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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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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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家

“衣被天下”——黄道婆

黄道婆，又名黄婆，我国元代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

元贞年间，她将在崖州（今海南岛）生活三十余年所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了一整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

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在当时一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对当时植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离乡背井苦学艺

　　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公元1245年），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龙华公社）人。

南宋末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

江南地区人民长期蒙受统治者的掠夺与压榨，遇到旱涝之年，人们纷纷逃荒。

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数盛行的社会中，妇女更是如牛马般在苦水中煎熬。

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迫，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

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

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我国是纺织业的发祥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古墓出土的200多件织工考究、色彩斑斓的丝麻织品（图06.jpg（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蝉衣）），说明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掌握了相当先进的纺织技术。

宋朝时纺织业在内地逐渐发达起来，海南岛在11世纪（北宋中期）为满足人们日用之需，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植棉。

赵汝适《诸蕃志》说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

”方勺《泊宅编》记载“闽广一带纺绩……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

”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

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为“贡品”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20余种。

棉布比之丝织物有着许多长处，王祯《农书》里说它“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

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

”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黄道婆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到海南岛的。

她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

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棉和织布工序。

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日月如梭，物换星移。

在海南生活劳作的黄道婆不觉已度过了20多个春秋。

中年之后，思乡情最切。

桑梓故园之思，桑榆晚景之感，叶落归根之情，使“有志复赤子”的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

穷心竭力求革新

　　随着时代的前进，生产力也必然要向前发展。

棉纺织业简陋的生产条件和落后的技术水平的改变，发生在宋末元初这一历史时期，黄道婆对这一重大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

　　黄道婆重返故乡的时候，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是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

她回乡后，看见妇女仍然用红肿的手剥棉籽，男人依旧用小竹弓弹棉花，而且织出来的布还像从前一样粗糙，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据陶宗仪《耕录》记载，“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操作起来十分辛苦，生产效率又极低。

黄道婆先改革了纺织工具，“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然后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并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精湛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故乡人民，将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黄道婆首先从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轧棉去籽”着手，她最初教人用铁杖来擀尽棉籽，以代替原始的用手剖去籽的方法。

后来黄道婆又把黎族人民用的搅车介绍过来。

搅车又名轧车，是由装置在机架上的两根辗轴组成，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径的铁轴，下面的是一根直径比较大的木轴，两轴靠摇臂摇动，向相反方向转动。

把棉花喂进两轴间的空隙辗轧，棉籽就被挤出来留在后方，棉纤维（皮棉）被带动前方。

应用搅车后，完全改变了当时用手剥籽或用铁杖擀去籽的落后状况，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当时皮棉生产中一件重大的技术革新。

　　然后，黄道婆认为原先弹松棉花的操作太原始粗糙。

经过试验她不仅把原来的小弓改成1米多长的大弓，用粗绳弦代替细绳弦，而且还用檀木做的椎子击弦弹棉。

这样既比以前用手指弹拨的小竹弓提高了效率，又使弹出的棉花均匀细致，不留杂质，提高了纱线的质量。

　　在纺纱这道工序上，黄道婆所用的心力最多。

她发现当时人们使用的旧式单繀（一个纺锭）手摇纺车，功效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对加快织布速度障碍很大。

黄道婆就与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的试验和不断的改进，终于研制出了一种三繀式（3个纺锭）的棉纺车，使纺织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操作也比原先方便省力。

黄道婆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繀脚踏纺车，代替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单繀手摇纺车，这是棉纺织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是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卓越贡献。

这种新式纺车很快被人们接受与运用，在江南一带推广普及后，生产的棉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为改观。

这种纺车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

元初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介绍了这种纺车，其中的《农器图谱》还对木棉纺车进行了详细的绘图说明。

这是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显示出黄道婆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国际棉纺织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另外，黄道婆还充分利用和改进了传统的丝绸生产工具和技术，精益求精的提高了整丝和织布工艺质量，使当地人民能用纱线织出各种色彩的棉布，其绚丽灿烂的程度能与丝绸相媲美。

王桢在《农书》中记载当时已用拨车、线架等纺织工具来分络各色棉纱，还记载了织布机与丝绸机的相同之处。

这是黄道婆与劳动人民一起，把丝织生产经验运用于棉纺织业，改进了原先所使用的投梭织布机的又一革新创造。

热心无私广传技

　　黄道婆的历史功绩，还在于她把从海南岛人民那里学来并掌握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向乌泥泾人民介绍并推广了织造崖州被面和其他精美棉织品的方法。

