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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意义”?
语言的地面上坎坷不平
6．古今言殊
语言也在变
语汇的变化
语法、语音的变化
从文言到白话
7．四方谈异
汉语有多少方言?
方言语汇的差别
主要的语音分歧
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
要推广普通话
8．文字改革
汉字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吗?
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
拼音文字的优点超过缺点
为拼音化积极准备条件
简化汉字只是治标
序
1964年春天，有一天《文字改革》月刊的编者来看我，问能不能给那个刊物写点有关语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
结果就是后来在《文字改革》月刊上分期发表的《语文常谈》。
原来计划写八篇，可是刊出七篇之后，“文化大革命”来了，杂志停刊，第八篇也流产了。
后来也曾经想把旧稿整理整理印成一本小书，可是那几年的风气是以不读书为贵，也就迟迟没有着手。
最近受到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的督促，才又鼓起劲来修修补补送给出版社，离开最初发表已经16个年头过去了。
给这些文章取这么个名字，无非是说，这些文章内容既平淡无奇，行文也没有引经据典，当不起“概论”、“基础”之类的美名，叫做“常谈”比较恰当。
希望有些读者在看小说看电视看得腻味的时候，拿来换换口味，而不至于毫无所得就是了。
说起来也奇怪，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吃饭睡觉是这样，语言文字也是这样。
比如有人说，文字和语言是平行的、谁也不倚赖谁的两种表达意义的系统；
你要是拿拼音文字来做反证，他就说“此汉字之所以可贵也”，他没有想过如果汉字都没有读音，是否还能够表达意义。
又有人说，汉字最美，“玫瑰”二字能让你立刻看见那娇嫩的颜色，闻到那芬芳的香味，一写成mé
igui就啥也没了；
他大概认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的rose，德国人的Rose，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的rosa全都是无色无臭的标本。
还有人说，“中国话”就是没有“文法”，历代文学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文法”却写出好文章；
可是他回答不上来为什么有的话公认为“通”，有的话公认为“不通”，后者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不合“文法”。
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意见不是来自工农大众，而是来自一部分知识分子。
这说明关于语言文字的知识确实还有待于普及。
这本小书就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小小尝试吧。
吕叔湘
1980．4．4
1．语言和文字
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
语言，也就是说话，好象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
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特征。
别的动物都吃生的，只有人类会烧熟了吃。
别的动物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把另外两条腿解放出来干别的、更重要的活儿。
同样，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
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师兄，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
“鹦鹉能言，不离于禽；
猩猩能言，不离于兽。
”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
后来知道这两句是有来历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
①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
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
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一变。
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试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
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析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
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形成无数的“意念”，一一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
一句话，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
