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新中国十七年的小说创作(4课时).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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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中国十七年的小说创作,授课教师：
陈进武,关键词,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历史小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干预生活”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红色经典”,十七年小说的重要收获,1957年吴强红日梁斌红旗谱曲波林海雪原艾芜百炼成钢1958年杨沫青春之歌冯志敌后武工队雪克战斗的青春刘流烈火金刚,十七年小说的重要收获,1959年柳青创业史欧阳山三家巷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1960年黄秋耘耕云记茹志鹃静静的产院1961年陈翔鹤陶渊明写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柳青,十七年小说的重要收获,1962年西戎赖大嫂李纳撒尼大爹1963年姚雪垠李自成欧阳山苦斗1964年浩然艳阳天,欧阳山,第一节农村题材的小说,整体特征,内容上，农业与革命历史题材特别“重大”。
工农兵作为革命的主导力量，被要求作为人物塑造的中心任务来对待。
城市生活与文化，知识分子的世界尤其是他们的爱情等个体性世界，属于小说题材的边缘与危险地带。
美学上，这一时期的小说特别追求一种阳刚、明朗与粗犷豪迈的风格和状态。
想象新时代的农村,1、动因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一观念建国后基本未变。
毛泽东关于“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文化即“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的权威观念，也从战争年代延展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决定了以农民、农村和农业为对象的创作将长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2、作家构成,建国以来，以侧重表现农村生活的代表性作家主要是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马烽、李准、王汶石、浩然等。
从取材的地域分布来看，“北方”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小说的主要艺术资源和表现对象。
形成了两个比较突出的作家群体。
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中心的山西作家群，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有“山药蛋派”之称。
另一个是以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
3、面貌：
关于“农村题材”,作家关于农村、农民的个人文化情感，必需与政治责任统一起来。
在新时代，农村已经是作家、知识分子改造、锻炼、提高的新天地，农民也成为他们必需认真学习的对象。
这决定了当代农村小说明朗向上的审美基调，鲁迅式的沉郁凝重、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都不合时宜。
明朗向上的美学并不排斥因反映“严酷”且“复杂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呈现出的严峻和紧张。
4、赵树理,赵树理曾经被视为讲话精神的实践典范、“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建国后，赵树理延续着自己的“问题小说”意识，淳朴自然的写作风格，及立足于朴素的道德情感来观察农村新旧变化的艺术视角。
主要有长篇三里湾、短篇“锻炼锻炼”登记等。
同样的创作，不同的结果,他建国后的创作非但得不到肯定，却不断遭到苛责，“锻炼锻炼”和倾向相似的赖大嫂后来被作为描写“中间人物”的标本受到批判。
“锻炼锻炼”,“锻炼锻炼”发表于正处在“大跃进”高潮阶段的1958年，赵树理通过小说曲折地表现了他的立场。
赵树理的小说文本都采用叙述人与人物同一视角来叙述，通过这一视点叙述出来的事实便是唯一的本文真实，但在这个文本中，却出现叙述人与人物的双重视点，于是便有了两种真实。
叙述人视角讲述的是这样一种事实：
“争先农业社”中农出身的老社长认为年轻的副社长杨小四还需要“锻炼锻炼”，而杨小四等人却趁老社长外出的机会想办法整治好吃懒做、损人利己的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等人，顺利完成生产任务，揭露了中农干部“和事佬”似的工作作风和群众中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旧思想。
但这样的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叙事很快被文本中人物视角提供的另外一种事实所解构：
“争先农业社”的社员们因工分太低、又吃不饱肚子而消极怠工，年轻的副社长杨小四等人则采用“坦白交待”、“干脆送法院”等粗暴、专横的办法强迫社员完成生产任务，最后，“吃不饱”“小腿疼”等人也没有象“三仙姑”、“常有理”那样被教育、改造过来，而只是被迫就范。
叙述人话语层面与文本的故事层面的分裂，反映了赵树理介入文学时在双重身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心态。
赵树理在叙述层面自然是站在杨小四一边，但在他真实地勾勒出农村的实况以后，已经隐晦地显露出了他一贯的立场：
“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面对农民的消极怠工，干部只有采取强制手段整治他们，才得以完成生产任务在当时的环境下，赵树理不可能公开维护农民，但正是这般似乎倾向意识形态的态度，反而更为真切地表明了他的选择。
稍后，他对当时农村的严峻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因此遭到严厉的批评，但他拒不认错。
随着政治环境日益恶化，赵树理不得不停止小说创作，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里湾,长篇小说三里湾是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小说围绕山西农村三里湾的四个家庭即三里湾合作运动的带头人村支书王金生、热衷于发家致富的村长范登高、富裕中农“糊涂涂”马多寿、落后妇女“能不够”等四家展开故事，穿插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故事，写了秋收期间扩社、整社、开渠等几件事情，歌颂了走集体道路的建社爱社者，批评、嘲讽了自私自利者。