她总结了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丝线絮花”的织布技艺，推广运用后，使当地的棉纺织业形成了全新的格局，当时乌泥泾地区以棉织业为生的增至千余家。

经过黄道婆的热心传授，乌泥泾人民能织出宽幅的被、褥、带等多种棉纺织品，上面织有传统的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桀然若写”的生动图案。

“乌泥泾被”一时成为名闻全国的产品，附近地区都竞相仿效，“尽传其法”，产品不胫而走，蜚声各地。

　　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对当地落后的棉纺工具做了大量改革，创造了一整套的“擀、弹、纺、织”工具。

　　由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做出了这样巨大的贡献，当地劳动人民都深情地热爱她，怀念她。

她死后大家把她公葬了，并且还在镇上替她修建了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地方也都先后为她兴建祠堂，表达了人民对这位纺织工人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

　　黄道婆去世后不久，松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历数百年之久而不衰。

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当地的棉纺织业达到高峰，织出的棉布一天就有上万匹。

松江棉布远销各地，还出口到欧美，深得各个国家人们的赞赏，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从此，内地的衣着用品逐渐以棉布代替了丝麻，棉织业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

“衣被天下”的松江布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更蕴含着黄道婆这位棉纺织革新家的心血和精力。

正是由于黄道婆的不懈努力和非凡创造，拓展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广阔天地，谱写了纺织科学的崭新篇章，其遗风所及，至今犹存，泽福后人，永垂青史。

　　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的伟大实践和贡献，人民是永志不忘，一首上海地区世代流传的民谣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位杰出妇女的赞颂和铭记：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二只筒子，两匹布。

……

疏导岷江水——李冰

治理沫水

　　李冰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水利专家。

他是战国时期的秦国人，有关他的生卒年月、家世故里、生平事迹等详情，由于史料的缺乏，如今已大都无从知晓。

现在能见到的，只在《华阳国志·蜀志》与《水经注·江水》中略有记载。

根据记载可知李冰在秦昭王时（公元前256年-251年）被任命为蜀郡守。

据说他“能知天文地理”，极有学识与才能。

他到任以后所做的实事都与治水有关，如主持了沫水航道的治理等。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都大力发展经济，而兴修水利就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

许多国家在当时都搞了一些很有名的工程，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水利专家，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李冰。

　　李冰上任后即治理了沫水（今青衣江），这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蒙山，因为江中有一个大礁离碓（亦名离堆、涵崖等），加之江水流速漂疾，严重地影响了舟船的航行。

李冰主持将离碓凿除后，使得航道畅通无阻，极大地方便了沫水上的航行。

　　兴建都江堰

　　设计、建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李冰对子孙后代的伟大科学贡献。

与沫水治理相比，都江堰工程显然要复杂得多而其地位与价值也高得多。

都江堰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为浙棚、浙堰、金堤、都安大堰等，唐代称“楗尾堰”，到宋代才有了“都江堰”的名称。

　　都江堰是岷江中游的一项大工程。

岷江从岷山发源，一路急流而下，到灌县地域又进人了平川地界。

这里地形复杂，加之泥沙淤积，使得航行十分困难，而且江水在洪水季节常常泛滥。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西边遭受洪水肆虐的时候，东边却因缺水而受旱灾之苦。

李冰到任以后，听到了大量的民众呼声，亲临实地考察后不久就开始实施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

近现代的人们所见到的都江堰工程，从上游数起，主要有百丈堤、都江鱼嘴、内外金刚堤、飞沙堰、人字堤、宝瓶口，其中最重要的是都江鱼嘴、飞沙堰与宝瓶口。

现在可以肯定这3项主要工程都是李冰所主持修筑的。

　　都江鱼嘴，又名分水鱼嘴，是人工筑起的一条纵向的大堰，因为头部像鱼头，所以称为“鱼嘴”。

又因为它的作用在于把上游流下来的江水分为内、外两股（堤左西面的为外江，是岷江的主流；堤右东面的为内江，是灌溉东面田地的总渠），所以称为“分水鱼嘴”。

　　在修筑这条分水堤堰的时候，开始采用向江心抛掷石块的办法，但由于江流过急而始终没有成功。

后改用竹子编成的长10米、宽0.6米的特大竹笼装满大块的卵石沉人江底，才终于筑成了这条大堤堰。

这条分水堤堰，也就是《华阳国志·蜀志》与《水经注·江水》所记载的“壅江作堋”的“堋”。

这个分水鱼嘴和灵渠上的铧嘴、沱江官渠的平水梁很相似，它们之间究竟是否存在承继或学习启迪的关系，是许多专业学者们仍在继续深入研究的。

　　分水鱼嘴筑成以后，使得岷江水得以分流，既可以使干流外江的水量不致太大，从而大大降低了洪水季节泛滥成灾的概率，同时又使东面内江能灌溉灌县的田地，免除了灌县旱灾的产生。