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
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
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
手势之类，距离大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
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儿说话，一边儿劳动。
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不用说。
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用图形来补充的。
总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
────
①《礼记?
曲礼》：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文字不能超脱语言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
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是没有语言的。
至于文字，那就不同了。
文字是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出现的，一般是在具有国家的雏形的时候。
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语言是没有文字的，也可以说，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还要多些。
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就是在有文字的地方，直到不久以前，使用文字的也还是限于少数人。
文字起源于图画。
最初是整幅的画，这种画虽然可以有表意的作用，可是往往意思含胡不清，应该怎么理解取决于具体环境，例如画在什么地方，是谁画的，画给谁看的，等等。
这种图画一般都比较复杂，这里设想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画一个井，里边画三只兔子。
如果是一个猎人画在一棵树上的，就可能是表示附近的陷阱里有三只兔子，要后边来的伙伴处理。
如果是画在居住的洞壁上的，就可能表示猎人们的愿望，这种画有法术的作用，那里边的三只兔子就不是确实数目而只是许多兔子的意思。
图画发展成为文字，就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特点：
（1）把整幅的画拆散成个别的图形，一个图形跟语言里的一个词相当。
（2）这些图形必得作线性排列，按照语言里的词序。
比如先画一个井，再画三个直道儿或横道儿，再画一个兔子，代表“阱三兔”这样一句话。
如果把三个道儿画在井的前边，就变成三个陷阱里都有兔子的意思了。
（3）有些抽象的意思，语言里有字眼，不能直接画出来，得用转弯抹角的办法来表示。
比如画一只右手代表“有”，把它画在井的后边，就成为“阱有三兔”。
这种文字是基本上象形的文字，但是可以念，也就是说，已经跟语言挂上钩，成为语言的视觉形式了。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为了便于书写，图形可以大大简化（图案化，线条化，笔划化），丝毫不损害原来的意思。
从汉字形体变化的历史来看，甲骨文最富于象形的味道，小篆已经不太象，隶书、楷书就更不用说了。
从形状上看，第二阶段的零碎图形和第一阶段的整幅画很相似，第三阶段的笔划化图形和第二阶段的象形图形可以差别很大。
但是从本质上看，象形文字和表意画有原则上的区别，而象形文字和后来的笔划化的文字则纯粹是字形上的变化，实质完全相等。
图画一旦变成文字，就和语言结上不解之缘。
一个字，甚至是最象形的字，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联系；
表示抽象意思的字，笔划化了的字，就更加离不开字音了。
这样，语言不同的人看不懂彼此的文字，哪怕是象形成分最多的文字。
假如一个人的语言里“有”和“右”不同音，他就不懂一只手夹在一个井和三只兔子中间是什么意思。
文字发展到了这种“词的文字”之后，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纯粹表音的文字，这将来再谈。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
尽管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是与语言不相干的独立的表意系统，只有在图画向语言靠拢，被语言吸收，成为语言的一种形式（用图形或笔划代替声音）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文字。
对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没有好好思考过的人，很容易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
很常见的是把文字和语言割裂开来，认为文字和语言是并行的两种表达意思的工具。
这种意见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普通，因为我们用的是汉字，不是拼音字。
有人说，文字用它自已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
当人们写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
