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经典时评2.docx
《高考作文素材经典时评2.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高考作文素材经典时评2.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高考作文素材经典时评2
2014年高考作文素材经典时评
（二）
有一种空谈叫“烂尾”
近段时间以来，各地曝光的突发热点事件令人应接不暇。
在强大的舆论关注下，许多热点事件都得到了官方的及时回应，“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艳照门”主角雷政富等一批问题官员遭到调查，其中，雷政富从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和立案调查，前后仅有63小时。
与从前惯见的打压封堵、装聋作哑相比，这种及时回应、快速查处的表现，让人对权力部门尽职履责、真抓实干抱以期待。
然而，事件的后续发展告诉我们，这种期待还是过于乐观了。
新华社等多家媒体近日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处理热点事件“表态多，后续跟进少;道歉多，问责整改少;调查多，真相公布少”，公众关切的后续调查成为“半拉子工程”，事件调查结果难觅踪影。
即如“表哥”杨达才，尽管他已于去年9月21日被撤职处理，但有网友继续追问其财产情况。
去年10月9日，陕西省安监局综合处工作人员表示，已查出杨达才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有结果一定会在网上公布。
然而时间已过去近4个月，杨达才的存款情况调查没有任何音信。
媒体近日追访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了解”。
再如去年12月31日发生的山西苯胺泄漏事故，这起波及河北、河南等3省区的严事污染事情被曝光后，山西方面表示要“严肃查处”，涉事公司有4人被撤职。
今年1月9日，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称山西省监察厅已介入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论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时间已过近半月，没有相关调查进展消息传出。
媒体追访山西省监察厅投诉热线，得到的答复是：
“我是新来的，别问我了。
”
数不清的热点事件中，烂尾的何止是“微笑表哥”和山西苯胺泄漏事故?
有网友总结：
速生鸡救了白酒塑化剂，临汾矿难救了速生鸡，兰考火灾救了临汾矿难，镇雄滑坡又救了兰考火灾……那些公众关注度极高的人和事，就这样在官方一次次的热回应、冷处理中，在媒体一次次遭遇的闭门羹中，在层出不穷的新热点中，逐渐走向烂尾。
而一起起热点事件的烂尾结果，则使有关方面之前的迅速表态，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空谈。
热点事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关注，是因为其背后常有贪腐、渎职、权力滥用的身影，往往隐含着侵犯公众利益、挑战社会公正、破坏民主法治的种种不法行为。
因此，公众不仅需要官方的即时表态，更需要官方实在的作为——及时公布调查进展，直至真相大白于天下，在此基础上，及时启动问责程序，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并以此为教训，认真整改，以弥补制度漏洞，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停滞、烂尾，都是失职，都会消解公众对公权力的信任。
但一些官员对此毫不在意，舆论不推就不动，面对追问就祭出一个“拖”字诀，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的问责监督机制并不能确保权力真正对民意负责。
这些年来，网络资讯传播日益发达，这也倒逼官员在面对突发热点事件时不得不直面媒体和舆论的追问，承诺及时调查处理。
但是，这种倒逼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局面，只是让许多地方官员学“乖”了——他们知道网友的围观会让事情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一瞒到底，所以学会了在第一时间高调表态，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待”，而是为了对上面有个交待，为了敷衍媒体和舆论。
因此，积极回应表态之后，人们所见大多是消极查处，看不到深刻反省和实质努力，更缺乏制度性的整改措施。
问责不能“实干”，回应就只能是“空谈”。
没有“实干”的问责，公共舆论场中的“烂尾”必定层出不穷。
烂尾事件频出，本质上是制度建设长年烂尾的结果。
当务之急，是要有动真格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打造真正能关住权力的笼子，从制度建设上给民众一个交待，从而让“烂尾处理”不再成为官员有意无意的选择，让民意的滔滔追问，不再变成无奈的一声叹息。
让民生数据与百姓感受对对账
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不少媒体聚焦其中的数字。
33个数字细化今年民生10件实事;今年居民收入要实际增长10%;报告只用了27页纸;等等。
我们在一长串数字中，紧紧盯着的是两个数字：
去年江苏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五年来超七成财力用于民生。
这两个数字值得细细品味。
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意味着什么?
