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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考试资料
第一章什么是社会史及其理论
第一节历史学发展历程
一、传统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主要通过历史人物活动讲述的历史发展过程，可视为政治史（含军事史、外交史）或称为帝王史。
所谓政治史：
政治范畴之外，也包涵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在内，围绕帝王政治为中心讲述。
中国传统史学以资政鉴戒为目的，这样的历史学以政治史为核心也就理所当然了。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史学体系，这一体系以纪传体、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为主要体裁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中国社会和民族建构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传统史学成绩很大但也有局限性：
一是封闭性。
中国古代与世界的联系受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多重影响，与外界的沟通比较困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人观念中的世界概念，就是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是世界文明的核心，不能正确恰当认识自己在世界民族中地位。
二是传统史学中英雄史观、个人史观占主导地位。
突出记载帝王将相活动，重点描述政治制度演变，政治斗争事件，对整个社会生活缺乏详实的叙述，更加缺乏成体系的分析。
三是传统史学注重历史学的资治鉴戒作用，对历史学功能的理解和发展相对不受重视。
这也是近代史学学科建设出现之前，世界史学的共同问题。
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人文学科逐步引进中国，人们对历史有了新认识，在西方近代史学文化传播影响之下，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批评传统史学与旧史观，宣扬进化史观，中国史学开始发生转变，主见建立了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近代史学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各方面的内容。
二、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1、近代西方文化影响下，进化史观逐渐为中国史学家所接受，中国近代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紧跟西方史学历程不断变化演进的。
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特点。
自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全国风靡。
20世纪初，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提出“史界革命”，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
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研究方法，也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古史新证总叙）”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方法，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理路，一方面接受西方的科学方法。
2、唯物史观的影响非常广泛
20世纪中国史学受到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派，都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借鉴了唯物史观的解释理论和分析方法，使中国近代史学取得了伟大的进步。
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参与论战的各派史学家都能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中探讨问题就是表现。
唯物史观承认历史是进步的，有因果关系的；承认历史前进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
区别于唯心主义偏重于表彰英雄人物思想、政治和上层建筑，并视之为历史发展决定因素，也区别于机械唯物论不承认其他因素起作用。
还承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历史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发挥了理论动员作用。
3、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术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
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左’发展到极点。
50年代后形成的历史研究的重心有‘五朵金花’之称（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
这些导致了历史学研究课题狭窄，分析僵化，内容干瘪等不足。
特别是片面地以阶级斗争理论笼罩一切历史问题，制约了历史学的提升和发展。
二是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摆正。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史学从根本上说和社会关系密切，不能脱离社会，但历史不是现实，不能把历史等同于现实，历史学并不以现实社会为研究对象，但是我们经历的多次政治运动，都把历史作为现实斗争的工具。
4、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史学开始重新探索发展之路，随着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逐步接触，国外以及港台史学理论和研究成果涌进来，各西方史学流派传入（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形态史学，美国新史学，苏联计量史学），促进中国史学繁荣发展。
中国学者汲取国外各种史学思想，引进、借鉴研究方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
社会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形式下重新建立发展起来的重要历史分支学科。
作业：
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思考中国会史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西方社会史研究进程
导入：
这是本章中心问题之一。
需要引起大家注意。
同时希望大家接触一些年鉴学派的学术著作。
西方社会史研究是从法国年鉴学派兴起开始的，此后，世界史学研究方向为之一变。
目前，社会史已经成为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主流。
自1929年马克·布洛赫、费弗尔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以来，西方社会史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本节还简单介绍了三个时期的特点。
教学新课：
社会史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创立的一个现代历史学分支学科。
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史自1929年马克·布洛克、费弗尔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至今70余年间，可区分为两大发展阶段：
20年代末至60年代的兴起期和70年代以来的兴盛期。
后期往往被称为“新社会史”或“新史学”。
一、西方社会史的兴起时期
从1929年，年鉴杂志创刊到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社会史的兴起和初步发展时期。
法国年鉴杂志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学派的诞生，现代社会史学的产生。
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成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代表。
年鉴杂志的名称1946年改变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实际仍然是以经济史为主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鉴的创始人布洛克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从中古欧洲人的生活条件入手，研究了欧洲当时的环境、语言、宗教费以及社会阶级生活，是长时段研究历史的榜样；弗尔代表作《十六世纪不信神的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发掘了十六世纪宗教生命的深处，肯定了思想、感情、信仰等的长久持续时间”，成为心态史的典范作品。