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
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
这个话显然是不对的。
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
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语音有联系，能读出来，才成为文字。
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不是文字。
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至于写的时候和看的时候读出或者不读出声音来，那是不关乎文字的本质的。
事实上，教儿童认字总是要首先教给他读音；
不通过语言而能够学会文字的方法是没有的。
粗通文字的人看书的时候总是要“念念有词”，那怕声音很小，小到你听不见，你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嘴唇在那儿一动一动。
完全不念，只用眼睛看（所谓“默读”），是要受过相当训练才能做到的。
有人拿阿拉伯数字和科学上各种符号作为文字可以超脱语言的例子。
这也是只看见表面现现象，没有进一步观察。
数字和符号也都是通过语言起作用的，不过这些符号是各种语言里通用，因此各人可以按照各自的语言去读罢了。
例如“1，2，3”可以读成“一，二，三”，可以读成“one，two，three”，可以读成“Oдин，два，три”，等等，但是不把它读成任何语言的字音是不可能的。
而况在任何语言的语汇里这种符号都只是极少数呢？
语言和文字也不完全一致
文字（书写符号）和字音不可分割，因而文字（书面语）和语言（口语）也就不可能不相符合。
但是事实上文字和语言只是基本上一致，不是完全一致。
这是因为文字和语言的使用情况不同。
说话是随想随说，甚至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写东西的时候可以从容点儿，琢磨琢磨。
说话的时候，除了一个一个字音之外，还有整句话的高低快慢的变化，各种特殊语调，以及脸上的表情，甚至浑身的姿态，用来表示是肯定还是疑问，是劝告还是命令，是心平气和还是愤愤不平，是兴高彩烈还是悲伤抑郁，是衷心赞许还是嘲讽讥刺，等等不一；
写东西的时候没有这一切便利，标点符号的帮助也极其有限。
因此，说话总是语汇不大，句子比较短，结构比较简单甚至不完整，有重复，有脱节，有补充，有插说，有填空的“呃、呃”，“这个、这个”；
而写文章就不然，语汇常常广泛得多，句子常常比较复杂，前后比较连贯，层次比较清楚，废话比较少。
这都是由不同的使用条件决定的。
另一方面，语言和文字又互相作用，互相接近。
语言里出现一个新字眼或者新说法，慢慢地会见于文字，例如“棒”、“搞”、“注点儿意”；
文字里出现一个新字眼或者新说法，慢慢地也会见于语言，例如“问题”、“精简”、“特别是”、“在什么什么情况下”。
剧作家和小说作者得尽可能把人物对话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虽然不能完全象实际说话。
而一个讲故事或者作报告的人，却又决不能象日常说话那样支离破碎，即使不写稿子，也会更象一篇文章。
所以一个受过文字训练的人，说起话来应该能够更细致，更有条理，如果有这种需要。
一个原来善于说话也就是有“口才”的人，也应该更容易学会写文章。
一般说来，文字比语言更加保守。
这是因为人们只听到同时代的人说话，听不到早一时期的人说话，可是不仅能看到同时代的文字，也能看到早一时期的文字，能摹仿早一时期的文字，因而已经从口语里消失了的词语和句法却往往留存在书面语里。
再还有一些特殊的著作，例如宗教经典、法律条文，它们的权威性叫人们轻易不敢改动其中的古老的字句；
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起着类似的作用。
在文字的保守力量特别强烈的场合，往往会形成文字和语言脱节的现象。
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古代罗马，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这时候，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就不仅是风格或者文体的差别，而是语言的差别了。
但是只有在文字的使用限于少数人，也就是多数人是文盲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能维持。
一旦要普及文化，这种情况就必定要被打破，与口语相适应的新书面语就必定要取古老的书面语而代之。
语言文字要两条腿走路
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和文字都有很大的用处，也各有使用的范围。
面对面的时候，当然说话最方便；
除非方言不通，才不得不“笔谈”。
如果对方不在面前，就非写信不可；
如果要把话说给广大地区的人听，甚至说给未来的人听，更非写成文章不可。
（有了录音技术之后，情况稍有不同，也还没有根本改变。
）人们既不得不学会说话，也不得不学会写文章，也就是说，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不得不用两条腿走路。
可是自从有了文字，一直就有重文轻语的倾向。
为了学习写文章，人们不吝惜十年窗下的工夫，而说话则除了小时候自然学会的以外，就很少人再有意去讲究。
这也难怪。
在古时候，语言只用来料理衣、食、住、行，也就是只派低级用场；
一切高级任务都得让文字来担任。
可是时代变了。
三天两天要开会，开会就得发言。
工业农业的生产技术以及其他行业的业务活动都越来越复杂，交流经验、互相联系的范围越来越大，以前三言两语可了的事情，现在非长篇大论不成。
语言不提高行吗？
再还有传播语言的技术。
有了扩音器，一个人说话能让几千人听见；
有了无线电广播，一个人说话能让几千里外面的人听见。
