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与清朝的覆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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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与清朝的覆灭
美国政府与清朝的覆灭
崔志海
2013-06-0310:
35:
00 来源：
《史林》2006年6期
内容提要：
在1911-1912年中国政权发生鼎革之际，美国政府事前对清朝政府不久便在辛亥革命中覆灭并无先见之明。
在如何对待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上，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有不同意见，但美国政府始终奉行中立政策，既拒绝承认南方革命政权，也不主张帮助清朝政府或袁世凯势力镇压革命党人，反对有关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寻求承认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并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政府。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清帝逊位之前严格执行中立政策，既有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因素，也有国际因素，同时与美国外交上的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传统及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和美国国内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
关键词：
中美关系辛亥革命清帝逊位袁世凯
作者简介：
崔志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1911年的武昌起义和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不仅宣告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同时也标志沿袭了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晚清中国政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动，既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它在当时就引起世界几个主要列强的密切关注和反应。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学术界已做过一些研究。
大致说来，国内学者多数站在辛亥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貌似“中立”，实则敌视和破坏①，但也有个别学者如台湾的王纲领教授和大陆的王立新教授，在他们的论著中指出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采取了比较客观的中立政策②。
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所做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检讨以往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大致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这样三个问题：
一是偏重考察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并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比较忽视美国政府对清朝政府的态度和反应；二是将美国外交官的个人意见和态度等同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忽略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三是在史料的引用上没有注意时间概念，忽视了美国外交官和美国政府的态度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变化。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美国政府对晚清政局的这一变动的反应做进一步的考察，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 辛亥前夕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判断
1908年11月14、15日，清朝两个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标志着清朝统治进入了后西太后时代。
3岁的溥仪继任皇位一年之后，随着中国国内各项改革运动的深入，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各地连绵不断的反清起义，中国政局在进入1910年之后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列强的高度关注。
1910年1月15日，上海卜内门公司创办人、英国人李德立（EdwardS·Little）在对江苏、湖南、湖北等省进行考察后，向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局的秘密报告。
在该报告中，李德立根据江苏、湖南等地人民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国内弥漫有关列强将瓜分中国的舆论，以及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和人民的普遍不满，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整个政策和想法是直接或间接地对准外国人”，中国目前的局势非常接近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时的情形，写道：
形势发展如此迅速，尽快通报这个帝国内目前事件的发展趋势是合理的。
在前几年里，我一直报告，根据我的观点，拳乱复活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也存在以前的排外，但采取限制外人权利的形式，而没有割断他们的咽喉。
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正在从那种状况进入到一个更为敏感的阶段，我们可以预计会有义和团形式的激烈的流血的排外暴动，只不过它将由学生阶层领导。
