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智红散文语言的诗情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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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智红散文语言的诗情美
论李智红散文语言的诗情美
【摘要】李智红是云南大理著名的彝族作家，他在诗歌及散文创作方面均有建树，本文针对李智红的散文集《布衣滇西》，以当代散文的诗化研究为背景，并结合相关的美学、语言学理论，从意象美、情感美、人文美及神韵美四方面论述李智红散文语言的诗情美。
【关键词】李智红；散文；语言；诗情美
OnproselanguagePoeticbeautyofLiZhihong
【Abstract】LiZhi-Hong,istheYinationalminoritywell-knownwriter,inDaliofYunnan,hehastheachievementsinthepoetryandtheprosecreationaspect.thisarticleinviewoftheLiZhi-hong'scollectionofessays"commonerDianxi",takethecontemporaryprosepoemresearchasthebackground,combinedwiththeaestheticsoftherelevant,linguistictheory,fromthebeautyoftheimage,thebeautyoftheemotionandthebeautyofthevervethreeaspectstodiscoursethepoeticbeautyofLiZhi-hong’sprose.
【Keywords】LiZhi-hong;prose;language;poeticbeauty
论李智红散文语言的诗情美
前言
李智红是云南大理著名的彝族作家，迄今为止已有诗集《永远的温柔》，随笔集《静夜煨茶》，散文诗集《高原神曲》等多部作品集问世。
2005年他的散文集《布衣滇西》一出版，便因其广阔的地域风情、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而获得了大量读者的青睐，受到评论界的好评。
由于作者在从事散文创作的同时也精于诗歌创作，所以他的散文语言无论是意象营造、情感表达、还是整体神韵的创设，都深深烙上诗歌印迹，一幅幅美妙的乡村美景，一段段意趣横生的童年往事，都散发着浓郁的诗情诗意。
1意象美
散文用语言符号来表现生活，传情达意，这种经过创作主体改造、提炼加工后的生活本已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再加上作为信息传递媒介和工具的语言符号本身也是一种抽象化的存在，所以，散文要完成传情达意的目的就必须要“立象已尽意”[1]即用意象化的语言来表达信息。
“然后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2]这里的意象不同于一般的意象，它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更丰富的内容，是在保留了表象的基础上而成为鲜明的艺术形象，因此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3]李智红散文语言的意象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质朴之美
李智红的散文中，河流、高原、古道、遗迹、这些意象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它们简单、浅显，内涵不一，但由于作者的精心营造，使它们或与恬淡明丽的乡村美景结合，或与古老沧桑的文化韵味相融，并用直爽明朗的语言表达出来，体现出一种天然朴实，不加修饰的美感。
如《古驿小镇》一文，作者从印象中的小镇入手，罗列史实，展现小镇曾经的繁荣和重要地位，接着说：
“浓厚的旧时光气息和浓厚的人间烟火味，弥散在小镇每一个角落……有早出作田的农人，扛一架犁耙吆两条老牛，自青石古道深处蹒跚而来。
饱经风霜的老脸上挂着一副在野高人般的散淡与清闲，恬然的融入了山脚下那一片烟雨迷蒙的、水墨画般的田野。
几头不着家的毛驴、山羊和一大群鸡鸭，在显得有些肮脏的小巷中，自由自在地游荡着。
在几家挂满蛛网尘灰的、老旧而腐朽的门板后面，三五个满脸泥灰的小孩正大睁着惊恐而好奇的眼睛，偷偷的窥视着我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
”[4]最后引经据典并佐以民歌为证，加上“包谷老烧”结尾。