很多从前非用文字不可的场合，现在都能用语言来代替，省钱，省事，更重要的是快，比文字不知快多少倍。
语言文字两条腿走路的道理应该更受到重视了。
可是人们的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形势。
学校的“语文”课实际上仍然是只教“文”，不教“语”。
是应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不是吗？
２．声、韵、调
从绕口令说起
有一种民间文艺形式叫绕口令，又叫急口令，古时候叫急说酒令。
例如，
（1）“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板凳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这种话说快了准会说错字儿，比如把“葡萄皮儿”说成“皮条蒲儿”，把“扁担”说成“板担”，把“板凳”说成“扁凳”。
这就叫绕口令。
绕口令为什么会绕口呢？
因为这里头有双声、叠韵的字。
什么叫做双声、叠韵？
用现在的名词来解释，双声就是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叠韵就是两个字的韵母和声调都相同。
（如果不是完全相同，而只是相近，就只能叫做准双声，准叠韵。
也有人不加分别。
）刚才那两个绕口令里的双声、叠韵关系，可以这样来表示：
—————————d，t
｜｜｜ ｜
————————————b，p
｜ ｜ ｜ ｜
（1）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 ｜ ｜｜
————————————u
｜｜ ｜
—————————ao
———————————d
｜ ｜ ｜
————————————b
｜ ｜ ｜ ｜ ｜
（2）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 ｜｜ ｜
————————————an，ian
｜ ｜ ｜
—————————ang
上面用横线连接的字是双声，底下用横线连接的字是叠韵。
双声和叠韵的字都是字音一部分相同，一部分不同，把许多这样的字安插在一句话里头，说快了就容易“串”。
古人很早就发现汉语字音极容易发生双声、叠韵的关系，因而在语言中加以利用。
例如古代有大量的“联绵字”，或者是双声，或者是叠韵。
双声的象“留连、流离、辗转、颠倒、踌躇、踟蹰、踯躅、嗫嚅、鸳鸯、蟋蟀”。
叠韵的象“逍遥、猖狂、绸缪、优游、蹉跎、逡[qūn]巡、彷徨、徘徊”。
现代的象声词也大都利用双声、叠韵关系，例如“丁当”是双声，“当郎”是叠韵，“丁令当郎”是又有双声又有叠韵。
双声、叠韵的最广泛的用处是在诗歌方面，一会儿再谈。
现在且说双声、叠韵在汉字注音方面的利用。
怎样给汉字注音
汉字不是表音的文字，不能看见字形就读出字音来，因此有注音的需要。
最古的注音办法是“读如、读若”，用乙字比况甲字的音，就是现在所说直音法。
直音法的缺点是很明显的：
如果不认得乙字，也就读不出甲字；
要是一个字没有同音字，那就根本无法注音。
大约在魏晋时代，也就是一千七百年以前，产生了反切法。
反切法用两个字切一个字，例如“光，姑汪切”。
“姑”和“光”双声，“汪”和“光”叠韵，这就是所谓上字取其声，下字取其韵。
反切法比直音法进步，所以一直应用了一千几百年。
但是反切法还是有很大的缺点，主要是用来做反切上下字的总字数还是太多，一般字书里都在一千以上。
也就是说，一个人必得先会读一千多字，才能利用它们来读其余的字。
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多字？
这得先把汉语的字音解剖一番。
汉语里每个字的音，按传统的说法是由“声”和“韵”这两部分构成的。
事实上，只有“声”是比较单纯，可以不再分析；
“韵”却相当复杂，还可以进一步分析。
首先应该提出来的是“声调”，就是字音的高低升降，古时候的“平、上、去、入”，现在普通话的“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
把声调除开之后，“韵”还可以分成“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
换个说法，汉语里一个字是一个音节（只有极少数例外，如“瓩”念“千瓦”，“浬”念“海里”），一个音节包含声调、声母、韵头、韵腹、韵尾五个成分。
这里面只有声调和韵腹是必不可少的，声母、韵头、韵尾不是必要的，有些音节里缺少这个，有些音节里缺少那个，有些音节里全都没有。
用1，2，3，4代表声母、韵头、韵腹、韵尾，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些字作各种音节结构的例子：
（1234）敲qiā （234）腰iāo
黄huá
ng 王uá
ng
（134）报bà
o （34）傲à
o
潘pān 安ān
（123）家jiā （23）鸦iā
瓜guā 蛙uā
（13）苦kǔ （3）五ǔ
河hé
鹅é
每个音节都可以有声调变化，例如“敲qiāo，瞧qiá
o，巧qiǎo，窍qià
o”。
有些音节四声不全，某一声有音无字，例如“光guāng，○guá
ng，广guǎng，逛guà
ng”。
这就是汉语字音结构的基本情况。
反切法为什么要用那么多不同的上下字呢？
首先是因为反切下字要管韵头、韵腹、韵尾、声调四个成分，只要有一个成分跟被切字不同，就不适用，因此字数就不可能太少。
还有一个原因是历代编纂的各种字书的反切用字，有因袭也有创新，很不一致。
例如“东”字，《康熙字典》引《广韵》德红切，又引《集韵》都笼切；
旧《辞海》又作都翁切。
我们现在用汉语拼音字母来注音，比反切法进步多了。
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声调，都只要用少数符号来表示：
声母：
b，p，m，f，d，t，n，l，g，k，h，j，q，x，zh，ch，sh，r，z，c，s.
韵头：
i（y），u（w），ü
（y）.
韵腹：
a，e，o，i，u，ü
.
韵尾：
i，o，u，n，ng.