作品充满喜剧色彩，而总体基调是善意的，公私两种思想、集体与单干两条路线的对立、斗争也限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并没有被提升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高度。
赵树理是一个深知农村社会和农民生存状况的自觉的农民代言人，小说表现农民的所谓小私有者保守、自私等习性，也在批判中隐含着谅解的意思，这就与政治需要存在相当的差距了。
三里湾主要提炼了三里湾这个村庄开展的秋收、整社、开渠等情节，着重表现人民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遭遇的两种思想和道路的错综矛盾和挣扎，小说从不同侧面历史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变革。
5、柳青与创业史,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的创业史（1960年）是当代农业题材小说的新的标志性作品，当时一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史诗性”、“纪念碑”式作品。
创业史反映的是50年代初中国农村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集体所有制代替个体所有制，选取了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重大主题。
创业史成功地塑造了农民梁生宝形象。
围绕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评价，当年曾引发争论。
创业史（第一部）讲述了陕北一个名叫蛤蟆滩的小村庄，在1949-1952年间，从成立互助组到建立初级合作社的故事。
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为一方，以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等单干势力为一方，以双方的矛盾冲突为主线，表现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
创业史严格按照阶级分析、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来提炼主题、组织材料、设置人物关系、安排情节发展。
但同时也在政治框架中比较充分且自然地融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细腻的人物刻画。
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民”，梁生宝不仅有普通农民的朴实憨厚、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传统品质，而且还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清正廉明等操守，而最重要的是他具有所谓无产阶级的政治敏锐：
哪怕是生活中极小、极平常的一件事，梁生宝都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地将之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
这不仅脱离现实，而且严重地拔高了这个人物形象。
与梁生宝相比，一些反面、次要人物反而塑造得比较精彩。
如“三大能人”，富农姚士杰暗中使坏的狡猾、富裕中农郭世富的处事圆滑以及郭振山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安于现状，都得到了较为真实的表现。
梁三老汉,最突出的是梁三老汉。
老汉在旧社会奋斗几十年，始终没能挣得一份家业，进入新中国以后，分到了土地，重新看到了创家立业的希望，但儿子坚持走合作化道路，他只能痛苦地丢弃发家的小农梦想。
他并不支持儿子的所作所为，但又情不自禁地关心着梁生宝的一切，在儿子有了成绩之后，他也为之自豪，同时自觉维护互助组的利益。
作者细腻地描绘出一个老农从热衷单干发家转变到自觉关心集体的心路历程，极为真实可信，这一人物形象也因此成为共和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典型艺术形象之一。
声音,“如今，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得失，人们的看法已经和柳青写书的那个时代有所不同。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读起这部书，也不能不为它的凝重的风格与深厚的内涵，为它传达出来的历史的严峻感，它的对于中国农民的挚爱与忧思，它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土地的忠诚与眷恋，它的脚踏实地的坚实，它的掘地三尺的深入开挖，它的人物刻画的力度以及它在艺术上的惨淡经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透纸背而感动，而叫绝，而发出会心的微笑与深长的叹息。
如果柳青不是拘泥于既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方针，如果他更能大胆地反映生活的与历史的真实，他本来可以创作出怎样的伟大作品！
”王蒙：
感受昨天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小说卷序,“柳青对现实的把握过多依赖时代政治的规范，悉心领会上级指示则转移或替代了独立思考，无视原型人物的物性欲念和人性特征，仅仅是夸张其阶级的属性，突出其政治的特征，把人与人的矛盾上升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人与人的冲突视作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
结果导致创业史出现众所周知的内在矛盾：
既表现了生活真实又存在概念化和部分虚假的问题。
”李运抟：
中国当代文学与伪现实主义,声音,6、周立波与山乡巨变,山乡巨变的主题是歌颂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运动。
小说分正篇、续篇两个部分，描写湖南一个名叫清溪乡的偏僻山村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反映出这一社会变革对乡村生活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农民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
周立波对农村阶级斗争、人物关系的设计与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对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也是认同的，所以作品“总是力求透过一些看来是很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来显示出它们所蕴藏的深刻的社会意义，透过个人的生活遭遇和日常言行，来挖掘人物性格中的社会内容”，完全符合当时的文学规范。