爆发那些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采取一些直接的激进的措施，这是目前政策的唯一结果③。
对于进入1910年的中国政局，美国在华外交官的观察和看法不尽相同。
3月5日，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HenryP.Fletcher）在将李德立秘密报告转交国务院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李德立的报告“似乎根据不充分的证据得出十分严肃的结论”。
在中国国内是否存在排外运动问题上，费莱齐承认中国国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有一种普遍的敌对情绪，它迫使政府只要有可能就赎回此前已允予外人的实业、铁路和开矿权利及让与，结果这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被遏制”，“他们宁愿他们的国家处于不开发状态，直至中国能由他们自己开发，不愿中国被外人剥削”，但费莱齐不认为将发生义和团性质的排外暴动，指出“就我目前所观察到的，不存在一种协同的排外运动。
有关中国将被瓜分的谣言不时出现在当地的报刊，但它正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
……湖南表现出来的排外情绪不能说在中国具有普遍性，该省的大部分鼓动宣传出自学生阶层。
激发广东人的精神似乎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外国人。
”对于清朝政府，费莱齐认为确乎“在财政、货币和税收方面陷入严重困境之中”，但不认为存在军队发生哗变，清朝统治被推翻的危险，指出摄政王政府已意识到军队忠诚的重要性，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如果青年中国的思想在军队中扎根，最近土耳其经历的事情无疑会重演，但中国军队在组织上不能与土耳其的军队相比，这种运动更容易被扑灭。
中国的武装力量足以扑灭任何一次普通的起义，在军官当中没有任何不满的迹象。
只要他们按时领到兵饷，没有人在目前这套人事和升迁制度中起来闹事。
”他的结论是：
“总之，除了反对外国人开发中国资源外，我既没有看到对外人反感情绪的增长，也没有看到有即将发生排外骚乱的迹象。
但中国无疑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有许多危险因素。
很容易看到一场反对朝廷的运动或一次纯粹国内原因的暴动如何演变为一场排外事件。
”④
但不久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及在南京等地出现的宣传驱逐外国人和反对清朝统治的传单一度使美国外交官神经紧张。
1910年4月18日，驻汉口总领事致函助理国务卿，汇报长沙4月13、14、15日发生的严重暴乱。
⑤5月16日，海军部致函国务院，转告在汉口的美国军舰“海伦娜”（Helena）号指挥官关于长沙抢米风潮的电报，称长沙的形势十分不利，一场人民起义极为可怕。
5月11日所有外国人接到官方通知，前往炮艇避难。
⑥5月17日，嘉乐恒（W.J.Calhoun）电告国务院，称接到南京领事来函，那里流传各种令人不安的谣言，类似此前拳乱的反对朝廷和反对外国人的迹象十分明显。
领事团已向总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形势的严重性，强调立即阻止排外运动的重要性。
已电示舰队司令准备军舰前往南京，以备急需。
并称：
据中方可靠消息来源，可能在最近发生严重的革命运动。
虽然目前不能证实这一消息，但与各使馆收到的对形势的悲观报告相符合，并且由于可能歉收，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⑦
长沙抢米风潮平息之后，同时鉴于原来谣传的在南洋劝业会开办之际南京将发生排外和反清革命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嘉乐恒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又有所改变，既悲观，又乐观，一再表示中国的形势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加以密切关注。
5月28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
如果我没有提请国务院注意南京领事有关该城存在排外运动迹象的报告，这是我的失职，但我不倾向于夸大它的重要性。
通过我发去的几封电报，国务院已知道长江流域盛行的骚乱，我认为粮食的歉收将会引起这种骚乱的扩大，这是完全可能的。
粮价和中国骚乱的程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并且总是存在着任何反对朝廷的运动都可能转变成反对外国人的危险。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可令人相对乐观的迹象。
虽然南京和长沙的骚乱令人不安，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运动有广泛的组织，所发生的骚乱一直是散漫的，没有系统的。
虽然华中华南的秘密革命组织完全可能进一步推进他们的事业，但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
危险更在于继续郁积的不满和当局无力镇压叛乱所造成的后果。
……虽然很难预见事件的发展，但我希望可能发生的诸如此类的骚乱至少会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
然而，形势必须加以审慎观察，任何时候都可能证明判断有误。
⑧7月5日，嘉乐恒又在报告中写道：
“我没有经常向国务院汇报有关中国的政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最近没有需要编年记载的事情。
虽然局势尚不明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同时也没有发生任何奇迹，允许人们怀疑那些看来不可避免的悲观主义预言，尽管预测的日子仍然遥远。
目前可以说的是，湖南的秩序与和平相对得到恢复，虽然又发生一些新的骚乱，并且在最有利的情形下，也有可能再次发生，但没有任何革命运动开始广泛扩展的迹象。
在南洋劝业会开幕之前，人们经常说，这一事件为革命提供了一个目标，外国人的聚集为发泄排外怒火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出口。
虽然我们在南京的领事对此完全相信，但我不能说这些报告是否有严肃的根据。
无论如何，迄今军舰和地方督抚的有力行动成功地维持了秩序。
值得庆幸的是，与中央官员形成鲜明对比，新任的湖广总督和安徽巡抚都是能干的强权官员。
他们的权威对于在收获季节之前不要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是必需的。
”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嘉乐恒除了关注民众的排外和反清起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外，还注意到地方立宪派势力的崛起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他在报告中指出：