这些经典著作，“为后来历史作出纲领”。
形成时期的社会史的研究特点：
1、社会史更多的与社会经济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何威编辑的《年鉴史学论文集》选编了年鉴学派三代历史学家的8篇代表作。
头两篇就是年鉴派第一代领导人马克·布洛克的《欧洲中世纪的“发明”》、《水碾的出现及其胜利》，发表于1936年36期的《年鉴》上。
因为社会史家感兴趣的是经济体系的演变，能促进人了解社会结构与变迁，尤其是各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的关系。
这一点也与中国社会史出现之初的情况相似。
1936年创办《食货》杂志，文章多集中在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田赋租税上，其次是农村耕作、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可见社会经济史研究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分量非常重要。
2、反对以政治史为历史主体。
年鉴学派倡导撇开政治史，提出了“非政治史”的口号。
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称：
他为之奋斗的历史学是针对政治史、外交史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年鉴派没屏弃政治史，他们仅仅只是反对以往历史学过度偏重政治，以政治史为历史学的主体。
这一点在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述评》注意到了，他说：
年鉴学派的著作，“国家就连经济都包括在一种广泛的社会思考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因素遭到了忽视。
”
3、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提出。
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1958年发表《历史和社会科学：
长时段》一书，把历史分为长、中、短三时段。
短时段：
指历史事件。
中时段：
指社会群体及社会运动态势。
如结构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等。
长时段：
指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也被称为地理时间。
他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中说，长时段包括三个层次的结构，即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心态结构，后一结构决定前两结构。
长时段理论作为年鉴学派的理论，用新观念认识社会，对长期历史的考察，去发现社会的运动规律。
他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长时段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是年鉴派整体史研究的典范。
4、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把群众在历史中的角色放在首位，与年鉴派倡导的新历史对日常及社会中的人的关心有相同之处。
一是关注社会形态的演变。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不失为一个长时段的理论。
二是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与结构的观点。
三是劳动群众历史作用与对下层群众历史的关心。
我们可以认为新史学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
米歇尔·伏维尔说，“法国史学的一些先驱领域，不管是社会史、经济史，还是文化-心态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参与开发，并给予很大的影响。
”
二、年鉴史学的兴盛期：
新史学在20世纪70、80年代继续蓬勃发展，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史学家继承了前辈的学术传统，并在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他们特别关注气候、民俗、人体、心态、神话、饮食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新认识，新角度、新对象的特点。
到了80年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在历史学专业中已被广泛接受与实践，并在多方面成为新正统的主流”。
西方各国的历史研究都受到年鉴史学的影响。
年鉴史学进入它的兴盛时期。
兴盛时期的年鉴史学具有以下特点：
1、众多国家学术界开展新史学研究，新史学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
法国历史研究继续发展。
1978年年鉴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编辑出版了《新史学》这一著作，史学家进一步更新研究方法，开辟研究领域，深化历史学的自我认识。
这一阶段的年鉴历史学表现出三个新的趋势。
一是史学内部划分越来越细，分化明显。
二是从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转向政治和社会文化史研究。
三是从整体史和宏观历史研究转向了具体事件史的研究。
英国的社会史研究注重社会结构和群体研究，代表性的著作如霍布斯鲍姆的《革命时代1789-1848》、《资本时代1848-1875》、《帝国时代1875-1914》。
还有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彼得·帕克说：
70年代依赖的欧洲史学有两个重大变化，一个是生态史学的出现，另一个是新文化史的产生，新文化史就是社会文化史。
美国新社会史发展令人瞩目，兴起于60年代，提出结构主义理论及“自下向上观察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侧重研究劳工史、妇女史、种族史、移民史研究。
80年代末，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之下，美国史学的新文化史研究成为一时的热点。
社会史长久左右着美国史坛的发展。
2、研究内容不断扩展。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在许多方面继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研究主题，为新史学开辟不断前进的方向。
这些新方向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身体史的研究。
身体史被勒高夫认为是“最有前途”发展的史学领域，它不同于医学史、医疗史，注重把人的身体生理放进一个社会性的时间之中，具体讨论宗教、道德、社会价值与身体的关系；对身体若干基本认定；以及社会对两性、两性关系的看法及演变，具体题目有对生命性爱、死亡的态度，对身体各部位的认知、肉体与精神等。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疯癫与文明的研究也被看作是年鉴史学的代表著作。
二是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受文化人类学、文化史的影响，新史学研究特别重视考察历史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演变，如同萧凤霞总结的，“全世界的历史学已经经历了从重视政治史到重视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转变过程，文化的意义在历史运动中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人类学……转而关心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现的文化意义，这种研究的范畴的核心在于历史感”。
社会史日益从结构转向人们生活世界。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成为研究社会生活史的经典著作，受到各国历史学家的重视。
三是生态环境史的兴盛。
年鉴学派创始人就特别重视环境对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的影响。
费弗尔的《菲利普二世和弗朗什-孔岱》就关心地理环境对人的活动的影响，布罗代尔认为，环境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地中海研究就特别关注地中海环境影响问题。
从环境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历史研究包括了人对自然的评价、态度的变化以及意义的探讨；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的影响；森林和水资源保护与运用等等。
3、整体史的观念。
整体史是年鉴史学一直追求的目标，尽管有许多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但是整体地、联系地看待历史问题，在年鉴派史学家哪里一直是一个主要原则。
