境乃至自身的趋向，使得我们中间有了分野。
抑制了一个方面，使它萎缩成阑尾不起作用。
孔子说：
“观过，斯知仁矣。
”即有主动抑制错误，以防恶性膨胀。
如果相反，则走向大恶大奸了。
取得高学历的蔡京，在元丰年间曾经追随司马光，恢复旧法。
蔡京迅速完成了任务，还受到了司马光的赞扬。
然而，他的狐狸尾巴不时地露出来，让很多同僚不放心，谏官说蔡京不可用，被外放，直至绍圣初年，才回到朝廷，继续推行王安石变法。
写过《京华烟云》的作者林语堂先生也写过《苏东坡传》，他在那本书里，对王安石变法予以抨击，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
蔡京与蔡卞，则是变法的最后实施者。
一位外国伟人曾经说王安石变法伟大，有国人就据此为蔡京鸣不平。
其实，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激化，这等大题目不是我们小文所能承载。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蔡京为相累计约二十年。
徽宗赵佶之所以被定为昏君，则主要是北宋葬送在他的手中。
为神宗第十一子的赵佶，对皇帝位没有强烈的愿望，只是太后说他仁孝才力排众议而立为皇帝。
徽宗赵佶则又非一个暴君，在他的人性上还存在着柔弱的一面。
《宋史·徽宗本纪》评论说：
“宋中叶之祸，章、蔡首恶，赵良嗣厉阶……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
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
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
”
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翌年改元建中靖国。
徽宗即位之初，就罢了蔡京端明、龙图两学士，放逐朝外。
那么，昏君与奸相这一对绝配是如何的亲密，又如何的数次罢相呢？
这当然是问题。
但是，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些过程，而是说徽宗并非一意地要当昏君。
蔡京也算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公元1103年，升任左仆射，已经55岁。
这一回掌权开始，则是将他残存的上进也一并抑制。
何谓奸佞？
国家、集体利益次之，自己的利益为首要；
奸臣标志！
排除异己，培植私人；
奸字何来？
变诈反复，唯权是营；
……
元祐党籍碑文：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
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
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
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
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
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谨书。
”
仅仅元祐八年间，就有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309人被列入黑名单，而曾任宰臣的将近30人，待制以上官的近50人。
这么多朝中重臣，都在打击之列，那么，就你蔡京是好人？
就你蔡京能干，就你蔡京是忠臣？
一个人啊！
你谁也看不上，终究是历史看不上你。
假借昏君的名义说别人是奸党，终究自己一定是奸佞的小人。
小人君子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断难分得一清二白的。
昏昏然，灿灿然，昏昏灿灿，则在夏日消融、江河横溢的一天到来，谁也没有在高山上，谁为鱼鳖，则是任由历史评说了。
宋徽宗、钦宗被金人掠走，记载说：
“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
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
中国古典法帖，据我看有两次大的洗劫。
这所谓洗劫，又来自于皇帝的偏爱而以朝廷的名义搜集。
一次为安禄山打进长安，烧杀抢掠，后一次就是靖康之耻了。
金人、杂种胡安禄山未必对书画有什么爱好，当引火柴烧了秘府所藏历代经典，也未可知，真让人糟心啊！
喟叹之余，回头看蔡京的书法。
他于书法，书法于他，若即若离，若离若即。
没有书法，蔡京依然是蔡京，没有蔡京，书法史并不缺什么。
“书如其人”这样的理论，之所以被质疑，我想，不是这理论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不能将“书”与“人”简单的比对。
说到底，任何艺术，不独书法，终究是人的品味，人的品位影响着他的艺术是否能够天才地发挥。
创造出伟大的作品的人，难以在小人蔡京那里得到强有力的佐证。
当我们审视法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傅山“作字先做人”的殷切话语，其实，绘画、驾车甚至行于路，又何尝仅仅是技艺与行为呢？
封建王朝无疑是家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这仅仅限于最高统治者，明白说，即是皇权的不二姓。
如果高、中、下层也效仿，不但为皇权所不容，就是同僚也不能允许。
这是人的层面，如果从社会结构看，都弄成家天下，势必造成社会的极速紊乱，支撑数百年是不可能的。
世袭罔替的现象不是没有，那也是作为特殊恩赐，在利益、名誉上予以犒赏。
蔡京们则要挑战王权制度，竭力培植私党不说，血亲政治是蔡京要命的痼疾。
最后一次任宰辅，老眼昏花，几近瞽盲，正常办公已经成为问题，还要让儿子代为执政。