虽然小说带有为政治服务、甚至图解政策的明显痕迹，但由于作者立足于描写合作化运动造成的乡村生活历史变迁，而不是合作化运动本身，就使得作品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主题的限制，呈现出乡村生活的真实画面，表现出极富特色的湘中地方的风土人情。
糊涂、善良而自私的“亭面糊”盛佑亭吃苦耐劳吝啬、贪心的“菊咬金”王菊生勤劳本分而倔强守旧的陈先晋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婆婆子”）,书影,图1-2-18连环画山乡巨变一叶,孙犁是横跨现当代的著名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孙犁一直在天津做编辑和文学界的领导工作，创作成果颇丰，涉及小说、散文、新诗、文艺理论等领域。
十七年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等。
7、孙犁：
铁木前传,铁木前传是这一时期孙犁最重要的作品。
乡村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在兵荒马乱的艰难岁月中成为患难知己，他们的下一代之间也产生了青梅竹马的纯洁爱情，但到了1949年后，社会变动造成了两家经济地位的变化和生活道路、思想情趣的差异，终于导致双方友谊破裂，年轻人的爱情亦随之结束。
小说在人物设置上具有鲜明对立性格：
安贫乐道的铁匠傅老刚与一心发家致富的木匠黎老东，热衷集体事务的九儿、四儿与追求安逸、厌恶集体事务的六儿、小满儿。
铁木前传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相比于孙犁其他作品的单纯、流畅和明晰，铁木前传呈现出难以自圆的艰涩、凝重和沉郁，体现了一个有着深厚人道关怀的作家在严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深刻精神危机。
第二节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红色”的色调,讲述革命历史的方式,以长篇为主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当代文学中影响广泛、成就较高的一个方面。
革命历史小说的中心话语：
新中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怎样通过党的领导、在曲折艰难中走向胜利的，中国人民如何参与了这样的历史进程，他们身上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历史变化。
革命历史小说的两种类型,一是以历史容量的广阔性、时代精神的纵深感为主要目标，呈现宏大叙事形态的革命史诗小说，代表性作品有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等，以及杨沫的青春之歌；,二是较多吸收传统演义小说叙述方式的革命传奇小说，林海雪原（曲波）、铁道游击队（知侠）、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敌后武工队（冯志）、烈火金刚（刘流）等，这些小说通俗活泼，可读性强，以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和脸谱化人物塑造见长。
用短篇形式书写革命历史题材较有影响的，是王愿坚、峻青、孙犁、茹志娟等。
由于篇幅的限制，断片式的写法，这里的“历史性”并不显著，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化”的思想或情感表达。
1、茹志鹃与百合花,茹志娟的主要作品有百合花、静静的产院等。
茹志娟在取材上往往小处着眼，勾画有意味的人物、生活侧影，善于细致深入地探索人物的思想情感与心理变化，在普遍追求宏大严肃风格的文学时代，她的创作是文坛上难得的一缕清新的风。
百合花（1958）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驻地一个过门才三天的新媳妇之间的近于圣洁的情感交流，表现了战争年代特有的纯洁、崇高的人际关系以及从中体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作品写于“反右”运动高潮时期，和平时代的刀光剑影使得作者深切怀念枪林弹雨的战争时期的温情，“每天晚上无不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因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
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茹志鹃：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11月号）。
因此，小说对战争年代的温情回忆，也就蕴含着对现实生活某种看法。
片段一,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
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
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
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
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
通讯员却高低不肯，夹了被子就走。
片段二,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经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完全消失了，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线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
医生听了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
“不用打针了。
”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洞。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针地缝。
小说回避对英雄人物的正面塑造，通过“我”的视角，以细节表现英雄人物平凡的一面以及从中流露出的美好心灵、情感，极为成功，而新媳妇与小通讯员之间纯朴、美好的情感，事实上超越了政治文化框架中的“军民鱼水情”的定位，是崇高的人性善和人情美在特殊情境中自然、真实的流露。
小说对战争年代人性、人情的讴歌，其实也和作者的身世有关。
茹志鹃早孤，18岁就加入新四军，一直将“革命队伍”看成自己的家，而“军事共产主义”所特有的平等生活以及其中和谐的人际关系，也的确具有吸引力。
