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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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薛汕
洪都邂逅
“蒋经国同志！
”
我以前曾经这样当面称呼过，期待以后仍有一天作这样的称呼。
但这毕竟已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我们党的领导人称他为“蒋经国先生”了。
这就有条件，也有基础，更有可能让我称他为“蒋经国同志”。
这话怎么说明？
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曾经这样相处过；仍然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也有可能再度相处。
在这里，让我回到曾经这么称呼他的岁月。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在脑海里回响着。
因此，当我一脚踏上“洪都故郡”的时候，即使当时的歌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是那么震撼着人心，把千万人引上街头，游行呼喊，也卷人部队，奔向前方，可以说让热情熔化在抗战的大霞下。
我自不能例外。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点当时也很流行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想探古访胜，看一看滕王阁故址。
这就经百花洲，到了赣江，走上“中正桥”，放眼东望，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芳草萋萋，群鸦点点……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感到“有幸”，竟能于1937年在南昌住下来了。
我所说的“在幸”，仿佛在梦境里，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军办事处中坐在神驰已久的人物周恩来副主席的面前；而且竟能与被敌人诅咒侮辱为“矮脚虎”的英雄人物项英同志握手。
除此以外，我竟一识蒋经国，与他有来有往，相处延续了几年。
我的“有幸”，不等于幸福。
此后，流过苦泪，作出了牺牲。
可是，一经过去，平生曾经有过的往事，倒难免要喟叹一声：
“有幸”得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
风卷云涌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已经失败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
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父亲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
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
这在过去，我是在传说中去想象他的；现在，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不感到神秘、敬仰、新奇……当不可捉摸的想象就要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英雄也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了。
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开始了！
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
这不免有点费解：
怎么不先回到党的怀抱里？
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
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侧。
然而，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以观后效。
这个说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测。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象，他又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呢？
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技，长靴橐橐响，那就另一番样子，总得有高人一等的架势。
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是赛马场中的骑土。
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
我当时在“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做抗战宣传的工作。
这个“江西青年服务团”，可以说是国民党别出心裁的产物。
当时宁沪弃守，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武汉，接着就是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
大势所趋，国民党只好沿途阻拦，用尽各种办法，把人留下来。
“省主席”熊式辉就是起用农工民主党的王忱心，作为这个团的总于事，容纳从东战场来的青年，表示不分党派，精诚团结。
当时，夏征农就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团本部的工作。
这样，略有“民主”，任青年们有个献身之处。
第一大队的队长何土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
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
我在队里，主编了《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
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爱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我当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的材料，都来自党报党刊，我不外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的心远中学。
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跑上各个岗位去了。
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这来。
有这么一天，大约是初秋吧！
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不炎热，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
篮球场上，健儿们的活泼、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人。
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不远，我没有去瞧那个热闹，探头一望，已成惯常，不以为异，仍在室内干我的。
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对我嚷着：
“小蒋来了！
“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泛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称作“太子”的，就是贬意了。
有意不正名，不宣而喻。
我想：
蒋经国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于是仍干我的。
可心里不免想着：
蒋经国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
没有多久，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土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
我抬头一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他的嘴巴忽地噘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
“喂！
老表！
”
刚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
“阿拉上海人。
”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不得不改口说着：
“呀呀！
找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
”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
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前走，带着他走进到第一大队来了。
蒋经国看看床辅，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窗前的《窗报》。
他在栏前眼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土德：
“陈秀仕是谁？
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啊？
华侨！
“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在走动，何士德指着说：
“就是她，就是她！
”
“呀！
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
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地用响亮的话说着：
“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
你舍得离开他们？
”
“这有什么舍不得？
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
还是贬低？
也就很不好说了。
好说的是蒋经国曾经经历过，不好说的是蒋经国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就不简单地是个“抗战“的问题了。
他没有说什么，沉默了。
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
对我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
以嘿！
雷宁，是哪一位呀？
”
这使得何土德不能不高声地喊着：
“阿雷，到这儿来！
”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上前了。
这会儿，我把他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
何土德把我介绍给他：
“就是他，是个广东人。
”我有点怪何土德，你不也是广东人？
这有什么奇怪呢！
何土德的话还没有完，补充上来了：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
这些话，何士德除没有到北平以外，其余等于他的自我介绍。
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
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慎重其事他说：
“好，雷宁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
”我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
“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你……”我的话里，意思多着呢！
远的说是“如雷贯耳”，到现在才得见；近的说是从他到南昌来；很多人跟他往来，也很熟悉，我却迟迟才见到，绝没有“相见恨晚”之意，倒有点意外能在这个地方见到他。
原来，他是有目前的，下面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
蒋经国问我：
“《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
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
你怎么知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