估计一般民众不太关心。
但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产业运营的人士大多明白，这意味着江苏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国别收入分组标准，也意味着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毫无疑义，这项业绩是令人鼓舞的。
尽管世界发达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的时间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更早，但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江苏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对百姓而言，实现人均GDP超10000美元，不单纯是一个枯燥的数字，而是有着相应的发展红利。
研究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意味着经济由加速成长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发展重心由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社会发展为主或者两者并重。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通过政府调节，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得到扭转。
特别是在社会民生方面，市民生存资料的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享受和发展资料比重上升。
政府更加重视民生投入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
在生态环境上，这个阶段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句话，进入我们口口相传的“幸福社会”。
由这些人均GDP超10000美元后的共性特征再来看“七成财力用于民生”，我们就会明白，这个民生投入比例是正常的，必须的，否则，就无法实现高收入水平下的高消费、高保障、高福利，即“共建共享”。
说到这里，读者或许弄清楚了，无论多少光鲜的数字，无论多少名目的工程，如果实现了人均GDP超10000美元，就该好好享受发展的红利，过过幸福的生活了。
而这样的生活，重在每个人的感受，而不在整整齐齐的数字。
我们必须明白，数字的含金量是重要的。
人均GDP超10000美元，是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高度，它带来的社会福利必须是全员性的，幸福的感受必须是绝大多数的。
不能还聚焦那些“低保金的微调”、“保障房的扩建”、“高龄老人的补贴”等局部人群的改善。
倘若按七成的比例投入我们的公共财政，我们相信，微民生宏观民生一定并重，特殊人群的特惠政策与社会大众的普惠政策一定并行不悖。
这里，我们要摈弃一个倾向：
民生的泛化。
如果我们民众中的多数还感觉不到享受和发展的快乐，还有一些地区和民众为生计发愁，高收入还局限在特定的阶层，平均数仍然代表着大多数，多数人还因为教育、就业、住房、看病、公共交通而吐槽，那么，不是人均GDP的质量出了问题，就是在民生的投入上还掺杂不少水分。
我们经常陶醉于多少个蓝天计划，但一场旷日持久的雾霾就戳穿了人与环境的脆弱和谐;我们反复重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提高了多少个百分点，但节节攀升的菜价降低了寻常人家的痛点。
数字能说明发展，但发展的对账单在百姓心里。
与群众的感受对对账，是每级政府年终岁尾的报告不能忘记的。
扎堆的坏消息并非中国缩影
十八大后中国有一个好的开局，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的总共识。
但新年之后的舆论场上天天又都是坏消息，我们毫无疑问已经陷入这些坏消息的重围之中。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看自己的处境呢?
这些坏消息就它们本身来说，大多都是真实的。
但它们同时出现在媒体和互联网上，“联合起来”冲击着我们的感受，又出现了宏观上的某种不真实。
微观上真实的东西经过挑选被集合在一起，就像把一大片果林里的坏苹果同时放到一个筐里那样，它们并非中国的缩影。
媒体的天性是喜欢报道坏消息，而对这种天性的“回归”，中国媒体经历的时间不长。
中国公众适应媒体的这种偏好就更加缺少历练。
或许可以说，现在正值中国信息传播新旧规则的转换期，也是各种“误传”、“误读”以及方方面面困惑最容易发生的时期。
中国的现实同很多互联网站首页所展示的既像又不像，它们所烘托的汹汹气氛多数情况下在我们身边感觉不到。
