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闲暇城市居民新的社会财富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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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闲暇城市居民新的社会财富观
拥有闲暇城市居民新的社会财富观
在社会告别20世纪，进入21世纪之时，人们的观念变化在日新月异。
一种全新的社会财富观念正在漫延：
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和高质量的闲暇生活是人真正富有的重要标志。
从1995年5月1日中国开始实行周双休日制度开始，人们的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拥有量增加了，它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1998年进行的“中国大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中，在问到：
“假定您现在每周工作五天（即使您实际上不是每周工作五天，也作这样的假定），根据您目前的工资待遇，您愿意选择下列哪种情况？
”时，在天津、上海和哈尔滨得到的回答分别是（见表1）：
表1
天津 上海哈尔滨
人数％人数％人数％
1.每周多干一天工作， 91 34.9 83 27.7277 32.9
同时多挣一天工资
2.每周少干一天工作， 8 3.1 18 6.0 27 3.2
同时少挣一天工资
3.保持现状不变 105 40.2122 40.7323 38.3
4.不好说 57 21.8 77 25.7216 25.6
5.合计 261 100300 100843 100
（注：
各城市按有效回答人数统计）
从上述统计数字中我们看到三大城市回答的人数分布是相似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他几个主要的事实，以天津的数字为例：
其一，有40.2%的人表示“保持现状不变”，说明对因双休日制度的实行，增加了个人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的认可，把增加的时间和得到工资看成同等重要。
其二，有21.8%的人对两者孰轻孰重持拿不准的态度，回答“不好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两者同等重要。
其三，有3.1%的人认为时间比钱还重要，为多要一天时间而少要一天工资。
其四，有34.9%的人认为钱比时间重要，希望多干一天活，多挣一天钱。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属于个人支配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和工资一样，甚至比工资还要重要。
对今天的人来说，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已经是个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财富。
一、闲暇时间的概念和测量指标
对于闲暇时间，存在着不同理解。
有的人把闲暇时间理解为“业余时间”或“非工作时间”，这样“家务劳动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都可以包括在内。
这显然失之过宽。
因为今天人们理念中的闲暇时间不是要用它去从事家务劳动，当然也不是拉长满足生理需要时间，而是另有他意。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定义闲暇时间呢？
我们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自由时间”概念可以作为确定“闲暇时间”概念的基础。
马克思说：
自由时间“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他又说：
“但是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而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
）
从马克思的议论中我们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自由时间所从事的活动不是来自任何外在压力、目的和义务，而是出于自我，为了自我之目的；第二，自由时间所从事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娱乐和休息；第三，自由时间的使用是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自由时间”，而不是“闲暇时间”，但他把自由时间同人们日常生活的其他基本方面明确区分开来，这对于确定闲暇时间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地界定闲暇时间这一概念，有必要为闲暇时间确定具体的指标体系。
这种指标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我们确定和理解闲暇时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且使我们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测量分析闲暇生活的状况及其变化，作为决定改善闲暇生活状况方法的基础。
建立闲暇时间指标体系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闲暇生活同劳动（工作）、满足生理需求及家务劳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确定闲暇时间指标必须和确定日常生活的其他时间测量指标密切联系在一起。
其次，在联系其他活动时间去研究闲暇时间时，应有利于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并通过这些理解和分析去影响社会生活和社会政策。
联合国《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把人们每天的时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学习、挣钱、上下班途中、买东西和家务劳动等；第二部分为睡觉吃饭等；第三部分为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
这种分法基本合理，但过于笼统。
而前苏联及英美等国的社会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所作的关于闲暇时间的社会学研究更为细致，他们把每天24小时划分为7个部分：
1.工作时间，即用于劳动和其他职业活动时间；2.上下班往返时间，即用于上下班路程及班前准备时间；3.家务劳动和个人副业劳动时间，如做饭、洗衣、购物、打扫房间，以及为照顾老人和病人所进行的各种劳动等；4.照料孩子和教育孩子时间；5.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即用于吃饭、睡觉、个人洗漱等时间；6.空闲时间（闲暇时间）主要包括：
（1）学习和自学；
（2）看报纸、杂志、听广播、看电视和电影；（3）户内、户外交往、交谈；（4）观看演出、比赛；（5）体育和运动；（6）创作活动；（7）无事休息；以上活动可以概括为4大项：
“娱乐”、“休息”、“学习”和“交往”。
在有些国家还把参与一定的“社会工作”以及“举行宗教仪式”也归入这一类。
7.与空闲时间内各种活动有关的往返。
（注：
联合国《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委员会：
《社会学与现时代》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06-309页。
）
从这7个方面看，“工作时间”、“上下班往返时间”、“家务劳动时间”、“教育子女时间”、“满足生理需要时间”与闲暇的目的不相吻，因此，不应包括于闲暇时间之内，只有空闲时间中的各种活动及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往返所占的时间，才应包括在“闲暇时间”之中。
当然，任何测量社会现象的社会指标只具有相对合理性，就时间分配来说也是如此。
这说明判断行为的性质时，人们的主观动机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闲暇时间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财富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一文中说：
“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的本身。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
）他又说：