声调：
—／ˇ＼。
这样，25个字母加4个调号，就把注音问题全部解决了。
读者看到这里，大概会产生一些疑问：
为什么有些韵头和韵腹，甚至韵尾，用相同的字母来表示（i，o，u，ü
），为什么不用不同的字母来表示？
还有n这个字母为什么又作声母，又作韵尾？
还有r，只列在声母，不列在韵尾，那个代表“儿化”的r又算什么？
要知道这是因为汉语拼音字母不是按声母、韵母来设计，而是按元音、辅音的分别来制订的。
声母、韵母是音韵学的概念，元音、辅音是语音学的概念。
元音、辅音都是音素，就是语音的最小单位，每一个这样的单位，不管它出现在字音的哪一部分，总是用一个符号来表示，这是最经济的办法。
都是元音，元音主要用做韵腹，但是有的也可以出现在韵头、韵尾；
n是辅音，普通话的辅音都只做声母，只有n也做韵尾，另外有一个辅音ng，只做韵尾，不做声母。
至于末了的r，那不是韵尾，只表示发元音时舌头要有点儿卷起来。
（zh，ch，sh，ng用双字母表示一个音素。
e有e和ê
两个音，u有u和ü
两个音，i既用来表示“低、基”等字里的元音，又用来表示“知、痴”等字里的元音，这都是受拉丁字母的限制，不过它们的发音都有规定，拼读的时候并无疑难。
）
字音的三要素：
声、韵、调
“声、韵、调”是了解汉语字音的基本概念，必须弄清楚。
尤其是因为“声”和“韵”都有不止一种意义。
拼音方案里声母的“声”是一种意义，声调的“声”，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的“声”又是一种意义。
古时侯只说“四声”，现在为了跟声母区别，才说“声调”。
“韵”也有两种意义。
拼音方案里韵母的“韵”包括韵头、韵腹、韵尾，可是不包括声调。
诗韵的“韵”就加上声调的因素，“东”和“董”韵母相同，但不是一个韵；
可是不计较韵头，例如“麻、霞、华”是一个韵。
叠韵的“韵”一般也不计较韵头。
关于声调，常说“四声”，得区别古音的四声和现代普通话的四声。
古音的四声是平、上、去、入，普通话的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古音的平声在普通话里分化成阴平和阳平，古音的入声在普通话里分别变成阴平、阳平、上声或去声。
有的方言里，上声、去声、入声也有分阴阳的，因此能有八个声调，也有只有五个、六个、七个的。
声调是汉语字音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重要决不在声母、韵母之下。
有人以为声调好象是外加的，是可以拿掉的，这是一种误解。
光写一个ma，不标声调，你不知道是“妈”，是“麻”，是“马”，还是“骂”，干脆就是读不出来。
有了上下文当然可以解决，可要是有上下文，去掉个把声母也不碍事，比如看见“qí
shangletādezǎohó
ng…ǎ”，准知道是“骑上了他的枣红马”。
说实在的，从远处听人说话，首先分辨不清的是声母，其次是韵母，最后只剩下声调还能辨别。
前两天，收音机里播送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在另一间屋子里，“最高气温摄氏”之后只听到一个“ˇ度”，可是我知道不是五度就是九度。
有一位朋友曾经说过，有时一边刷牙，一边还能跟人搭话，这时候声母韵母都不清楚，传递信息主要靠声调。
有人能用马头琴等乐器模仿唱戏，熟习那段戏词的人就能从那声调的高低升降上听出字眼来。
墨西哥的马札特克人吹口哨吹出一句话的声调，用来传话。
都是证明。
从前填词、作曲，很讲究四声的分别，为的是使字儿和谱子协调，传统的戏词、大鼓书等也还顾到这一点，新编的歌曲就往往不怎么照顾了。
大概字儿文点儿，唱腔花点儿，听众也就不大意识到字的声调；
唱词越近于说话，唱腔越质朴，四声走了样就越显得别扭──听不懂不好受，听懂了更难受。
许多人不爱听用汉语演唱的西洋歌剧，特别是里边类似道白的部分，就是这个缘故。
声、韵、调在文学上的应用
弄清楚声、韵、调的概念，是了解古典文学中许多现象的必要条件。
叠韵的关系首先被利用来在诗歌里押韵。
上古诗歌押韵以元音和谐为主，似乎声调不同也可以押韵。
六朝以后用韵渐严，要求分别四声，后世的诗韵一直遵守这个原则。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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