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对当今的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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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对当今的意义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对当今的意义

【内容提要】孟子认为人性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发自人的本性。

在此哲学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推行仁政，以德王天下。

仁政的两项重要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

由于孟子对人性的弱点估计不足，轻视法和奖惩措施的作用，过分依赖教化，不能满足君王称霸的急切愿望，因而没被当时的君主采纳。

又因为孟子的仁政思想根本上是一套人治思想，与法治相悖，因而作为法制设计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是不合时宜的。

【关键词】仁政性善民本

儒家思想在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精神领域，它是人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在政治领域，它有自己的施政理想和施政方针。

儒家的亚圣孟子，早在战国时期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

一、仁政思想提出的背景

《孟子》一书七章，三万多字，自始至终贯穿着孟子的政治理

想：

推行仁政，以德王天下。

孟子仁政思想的提出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外部的政治环境。

大约2500年前，我国处在一个十分紊乱的年代，即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里说：

“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伐侵攻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

”（董仲舒对时代的乱源进行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竹林》）他认为，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导致政治道德衰落，春秋时期的战争都不是义战。

到了战国，混乱情况有过而无不及。

诸侯或为了创立霸业，或为了自保不被吞噬，纷纷励精图治，招贤纳士。

孟子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下，游走于各国诸侯间，企图借助诸侯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德治天下。

但孟子并没有成功。

司马迁写道：

“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功伐为贤。

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一书的编写，是在孟子对各国诸侯游说不成后，在记述自己经历时对自己政治主张的一个阐发。

其次是孔子“仁”的思想。

孟子的仁政思想对孔子“仁”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

《论语》里“仁”字的出现频率有66次之多，但从来没有两个的解释是完全一样的。

孔子的“仁”实际上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

孟子被认为是亲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他的思想是对孔子“仁”的扩充和发展。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种明确的政治思想，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施政纲领。

他对仁政寄予厚望，提出了“仁者无敌”的响亮口号。

二、仁政思想的哲学依据

仁政思想是一种政治理论，是孟子的思想偏好。

在纵深的层次上，仁政思想有其哲学的依据。

它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做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的。

孟子认为人的本质是有善恶的。

人天生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这四心是为四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

（《孟子·告子上》）既然如此，人们就没有必要向外寻求了，因为“四心”发自人的本性。

但是这“四心”也常常会被蒙蔽，“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

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孟子·尽心下》）因而要时常自省，且寡欲，以保持本心不被蒙蔽。

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的哲学主张。

他举出了小儿掉于井来证明性善是人的本性，“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公孙丑上》）对于统治者来说，在进行政治统治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实行仁政，是因为他有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

如果君主把四心扩充，“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孟子在把恻隐之心运用于君主身上的时候，又用作“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公孙丑上》）

在孟子游说的现实中，他正是运用不忍人之心来引导君主的。

齐宣王问孟子怎么做可以称王，孟子说“保民”。

宣王又问象他那样的君主能不能保民，孟子很果断的说能。

然后举出宣王把衅钟的牺牲牛用羊易之的例子，然后说：

“是心足以王矣。

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孟子·梁惠王上》），以此来引导齐宣王认识他的不忍人之心，敦促他实行不忍人之政。

三、仁政的内容

在《孟子》一书中，“仁”和“政”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五处。

一处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公孙丑下》）在这里，孟子赋予定经界两层含义：

一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二是分田制禄的充分条件。

在孟子的时代，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出现，土地兼并也开始出现，井田制将被自然淘汰。

而孟子把三代作为理想盛世，把文王作为圣人，因而对井田制也寄予厚望。

只有经界正，才能井田均，谷禄平，才能实行仁政。

孟子说，暴君污吏必去其经界，也是一样的道理。

第二处是在孟子教梁惠王如何“王”的时候提出的：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故曰：

‘仁者无敌'。

”（《梁惠王上》）孟子在此具体提出了仁政的内容，包括司法、税收、农业、伦理等各方面。

在司法方面，孟子认为王应当“省刑罚”。

刑罚是规范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省刑罚”会不会出现社会混乱呢按照孟子的规划，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因为孟子十分重视教育教化的作用。

即使采取刑罚的手段，也是在教后才采用的。

不教而杀，是罔民。

另外，在《孟子》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孟子并不欣赏强力的作用，也不提倡强力，而是对教的作用非常推崇。