蔡京被流放，那么，蔡京的儿子们被杀被流徙也就成了必要的文章。
这也是将蔡京定为奸臣的重要依据之一，是难以再做驳辩。
毫无疑问，蔡京作为奸臣，一定会阻碍了他书法的传播与流布，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对他书法的评价。
公元1126年，历任宰相几达二十年之久的蔡京被远徙天涯海角，他所构筑的私人堡垒被击垮，他所罗织的权力网被毁灭。
他被确认为奸臣，历史有了盖棺之论。
蔡京的死讯传出，无疑让多年数代坚持反蔡的志士松了口气，然而，北宋帝国大厦的轰然倒塌，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千秋功罪：
秦桧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副楹联对仗工整、机缘巧妙、斩钉截铁，是岳飞、秦桧历史定评的高度概括。
让黑白、忠奸这样的字眼紧紧缠绕在了一起难舍难分，让后世不免感叹：
说到岳飞，你就不得不说秦桧，说到秦桧，你就不得不说岳飞。
然而，若说清楚岳飞和秦桧，离开宋高宗赵构也难以成章。
宋高宗赵构（公元1107-1187年），字德基，宋徽宗第九子。
公元1127年，宋靖康二年，岁在丁未，属羊。
这羊年的四月，金将粘罕俘获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及皇室四百七十余人北去。
多年以后，二帝素服朝见，徽宗被金人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公，受尽了侮辱，先后死在了“敌国”。
这羊年的五月，身为兵马大元帅的赵构临危受命，登基于宋帝国的南京即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
这是历史的机遇，虽然国事危亡、灾难深重，如果有刘秀之才，如果再有些胆略，成为中兴之主也未必完全不可能。
然而，机遇只是机遇，天上不会掉下“强国”的馅饼。
没有金刚钻，也要揽瓷器活，只能将瓷器给弄得支离破碎。
后来多次请求与“大金”议和没有得到回应，便向北称臣，就完全是个无耻的皇帝的嘴脸了。
虽则活到80岁寿终正寝，却与苟延、苟且那样的字眼肩并着肩。
高宗在位不算短，首尾相接约略36年。
可以将南宋第一位皇帝赵构的执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林升《题临安邸》云：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首诗几乎是南宋偏安杭州无以比拟的写实之作。
然而，即使是将杭州作汴州，也非南宋伊始便能够实现。
前期，公元1127年至1137年，即建炎元年至绍兴七年，这十年，是高宗赵构颠沛流离的时期。
金人也曾血洗杭州，身为皇帝，想在杭州多呆几天也不能，金兵尾随着他，随时都有可能到他身边。
从南京商丘逃出来之后，高宗皇帝赵构开始流窜：
当年十一月到达扬州，金兵追来，高宗又从扬州经瓜州乘小舟南渡，建炎三年二月抵达杭州；十月逃到越州即今绍兴；金兵于十二月破临安即今杭州，再破绍兴，高宗逃至浙江镇海。
宋、金在吴越之地展开了多年的拉锯战，高宗赵构居无定所。
后期，则是公元1138年，绍兴八年二月正式定都杭州，才有了歌舞，才有了暖风。
公元1130年，宋建炎四年十月，秦桧航海至绍兴，见了宋高宗赵构。
秦桧之见信于高宗，亦在于形势逼迫。
精神几近崩溃的宋高宗对能否活下来已经失去了信心。
数年地被追杀，业已魂飞魄散，六神无主。
秦桧呈奏所拟向挞懒求和书，对于高宗赵构就是馅饼了。
秦桧的出场，原是不可能的。
秦桧被金人掠去，与徽、钦二帝同为俘虏，何以放回？
一般的历史学家以为是为挞懒密派，以充奸细，这说法基本符合事实。
说秦桧是汉奸、奸臣、卖国求荣等等亦无不可，然则，若以间谍论，尚缺乏准确度。
当时综合兵力，金人攻陷宋地全境，并非不可能。
但是，以金人对中原乃至江南的陌生，统治整个中国，尚缺乏勇气。
金人又不能倾全国之兵力对宋作战，因为其他国与金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得不分兵对付之。
金国就想占据中原，对江南的兴趣不高，后来金国迁都宋汴京可以证明。
而眼下，则是长期占据中原的大好时机，既扩大了地盘，又可以防范第三、第四国觊觎。
秦桧能够代表宋廷与金人的心愿，“南归南，北归北”的思路一经提出，双方统治者则皆大欢喜。
有人给秦桧脸上贴金，声言秦桧是状元，据说秦桧的家乡人还崇拜他。
据言秦桧是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登第，但《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载，政和五年的状元是何栗。
这年号共有两次殿试，上一次为政和二年，莫俦是状元。
其实，小小考证也没有多少必要，以正视听而已，省得耳边嘈杂。
若说能以书法家相称的状元，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文天祥、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张孝祥则毫无疑问了。
“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是否真的为秦桧所说，则无关宏旨。
然则，秦桧也是曾经要求上进的青年，不然，取得“进士”这样的高学历也是不可能的。
金欲改姓立张邦昌为帝，秦桧还是不干的：
“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
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
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
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军前。
