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99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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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9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
1986—199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
一 宏观研究
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展开了争论，主要观点有：
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反映资本主义趋向的“四个阶梯”说和“民族运动”说。
近几年继续讨论，有人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线索；有人以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线索（徐泰来：
《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1期。
）；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红线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而“不发展又是事物的主流”（汪敬虞：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5期。
）；有人以“一条主线”和“两个过程”相结合为基本线索（夏东元：
《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论断“两个过程”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最确当的概括（张海鹏：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求是》1990年3期。
）；有的主张以反帝民族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基本线索（姜铎：
《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之管见》，《社会科学》1988年2期。
）；有些论者认为，多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可以多种线索并存（俞政：
《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
2．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过去，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似已成定论。
近几年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理解和认识。
有的认为，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丧失独立，半封建才是指社会形态，其另一半即指半资本主义；前者系向下沉沦，后者为向上发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李时岳：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
）。
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能分割，半殖民地不仅指国家政治地位，还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向下沉沦的过程（汪敬虞：
《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6期。
）。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起止时间也有不同看法：
有人主张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界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学术研究》1988年6期。
）；有人主张辛丑和约为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李时岳：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
）；有人主张半封建从洋务运动起至辛亥革命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性质为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则从鸦片战争起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完全独立为止（俞政：
《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
还有的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一种类型（陈胜粦：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认识问题》，《学术研究》1989年2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学术研究》1988年6期。
）。
有的则主张撇开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而从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角度看，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从中古封闭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学术研究》1988年6期。
）。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
近几年对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对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有的主张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分段线。
前58年为资本主义经济酝酿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后52年为在政治上实行变封建式的专制独裁为民主的政治改革，以期适应资本主义更好的进一步发展（夏东元：
《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
）；有的主张以政权更迭为分期界标，将近代史分为晚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中华国民政府时期三段（邱观建：
《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
）；有的主张按中国现代化过程分期，将近代史分为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丁日初：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简论》，《历史教学》1990年2期。
），与此相类，有的提出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标志，中国近代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期，称中国近代史，后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终结期，称中国现代史（李时岳：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
）。
4．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关重要的课题——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近几年继续取得进展。
继1983年上海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后，1988年11月在南昌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有无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分的问题，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官僚资本主义问题，特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系政治概念。
后进国家依靠政权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国家资本不能称作官僚资本。
在资本形态上，官僚私人投资与一般企业中私人投资相同，均属私人资本。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企业中出现的是民族资本家，而未出现官僚资产阶级。
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
洋务运动时期官僚资产阶级就已出现，至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最后定型。
旧中国官僚资本就是国家资本，在具体企业里官股股东资格，直接代表和支配国家资本，表明了官僚资产阶级身份（沈祖炜：
《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
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作上、中、下层的区分，并将这种阶层划分与政治态度上的左、中、右对应起来。
有的学者认为，资本家无不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随革命高潮低潮的起伏而变化的，不是按“上、中、下——左、中、右”公式表现的。
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在近代中国是时代中心，对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起积极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60年中时代中心仍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只在20世纪初年到五四前十年中充当了时代中心，有人甚至认为，就是这十几年里，资产阶级也没起多大作用。