鱼嘴的分水量有一定的比例，大致是外江占4成，内江占6成，为了避免洪水季节内江也产生涝灾，又修筑了飞沙堰。

　　飞沙堰的修筑方法与鱼嘴分水堰相同，也是用特大竹箱装满卵石而堆筑成功的。

这条堰的难点与关键，在于它的高度必须正好适宜，才能使内江的水位在达到一定高度后，江水会漫过堤堰而流人外江。

在内江水位过高、水量特大、水速过急时，更会把堤堰冲垮，内江的水直泄外江，更可以确保内江整个灌区的安全。

这条堤堰所以取名为飞沙堰，还因为它与宝瓶口配合，能产生排沙作用。

　　分水鱼嘴与飞沙堰所采用的竹笼填石法，是一个既简便又高效的创新，可就地取材，施工方便，费用低廉，实用高效。

在建筑学上，人们对此有十六字的高度评价——重而不陷、击而不反、硬而不刚、散而不乱。

如此高明的创造，是否为李冰首创，目前还未能肯定，但就目前所知在李冰之前还从没发现，所以很可能是李冰发明并在如此大型的工程中予以使用的，但也很可能是他吸取了民间的或前人的经验而加以发展的。

　　宝瓶口工程，实际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李冰最先就是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

这项工程开始也不怎么顺利，工程进度很慢。

后来，李冰在富有经验的民工们的建议下，采用了火烧山岩、让岩山爆裂的方法，使得工程进度加快，最终把工垒山劈开了20米左右宽的大口。

因为它的形状像瓶口，就命名为宝瓶口。

把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联合起来，就使得岷江在这里成功地实现了分流，也就实现了既消除西面水患、又消除东面旱灾的缺陷，一举两得，功德无量。

　　石人镇江

　　为了控制内江的水量，李冰还刻了3个石人，设置在“玉女房下白沙邮”（在都江堰工程区域中）。

如果水位浅到石人的脚部，用于灌溉的水量就有可能不足，也就预示着会发生旱灾；如果水位升到石人的肩部，就表示水量已经过多，也就预示着会发生洪灾。

这个以足、肩作为水量不足与过多的标志，是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史籍记载为“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1974年、1975年，在外江的金刚堤、安澜索桥一带出土了东汉时期刻凿的二尊李冰石像。

一尊题字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水万世焉”；一尊题字已模糊而不可辨。

这很可能是仿照李冰所立石人而制，既可纪念李冰，又可以作水位衡量的标志。

出土的李冰像高达2.9米，折合古尺在一丈有余，这个高度很可能是兼有水位标示作用的。

　　“深淘滩，低作堰”

　　相传李冰还制作过石犀，埋在内江中，作为每年治理时淘挖泥沙的深度标准。

当时李冰所定的岁修原则是“深淘滩，低作堰”，也就是说每年淘挖江底淤积的泥沙要深，可以使江水水量有适当的保证；飞沙堰的堤堰不能筑得较高，以免影响内江江水的外溢与泄洪，可以保证内江不发生洪灾。

李冰所制定的这六字要诀，后人极为重视。

在内江东岸修筑的纪念李冰父子的二王庙石壁上，就赫然刻着六字要诀与解释这六字要诀的治水三字经。

　　在《华阳国志·蜀志》与《水经注·江水》等文献典籍中，还记载着李冰父子治理过管江、汶井江、洛水、绵水，以及建索桥、穿盐井等事迹。

这些传说中难免有附会依托的成分，很难全部相信。

但这些传说的产生，也正是因为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而享有了极高的声誉，后人才会把蜀地的诸多水利工程与善事都归到李冰父子的名下，这也反映出了李冰父子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盛名。

　　以今天的科学水平来回顾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工程从规划、施工到最终的效果都是十分科学和正确的。

因此，这项工程能够成功地控制内、外江水量，解决西涝东旱的弊病，把原来的灾害地区变成“天府”粮仓。

如果以现代的科技水平来从事这项工程，可能在施工手段、设备材料、工程进度上有所提高，而就最终的效果来说，则差距并不很大。

因此，我们不得不由衷地对2000多年前这项杰出的工程与工程的主持人李冰表示钦佩。

官农——王祯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为官一方，搞好农业是根本。

但不懂“农作之事”，“安能劝人”。

王祯作为一介小小县尹，以其对农业的精通钻研和对老百姓的关爱，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称赞。