“虽然我们甚至不能模糊地看清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理由说地方谘议局的行为可能会使民众激动，而不是使民众变得平静。
从他们的讨论中将会盼来一些排外措施。
中央政府不希望增添他们所已遭受的公愤，似乎愈来愈准备屈服于地方意见的压力。
在袁世凯和张之洞时代几乎没有听说的地方运动成为头等大事，现在看来能威胁北京。
满清王朝的最大危险就在于这个弱点，以及由灾荒引发的不满。
”另外，与代办费莱齐认为中国不存在土耳其革命的可能性不同，嘉乐恒认为存在新军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危险。
他根据当时中国国内对摄政王载沣任命他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分别负责陆军和海军、独揽军权的不满，以及各地军队不是从陆军部得到军饷而是从省库中支付的情况，认为“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导致减少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依赖。
虽然没有有关军队‘道德’或纪律方面的确切情报，但如果某一天土耳其的事例在这里重演，一些低级军官开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这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⑨
然而，尽管嘉乐恒意识到中国政局充满各种危机，但他同时表示不能确定清政府会很快覆灭。
8月23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一面继续报告清政府统治已失去人心，前景黯淡，指出“正若我以前所报告的，3个月前的混乱状态虽然消失了，但一直存在许多骚乱，它们本身虽然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表明在中国存在着尚未燃烧的怒火及对官员的不满。
在山东的中心，最近发生了一次由于当地官员征税引起的起义（指1910年7月山东莱阳民变——引者注），只是用极为血腥和残暴的手段加以镇压，招致朝廷的谴责。
在湖南，当地报纸说革命党人公开武装，而广东周围的乡村形势依然严峻，同时云南也有新的骚乱的报告。
然而，人们如何不愿意给这些迹象赋予不恰当的重要性，在像中国这样如此巨大和地方分权的国家，骚乱总是可以预计的，综合考虑国家的财政困难，各省谘议局的混乱以及北京满洲朝廷与中国其它地区愈来愈扩大的裂隙，人们不可能不认识到前景是没有希望的。
”但同时又表示：
“如果国务院将这些话看作是对中国马上要发生动乱的一个预测，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不管这种动乱是在一年之后爆发还是在10年之后，我都不能看清楚。
目前的危机也许可以伴随不时出现的骚乱而和平度过，也许在关键时刻从内部出现一位改革人物，这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我没有指出最熟悉中国的人士们的观点——乌云正在这里聚集，不满的种子已被播种，革命的因素已经具备，这将是我的过失。
”⑩
如果说嘉乐恒对辛亥前夕中国政局的判断既悲观又乐观，模棱两可的话，那么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务院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则要乐观和确定得多。
1910年7月26日，亚洲舰队司令哈伯特（Hubbard）致函海军部，汇报中国国内政局，也认为中国不久可能会爆发严重的骚乱或革命，建议增加美国在中国的海军力量，以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称：
“我希望海军部注意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将发生严重和广泛骚乱或者革命的可能性。
我得出这一看法是对局势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根据那些直接处理最近骚乱官员的报告和骚乱本身的性质，以及与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士的交谈，他们的地位及经历使他们的观点受到尊重。
我不能冒昧地预测这种暴动什么时候爆发，也许就迫在眉睫，也许推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守的说法是，除了组织和领导人外，所有产生这种事件的因素现在都已具备。
在这种情形下，对我来说，希望知道我们政府在这些事件实际发生后的政策是什么：
是否继续我们传统的不干涉政策，除了有必要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之外，或者是否与其他国家一道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
不管我们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在任何一次暴乱中，迟早都会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各种保护要求使我指挥下的舰队负荷，因为这些要求来自许多地点，彼此相隔遥远。
如果我们不能满足这样的保护，海军部在这里和国内会受到许多的批评。
不管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认为通过派遣更多的炮艇和小型巡洋舰增强舰队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美国在中国真正可见的利益是比较并且实际上也是相当微小的，但对未来的可能性有一确定的期待，这就要求我们消除将中国命运完全委弃给其他列强的念头。
因此，我们似乎应该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宣称我们认为恰当的权利。
……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军部告诉这一事实，如果来自不同地点同时要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里的海军力量尚不足以满足要求。
”（11）9月初，海军部向国务院转达亚洲舰队司令的报告，征求国务院的意见。
但国务院并不赞同亚洲舰队司令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对清朝的统治持乐观态度。
在9月15日写给海军部的复函中，代理国务卿指出：
虽然嘉乐恒的报告也有同样的担忧，但国务院不认为中国近期有严重的起义。
在中国产生革命所必需的因素无疑是真实的，但这在中国过去20年里一直是真的。
的确发生了许多突发事件，但宣传革命的有许多不同的秘密会社，它们彼此猜忌，完全缺乏组织和合作，以至此前发生的所有的起义很容易就被镇压。
国务院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相信这种情况已发生变化的消息。