在讨论“政”和“教”的关系的时候，孟子说：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

”（《尽心上》）在讨论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的对比时，孟子说：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公孙丑上》）可见，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并不否定刑罚和强力的作用，但他并没有把它视为得天下治天下的主要措施。

在税收方面，孟子提出“薄税敛”。

薄税敛和省刑罚是孟子仁政的重要内容，朱熹批注说：

“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孟子集注》）在儒家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轻徭薄赋的记载。

在《说苑》上记有孔子答鲁哀公的一段话，说：

“薄赋敛，则民富矣！

”《大学》上说：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在儒家看来，税敛是国家安定的大敌，所以孔子发出“苛政猛于虎也”的感叹。

而孟子也怒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者也”。

（《梁惠王上》）

至于“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则是和上面的内容相承接的。

君王实行仁政，使得老百姓能够安心尽力在土地上，并且在闲暇的时候能够修修礼义，孝父母，敬长上，这样天下才能安定，才能为君王效死。

第三处明确提到仁政是在和邹穆公谈话时。

穆公准备惩罚民众，因为民众不知亲长上。

孟子对说：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梁惠王下》）这和第二处的道理一样。

第四处是在和齐宣王的对话中。

齐宣王伐燕，引发列国恐慌，准备联合救燕。

宣王向问计，孟子对说，燕王不行仁政，宣王攻打他是好事。

但宣王打下来后，“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梁惠王下》）这里说的是以仁政可得天下保天下，以力虽然也能得天下，但在保有天下时势必有很大阻力。

第五处是在和弟子公孙丑的对话中，“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这是在讲仁政的好处了。

也是阐发的“仁者无敌”的意思。

综观孟子的仁政，围绕的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原则。

实行仁政，让百姓能够安定的生活，最起码满足他们基本的愿望，“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下》）,这样君主才能王。

在孟子同时代以及孟子之前也有人提出民本的思想，不管出于何种目的。

但孟子又把民本做了进一步的引申。

既然民是国家之本，那么民的地位就高于君王的地位。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诸侯危社

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尽心下》）这点才是孟子最高的理想。

孟子的仁政思想都是在游说君王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所以在提出自己的仁政思想后总要加上“可以王”、“仁者无敌”之类的结语，以期君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

孟子作为周游于列国的士人，推行仁政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让君王扩疆展土，称王天下。

与其说这是目的，到不如说只是孟子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手段。

孟子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到圣王时代。

然而，即使孟子抛出了“可以王”的诱饵，还是没有王能够接纳他和他的主张。

四、仁政思想在当时不被接纳的原因孟子见梁惠王的时候，王劈头就问：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上》）对这个“叟”，南怀瑾曾详细讲解过它隐藏的含义。

根据君王礼贤下士的作风，不尊称“夫子”，也要叫句“先生”。

直接一个字“叟”，表明梁惠王并不重视孟子。

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时的诸侯不重士。

和孟子同时代的邹衍，受的待遇就不同于孟子。

“是以邹衍重于齐。

适梁，惠王（即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

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

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还有苏秦，一度佩六国相印。

其他如张仪、苏代、苏厉等人，也都曾威风赫赫，纵横列国。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孟子的仁政并不是诸侯想要的。

诸侯想要什么，孟子并不是不知道。

诸侯想要“王”，所以孟子每献上自己的主张，必称“可以王”，但诸侯还是不为所动，原因在于诸侯们认为孟子的仁政并不能使他们“王”。

虽然孟子的主张是个完善的体系，但是孟子的主张并不合当时的时宜。

诸侯的需求可以分三个层次：

第一保有国家；第二壮大国家；第三称王天下。

这三个层次是递进关系，没有国家就不用谈第二第三，诸侯们迫切想得到的就是这些。

梁惠王见孟子第一句话就是：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他的儿子继位后，见孟子的第一句话是“天下恶乎定”（《梁惠王上》）齐宣王问孟子：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再见又问：

“交邻国有道乎”（《梁惠王下》）问的都是赤裸裸的、很实际的关于利和霸的问题。

战国时代已不同于春秋。

春秋时礼义还对诸侯国君还有约束力，五霸虽然靠的实力征服他国，但都是在道义的面孔下被推举为盟主的。

而战国时期，政治道义几乎完全没有约束力，不自强就会被侵吞。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诸侯才会迫切的想得到强国之法。