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平和的，常常也会碰到问题，但不会因为过不去而绝望。
中国的绝大多数领域都在改善。
比如我们的衣食住行条件都在改善，多数人的收入在增加，发展给中国人创造的机会总量和进步途径都变多了。
仅拿2013年同前一年相比，很多城市又要竣工新的地铁，也会有新的民生项目启动。
媒体把所有问题挑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推动问题的解决，但它也同时是在舆论中放大问题的过程。
信息传播不太成熟的社会有可能受到这种放大的冲击，局部的情绪和对抗溢出事件，向全社会传染。
中国是巨型社会，现实分散而复杂，而舆论的集合性却越来越强。
不平的事情到中国全境去找，即使中国在进步，它们也“要多少有多少”。
因此媒体上问题的多少并不取决于中国现实的严峻性，而更多取决于中国媒体的开放度。
了解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既关注媒体上呈现的问题，也能跳出它们，更准确地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
如果这能成为大多数中国人与媒体及周围现实的互动方式，整个社会就会更有定力，媒体放开手脚批判的副作用也会越来越少。
媒体的逐渐转型必须在这种磨合中实现，公众的理性是中国所有变革的根基。
在现代社会，公民个人的舆论能力和政治能力都呈增加的趋势，而国家的稳健改革和发展又是所有人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们既是这个国家的利益攸关者，也是这些利益最可靠的终极守护者。
在内外各种舆论激烈竞争的时候，读懂中国是件有挑战的事。
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从来也没容易过，但却非常重要。
人民越清醒，国家越难以偏离航向，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才能最终形成正确的合力。
大雾霾又一次把中国推到镜子前
北京市空气连日重度污染，雾霾笼罩的京城照片登上全世界的媒体，有外电称北京看上去就像机场里的“大吸烟区”。
北京的脸、乃至中国的脸都在世人面前“丢了”。
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不知有多少西方人一边看热闹一边讪笑。
我们得接受外人的挤眉弄眼，谁让我们自己的空气质量不争气。
一些媒体甚至不用证实，就给我们戴上“史上最严重污染”的帽子。
其实这两年我们丢的丑还有很多。
去年一年有两个中国人钻进美国使领馆。
光互联网上去年就抓出一批贪官。
去年还出了那么多环保群体事件，有过一场死了70多人的北京大雨。
再早一些，中国出了严重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
其实“真有面子”的国家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大国尤其不时“出丑”。
北京大雾霾天只是又一次把我们自己推到镜子前，让我们知道“形象工程”的想法有多幼稚。
我们应当知道，有这样的大雾霾“拆台”，我们给自己脸上“化妆”越多，效果越差。
“大丑”应帮我们彻底找回实事求是的勇气。
我们过去总想把相对好的一面示人，无论内外事务都是这样。
这个不管是好是坏但显然不被现代政治接受的习惯，该完全丢掉了。
其实实事求是的感觉很好，它最省力，而且在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脚。
我们先把自己的缺陷和问题都看清了，直率亮出来，然后我们就会很坦然地发现，即使有了那么多毛病，我们依然是个相当不错的国家。
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政府也想把事做好，这个国家虽然带着重重问题，但它拥有越变越好的力量。
内外舆论这几年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翻了个遍，中国人已经习惯被舆论中的重重问题“包围”，这种内外舆论的“杀伤力”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公众对新环境下舆论的辨识力在缓慢积累，某种极端舆论要欺骗公众将越来越难。
政府作为引领社会前进的组织者，应对实事求是有更多自信。
中国的问题都摆在那里，中国的进步也摆在那里，人心都是一杆秤，它比猜测的要准得多。
无论政府的功与过，它一点也不会缺斤短两。
中国用了很长时间适应对各种丑闻的揭露，现在这个过程该结出正果了。
把所有问题都摊开来，中国就走过了一个时期，中国的各种问题就会回归问题本身，它们同政治、制度的真真假假联系就会逐渐脱钩、切割。
只要中国踏实解决问题，不被各种节外生枝干扰，问题总是可以解决或者缓解的，一时实在解决不了的，中国这么大，也会有绕道和回旋的余地。
中国最要避免的是将某个具体问题习惯性地与价值、道德、制度作关联性推导，令整个社会沮丧无助。