“这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对别人劳动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东西的享受，都表现为真正的财富。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
）在评价《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时，他指出：
“显然，小册子的作者本人对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不过下面这段话无论如何仍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命题：
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个小时而不是劳动12个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
）马克思的论述精辟地概括了自由时间（即闲暇时间）的真实含意和价值，指出闲暇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财富。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闲暇时间是社会财富这一观点。
首先，闲暇时间是劳动创造的。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闲暇时间和社会财富是同步增长的。
在远古时代，社会生产力很低，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终日辛苦劳动，天天都要为获得食物而奔波，那时是很少有闲暇时间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能用较少的时间生产较多的食物及其他产品，为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这时人们才谈得上休息、娱乐及其他。
生产力越发展，人们就越能用较少的时间创造较多的财富，得到闲暇的时间也越多。
在阶级社会里，除去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存在闲暇时间分配上的不平等。
马克思在谈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闲暇时间时指出：
“……这种奴隶劳动为其他人，为社会的另一部分，从而也为（整个）雇佣工人的社会创造余暇，创造自由时间。
”“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发展也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
）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闲暇时间的增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比如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闲暇时间已经有了较大的增长，实行每周5天，每天7小时工作制的比较普遍。
在社会上除去有物质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也有闲暇时间财富上的不平等，包括不同性别、年龄、不同职业者之间拥有不等的闲暇时间。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人们尽情的休闲、享乐是以紧张的，有时甚至是精疲力竭的工作为代价的。
其次，闲暇时间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可缺少的条件。
闲暇时间作为一种社会财富与其他社会财富有着不同点，即它不被直接的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只拥的物质财富（有钱），而没有闲暇时间的人（或个人）并非是真正富有的人。
闲暇对于我们如何安排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家庭生活和工作也有很多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人们开始把闲暇本身看作是一种目的，看作是一种新的、有利于自我实现，并使自己感到愉快的社会需要。
从企业的要求来说，这种社会需要过去经常被认为是虚度时光，而现在被说成是人的尊严所在；从对家庭的要求来说，这种社会需要过去经常被称作是自私的表现，而现在却被认为是尊重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人格的表现。
这种需要的一部分过去经常被宗教组织认为是邪恶的，而现在却被认为是生活的艺术。
前苏联学者列昂尼德·戈尔顿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闲暇生活的意义时指出：
“保证社会主义全体公民享有同等的工作之余的自由时间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使得早先不但同文化和教育无缘而且连识字这一最起码的可能都没有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在社会生活、文化和闲暇消遣等各个不同领域里发挥了被革命所激起的独立自主精神，居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享用文化财富。
结果，闲暇消遣的形式也就变得异常丰富多彩。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上还没有可能去着手解决同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有关的一切问题。
马克思的论断在当时还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现在，这已成为社会主义今天日程上的主要问题之一。
”（注：
［苏联］列昂尼德·戈尔顿：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3期，第51页。
）列昂尼德的论述对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在于极大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部分人迈向或已经进入小康，“休闲”、“娱乐”、“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等问题已被当作第一需要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今天人们谈论较多的是生活质量。
在多数人那里，生活质量的内涵越来越多地被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所占领。
一些人已经把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质量作为生活质量的代名词。
第三，闲暇时间是发展才能，激发人们去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的有效途径。
联合国《消遣宪章》对“消遣时间”（即闲暇时间）的这种作用有过很好的说明：
“消遣和娱乐……通过身体放松，竞技、欣赏艺术、科学和大自然，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
无论在城市和农村，消遣都是重要的，消遣为人们提供了激发基本才能的变化条件（意志、知识、责任感和创造能力的自由发展），消遣时间是一种自由的时间，但在这个时间里，人们能掌握作为人和作为社会有意义成员的价值。
”联合国宪章的这一阐述，表达了现代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人本位的表述。
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闲暇时间时就认为：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生产率越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短，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就越高。
为此，人们就需要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进行学习和发展各种技能，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们在闲暇时间里可以从事各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性活动，可以得到愉快娱乐和休息，可以学习各种自己爱好的技能，发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可以自由自在进行社会交往，可以学习各种知识，参加各项体育活动，以求得智力、体力和心理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
对于社会来说，人们在闲暇时间中得到的‘补偿’和发展，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注：