有人还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沈祖炜：
《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
关于资产阶级的形成，过去一般都认为较晚。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承认兼有买办职务或不兼买办职务的进出口贸易商人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那就可以确定民族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沈祖炜：
《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
近几年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本集团和近代商会组织均有不少研究。
有天津市档案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和夏东元着《盛宣怀传》、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等书出版。
5．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
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继续拓宽，除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进展外，突出的有近代军事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发展。
1986年12月举行了首届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近代军事史学会。
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着作均有出版。
1986年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后，近代社会史研究受到重视，对秘密社会，社会风尚、意识心理，人口，租界，移民，灾荒等诸多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均已着手，出版有蔡少卿着《中国会党史研究》、李文海主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着作。
二 晚清史研究
1．鸦片战争
近几年对鸦片战争中清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场态度研究有新的认识。
如鸦片战争前夕关于禁烟的争论，并不存在弛禁和严禁两派的斗争，更不能与后来的抵抗、投降方针联系起来，是道光帝的禁烟态度影响了内外大臣（朱金甫、郦永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
）。
过去对林则徐的被黜，说成是清廷投降主义和扶满抑汉政策所致，现在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林则徐违反了道光帝的“护国体、避边衅”的对外政策，以启边衅罪被黜（见王纪河：
《1988年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的新说五种》，《历史教学》1989年6期。
）。
2．太平天国
近几年出版的资料着作有《天父天兄圣旨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太平天国运动》。
一般研究均在细部深入探讨。
在对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分析中，提出了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般学者均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在：
它打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引发了洋务运动；《资政新编》是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显示出先进中国人为国家近代化绘制了蓝图（李时岳：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茅家琦：
《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笔谈》，《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2期。
）。
有的学者说：
太平天国促使小农经济大发展和它的商品率大提高，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助产”作用（夏东元：
《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
）。
但也有反对将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的意见，说农民造反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无必然联系，《资政新编》是由洪仁玕个人偶然因素造成，而非农民起义的必然产物。
洋务运动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俞政：
《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
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晚清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79—1988年10月间共发表论文一千余篇，专着资料40余部，不久前有李时岳、胡滨着《从闭关到开放》一书出版。
1987、1989年先后举行了第四、五届洋务运动史学讨论会。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直争论较大，第五届讨论会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
与会者中一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化工业运动为主体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它成为中国从手工业生产进步到机器工业生产的转折点，它提倡新学，兴办新式学堂，开创向外国学习的风气，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
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只是“封建主义的近代化”（见李平生、李岫：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
对于洋务派的外交，过去往往称之为妥协投降外交。
现在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外交，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转为国家主权，争取国家地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有妥协软弱倾向，但这是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见李平生、李岫：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
关于洋务运动的成效，有的论者强调其失败，说它未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反而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它是近代化的开端，完成了时代所给予的历史任务，不能说它失败。
它延缓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见李平生、李岫：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
4．戊戌维新
近代史学界对戊戌运动的评价，逐步改变了过去因其是自上而下改良而贬低的态度，1986年有王侙着《维新运动》一书出版，1988年11月在广东举行了戊戌维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研究者们提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它在思想文化上是启蒙，在反对民族压迫上是救亡，在政治运动上是革新（陈旭麓：
《“戊戌”与启蒙》，《学术月刊》1988年10期。
）；它是近代中国国体改革运动的先驱（方志钦：
《维新反思论》，《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4期。
），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提出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强劲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马洪林：
《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1期。
）。
有的论者称它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改变旧制度的角度说也是一场革命（见史之：
《群贤聚南国，兴会论康梁》，《文汇报》1989年1月17日。
）。
5．清末人物研究
近几年对清末统治阶级人物，包括奕欣、慈禧、光绪等均有不少研究，而其中突出的是对曾国藩、李鸿章的研究。
与过去斥责曾国藩为卖国贼、反动派不同，一些研究者提出，要摆脱以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框架。
说曾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在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第一个新式学堂，开设第一所翻译馆，先后派四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制定留学章程，他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发展，代表历史发展方向（许山河：
《也谈曾国藩与洪秀全》，《社会科学》1989年2期。
）。
有的研究者则继续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大于功，属基本上应否定的政治人物（姜铎：
《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年2期。
）。