然而世易时移，茹志鹃在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里程等作品中，虽然也细致地描写妇女由家庭角色走向社会角色的艰难心路历程，但她们辗转于两种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彷徨、挣扎，常常被简单地处理为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进步/落后的矛盾冲突，也显示出她仍然难逾主流文学规范的藩篱。
“（茹志娟作品）常常是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她就选取斗争中的一朵浪花、一支插曲而由小见大，在这类素材里施展她的创作能力。
而这也就影响了作品的风采和调子。
豪迈奔放、粗犷不羁的色彩很少，而委婉柔和、细腻而优美的抒情却成为她作品的基调。
”侯金镜：
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声音,“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当前现实中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不大胆追求这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形象，而刻意雕镌所谓小人物呢？
塑造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已经被提升到文学的首要任务了。
我们热切的盼望着在你的作品里听到雄浑的时代脚步声，看到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的塑像，为我们这英雄时代高唱更多更美的赞歌吧！
”欧阳文彬：
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声音,2、梁斌与红旗谱,梁斌（19141997，河北蠡县人）的红旗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小说以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为背景，通过燕赵大地上两家农民三代人的命运与斗争，围绕“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两个中心事件，书写了当时农村与城市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的阶段性历史过程。
朱老忠,朱老忠的形象全面而历史性地揭示出农民与革命之间的深刻、必然联系，他的人生体现了农民必然走向革命的历史道路，他的“性格发展史”，就是中国农民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性的发展史。
红旗谱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小说以朱老巩、朱老忠及严志和两家农民与冯兰池一家地主两代之间的斗争为线索，展现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
虽然主人公朱老忠由带着草莽色彩的农民英雄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当时被认为是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典型，但小说描述的若干中心事件其实与他并无太多关系，如主要四场斗争故事，“大闹柳树林”作为全书的“楔子”，叙述的是朱老巩、严老祥的抗争，“脯红鸟事件”是“序幕”，双方均无充分描写，而“反割头税运动”与“保定二师学潮”作为故事主干，中心人物却是运涛、江涛等农村知识青年。
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农兵占据小说的中心位置，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所以作者在后来的几个版本中陆续作出修订，对朱老忠、严志和的形象着意地大力拔高。
此外，小说描写的“保定二师学潮”由于是当时中共左倾路线的产物，也在修订中有较大的改动。
小说最富文学色彩的篇章，主要在于对朱老忠“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即传统性、“旧时代”一面的描写。
他在“反割头税”斗争中入党以后，性格却陷入了平面化。
历史发展（性格成长）的过程与历史结果（性格长成）之间，前一面不自觉地占据了艺术的上风。
1960年红旗谱搬上银幕，导演凌子风，崔嵬饰演朱老巩、朱老忠两个角色。
小说真正精彩的是对北方民间日常生活场景和农民人物形象的描绘。
朱老忠慷慨豪爽，讲求江湖义气，轻生死重然诺，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而又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带有浓厚的绿林好汉的气质。
这些品格因为契合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习惯而受到欢迎，也成为革命英雄的性格组成部分，可是朱老忠在成为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后，这些农民好汉气概逐渐让位于符合意识形态、制度规范的政治正确性，性格也就变得单调生硬了。
由此可见，“红色经典”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它所描写的革命是基于人性的还是违背人性的。
杨沫（19141995，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湘阴）的青春之歌（1958）演绎了知识分子（革命的非主流力量）如何走向革命的曲折而必然的道路。
与朱老忠的“性格发展史”的构思逻辑相一致，青春之歌是通过林道静的“青春成长史”来展开的。
3、杨沫与青春之歌,青春之歌,1934开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报告、通讯和散文。
195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后有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
青春之歌,青春之歌所反映的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当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它通过卢嘉川、江华、林红几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告诉读者，党的优秀儿女曾经怎样地忠心耿耿、艰辛斗争，为革命事业、为今天的我们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最后这不小说通过林道静这个任务的具体事实，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在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茅盾：