两元帅既允其议，布闻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人臣安忍畏死不论哉？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这与他后来的作为一脉相承。
南宋帝国绍兴十一年腊月，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致死。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秦桧如此心狠手辣，必欲置岳飞于死地？
据《宋史·岳飞列传》记载，金将兀术给秦桧一封信说：
“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
”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
秦桧杀岳飞，当然有金人的压迫，但是，即以人性而论，贪天之功在秦桧心底泛滥——必欲显示自己的历史之功，将别人的功劳转变为自己的功劳。
至于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失，他就不管了。
古往今来，所谓忠与奸，所谓好人与坏人，所谓恶与善，所谓黑与白，则在什么利益为上了。
所谓“忠”，有时候是要忍辱负重，甚至如岳飞，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如果我们重温岳飞的满江红，那股冲天的气魄，则古往今来的奸臣们装相也装不来的。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
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这首诗虽不如另一首《满江红》（怒发冲冠）流布广泛，然而，与他一以贯之的收复中原的理想相吻合，绝不议和，绝不偏安，绝不与敌人商量任何事情。
与秦桧的通金面北称臣的思想处于敌对状态，秦桧必欲杀岳飞，才可以达到目的。
然而，宋高宗赵构何以要杀岳飞呢？
岳飞抗金，有四次大的北伐战争。
自从在真定府参军，1127年，战于新乡；1129年，岳飞败金兵于广德；1130年，岳飞收复建康；1134年，岳飞收复唐州，收复随州，败金兵于庐州……。
翻开历史的册页，到处都是岳飞胜利的信息。
史书曰：
善以少击众。
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
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
对付众敌，可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可是，一个秦桧他也对付不了。
古往今来，忠臣永远斗不过奸臣，何也？
通观南宋史，忠臣被杀被流放被贬谪，又非岳飞一人。
名将如宗泽者，下场也不好。
南宋军队极其腐败，望风而逃者比比皆是，更有拱手将大宋的城郭献与金人，投降了事。
百战百胜如岳飞者，晨星寥寥。
他有再造本朝军队的本领，又有收复河山的宏图大略，但却惨死。
如果宋高宗赵构将他二十岁所任兵马大元帅之职在这时候给了岳飞，又命宗泽掌管兵部，不能说恢复大宋的辉煌以达中兴毫无指望。
这只是人们良好的愿望，而史实给我们提供的是岳飞死了。
秦桧为汉奸，杀岳飞以报挞懒，不杀岳飞，他秦桧若是再被挞懒逮着，肯定不会再被放回来。
问题是宋高宗赵构也批准了这一惨绝的决定，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我们以今天的目光窥测几近千年的历史，难以十分准确，但是，不是毫无线索。
秦桧“诬飞尝自言：
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是最后的定案词，这一判决要了岳飞的命。
高学历坏起来，可能比大老粗更有办法，诬状“莫须有”，成了秦桧以后陷害忠良最有效的伎俩，并成为“名言”而遗臭万年。
太祖者，宋帝国建国之皇帝赵匡胤也。
陈桥兵变的故事是国人清楚的，后周显德七年正月，部下黄袍加身，拥戴赵匡胤当了皇帝。
而岳飞虽然没有黄袍加身的事实，却有这样的威信和实力。
当时高宗精神已经崩溃，他当然不会不知道他的祖上曾经上演过陈桥兵变而有天下。
如果岳飞重蹈赵家祖上的覆辙，那么，他高宗赵构就是那七岁孩子的下场了。
自比太祖的指控，一下子就捅到了高宗赵构的肺管子，岳飞的死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如果岳飞真的如秦桧所说，他就不会被害，他有实力演出新的陈桥兵变。
可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和家人乃至部下的性命，证明了他是忠臣，是要精忠报国的，不会自己成为国家的首脑。
赵构、秦桧、岳飞的大体脉络即如此，那么我们关注南宋的书法吧！
看看被知名学者称之为亲眼所见“实在不差”的秦桧书法吧。
秦桧传世书法并不多，《深心帖》可以代表秦桧书法的最高水平。
按照他自己说，书写于绍兴十二年，干支壬戌，属狗。
按照阳历计算，已经是公元1143年的年初。
这狗年的岁末，不能不让秦桧想起羊年的十二月。
当时，能否得逞并不一定，焦躁、忐忑都会有的。
现在不同了，距离害死岳飞，已经一年。
宋廷已无岳鹏举，岳飞的不在人间，使得我们的帝国少了顶梁柱，金人越发猖獗。
而赵构和秦桧这一对搭档，比起亡国之绝配徽宗赵佶与蔡京，真应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语。
赵佶和蔡京，好歹还算支撑着国家机器，好歹还算君臣，到了赵构和秦桧，则拿无耻当光荣了。
以皇帝的身份向另一个“国家”称臣，在称臣的时候还那么心安理得，翻开煌煌的中国历史的册页，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了。
这狗年，高宗赵构、奸相秦桧，没有岳飞的日子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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