除了像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这样的整体史著作外，即使像拉杜里的《蒙塔尤》也是期望从一滴水珠中观察到历史海洋的无数境况。
三、《新史学》与年鉴派历史学的新方向
20世纪80－90年代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大力倡导新史学。
1978年，年鉴派第三代勒高夫等主编的《新史学》问世，被视为新史学出现的标志。
法国史学从社会、经济、人口史转向文化－心态史研究，出现了一批更具特色的史学著作。
这一阶段的年鉴史学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史学内部分化越来越细，出现了微观史学、即时史、个人生活史乃至私生活史等。
一些人指责年鉴派历史学出现了碎片化。
《碎片化历史学》就是这一批评的代表。
其次从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转向了以政治和文化史研究，出现了政治史的复归——决不是以往的政治史的复活。
这一方面的代表如弗朗索瓦·菲雷的《法国革命再思考》。
其三从整体史和宏观历史研究转向了微观史研究，人类学方法受到更加特别的重视，《奶酪与蛆虫》是这方面的典型。
最后是从对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系统的研究向具体事件史的研究——出现了事件史的复归，也不是旧的事件史的复活。
布置作业：
1、简述西方社会史的发展。
2、阅读和理解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第二节西方社会史研究进程概略
一兴起期
1、年鉴学派2、特点
长时段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二兴盛期
1、众多国家学术界开展新史学研究
美国
2、研究内容不断扩展
身体史、日常生活史、生态环境史
3、整体史的观念
第三节西方和日本学者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对于初涉社会史的学生来说，讲解社会史的概念还为时过早。
冯尔康先生主张采纳A·英克尔斯的意见，先看别的社会史家研究了哪些问题，在感性认识逐步增加的过程中，增进大家对中国社会史的理解。
我认同这样的思路，所以我们也首先从介绍中国社会史的成就开始。
我们先介绍国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史成就比较显著的是美国和日本。
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有一些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但是论从专著数量上、研究范围上、还是研究深度上来说，都还相对逊色一些。
一、国外中国社会史的主要研究领域
国外中国社会史的主要研究领域可以罗列如下：
1、社会通史性成果:
法国谢和耐《中国社会史》。
2、城市史研究：
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
较为著名的有罗威廉的《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会》，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研究》。
法国白吉尔的《上海史：
走向现代之路》。
其他成果不可胜数，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上海文史研究译丛”介绍上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国外上海研究的成功之作。
3、区域社会史研究，注重对江南和华南的研究。
萧凤霞等的华南研究、王国斌等的江南研究，黄宗智、彭穆兰等的华北研究非常著名，成果很多。
4、宗族史研究;美国许烺光；日本比较注重对中国族谱家谱的研究。
5、妇女和性别史的研究。
6、身体史的研究。
7、民间信仰与民众意识的研究。
孔飞力的《叫魂：
1768年中国的妖术大恐慌》。
韦思谛的《中国大众宗教》。
8、法律社会史研究，美国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
清代的表达与实践》。
萧公权《帝制时期中国社会的和解》等。
日本滋贺秀三《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中国家族法原理》等。
9、灾荒史研究，法国魏丕信：
《18世纪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
10、社会救济事业研究，日本夫马进《中国善堂善会史研究》。
11、宗教史和教徒史研究。
荷兰许理和：
《佛教征服中国：
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12、人口史研究：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研究》。
李中清等《人类的四分之一：
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中国移民史的研究。
何炳棣的《中国会馆史论》也设涉及这一领域。
13、商业文化研究。
仁井田陞：
《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
14、社会结构和农民研究。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市场》。
萧公权：
《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研究》。
彭慕兰：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
15、皇室研究
16、宦官史研究。
17、绅士、知识分子研究。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中国绅士的收入》等，其实是在美国期间完成的。
18、工人运动史研究。
以上海最为集中。
19、农民和下层民众运动史。
孔飞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军事化和社会结构》。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20、资产阶级研究。
法国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系列最为著名，她同时也是上海史研究专家。
此外美国有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研究等。
21、华侨史。
22、社会变迁史。
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
《白银资本》：
彭慕兰：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
23、农业社会史。
尤金·安德森《中国食物》，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我们不必死记硬背这些篇目，要领会国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真谛就只能老老实实去读他们的书，此外别无他法。
但是，起码的来说，我们要知道他们研究中国历史走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而这些提纲性的领域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
作业与思考：
1、从西方与日本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内容谈谈你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主题的理解。
第四节中国社会史的建设问题
一、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期成就
2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已走到尽头，适应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应运而生。
治史者由重视政治史转到重视研究社会史，这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内部因素有关外，又与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与传播有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系统介绍了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学科如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在中国开始建立。
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影响了历史学界。
目前所见较早论述“社会史”的是李璜于1926年发表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东方杂志》23卷20号）一文。
此外，促进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的思潮的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除了在社会形态史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外，其他研究基本陷于停滞,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复兴之路。