“毛驴”、“小巷”、“门板”、“古道”，这些都是简单浅直的意象，单纯地看，这些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贫穷、落后，联想到疾病、不卫生，进而联想到死亡、荒凉……但把这一切放在作者精心安排的氛围——古镇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烟雨迷蒙的、水墨画般的田野”中，并且按照作者设定的情境去发挥审美联想你就会看到：
农人的脸虽然“饱经风霜”却“挂着一副在野高人般的散淡与清闲”，显示出他们面对艰难生活的从容和镇定；动物被这种感觉感染，也自由自在地“游荡着”；“挂满蛛网尘灰的、老旧而腐朽的门板”记载着小镇的古老历史；不讲卫生的孩子则尽显其童年的纯真、无邪；那条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青石古道默默地承载着这一切，把小镇的现在和遥远的过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而平静的叙述语言使各个意象的出场有条不紊，使文章中这些意象表面上“浓厚的旧时光气息和浓厚的人间烟火味”恰好与古镇的“古”完美融合，呈现出一种历史沧桑浸泡过的自然朴素之美，读起来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古道牛歌》一文，作者以成语“对牛弹琴”开篇，详细解释，接着引出“木噶老爹”用琴声放牧牛群的故事，表达了“我”对那种散淡的村野生活的向往之情。
接下来顺利过渡到“我”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美景，农人的劳动场面，并听到久违的“牛歌”，最后以“牛歌”给我的美的享受结尾。
文中“山峰”、“山梁”、“寨子”、“白云”、“天空”、“耕牛”、“田野”这些简单、质朴的意象交替出现，营造出一片繁忙的农耕景象，为“牛歌”的出场布置好背景，接着，那种“没有固定的形式与调门”，“歌词也是即兴编出”的“牛歌”开始在山梁之间吆喝似的回响，粗犷、朴实地诠释着生活的艰辛与欢乐，显得俗而不失其美，土而不失其味。
可见，简单、浅直的意象并不一定就是俗而无味，没有美感的。
在李智红的散文中，作者用明快的语言去描绘意象，并衬以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美妙背景，使意象质朴的特性凸显出来，与情境完美融合，体现出深受作者感情浸润的、带有乡野生活原汁原味的质朴之美。
1.2和谐之美
现实生活中，我们把和谐作为一种生活理念，大力提倡，在文学创作中，“人效法天地自然达到和谐，这是文艺中一切诗情画意产生的根源。
”[5]李智红的散文常常把河流、山村、古迹这些质朴、简单的意象用平静的叙述语言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动静结合的乡村画卷，并在其间灌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使意象既在形式组合上呈现出和谐之美，又在情感内蕴上饱涵着和谐的传统文化精神。
《生活在乡间》一文中，作者这样写到：
“一条纤小但却十分清澈的河流，环绕着一座古朴而美丽的村庄。
河水很浅但却极其清澈。
河面上随意地漂浮着几只白鹅。
河岸边，我的父亲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嘴里叼着长长的紫竹烟管，正吆着他心爱的老牛，悠然自得地走向不远处的田野。
明朗的天空上，一朵白如羊脂的瓦盏云，像长了根似地，恒久地滞留在村庄的上空。
一只鹰奋力地盘旋着，俯瞰着……在临近河边的那座古老的茅屋檐下，一个穿着显得有些累赘的彝族服饰的少女，正在专心致志地刺绣……”[6]整个段落中，句子长短相间，每个句号造成的停顿便是由单个意象构成的一幅画面的呈现：
流水绕村、白鹅浮水、父亲赶牛、云挂天际、鹰击长空、少女刺绣。
随着视野的扩大，一幅画面拼接上另一幅，如同电影镜头一般，不知不觉中就为观众组合出一部情节完整、基调舒缓的乡村电影。
《又见炊烟升起》一文中，作者描述了这样一幅淡泊、清远的画面——秀山好水环抱着的白云深处，一座座村庄静立着，在茂林修竹的掩映下，村庄一角“散落着一间简陋的茅屋”，早晨和傍晚，炊烟袅袅，形成“淡青色的烟岚”。
这里意象的展开不同于前面文段中的，它是在不同的平面上，“山”、“水”、“村庄”、“竹”、“核桃林”、“茅屋”、“烟岚”，一层包裹着一层，由远景、中景、再到近景，逐层显现，不同的层次变化中透出朦胧的诗情诗意。
《走进香格里拉》一文中当作者写到“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时，眼前的各色“野花”、头顶的“蓝天白云”、四周的“大雪山”……各个意象由近及远，由上到下地展开，“在地毯一样一直铺张到地平线尽头的草原之上”，“黑牦牛”、“藏山羊”、“驮马”，青稞地里“青稞苗”、“青稞架”，“白腹雪鸦”，远处的“藏家楼房”，“香格里拉县城”，一一显现。
众多意象在同一空间内多层次，多角度展开，有条不紊，和谐有序。