怎样评价，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创作于1950年，1958年问世。
作品以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展示了青年知识女性林道静背弃自己所生长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
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对于身体成长和思想成长、个人情感和革命主题的很好融合。
青春之歌1959年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片，拍了上下集电影，轰动全国，主演谢芳一举成名，电影中林道静走路的姿态被称为“道静步”，一时间，全国的女青年、女学生都学“道静步”。
小说采用左翼革命文学的“革命恋爱”的模式，把林道静的情感生活与革命性成长融合在一起，通过她与“胡适派”分子余永泽、共产党人卢嘉川和江华之间爱情抉择，形象地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走的正确人生道路。
“它是对于生存境遇、对于人生选择、对于一种活法、对于一个女青年的心灵史的生动展现。
它是历史，也是躁动着痛苦着却也希冀着的青春的诗篇。
”王蒙：
感受昨天：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小说卷序,声音,革命历史小说的思想、艺术的矛盾性,青春之歌在表现小资情调的林道静和作为革命者的林道静之间，艺术落差很明显，小说的后半部失去了动人的情感力量，显得过于概念化和平铺直叙。
这是林道静“成长的青春”与“长成了的青春”之间的矛盾,同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更生动”的问题，红旗谱中朱老忠“性格成长”与“性格长成”之间的艺术失衡问题，具有相似性。
这一普遍性的文学现象，显示出思想与艺术、一元化理念与文学审美想象之间的矛盾关系。
林道静性格发展三部曲,第一次转折第二次转折第三次转折,杨沫其人其事,余永泽生活原型：
张中行（1909-2006）杨沫第一任丈夫，原名张璿，字仲衡。
江华生活原型：
马建民（19111985）杨沫第二任丈夫,第三任丈夫：
李蕴昌，化工的高级工程师,卢嘉川生活原型主要是陆万美、路扬及贾汇川,白莉萍生活原型刘莉影和白扬,母亲杨沫,4、杜鹏程与保卫延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高昂的英雄主义气概描绘了国共内战中1947年3月到9月延安保卫战的全过程，也塑造了周大勇、李诚、王老虎等英雄人物形象，具有一种粗犷的豪壮美，恰与建国后主流舆论渲染的豪情壮志合拍，所以出版后即获高度评价，被冯雪峰称为“英雄史诗。
小说因为塑造了中共高级将领彭德怀的形象，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错误批判后，也受到株连，被禁止发行、借阅，而就作品本身看，由于脱胎于报告文学，它带有明显的军队战史痕迹，处于中心的始终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事，人物描写缺乏应有的力度，更无深度。
这些缺陷在稍后出版的红日中有明显改善。
5、吴强与红日,红日是继保卫延安之后又一部被称作“史诗”的长篇小说。
它延续了保卫延安全景式描绘大规模战役的宏大叙事风格，而又能将描写的重心放在战争中的人而不是战事上，塑造了沈振新、梁波、石冬根等一批较有性格的军人形象，不仅写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婚姻恋爱，情感世界。
这部小说注意到英雄人物身上的人情味和较丰富的个性特征，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的同类创作塑造阶级英雄人物的固定模式。
此外，小说较细致地刻画了国民党军长张灵甫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多少超越了同一时期小说惯于将反面人物妖魔化、漫画化的叙事惯例。
小说中有许多舒缓的后方生活场景描写。
这些轻松明快的日常生活场面不仅作为战事的穿插与点缀出现，更在两相对照中，隐约表现出作者对时代主流的某种游离。
吴强所谓“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但直觉让他“把他们当作活人”，“便描画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他们之间的一些生活中的微波细浪”。
小说描写团长刘胜对政委陈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偏见，连长石东根在战斗胜利后着一身缴获来的敌军军官服醉酒纵马，隐含着对革命队伍那种农民造反气质的某种不满和批判。
小说在60年代遭到批判，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歪曲我军官兵形象”，正说明吴强一定程度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与时代“颂歌”主旋律的不够合拍。
6、罗广斌、杨益言与红岩,红岩描述了重庆监狱中革命者的地下斗争，同时介绍了山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双枪老太婆、华子良等英雄人物形象，极力彰显一种为信仰而九死不悔的精神。
小说的署名作者虽然只有罗广斌、杨益言，但其实是1949年后文学领域内典型的“组织生产”创作方式的产物：
它从配合当时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所作的口头报告，到搜集材料并运用想象写成“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6）的报告文学，再到受命写成小说，整个成书过程大约十年。
在改编为小说的过程中，共青团中央、中共重庆市委、出版社等有关部门深度介入小说的创作，决定、强化了小说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作者揉入了若干异于革命正统的文化因子，如关于江姐的叙述，实际上与传统叙事、“五四”新文学都存在许多潜在联系。
电影红岩,7、曲波与林海雪原,林海雪原采用传统的线性结构模式，叙述团参谋长少剑波率领解放军一支由三十六个侦察兵组成的小分队，深入东北牡丹江地区和绥芬草原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故事。
小说以“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大战四方台”等战斗，即消灭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四个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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