他的诸多农业著作也得以流传后世。

　　王祯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王祯农书》一书中。

　　中国先秦的农书，只在《吕氏春秋》中保存了一些片断；汉代的《范胜之书》只残存了3700字，已经无法见到它的全貌。

后魏的《齐民要术》虽然具有农业全书的性质，但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上不如《王祯农书》，它在总论方面，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在粪田和灌溉等方面都没有专篇论述。

至于“农器图谱”就更是缺了。

早于《王祯农书》40年成书的《农桑辑要》是元初宫撰的农书，主要摘录元代以前农书的资料编辑而成，新的创造较少，并且主要是适应北方需要的农书。

　　《王祯农书》是王祯呕心沥血的代表作。

全书约有13万多字，图版300多幅，共分36卷（另有22卷本，文字全同），内容丰富，条理分明，是古代中国一部对农业生产作出完整系统论述的著作。

《农书》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农桑通诀》

　　《农桑通诀》是王祯对农业科学（包括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综合性的总结。

它开头以“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为题，叙述了农事和蚕桑的起源，将王祯所处时代的农业同历史的农业联系了起来，把元代的农业作为历史农业的一部分，使它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

接下来以“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狭义农业的各个方面。

　　首先，它以“授时”和“地利”两篇探讨了农业生产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强调了农业生产中“时宜”和“地宜”的重要性。

在尊重天时、地利等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专篇，概述了农业种植中的各项问题。

由于王祯对天时与地利格外重视，所编绘的“援时指掌活法之图”与“天下农种总要图”既颇具创造性，又富有实用性，使农夫们便于运用（可惜其中的“天下农种总要图”已经失传，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难能可贵的是王祯并不为已总结出来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所框死，比如他认为农作物的生长地域并不是死板而一成不变的，只要有适宜的条件，即使是南方的作物也可以引种到北方。

这样富于创造性的见解，在古代是极为罕见的。

　　“农桑通诀”还分列了“种植”、“畜养”、“蚕级”等专篇，阐述林、牧、副、渔等广义农业各个方面的内容。

它还以“孝弟力田”、“劝助”、“蓄积”等篇，宣扬了封建官府的重农思想和劝农措施。

读完“农桑通诀”之后，使人们对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农业生产中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各个方面，都能有个清晰明了的认识。

这是《王祯农书》的一大特色。

　　《百谷谱》

　　《王祯农书》中的“百谷谱”中阐述的是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利用等技术知识，所介绍的农作物共有80多种，王祯将它们分为谷、蔬、果、杂类等6个大类，这已经具备了对农作物实行分类学的初步萌芽。

这一部分同其他古农书比较，多了植物性状的描述，这也是《王祯农书》的一项创举。

如谷属中的粱，就有“其禾，茎叶似粟，其粒比粟差大，其穗带毛芒”的描述；谷属中的蜀黍，有“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的描述；瓜属中的冬瓜，有“其实生苗蔓下，大者如斗而更长，皮厚而有毛，初生正青绿，经霜则白如涂粉，其中肉及子亦白”的描述，瓜属中的芋，有“叶如荷，长而不圆，茎微紫，乾之亦中空，根白，亦有紫者，其大如升，食之味甘，旁生子甚多，拔之则连茹而起”的描述；成属中的芡，有“叶如荷，皱而有刺，花开向日，花下结实”的描述；蔬属中的巍，有“叶似韭而阔，本丰而白深”的描述；蔬属中的韭，有“丛生、丰本、叶青、细而长、近根处白”的描述。

　　《农器图谱》

　　《农器图谱》是《农书》全书的重点，也是最能展现王祯科技思想精华之所在。

在《王祯农书》以前，论述农具的书有唐代陆龟蒙的《来耙经》，其中所介绍的农具以江东犁为主，兼及耙、砺泽等几种水田耕作农具，没有图。

南宋曾之谨的《农器谱》（该书已经失传）所收的农具，不仅数量不及王祯的“农器图谱”多，而且也没有图。

在《王祯农书》以后的重要农书，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虽然也有“农器图谱”，但是它们多抄自《王祯农书》，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

由此可见。

《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是王祯在古农书中的一大创造。

　　《农器图谱》具体分为田制、杷扒、蓑笠、杵臼、仓廪、鼎釜、舟车、灌溉、利用、蚕桑、织纤、扩絮、麻芒等20门，总共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工具，共绘有图谱306幅，每幅图都有文字说明。