而且，李智红散文文本中这种意象在空间上的组合，不断地动静交替，完全与作者情感的波动起伏状态相吻合，使画面的衔接自然流畅，没有丝毫的阻滞，读完感觉时间停止了一般，让人的情感久久贮存在唯美的画面间，回味悠长，驱之不散。
回过神来我们不难发现，正如西周末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和谐理念进行探讨的史伯说的不同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状态就是和，只有和才能产生新的事物一样[7]，这些不同的意象的组合也达到了平衡状态，从而产生出新的和谐之美。
这与《易传》、《中庸》、《孟子》等经典著作所提倡的那种整体的、动态的和谐理念[8]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方面，作者十分老练地处理好了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衔接问题，使画面拼接成一个近乎完美的整体；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情感内蕴中自然而真切地流动着的和谐精神赋予了意象组合内在的美感和生命力，使其活了起来，从而建立起新的存在状态，生发出和谐之美。
1.3明净之美
众所周知，在所有的艺术门类当中，绘画艺术对色彩的运用是最值得称道的，但相比之下，笔者认为，文学艺术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过绘画是把瞬间变为永恒，而文学是用文字在绘画，所有的文字都是色彩[9]。
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张承志散文语言意象对色彩的敏感和捕捉、夸张。
张承志……用丰富的、富有肉感和梦幻般迷人魅力的色彩语汇，生动的表现人的心理状态。
”[10]另外还有冰心、鲁迅、李广田等一大批作家，他们散文、小说中的色彩意象也十分丰富。
当然，李智红也不例外，他的散文通过几种色彩意象的简单组合，便给读者呈现出一片情感色彩的明净之美。
如《走进香格里拉》一文中，在前行的路上，作者看到“一座又一座伟大的山峰，披着笨重的绿色盔甲……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大小树木，都在生猛地绿着或者青着，青绿中夹杂着黛绿，浓绿中渗透着淡绿。
甚至连那石崖上的青苔也酥油一般腻腻的绿着，仿佛只要哈上一口气，就会滑溜溜地化掉。
滔滔不绝的绿，不但占领了所有的山岗，而且盘踞了所有的峡谷……那些高高矮矮的杜鹃，肥肥瘦瘦的山茶，都在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甩开膀子，非常火爆地怒放。
整个冲江河峡谷，就像是一条被煅烧得恰到好处的钢板，在春天的锤击下，喷溅出五彩缤纷的火花，在那浓的化不开的绿色之中，烙烧出了一串串美丽而芳香的破洞。
”[11]这个文段中作者营造了两种色彩意象：
绿色意象和红色意象。
一开始的绿色意象，先是整体的“绿色盔甲”，接着化到细处，“绿着”、“青着”、“青绿”、“黛绿”、“浓绿”、“淡绿”，然后红色意象跳出来，“被煅烧得恰到好处的钢板”，“五彩缤纷的火花”，破洞”，并与绿色意象层层叠加，形成不可抗拒的色彩的压力，不容选择地传递给读者。
而红色和绿色都是带有积极情感的色彩：
绿色象征希望，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与春天给人带来的舒适、明亮、干净的感觉相适应；而红色代表着内心的喜悦、欢快，给读者传达出的是一种血液急速奔流的火热激情，它们使绿的气势、红的热情迎面扑来，带给人视觉、听觉、嗅觉的全方位感受。
《老屋边的柿树》一文介绍了陪伴“我”一起长大的那棵既平庸而又意义非凡的柿树，以及柿树从开花、结果到成熟、采摘的全过程。
柿树开的花“像剥了皮的蚕豆瓣”是“绿莹莹”的，刚结出的果实也是“绿莹莹”的，然后逐渐变成“青核桃”，“黄中泛红”的“小太阳”，最后是“金黄色”的柿果，“红艳艳”、“亮闪闪”、“光灿灿”的。
而伴随着柿果一同变化的柿叶则是由“墨绿色”变到“黄色”，再到“红色”。
采摘下来的柿果，带“青黄色”的被剥皮、晒干，其余的用“青松叶”捂起，让它变得“红瓤瓤”、“软和和”的再出售。
整篇文章作者同样以“绿色”和“红色”为主来营造意象，但采用了更多富有肉感的色彩叠词来渲染意象的感染力，这不仅使意象的层次变化得以丰富，而且还传达出“我”对柿树那种细腻、温馨的情感体验。
另外，在《大高原的秋天》、《到五月的郊外去看麦子》等许多篇章中，作者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营造意象，使色彩意象从内到外都配合着创作主体情思的流动，带给人一种色彩的明净之美。
2情感美
前面我们讨论了语言意象之美，从另一角度来说，意象之美还美在其内饱涵着的丰富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所具有的真、善和内在理性造就了意象的质朴、和谐与明净。