中国互联网上天天纠结于政治，或者围绕政治编织信息，然而现实生活完全不是这样。
现实生活的方向恰恰是去政治化。
只要政府实事求是领导这个国家，各种政治邪气就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稳固做巢，它们只能来去匆匆，留下一些幻影。
中国跑得越快，迎头撞上问题的频率就越高。
眼下我们就闯入了罕见的大雾霾。
我们需要认识它，解决它。
只要不慌乱，不怨天尤人，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历史也会助我们一阵吹散它的风。
历史永远支持为解决问题认真努力的人们，它自会与我们在前方路上汇合。
暴力少一些，讨论多起来
日前，作家李承鹏在其新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签售现场被人袭击和扔菜刀一事，再掀网络热议。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消息证实，李承鹏在新书签售活动现场“遭一名购书群众掌掴”，打人者随后被海淀警方带回审查，其“自称因反感作者所著新书内容，遂借签名之机动手”。
综合各方信息可以看到，此次李承鹏的新书签售，遭遇“掌掴”和“扔菜刀”两个行为，起码在行为细节和事实方面尚有区别。
前者属于直接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暴力行为，这一点从@平安北京的信息披露中亦可得到佐证;而后者，从一开始或算以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但当经过包装的菜刀没能送出去而改为“扔”时，行为的危险性顿生。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诉诸公众讨论的线下暴力风波，此前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教师“掌掴”老者的新闻。
不少人对此感到忧虑，在于平和、宽容的问题探讨之风会因此破坏，或者难以为继。
尤其是暴力行为的发起方，有着越来越相似的观点与立场背景。
相较于个案细节的胶着，类似事件中有几种共通的特质更有必要深究。
据报道，此次对李承鹏动手的尹姓男子，打完之后“边跑边骂汉奸”，用警方说法则是所谓“反感作者所著新书内容”。
文章刊发，读者有怎样的评价，赞扬抑或批评，支持还是反对，都应该算正常。
但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风气甚嚣尘上，那就是动辄将一种观点冠之以“汉奸”、“卖国”的定性。
而且往往这种颇为严重的判断，系出于私人较为主观和情绪化的说法。
而在国家立法层面，对所谓“汉奸”、“汉奸言论”早已不再认定，更遑论判断标准。
这种以民间方式给予一些公民某种政治不正确进行定性的倾向，不仅不可取，而且应当被警惕。
需要看到，对观点、文章的批评已经从骂“汉奸”发展到打“汉奸”，而且如前者一样不庄重的角色认定，正成为后者行为的所谓合法性（或者起码是合道德性）依据。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即便是观点错误，即便错到“汉奸”的程度，是否可以诉诸私人暴力?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以某种政治不正确为依据，对一些在《宪法》35条允许的范围内所发表的言论动用暴力，一定不能得到法律的纵容。
角色抹黑，并使其成为暴力相向的依据，之所以需要被警惕，还在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对公民言说的扭曲化认识，正在搅局。
比如将在国内经过严格程序、合法出版的作品和作者，定义为某种“批评人士”。
而事实上，所谓“批评”，用更正统的官方说法应当是“公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这一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多次重申愿意为此“创造条件”。
在微观层面，“批评”被一些观点认为是不爱国，此种狭隘的是非观不仅无益于宽容、宽松氛围的建构，而且也模糊了公民意识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相生相助关系。
对于批判与建设，应当重申更开阔的观察维度：
当公权力正在做错事，则关键时刻的严厉批评与当头棒喝，恰是希望它改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诚意与建设性;当明明发现有人在走向错误的方向，却仍旧一味鼓励，实则是一种毁坏的态度，俗称“高级黑”。
李承鹏新书签售活动的一段插曲，或许在公众热议之后依旧会循例淡去，但在事件背后的问题讨论实不该轻易停歇。
北京警方及时表态介入调查，有助于为具体事件确立法律底线，而这只是最基本的公共讨论规则之一。