［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1月18日。
）今天，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闲暇问题会显得更加突出。
可以认为，今天测量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指标必须包含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的有关指标，没有这些指标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闲暇时间已经是被越来越多人公认的宝贵的社会财富，并想尽可能多地拥有它，利用它。
三、新的社会财富和财富观
也许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从理性上把闲暇时间和财富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等同起来，但在实际上，随着人们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也在同步增长，社会在发展生产力，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同时创造不断增多的闲暇时间财富。
而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要求越来越多，一种新的社会财富观正在逐步形成。
1.新的社会财富——闲暇时间拥有量。
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一些单位还实行每天7小时工作制，从这两个指标上看，人们的闲暇时间拥有量得到了增长，是无疑的。
每周5天工作日，每年就可增加50天左右由个人支配的时间，其中自然包含了闲暇时间。
另外，部分单位还有“带薪休假”制，这种带薪休假日从7天到30天不等，这是人们得到闲暇时间的又一渠道。
在“中国大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中，得到的天津方面的资料是（见表2）：
表2 带薪假日状况
人数％
完全没有17257.3
1-10天 37 12.3
11-20天 62.0
30天以上 72.3
无效回答78 26.0
合计300100
从上述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享受带薪休假的人还不占多数，但一部分人确实从这条渠道得到了更多的闲暇时间。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文规定：
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享有带薪年假。
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政策建议如下：
全国工薪阶层每年平均可享受两周的带薪假期，工作1至3年、3至5年和5至10年的劳动者分别可享受6天、10天和14天的带薪假期。
工作10年以上每年增加一天，最多可达30天。
此外，国家还打算推行奖励旅游制度等政策（注：
［天津］《今晚报》2001年9月1日。
）。
无论如何，今天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有了较大的增长，下面我们比较一下1985年在天津进行的“千户居民户卷调查资料”和1998年在天津进行的“中国大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资料。
1985年得到的资料是：
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工作日平均每天为212.99分钟；休息日为平均每天375.21分钟；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平均每周内任何一天（包括周日和平日）享有闲暇时间为236.16分钟，约占每天每人拥有时间量的16.4%（注：
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课题组：
《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第211页。
）；1998年得到的资料是：
人们拥的闲暇时间，工作日平均每天为273.63分钟，比1985年多60.64分钟；休息日为平均每天403.76分钟，比1985年多28.55分钟；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平均每周内任何一天（包括周日和平日）享有的闲暇时间为310.81分钟，占全天拥有量的21.5%，比1985年多74.65分钟。
这些数字表明，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有了较多的增长。
调查数据还反映了人们在时间分配方面的其他变化，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今天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比如1985年资料用加权平均数得出的计算结果是，平均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372.87分钟，占全天的25.89%，1998年为282.15分钟，占全天的19.6%；1985年的家务劳动时间为平均每人每天241.72分钟，占全天时间的16.79%，而1998年为198.39分钟，占全天时间的13.8%；1985年的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为平均每人每天490.14分钟，占全天的34.03%，而1998年为631.43分钟，占全天的43.8%。
数字说明，在近10多年时间里，人们不仅闲暇时间增多了，而且工作时间减少了，平均每人每天减少90分钟；家务劳动时间也减少了人均43分钟／天；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增加了人均约141分钟／天。
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表明人的家庭内外负担的减轻，而闲暇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的增加，则是人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变化的重要标志。
今天，当我们说人们富裕了，不仅应看到他们比过去有钱了，吃、喝、住、穿、行等生活条件改善了，而且应看到他们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了更多的用于满足享受、休息、娱乐和自我发展的时间。
这种新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促使了新的社会财富观的形成。
2.新的社会财富观念——闲暇时间观。
今天，当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增长，闲暇生活改善，闲暇生活在人们的整个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的闲暇时间观念也在变化之中，一种新的社会财富观念正在逐步形成。
当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闲暇时间的财富观念还不是用“财富”两字来抽象表达的，而是包含在对闲暇时间的认识和追求之中的，其中包括要不要闲暇时间，闲暇时间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使用闲暇时间等许多方面。
（1）对闲暇时间的需求。
从人们意识到时间问题是闲暇生活的首要问题时，到人们拥有了比较充足的闲暇时间，闲暇生活的改善、提高和丰富才得以实现。
在1985年进行的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中，当问到被调查者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认为参加社会娱乐活动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有78.3%的户回答说是因为“没有时间”，与“经济上不允许”等各种原因相比居首位。
在1998年“中国大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中在回答“目前妨碍您参加娱乐活动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时”，回答“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也居首位，为44.9%。
并有56人表示对自己的“总的闲暇生活”“很不满意”，或“不太满意”，然而人们是否因此就把取得更多的闲暇时间放在第一位呢？
也不是。
在前面我们列举的有关调查情况中（见表1），曾问到过“假定您现在每周工作5天”的选择时，表示愿意“每周少干一天工作，同时少挣一天的工资”时，只有8人（占2.7%），表示赞同，相反有91人，占30.3%的人认为“每周多干一天的工作，同时多挣一天的工资”，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保持现状不变”。