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说：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
”[12]并且“在艺术中，形式与形式之间被抽象仅仅是为了显而易见，形式之摆脱其通常的功用也仅仅是为了获致新的功用——充当符号，以表达人类情感。
”[13]她从符号形式出发，强调在所有的艺术当中符号的功用是情感的表达，强调艺术就是情感的符号化。
这里所指的艺术自然也包括了文学艺术，“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词畅：
此文之本源也。
”[14]刘勰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出发，更确切地说是从语言与情感的关系出发提倡情为文生，强调了真实的情感表达在文学中的重要性。
佘树森则更明确地指出“而情之最真、最痴、最自然者，莫过于散文之情。
”[15]情感本身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是散文表现的核心，散文状物、写人、叙事所要传达的正是这种真挚的、生活化的情感。
具体到李智红的散文中，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真挚之美
散文创作要求作家书写真情实感，以情感之真来感染读者，使其产生共鸣。
托尔斯泰也认为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由情感的独特程度、情感的明晰程度和情感的真挚程度决定。
而情感的真挚程度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是三个条件中作重要的。
[16]所以是否具有真挚的情感表达是衡量散文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无疑，李智红的散文在这一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布衣滇西”是作者生活的滇西大高原，从故乡永平贫瘠的土地上走来，博南古道、瑞丽、西双版纳、香格里拉，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创作背景，他说：
“我来自乡间，二十八年乡间生活的灌溉、哺育与沉浸，我的骨骼，我的血肉，我的灵魂，甚至我所具有的一切纯朴、善良、厚道、宽容、仁义以及吃苦耐劳，与人为善的美德，都带有着浓浓的乡土特征。
”[17]这些思想意识都体现在了他的散文作品中。
充满捉鱼摸虾快乐的板桥河，清澈得近乎童贞、不忍吞噬任何生命的板桥河；饱含舂粑粑期待的水碓房、老屋边的柿树、本命鸟的叫声、古道旁的牛歌、贫瘠而神奇的土地、恬淡自守的彝乡人、记忆中的阿着底、老家的天空、山茅野菜、藕田……所有的事物都带着故乡的气味，流露出作者深深的故乡情。
这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试问谁没有过这种对童年生活的美好追忆？
谁没有过对陪伴自己长大的一草一木的深切关怀？
同时，这种情感也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之一，倘若没有这种情感，那归有光的项脊轩就是随处都可能见到的破房子，贾平凹的小桃树也就跟寻常野地里的毫无二致。
也正是由于这种情感的作用，在作者的心里“瘦水穷山也是一种气质，一种境界”，“这恐怕也只有真正在故乡这块土地上生活得久了，摔打得够了，才能悉心体会得到。
”[18]作者抒写故乡，没有因为故乡的贫穷而生出任何的厌恶，相反，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积极投入到家乡生活的描写中。
读李智红的散文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篇章他都是从“我”的角度来写的，议论也好，抒情也罢，“我”的主观叙事感觉和回忆性的叙事话语所带有的强烈的情感色彩贯穿始终，这更加增强了他散文语言情感的真实性。
以《我们的家园》来说，作者开头便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切入：
“幸许是我过早地失去了乡土意义上的家园，因而始终对家园有着无限的神往与难以割舍的眷恋。
”后面的每一个段落都以“我”为话语主体开始叙述、抒情——“我乡土意义上的家园……”“在我的印象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我想……”对于作者而言，这种近乎内心独白的话语推进方式，使其抒情、议论自然而流畅，尽显其情感的真诚、真切，丝毫不做作；对于读者而言，“我”的自我解剖，使读者与散文文本之间甚至是与作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直接对话的效果，读之犹如在跟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面对面地交谈，童年快乐，路途见闻，一切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呈现出一片情感的真挚之美。