此外，还应当有更宽容、更平和的心态，观点的论争有助于自由、多元的气氛，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也没那么多需要耳光、菜刀相向的危急时刻。
一个有容人之量、自由理性的现代社会，需要更开放地讨论那些“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常识，理性的公民首先需要学会的就是如何辩论，如何开会，以及如何包容他人不那么顺耳的主张。
说“人话”，要祛除官话套话的土壤
官员惟上，而无须看民众的脸色，当然会放言无忌。
要想官员“说人话”，得让公民权利站起来，权力监督硬起来才行。
《人民日报》日前公开征集“最反感的官话套话”，请公众为转变作风建言献策。
此举引发社会强烈共鸣，网友纷纷吐槽，不仅“贡献”出官场上习见的空话、套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等，甚至连2010年那位满口“领导重视”的江西防汛办副主任平其俊也被重新记起。
早在2008年1月，《中国青年报》也有过类似的民意调查。
其中，9成受访者不满官员官话套话多、办事效率差。
时隔多年，那些“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现象不仅未能禁绝，反而愈来愈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顽疾。
充斥于视听的领导活动报道，依然是一片“高度重视”、“充分肯定”，即便发生了灾难，也不忘来一句“群众情绪基本稳定”……对此，民众早已心有反感。
有人可能会说，很多官员其实也是口不由己，张口就是一套一套的官话套话，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而持久的话语体系有关。
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一些道理，不过，依然很难解释类似话语超强的传染力。
其实，官话套话盛行，真话人话“稀缺”，一方面反映出时下很多官员工作作风的虚浮，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总想着做些花样文章，敷衍上级，搪塞民众;另一方面，也与权力产生、运行的土壤密不可分。
如果在制度上，官员只习惯对上负责，而无须看民众的脸色，则当然会无视民众的感受，放言无忌。
以兰考火灾为例，7名儿童的死亡非但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忏悔，反而一再强调领导对“抢险救火”的“高度重视”，这样的表述绝非一时口误，而是反映出其漠视民众感受的一贯思维。
地方上的官员更在意这一事件可能对自己权力产生的负面影响，至于那些可怜的孩子，并没有真正震动他们的灵魂。
若真的“高度重视”，也就不会发生火灾了，何来“现场指挥”?
还有山西苯胺污染迟报事件，明明已经对流域内群众、下游城市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恶劣影响，可长治市的媒体却刊发报道“数千军民冒严寒，热火朝天刨冰掘苯”。
类似这种坏事变好事，丧事变喜事的畸形政绩思维，正是一些官员“惟上”心态的反映。
言为心声，官员使用什么样的话语系统，就对应着什么样的行状。
而若要转变作风，彻底摒弃相沿成习的空话、套话，根本还在于祛除官话、套话的土壤。
具体而言，一是要真正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对民意多一些尊重和敬畏;再就是必须改善对公权力的监督，保障公民监督的权利。
事实上，这些年来，社会公众，特别是网民监督意识的增强，也是促进政府提高效率、官员转变工作作风的契机。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也热衷于一些“危机管理”的培训，教育官员学会如何对媒体、对公众说话。
不必讳言，地方上应对舆情方式的改变，确实能够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不过，这种“变话”，仍属于技术层面的改变，如果不是真心低头心系百姓，将很难真正改变官员对待公权力的态度、对待民众的态度。
要想官员“说人话”，还得让公民的权利站起来，权力监督硬起来才行。
让沉默者开口，让悲伤者前行
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和批判是“充满爱意的表达”。
只有基于爱，才会披荆斩棘、锲而不舍地去了解一个社会的真相，以及发掘它的本来面目，并试图理解它，解剖它和唤醒它
15通电话竟换不来一个答复!
兰考7名孤儿火灾遇难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记者向民政部发出采访要求，一直在等待回应，一直没有消息。
面对这样的冰冷现实，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
人民日报尚且如此，若换作其他媒体想要采访民政部，还指不定会碰上什么钉子!