而孟子的“王”之道就是实行仁政，效法三代。

孟子的进言方式是单刀直入的谈仁政，不讲究什么迂回。

他回答梁惠王说：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襄王卒然问孟子，天下怎么才能定，孟子就评价说：

“望之不似人君”。

齐王问称霸之道，孟子回答说：

“臣未之闻也。

”就因为齐桓晋文推行的是霸道，他推崇的是王道。

问交邻国方法，孟子回答是：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

”综上述，笔者认为孟子仁政思想的不被接受原因如下：

首先，不讲究进言策略。

齐王明明想听到如何实行霸道，孟子就直接回绝说自己没听说过。

梁王问他，他又说，谈仁义就够了，不要谈利。

问他天下怎么定，他就直接批判说不象个君王的样子。

孟子是非王道不谈。

齐王真问怎么实行王道的时候，孟子提出的与民同乐的主张又是齐王做不到的。

在孟子那里，道的推行是没有折扣可以打的。

即使进言，也要以道的方式。

而其他的士，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法家如商鞅向秦王进言，先以王道进，不行就以霸道进。

阴阳家如邹衍也是迂回进行。

儒家认为打了折扣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这种认真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这样的进言方式单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就未免有些不灵活。

其次，没有认识到施政环境的重要性。

在孟子的眼里，实行王道或实行霸道是君王的一己选择，所以孟子才尽力劝导诸侯选择以王道定天下，而不要以霸道。

而笔者认为，具体选择以王道还是霸道定天下，更重要的是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

施政环境和施政方针是配套的。

王道见效慢，但是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最终效果要比霸道好。

王道是以德服天下，所以会得到天下的效忠。

霸道见效快，却是以力服天下，没有情感上的忠诚。

这样看来是各有优劣。

而当时的环境是：

没有足够的推行王道的时间。

这时的情形已不象三代时那样，前朝的暴虐和取代者的仁义形成鲜明对比。

在孟子时代，各国并立，都礼贤下士，争夺人才，以求拓疆展土，统一天下。

这时候按部就班的实行仁政，无异于坐看别国壮大来灭掉自己。

再次，思想内容本身存在缺陷。

儒家思想很讲究教化的作用，它的仁政思想也不例外。

它要求君主要与民同乐，后民而乐。

要君主清心寡欲，真正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是君主很难做到的。

法家的思想是教君主管束百姓，而儒家的思想是从教化约束君主开始。

这本身是没错的，也合了儒家思想的要义。

但推行仁政离不开君主的支持，所以君主能够接纳仁政思想才是首要的和关键的。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君主在情感上排斥的，所以笔者认为仁政思想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

五、仁政思想在现世的不可取仁政思想并不仅包括单独的几点政治措施，它是一个政治思想体系。

在孟子时代，它没有被君主接纳。

在当今，对于正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中国而言，孟子的仁政思想仍是不可取的。

孟子的思想是围绕人治社会展开的，而中国转型正是要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

简单而言，人治社会就是政令围绕君主及官吏展开，而法治社会是政令围绕政治体制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展开。

人治社会存在权力没有限制、政策不可预期、人亡政息等弊病，所以中国要想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治社会的治理模式。

孟子的思想要想付诸实践，就得依靠君主的支持。

在他的思想体系里，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明君贤君的存在。

因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密不可分，所以这个明君还必须严于律己，本身就是个道德楷模。

而在法治社会，掌握行政权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执政行为是要严格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对政策制定和执行并不起关键作用。

即使想要在政治运行的过程中表现自己的偏好，也必须通过正当的政治程序和法律程序。

此其一。

在孟子所设计的模式里，知礼讲义是人与人相处的重要规则。

君与臣相处有道，君与民相处有道，官与民相处有道，长辈与晚辈相处有道，这些相处之道构成了仁政推行的伦理基础。

而在法治社会里，政治的运行不受制于伦理情感、宗族关系，而是依靠政治体制，法律体系。

此其二。

有观点说，孟子的民本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有可供借鉴的地方。

这就要认清民本和民主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要求统治者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要使民有道。

而民主是一种程序，官员的产生、权力的运用都要依靠民主程序进行。

此其三。

因此，孟子的仁政思想作为法制设计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套人治思想，与法治相悖。

但也不能说孟子的仁政思想对现时代就毫无意义。

在法治框架内，仁政作为施政方针而存在，还是有可供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