（12）同时，国务院坚决否定报纸上有关美国政府就中国局势召集内阁会议，准备远征的报导，宣称这些报导毫无事实根据，要求新闻部门予以反驳，表示“国务院不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危险局面”。
（13）嘉乐恒也否定中国近期有爆发革命或排外运动的可能，指出“根据对可靠消息来源的调查，这个国家总的来说处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大约4个月之前所说的那些不安迹象现在大部分已经消散，排外迹象也很大程度减弱。
”嘉乐恒怀疑有关谣传可能出自日本，认为“日本人将它们假祸于美国的用意是为了抵消最近陆军部长和美国商业考察团的访问在中国所产生的友好感情”。
（14）
1911年4月，同盟会会员温生才谋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和广州黄花岗起义及革命党人进攻广东佛山、顺德的失败，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对清朝统治的信心，同时看到革命党人无意敌视外国人和外国人的利益。
5月4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在向国务院汇报广州三·二九起义的经过之后写道：
“普遍认为外国人没有故意被骚扰的危险，革命运动是否会是十分严重或者可能发生遍布中国的总起义，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可能。
革命党人使他们的行动不致招来外国列强的干涉，这显然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只有通过全面地保护外国人和财产才能获得成功。
”（15）4月间，美国驻广州副领事巴特勒（HamiltonButler）在撰写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革命党人在起义过程中对外国人采取了保护态度，并根据这三次事件暴露出来的弱点，诸如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脱离民众的支持等，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清朝军队比革命党人更有力和强大，有能力对付革命党人的起义，指出“导致27日起义失败的因素将会使同样的起义失败，直到起义改变策略”，断言在革命党人“得到更好的武装和组织之前，他们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并表示“革命党人要做到这些将需要几个月也许几年，而在此期间清政府有做好防备的各种机会”。
巴特勒还认为，导致爆发革命的原因，一是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对人民的压迫，横征暴敛，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二是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丧权辱国；三是最近的立宪自治运动和报纸的宣传和鼓动激发了民众的政治热情。
其中，关于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写道：
“外国人大规模来到中国是在现在的王朝统治下开始的，结果满清要为迄今发生的失去的尊严、荣誉和领土负责。
公正地说，这不能用来反对满清，因为在一个汉人当皇帝的王朝，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同时，这就给那些不喜欢满清和外国人的人提供了一个论据的武器。
满清统治者原则上强烈排外，但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不能弥补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所遭受的耻辱。
在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战争中，中国一直不断遭受沉重的失败，而中国人是一个充满自豪感和有意识的种族。
他们不能平静地看待租让领土的损失，他们不能平静地看待条约口岸的开放在他们藐视的人的统治之下，他们不能泰然地看待在他们的国境内实施治外法权及强迫他们忍受不受喜欢的宗教传道。
所有这些事情都令他们痛心疾首，他们指责满清允许它们的实现。
现在，更开明的中国人欢迎平等对待外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但大部分的民众却不是这样，除了在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传统的排外情绪在中国依然像从前一样强烈。
”（16）
广州副领事的这份报告受到总领事、驻华公使和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认可。
驻广州总领事称赞这份报告“既有意思，又有指导意义，并且展现了对中国历史和性格的知识，这只有通过近距离的研究和观察才能获得”。
（17）嘉乐恒也夸张这份报告的观察“既有意思又有指导性”，在6月5日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接受巴特勒的分析，指出目前在中国再度燃起的对清朝统治的普遍不满，“首先来自对中国政府与日本和俄国在处理蒙古、满洲领土主权及与英国云缅边界争端和鸦片贸易问题上软弱的不满。
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为人民提供了一个表达不满的新的途径，他们很快将这种不满转变为对抗中央政府的态度。
过去几个月里，在帝国境内流传列强将瓜分中国的谣言。
这些谣言由当地的报纸加以传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之间传开，提议成立鼓动人民反对外国人和他们自己政府的组织活动”。
为此，他指示美国领事与中国地方官一道取缔排外宣传。
（18）国务院在收到巴特勒的报告后，也致电嘉乐恒，对巴特勒的工作予以表扬。
（19）
对于清政府5月9日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嘉乐恒有所警惕，在6月5日的报告中指出清政府的这一政策违背民众的意愿，已极大地激怒了激进分子，警告“形势极易转变为危机，需要审慎观察”，但鉴于湖南和广东的保路运动被清政府分化和平息及美国推行的“金元外交”政策，其他的美国外交官对铁路国有政策后果的严重性依然缺乏认识。
在四川成都保路运动演变为武装反清斗争之后，尽管驻华代办卫理（E.T.Williams）指示将在成都的美国公民撤往重庆，频频报告“成都与重庆的通讯线路被切断”，“反对外人修建铁路在四川正引起严重骚乱”，“四川形势恶化”，“成都发生战斗”（20），但仍相信清政府能够平息事态的发展。
9月28日，代办卫理在向国务院具体汇报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后经过后，认为事态的发展可以通过满足地方铁路公司的要求而获得解决，称“情况可能会是，双方的领导通过讨价还价，通过完全支付老公司持股人获得和平解决，也就是说支付1100万两，包括橡胶风潮中的损失”。