兰考大火，举国震惊。
7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逝去，他们还是些未谙世事的孩子。
无论如何，“收养所火灾系儿童玩火所致”的官方结论绝不能为此事画上句号，而眼下兰考方面欲以将当地6名“芝麻小官”停职检查的方式平息事态，也引发新华社“6名官员岂能担7条生命全责”的尖锐质疑。
如果说大火夺去7名孤儿的生命令人心生悲痛，那么火灾之后的官场怪状则令人心生悲凉。
25年来承担起民政、妇联、红十字会等部门职责的“爱心妈妈”袁厉害，被大火夺走7个孩子，紧接着又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非法收养”，心灰意冷的她表示“以后再也不敢收养孩子了”。
面对公众诘问，兰考方面问责乏力、丢卒保车的做法，以及民政部面对媒体采访极尽推诿之能事，都将麻木虚伪的官僚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就兰考7名孤儿火灾遇难一事采访民政部，是履行媒体责任，是受亿万人民的委托去采访。
对于兰考大火，民政部虽非直接责任方，但却难辞其咎。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当兰考大火成为公共事件，面对鼎沸的舆论，民政部本该在第一时间主动站出来说明情况，但眼下的情形是，即使中共中央机关报提出采访要求，民政部也冷面以对。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公开表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
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鼓励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是对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尊重，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
已故新闻界巨擘大卫•布罗德曾谈到，“丑闻”、“坏事”，以及被毁灭的美，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揭露它，批判它，最终让公众认知它，抛弃它，才有益于政府的廉洁效能，有益于社会的进步。
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和批判是“充满爱意的表达”，只有基于爱，才会披荆斩棘、锲而不舍地去了解一个社会的真相，以及发掘它的本来面目，并试图理解它，解剖它和唤醒它。
但眼下看来，一些政府部门更愿意将媒体视作洪水猛兽，认为媒体存有当然的恶意。
遇到同自己有关的丁点儿负面信息，或是第一时间推责，或是以沉默应对质疑，或是极力遮丑、捂盖子，甚至千方百计地阻挠媒体开展正常的新闻报道工作。
媒体和公众希望听到来自民政部的声音，是因为兰考事件的熊熊火光将我国救助收养机制的种种缺失映照得格外刺眼。
假如民政部总是沉默，且这种沉默始终无法打破，那么官方的冷漠和颟顸将随着沉默一道蔓延，并为下一桩惨剧的出现埋下伏笔。
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沉默者开口，也是为了让悲伤者前行。
我们需要追讨正义以告慰逝者，需要用更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给予生者前行的勇气。
在15通电话之后，在亿万双眼睛的注目之下，民政部是否能切切实实地“转作风”，公众拭目以待。
传菜工的律师梦传递怎样的中国梦
对于杨绍平这样的青年而言，真正实现“阶层翻身”，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两句祝福就可以实现的，他更需要坚定信念，继续努力。
追逐了8年，传菜工杨绍平的“律师梦”向现实迈进了扎实的一大步。
8年前，因为贫穷，傣族小伙杨绍平瞒着家人放弃了大学，准备自考法律专科、然后再升本科，拿到毕业证后参加司法考试。
2012年11月22日，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公布，杨绍平通过了。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令人心酸的励志故事。
假如不是贫穷，杨绍平当初也不必辍学，他的“律师梦”实现起来也许不会这么艰难。
“心若在梦就在”，杨绍平一边打工一边到北大自习室苦读，国家司法考试成绩的通过，算是为他的人生履历增添了一抹温暖的底色。
即便是你我这样的旁观者，在观照杨绍平的命运轨迹时，因为他有可能从传菜工向律师转身，我们的感慨中也不会只剩下一声叹息。
杨绍平是千千万万普通青年里的一员。
很多时候，我们在浏览有关普通青年的新闻时，总是隐隐透露着一股愤懑、无助、挣扎的情绪，因为社会不公、贫富不均、阶层分化这些社会命题都会被嵌入到“阶层固化”“拼爹游戏”等话题的内核里，“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不断呈现。
还好，杨绍平8年的追梦之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青年是如何转身为梦想的实践者。
一个真正的普通青年，他敢于直面各种问题乃至不美好的事情;一个真正的普通青年，他也不会流于愤世嫉俗，不会以发泄牢骚为快。
不低头，不叹息，勇于向自身现实挑战，这是杨绍平走出的路。
当传菜工杨绍平的“律师梦”即将照进现实，这固然是一个底层民众“华丽”转身的“标本”，但我们并不能乐观地以为，这个“标本”一定具有普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