学术界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
注重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和区域社会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个明显特征。
1、社会发展史
就研究方法而论,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基本上都以"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作为自己分析历史的一贯性范畴,何干之甚至把两者的区别作为区分是否属于托派阵营的重要尺度.他们认为,只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才能透彻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形式,并在现代的语境下衡量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程度,只有深入分析生产关系中由于资本主义进入所造成的普遍不平等性和非正义性,才能为革命的社会动员寻找到一个理论支点.而对生产力发展的分析只能为陶希圣那样倡导中国封建社会早已灭亡和商业资本主义早已发达的"特殊主义"历史解释提供资源。
众所周知，新史学的重要理论背景之一是进化论思想，梁启超一贯主张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李大钊则要纵向考察历史上的社会变革，以发现因果律，加之当时的社会变革形势要求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历史的诠释，就使社会史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社会发展史。
“社会史大论战”使“社会史”这一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颇为流行，这场论战，围绕着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是否有奴隶制社会、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封建社会的断限和特征）、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这些问题表面上是些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则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是否承认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政治问题。
大论战不是社会史的兴起，但刺激了社会史的研究。
2、关注民间生活的研究
由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观念大力倡导打破传统政治史狭窄的研究领域，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带动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对民众的社会生活的多角度研究，也同样是社会史研究的可贵成果。
其中，属于社会生活视角的大致有如下几类型：
（1）在社会风俗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标志近代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开始”的张亮采作于1911年的《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是这方面最早的代表作，其它还有主题相近的、以史料收集与整理见长的许多成果如瞿宣颖的《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8年）、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
（2）在社会生活方面，研究重点集中在民众的衣食住行、婚姻以及妇女生活等方面。
王国维的《古胡服考》（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出版，当时还出现了大批研究古代服饰、发式、饮食的文章。
（3）在婚姻研究方面，则有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25），吕思勉的《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陶希圣的《婚姻与家庭》（商务印书馆，1934）等。
（4）在社会群体方面，对妇女史的关注在这一时期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涌现出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等一批作品如谭正壁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李雪荔的《中国妇女史话》（新妇女社，1947年）等。
这个领域中的其它重要著作如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陶希圣的《辩士与游侠》（商务印书馆，1931），孙曜的《春秋时代之士族》（中华书局，1931），全汉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43），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1948）等等，不胜枚举。
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在两个特点上已经初步具有类似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一是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多学科交叉互补，如顾颉刚就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二是以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政治史、制度史，案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与中国历史相关的问题，给历史研究带来新的活力，这为今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打下学理基础。
3、这个时期研究成果形式多样：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形式多样，有专题社会史著作，如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
有社会史通史著作，如《中国社会之结构》。
有断代社会史，如《唐代社会概略》。
也有社会史史料方面的搜集整理，3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整理出版的社会史史料集。
如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集辑的《社会史料丛编》4册（1935），瞿宣颖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3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以及萧一山编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北平研究院，1935）等，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浪潮推动下的第一次社会史研究热。
尽管以上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有所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也各有差异，但他们共同点都是在试图摆脱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只关注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事件的做法，倡导关注民众和社会的变迁，同时都在尝试着借助各种理论来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
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曲折发展时期
1949年后，在社会史论战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逐渐成长为中国史学的中间力量。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得绝对权威的地位，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农战史成果可观。
然而，社会史只限于此中的一部分，全面的社会史研究基本停顿，多数研究基本上是诠释理论模式和说明公式化的规律，生产方式之外的丰富社会生活史研究少见，诸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难觅，社会史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况。
三、中国社会史的重建与发展时期
中国社会史的重建与发展时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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