2.2理性之美
散文艺术必须要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人，没有真挚的情感也就无所谓散文，但同时这种情感的宣泄又必须是有节制的、理性的，不能滥情。
“对于情感而言，这是一个自由的状态。
一方面他使人的情感超过激活水平，可以自由地进入艺术世界，另一方面又不会因为情感过分强烈，而被迫走出艺术世界。
”[19]于是就在这样的对立统一中，李智红的散文语言表达使情感与理性完美结合，生发出情感的理性之美。
这种理性之美首先表现在作者使审美情感的语言表达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始终与文中的脉络紧密相连，宣泄有度。
《古道桃源》一文中，作者从《桃花源记》的引用入手，暗示出“我”此行可能很美妙，欢快的感情升起；接下来直接点出王家庄的美丽就如世外桃源一般，然后分别对入口的“绝壁危崖”、“锁水阁”进行全面描写；紧接着窥见王家庄的全貌，俯瞰澜沧江的包围，欢快之情愈加浓烈；后面从“竹林”、“芭蕉林”、“黄果林”、“大片生姜”的描写到对王家庄人智慧、热情的赞扬，情感的欢快达到顶点。
随后，笔锋一转，作者这样写道：
“随着澜沧江上那座著名的小湾电站的建设，水位上升，王家庄将全部被淹没在汹涌的波涛之下”，[20]情感由欢快变为淡淡的惆怅，让人顿生遗憾。
从此，王家庄的“散淡和清幽”只能留在“我的记忆中”、“文字中”。
至此，情感戛然而止。
整篇文章结构十分紧凑，情感的波动起伏呈现出先扬后抑的特点，没有大起大落地宣泄，而是变化得缓慢而轻柔，几乎像小溪一样缓缓流淌与文字之间，乐、哀有度。
在《穿越生命的河流》、《故乡河》等众多篇章中作者对情感的表达一直进行着类似的自觉的控制，使先扬后抑的特点成为相对固定的模式，很好地配合着思想的传达，从而使整体的审美情感显得适度、理性。
其次，理性之美表现在情感的变化完美地调节、支配着审美主体对语言符号的选择。
“文学语言符号自身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是由四种要素所构成，即声音、词汇、句子、语调，这四个要素也可以看作是文学语言符号的结构层次。
”[21]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就是通过这四个层次传递给受众的，而一方面文学语言符号的四个层次控制着审美主体的情感表达，另一方面审美主体也在情感的驱使下有意识的选择着文学语言符号，使其积极向情感趋势靠拢，并不断随着情感的变化而作出调整。
李智红的散文中，情感变化对语言符号的影响表现在对词汇色彩的选择。
“在我的内心深处，家园的具象十分的模糊，十分的不确切……它有时像是早就深深地潜移默化在我内心深处的一缕阳光，一片春色，一隅田园，一垄红土……”散文不需要像通讯报道那样及时地反映生活，所以它的情感表达有一定的滞后性，它所叙述的往往也是一种回忆性的、经过发酵的情感。
这里作者表达的故乡之情经过时间的过滤已不再是当初那么强烈，那么不可抑制了，所以用素淡的词语、质朴的意象来表达较为合适。
情感变化对语言符号的影响还表现在独特的情感体验决定着独特的语言修辞。
作者在形容瑞丽的神奇时说：
“这是一块肥沃得插根扁担都会发芽，扔块石头都会开花，系条绳子也能结出果实的，具有一种浓郁的水彩画效果的土地。
”夸张的运用准确地传达出作者对这种神奇的惊异和感慨，言简义丰。
另外，作者还十分热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由状态，这种情感是真挚而活跃的，当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而当初的乡村美景已不复存在时，情感就会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其细腻精深的程度是一般的词语句式所不能准确反映的，故作者常常使用比喻和比拟，以使独特的情感体验完整地传达出来，并且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22]最后，情感变化决定着语言符号的韵律、节奏。
朱光潜先生把散文的声音节奏看成是周身筋肉的紧张变化，认为它要比耳朵重要得多。
[23]李荣启说它是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情绪的节律，倘若没有这种节律，没有出于表达这种情感与情绪的节律的需要，那么声音效果也就只是单纯的文字游戏。
[24]所以我们看到，李智红散文的情感表达形成了先扬后抑的模式，且多用叠词，语调舒缓，流淌自然。
3人文之美
作家的人文关怀作为善的一种表现，它“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