有将曾国藩与洪秀全对比研究者，认为洪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曾国藩彻底守旧，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光明日报》1987年8月5日。
）。
有的文章论证了曾国藩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传统，既保守旧物又冲撞旧物，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愿地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性格（杨国强：
《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6期。
）。
对李鸿章，过去也斥责其反动卖国，现在研究者逐步改变了认识，认为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方面比曾国藩、左宗棠还高出一筹。
他是有爱国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当然他有误国之处，但他不是卖国贼（陈旭麓：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文汇报》1988年12月6日：
张礼恒：
《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齐鲁学刊》1989年5期。
）。
有的过去对洋务运动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承认，李是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有误国而不是卖国，他在自强御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李平生、李岫：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
不过，有人认为，前些年对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物评价，给予了“不应有的推崇”（苏双碧；《历史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求是》1990年6期。
）。
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也在提高。
研究者称康梁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主张改变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与革命派的争论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路线的争论，他们在开发民智思想启蒙方面比革命派做得还更多一些。
有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等书出版。
张謇是近代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过去因其立宪立场而加以批判，现在研究者指出：
他从封建士大夫行列中游离出来，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立宪运动的首领，致力于推进中国工农业的近代化，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人”；他通过实践，提供了在中国实行地区性资本主义改造的近代化模式——南通模式，他在政治、实业、教育三方面的革新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沈祖炜：
《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章开沅：
《对张謇的再认识》，《江海学刊》1988年1期。
）。
有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评传》一书出版。
1987年举办过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举行了李鸿章研究学术讨论会，李鸿章讨论会论文集成《李鸿章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
三 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是史学领域新兴分支学科，自70年代起开辟，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成果日渐丰富，呈现繁荣景象。
继1984年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后，1987年又举行一次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
民国史着作资料出版较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二卷三册已于1987年出版；《民国人物传》已出至第六卷。
凡民国时期重要事件一般均有专题资料编辑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于1987年出版。
《民国档案》刊布民国时期档案资料。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除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外，还按专题编辑原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关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战役的回忆录和其它专题资料。
民国人物研究进展较快。
《孙中山全集》11卷已出齐，孙中山藏档及孙中山研究的资料着作出版多种。
1986年11月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颇为盛大。
蔡元培、胡适、汪精卫、廖仲恺和何香凝、冯玉祥、宋庆龄、张学良等人的文集传记或年谱均有出版，有的人物的传记出有几种。
近几年蒋介石的传记亦有几部问世。
对蒋介石的记述已从政治性批判开始转向学术研究，对其早期革命活动和抗日表现有了比较积极的评价。
民国史专题研究也有较大进展。
除辛亥革命史外，护国运动史、北洋军阀史、武汉国民政府史、抗日战争史均有资料和专着出版。
对抗日战争史研究，过去专讲解放区战场，现在重点转入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对其战略指导和各重要战役均有探讨。
1987年抗战爆发50周年，全国举行学术讨论会多次。
在国民党政权研究方面，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举措评价较前客观全面。
如对其币制改革、抗战准备、抗战态度等的评价。
民国政党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国民党史、国共关系史和民主党派史的资料专着出版多种。
民国经济史研究进展，近有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出版。
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亦有所开展，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彻底反传统的估价存在不同认识。
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
四 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颇受重视的专史，研究正逐步深入。
近几年出版的综合性着作有丁名楠、张振鹍等人编着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刘培华编《近代中外关系史》。
中美关系史，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中美关系史状况，吸引着研究者极大兴趣。
1985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国际的和国内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
近几年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和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等书出版。
丁名楠主编的《近代中美关系史论文集》已出版两辑。
中苏关系史近几年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前编写的《沙俄侵华史》四卷均已出齐，现在正编辑《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
有关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中苏贸易关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等问题的论文陆续有发表。
中日关系史方面，除了中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外，近几年有《中国近代化与日本》、《中日近代启示录》等书，探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中英关系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主持撰写19世纪的香港史专着。
中外经济关系史方面，近几年海关史研究有一些成果。
出版有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卢汉超《赫德传》等书。
1988年在香港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外文化关系史方面，过去对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多揭露其侵略性质，现在研究者也指出其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作用。
对教案研究，近几年也有从中西文化冲突进行探讨的，陆续举办过多次教案学术讨论会。
有关传教的着作，近几年出版有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
近几年对租界史研究亦有开展。
1988年在上海开过“租界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
对租界的认识除了指出其侵略性质外，一些学者也提出它客观上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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