　　关于土地翻治农具，《农器图谱》介绍了犁、犁刀、耙耢等，其中的犁刀别具特色。

犁刀是一种很像镰刀而背比较厚的农具，能够与犁配合起来使用，耕地时犁刀先把草根割断，犁再把土翻起，这样可以使耕作时更为省力、快捷。

　　《农器图谱》重点介绍的播种农具是接耧车。

耧车在汉代就发明了，到了元代又有了两项重要的创新：

一是增加了一个肥料箱，使得播种与施肥能同时进行；二是增加了砘车装置，使得播种后能马上掩土，可大大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对于农业灌溉器械，王祯一方面把传统的龙骨水车创新为用水力来推动，大大节省了人力与畜力，是古代少有的“自动化”机械。

王祯还创制了一种名为“高转筒车”的灌溉机械，能够把水提高到33米高的地面进行灌溉。

两部筒车相接，就可以把水提高66米。

这在古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造，而且它的结构又那么简单，对许多地高水低地区的作用尤为显著这个简车的动力，既可以是人力或畜力，在具备较高流速与较大水量的地区也可以是水力。

　　收获农具有粟鉴、辕、衫等。

特别是收割养麦用的推镰，能达到整齐、干净、得穗率高的效果，而且还大大方便了后来的捆扎工序。

王祯把麦钛、麦绰、麦笼等配合起来做成的快速收麦器，是效率极高的收割农具，相传一人一天能收割麦田十多亩，这在古代确实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效率了。

　　在农产品的加工机械方面，王祯最著名的创新发明是“水轮三事”。

他在传统的普通水力磨上对这个机械装置加以改进后，使它具备了能够同时进行磨面、答稻与碾米3种功能。

与“水轮三事”异曲同工的，是他所发明的“水转连磨”。

这是在江西地区茶磨的基础上加以更新而制成的，用一个立式的大水轮，再通过一系列的齿轮传动装置，能同时使9个磨盘旋转工作，轮下男装有水难，可用于春米。

据说用这个装置一天装上水筒，还能用来进行田地灌溉。

这两个创新充分显示了王祯对机械设计的掌握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同时对水功能的认识又是如此全面与深刻。

他在“利用门”一节中介绍的水力农机达14种之多，还不包括水力灌溉机械。

看了这些水力农机，对他所创造的“水轮三事”与“水转连磨”就不会感到突兀了。

　　从整个《农器图谱》的机械与图谱中，可以明显看到王祯既是卓越的农学家，更是杰出的机械制造家。

他对于绳轮、齿轮、曲柄、连杆等传动装置的运用已驾驭自如，得心应手。

在许多机械部件与整体机械原理上，也同样显示出他确实有着深人的研究与极高的造诣。

《农器图谱》中多达三百幅的插图，也是以前的农书中所绝无仅有的。

正是靠着这些图谱，我国古代的许多农业机械器具才得以保存下来。

一幅图所给予人们的形象、构造，往往是几百甚至几千个字也替代不了的。

王祯以后的许多农书，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以及《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农器图谱，大都是移用王祯《农书》的。

可以说，王祯的《农书》显然是古代中国农器图谱的公认“鼻祖”，而这也正是王祯机械制造大家的标志与象征之一。

实践者——李时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有作为的学者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

李时珍就是一个这样的实践者。

　　出生于世代行医的家庭，李时珍自幼喜爱医学。

年轻时，在父亲的坚持下，他数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中。

22岁的一次乡试失败后，他便决意放弃功名仕途，继承祖辈的事业，终于成为著名的医生。

在行医的同时，他致力于传统的医学理论与医药科学——本草学的学习、研究与实践。

经过近30年的辛勤耕耘，完成了一部在中国科学史上，乃至在世界科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规模空前、极富科学价值的医药学与博物学巨著《本草纲目》。

　　负责的医生和诚实的学者

　　李时珍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曾治愈过不少疑难杂症。

他在诊断与用药方面常常有独到的见解与处方。

为了治疗疾病，他不断地研究各种药物。

在医疗实践与药物研究中，他发现中国传统的药物学著作虽然内容广博、知识浩翰，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但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失误：

　　一是药物的分类，基本沿用一两千年前的著作《神农本草经》的三品说，陶弘景以后虽然兼依药物的自然形态分类，但仍很粗疏，不能完整系统地概括众多药物的类属，科学性、系统性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