”[25]它是任何一位优秀的作家、任何一部优秀的的作品都不应也不会忽视的美德，李智红和他的《布衣滇西》也不例外。
3.1人情人性美
李智红散文的人文之美首先体现在他对人情人性的关怀。
一方面是散文文本中描写的一系列女性人物寄托着作者美好的人文理想。
比如《生活在乡间》中那位在茅屋檐下刺绣的心灵手巧的彝族少女；《比梦境更遥远的湖泊》中“划船摆渡的摩梭女人”；比如《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跟“玉沾”一样“袅袅婷婷,美若天仙”的傣家少女；比如“记忆中的阿着底”那位吹着心爱口弦走进我心里的美丽而善良的彝族少女——以同样的方式作了下一任“玛莫”的我的妻子；“在八家人的寨子”由十二个彝族学生组成的小学里，那位自愿从坝子来到大山深处担任民办教师的十八九岁彝族妹子……她们或用自己灵巧的双手编织着美丽的生活；或用亮丽的嗓音给周围的人带去欢乐；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忍受着大山的寂寞，默默无私地奉献着。
在她们的身上有着生命最本真的质朴和恬淡，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美好人情人性的崇敬和向往。
另一方面，散文文本中的“土酒”精神、“土酒”意象是作者对高原民族性格及生活方式的一种人文诠释。
《土酒》一文讲述了彝家先辈用土方酿制土酒的传统，这种古老的酿酒技术是代代相传的，本应由“我”继承，但“我”却至今没有学会。
虽然“我”不会酿制土酒，但却是真正懂得土酒的魅力和内涵的。
“故乡的土酒，饱含着一种血性，一种德行，一种气质……看似柔弱如水，却有如剑刃般锋利”，“故乡的土酒，坚毅、隐忍、弛张有度，从容不迫。
”“因而，仗了一身的酒胆，在故乡人的眼里，再高的山峰也不过就是胯子下的一块土坨。
凭了一身的酒力，再陡峭的人生于从小就被土酒煅烧过、锤打过、搓揉过，提炼过的故乡人而言，也不过是一道一抬腿就能迈过去的坎子。
”[26]作者把高原民族的强悍，纯粹化成土酒的品质，用“土酒”意象象征不畏艰险，勇于战胜自然界的一切困难，开拓进取的故乡人，充分反映出作者对人类智慧、力量和能力的肯定，饱含着浓浓的人文情怀。
同时，少数民族有着浓厚的酒文化氛围，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地区，散文文本中的故乡人也好，打等坪人也罢，面对着清苦的生活，他们总是用“酒”来表达丰收的喜悦，节日的欢愉，用“酒”来诉说对生活的热爱，寄托对未来的希望。
作者没有贬斥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而是用热情的笔触诠释着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贫瘠而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们是怎样用自己的双手开创着属于自己的并不怎么伟大的事业，又是怎样过着在外人看来并不怎么美好的散淡生活。
笔尖所到之处，充满真切的理解，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试问这种对贫苦生活的人文关照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驳呢？
3.2自然生态美
其次，李智红散文的人文之美体现在对自然的关注。
二十世纪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里，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超过了过去数千年的总和，然而，随着电汽工业、电子信息、城市化这一系列文明进程的推进，人类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环境问题的威胁。
核泄漏、水污染、臭氧空洞、土地沙漠化……李智红散文中的生态问题只是这一切的缩影。
自从从故乡的土地上走出后，作者记忆中清澈的板桥河就只能在梦幻中出现，为了体验难得一见的乡村美景，作者不得不跑到五月的郊外去看麦子，不得不仰望老家那蔚蓝的天空，只有这样才能“又见炊烟升起”，只有这样才能品味到如藕的相思。
而自己生活的这块地方却永远只能是钢筋水泥，每天忙碌的工作过后，“我”一次又一次把目光投向郊外，投向“我”出生的那块祖土，但那里的“老槐”也早就被文明的进程抹去了。
无情的事实与作者向往的恬淡空灵的村野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在“我”一次又一次的痛苦、不安与无奈之后，我们看到“离老槐不远处，有勤劳的人家在那教堂的废墟上开了几垄菜地……时间一长，就觉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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