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案例分析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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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上海五国”是一个讨论和解决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与裁军的元首会晤机制。

随着边境地区信任和友好的建立，会晤的内容由边界问题逐步扩大到政治、安全、外交、经贸等各个领域。

除元首会晤外，还建立了执法与安全、国防、外交等部门领导会晤机制。

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首脑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成员身份加入“上海五国”。

随后，这六个国家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六国间地区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宗旨：

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

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教、能源、交通、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

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平等互利，通过相互协商解决所有问题，不谋求在相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势。

“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缘于地缘政治但又超越了地缘政治，是冷战后各成员国探索就如何与邻国建立起建设性的睦邻关系之思考、实践并最终提升为“上海精神”的逻辑结果。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巨变。

对中国而言，由于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沉重的打击，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而且来自该国巨大的安全威胁与战略压力得以消除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却日趋严重。

对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带来的民主自由之欣悦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急剧下滑、社会政治的动荡与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失败。

中亚国家更是在民主与集权的争论、经济发展与社会动荡的矛盾中艰难前行。

在新的内外形势下，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内外环境，需要邻国间的精诚合作与相互借重。

“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是各成员国在解决边界问题过程中积累、体认相互信任及善意的集中体现。

从地缘角度来看，哈、吉、塔、乌四国紧邻中国新疆，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桥梁，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仅隔蒙古（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

这种地理位置具有如下优势：

（1）运输距离缩短可以降低贸易成本。

据中国新疆交通部门数据显示，新疆拥有对外开放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1个，涉外道路客货运输线路63条。

目前，新疆正在加速建设与中亚各国的跨国交通网和对外开放口岸。

中亚各国是内陆国家，缺少出海口，欧亚第二大陆桥开通之后，中国成为哈、吉等国通向太平洋的最理想通道。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交通便利，也使中国与欧洲市场的运输更加便利，大大降低贸易成本。

同时，相邻国家之间还可以积极开展边境贸易（边民互市、旅游贸易等）。

（2）带动中国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已形成集科研、生产、加工为一体的出口外向型城市，而西北部城市由于交通、物流和信息等劣势，导致经济落后贫穷，并和沿海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发展，直接促进中国西北部地区的交通、物流和信息发展，从根本上改变西北部各省市发展的瓶颈，有助于中国摆脱东西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局面，使西北部经济快速和国际接轨。

从相互依存论角度分析：

（1）、成员国地理相邻、互补性强、发展水平相近，合作潜力巨大。

（2）、“金砖四国”合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同舟共济、联合自强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

中国加入上合组织的目标在于：

（1）与俄罗斯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从而向东打破美国建立起来的太平洋沿岸的封锁圈，利用北冰洋航线。

（2）向西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

中亚国家地处欧洲和亚洲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中亚各国建立起友好关系，有助于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整个欧洲的交往。

从认同的视角讲，正是对“上海精神”这一地区政治文化的认同促使各成员国在冷战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积极的姿态推动组织的机制建设，谋求通过合作实现政治稳定、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

在亟待加强合作的领域，如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各国的合作主要是以双边形式进行的，而大部分多边合作则是在上合组织框架之外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进行。

即便是这样的合作也由于成员国间的竞争，其进展并不顺畅。

合作的现状与组织的机制建设、各国的合作意愿相比较都有相当的距离，其中的原因固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但地区认同层次较低显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上合组织所覆盖的地区是当今世界上多样性最突出的区域，政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及发展阶段、文明形态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从目前的情况看，多样性也不会导致成员国间关系的紧张或冲突，但客观上的隔阂是始终存在的，成员国间严重缺乏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归属性认同所必须的要素。

一方面，各成员国的民众、团体和政府均不具备导向意义的象征性观念，没有类似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国家地区身份观，不能将其他成员国作为对自身悟知的一部分来看待。

因此，对自我在组织中的定位没有明确的感知，当然也就不能将对组织内的其他成员与组织外行为体的宏观政策和战略选择明显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各成员国尽管无一例外地认同“上海精神”，并期望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各领域的合作，以达到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富民强的目的，但在归属性认同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国家间不具有亲近感，各国往往在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经济利益与战略考量、组织强化与中国或俄罗斯影响力的增长等问题上一时还难以抉择，更遑论身份赋予“有意图行为体”的地区责任问题。

迄今为止，相互依存尚在发展之中，远未形成利益共同体。

因此，一方面，加强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的推动力更多的是来自各国政府就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理性预期和政治意愿，但政治意愿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致使政府的态度经常左右摇摆。

另一方面，即使政府有强烈且坚定的合作意愿，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合作缺乏应有的持久动力。

因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和市场的统一化程度才是实质性基础。

从长期来看，不管经济一体化中政策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多么有力，多么强大，其基础都必须建立在厂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企业之间实现经济上的互补、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畅通流动等经济变量之上。

二战后建立的绝大多数地区组织是建立在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之上的，通过功能性的合作渐进地培养成员国的地区认同，进而走上全面合作的道路，一体化理论也正是以此为依据构建理论的。

而上合组织恰恰走出了一条政治安全先行，而后加强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作这一路径。

这就意味着，政治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与首要目标。

从组织建立以来在这两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来看，它的成立与运作不仅有效地遏制了“三股势力”在此地区猖獗活动的势头，维护了成员国的安全，而且通过中俄两个大国间的政治安全合作与战略协商以及组织自身与东盟、欧盟等国际组织的联络机制建设，在维持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基本达到了组织的目标。

发展及展望：

我们都知道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内，各国由于交往便利，经济联系密切，易于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因此，建立一体化组织相当重要。

加强区域内部经济联系，是走向经济全球化的阶梯。

发达国家为了在世界市场中抢占更多的份额，需要以各自建立的一体化组织为依托，实现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面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也加强相互间的政治协调和合作，以此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以集团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在经济合作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更应该重点解决贸易投资便利化这样一些基础性合作问题，支持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逐步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

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上看，上海合作组织努力实现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是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

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职能发挥得越好，给各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实惠就越多，上海合作组织生命力就越强，其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就越大。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我国构建稳定的中亚地缘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平台,其对中国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进程、与其他成员国合作建立区域安全体系,以及利用和开发中亚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市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发展,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外交实践。

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区域性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演进中,中国发挥了突出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中国领导人在积极倡导和实践新的安全观。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欧亚大陆最大的地区多边合作组织，在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建立多国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机制十分重要，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可以在该组织框架内就重大地区和热点问题加强协调与合作，同时也可以确立各自在多极化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

上海合作组织为欧亚地区建立新型国际组织做出了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