这些数字说明，人们已经有了闲暇时间的观念和需求，而且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需要。
在前面列举的关于三大城市调查资料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上海要求“每周少干一天工作，同时少挣一天工资”的人数的百分比比天津、哈尔滨要高，这和上海的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的平均收入较高相关的。
（2）闲暇时间观念的形成。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看，把闲暇时间当成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的。
它首先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其次要依赖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即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第三还要有人们对闲暇时间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在闲暇生活中的收益。
首先，闲暇时间是由劳动创造的。
人们通过劳动在创造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闲暇时间。
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即使人们有许多富余时间，也表现不出闲暇时间的价值。
人类学家曾对印度阿萨母邦的原始部落拉克尔人的生活进行考察。
拉克尔人一天的生活可划分为15个时间段，从早晨4时左右被地板下私养的家畜弄醒直到晚上，整个生活都以劳动作为中心，而且十分繁忙，一个时段接一个时段不断变换形式地从事各种劳作，无闲暇可言（注：
［日］石川荣志主编：
《现代文化人类学》第二章，周星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
）。
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了农业社会后，人们的劳动仍依赖于自然资源和条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多少闲暇时间而言。
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闲暇时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财富总量有一定水平，才能出现，才能表现。
其次，今天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了重新定位。
人类社会有了闲暇时间观念和普遍的闲暇时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形成的。
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此时，闲暇时间也被创造出来了。
这点我们可以从美国1850-1970年工作时间逐步缩短的变[1][2]下一页
化中得到说明。
美国的全部产业周工时在120年间从周69.7小时，减少到37.6小时，共减少了32.1小时，即将近一半的工时（注：
王雅林、董鸿阳编：
《闲暇社会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凭借巨大的生产力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又出现了另一种忽视人的自身价值的倾向，于是出现了为不断增长的金钱拚命，以及以工作为中心，为乐趣的“工作狂”。
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指导原则，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其他活动都是为了辅助提高工作效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还是劳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社会的奴隶，这是因为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人的自我价值还没有被全部认知。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主体地位逐渐形成，人的自我价值逐步被认知，闲暇时间的价值，特别是它做为社会财富的价值才被社会和人们所接受。
D·里斯曼所著的《孤独的人群》一书认为现代人的社会性格经历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其社会性格由“受传统观念支配”变成“有独立见解的不随流俗的人”；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期，已进入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阶段的国家中，在大众传播媒介与同伴群体的规范和价值控制下，人们又重新变成了“受外力支配者”（注：
王雅林、董鸿阳编：
《闲暇社会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
其时，就在上述议论出现的时候，现代人社会性格的第三次革命发生了，这就是G·佛里德曼所说的，在受技术支配的文明中，闲暇有使人“重新定位”的作用（注：
［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
《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调整之风，他们的调整就包含着对建立人文秩序、注重生活质量、注重闲暇时间的调整。
而这种调整是和人的社会地位的认知，人的价值实现被肯定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确立相关的，是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
第三，今天人们有了对闲暇时间的价值意识。
现代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们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心议题离不开人。
没有人的目标，发展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人的素质提高，发展就失去了保障。
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意识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在于人，在于人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因而致力于高社会福利、高社会保障建设。
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要求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要求精神生活条件，要求愉悦、享受，要求紧张劳动后的轻松，要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而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条件和保证。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积极的因素，劳动者在紧张工作之后精力的恢复、素质的提高是很重要的。
闲暇时间具有平衡补偿功能和休养生息功能，在闲暇中可以实现劳逸结合，恢复在劳动中消耗掉的体力和精力。
人们还可以利用闲暇时间接受继续教育和不断社会化，以提高素质。
因此，今天社会人们对闲暇生活和闲暇时间的认识越来越高，越来越把闲暇时间当成自己所拥有的一种财富。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分析我国人民今天的闲暇时间观念是符合实际的。
首先中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迅速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了，部分人进入了小康，此时的物质条件为人们的闲暇时间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其次，今天的中国已经把极大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为人们群众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日益增多的闲暇时间，它促进了人们闲暇时间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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