（21）此前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Murdoc）在9月25日写给海军部的关于扬子江流域形势的报告中，也乐观地认为清政府能平息保路运动，危险在于解决长江流域因水灾造成的饥馑问题，指出：
铁路问题和迫在眉睫的饥馑两者正在威胁内地的和平。
如果这两者被政府有效的控制，和平会得以维持。
由于修建铁路影响到帝国的外交关系，相信政府会尽其所能地镇压四川的骚乱，并避免其他地区发生类似事件。
令人怀疑的是，当局是否会比他们在类似事件中更有力地处理饥馑问题，在冬季和早春，粮食风潮将会变得十分频繁。
在整个华中和华南地区，到处弥漫着一种反对朝廷的情绪，一场街头风潮就有可能导致起义或革命。
只要秩序得到维持，外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安全的，但如果地方当局比较衰弱，他们将会受暴民行动的危险。
因此，长江流域的前景可以认为是严重的，这种状态将会维持数月。
如果对帝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对灾民进行足够的官方救济，那么，和平与保护外国人及外国人利益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22）
总之，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虽然意识到中国国内发生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但鉴于各地的反清起义及民众的反抗斗争都被清朝政府镇压，以及革命党人缺乏统一的领导等弱点，同时鉴于美国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发展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对爆发全国性的革命缺乏认识，对清朝政府不久在辛亥革命中覆灭并没有先见之明。
对于中国国内纯粹的反清起义，美国政府虽然出于秩序和安全考虑，多持反对立场，但只要它们不针对外国人，一般都将它们视为中国内部事务，并无直接干涉之意。
二 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1911年10月10日，由湖北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应验了嘉乐恒一年前关于中国存在爆发土耳其式青年军人革命的预言。
但在武昌起义爆发时，这位美国驻华公使已回国述职，并不在中国。
美国在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对武昌起义的最初反应，大体沿袭此前的态度。
10月11日凌晨1时，也即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天晚上，驻华代办卫理就把这一消息电告国务院，称：
“顾临（JohnGreen）来电，二天前在汉口俄国租界抓到几位革命党人，昨天5人被处决（实际3人被处决——引者注），昨晚随即发生数百名士兵兵变，他们焚毁汉口对面的营房。
”（23）上午8时，卫理又电告国务院，报告“今天兵变者占领了武昌”。
（24）同日，卫理在信中向国务院汇报四川保路运动形势时，还将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运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导火线，指出：
“这场动乱显然由革命党人煽动和领导，他们利用铁路的麻烦来推进他们的事业。
我今天发给国务院的电报显示，革命派的活动已扩大到汉口，在那里许多领导人昨天被处决。
这一偏激的行动引发了军队中的兵变，他们焚毁营房，举行暴动。
鉴于这场运动宣布进入革命阶段，目前这场动乱的直接原因——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几乎被人遗忘。
”（25）同时，卫理在11日的两份电报中还强调武昌起义对外国人实行了保护措施，称“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
12、13日，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顾临和代办卫理及海军部也分别致电和致函国务院，报告在武汉的所有美国人都安全转移到汉口租界内。
（26）鉴于革命党人对外人采取保护措施，美驻汉口领事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就采取不干涉政策，一方面拒绝清朝地方官员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表示“只有租界区将受到保护”。
（27）同时也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对军政府有关不得支持清政府的照会拒绝回复。
（28）
根据武昌起义发生的情况，代办卫理在12日午夜12时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将武昌起义定性为“自太平天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叛乱”，同时再次肯定“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
（29）根据在华外交官的报告，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C.Knox）于13日向塔夫脱（WilliamHowardTaft）总统汇报中国政局的变动时，也将武昌起义定性为一场“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同时对革命党人保护外人予以肯定，并认为这将它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避免招致外国人的干涉，指出：
“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
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
”（30）
美国外交官和国务卿将武昌起义定性为一场“太平天国”性质的叛乱，固然表明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尚缺乏正确的判断，但他们没有将武昌起义定性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承认了武昌起义只是一场纯粹的反满革命，属于中国内部事务，排除了进行干涉的必要性。
正是根据武昌起义的这一性质，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RansfordMiller）就中国最近发生的革命提出5点政策建议：
一、由美国亚洲舰队保护长江流域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二、将边远地区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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