言下之意，这类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别人写的或有人授意我写的。
“兴趣”二字，应该说成：
“这个斗争你也参与？
”最后，可是你怎么可以认为不是政治党派呢？
无妨说他不能同意了。
但年少气盛的我，只用简单的回答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了：
“就是我写的！
”
他一听，不多说了。
过了一会，他又对何土德和我说：
“什么时候有空？
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
我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还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马上回答：
“好，准去！
”
他呃呃地笑开了，有点沙嘎，带看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
然后，就自顾朝前走，又对旁边的何土德说下去：
“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
嘿！
，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他们是噼呖拍，僻呖拍！
，……”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
”
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地这么说，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
”
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土德对我说：
“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
”“去，我们去约他。
”“你没有到过他的家？
”我说：
“没去过。
”“我带你去。
”南昌城里，比起现在的大都市来说，再远的住处也显得近。
我记得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城郊了。
穿过林荫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
这准是他的孩子，用不着问。
一瞧，就知道到了他的家。
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捣乱了。
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
青年们问的，都是在苏联生活中的事情：
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什么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他是归来人，完全能够满足一个个的询问。
看来，他不拒绝这些询问。
他见何土德和我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
“呃，雷宁同志，广东人，你北伐到南昌来了。
”
我说什么好呢？
只好一笑了之。
何土德也是广东人，他也一笑了之。
然后，何土德说明来意：
“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
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
“好啊！
我们也去。
”
他还没有回答，在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巡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
由于他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么些人接着就喊开：
“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僻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
”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
“你……唱！
”众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经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几乎没有谈什么话，就坠入热情的歌声之中。
他用俄语，我们用华语，竞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
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好了。
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蒋经国即使大了几岁，终究是要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此时此地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
他跟大家一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竞能合谐，一起共鸣。
他，这么做，跟同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多密切啊！
又多么令人不易忘记啊！
已出现的一些场面，又是多么生动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名流，象许德瑗、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仿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
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
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
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个通知：
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
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
坚决拒绝，不子理睬，要依时举行。
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派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
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
怎么办呢？
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
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前约好说妥的。
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
他来不来呢？
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
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
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
开哪个会呢？
也没有说清。
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
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
我只好扑空悻悻地回来。
站在门口岗亭的警卫，虽没有为难，也似乎在冷笑一样，你爱找就找吧！
没那么便宜，这不就大大耽搁时间么？
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走了出来。
显然，可以看出，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
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
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
还没有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
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
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
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
……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
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打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
“这个会没有批准！
”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
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
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
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多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
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
“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
”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
“你们不合法！
”“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
”……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
给我出去！
“
那些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么，分明在听候指挥……他又在说一遍：
“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
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
“出去！
“。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
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
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额，从容不迫他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
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涌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
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
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揩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
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
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
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村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
黄澄澄的灯炮，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
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着闪著。
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碇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中秋之夜
翁翁郁郁的杉林，成一片蓝色，与白云飘雾，像水拨彩画一样，渲染在一起。
自从红军长征后，井岗山是个禁地，几乎没有人上过。
为了看一看盘踞在上面，挂名国民党的一个乡卫中队，其实就是土匪窝子，试探一下头子的政治态度，我去了那里。
我正有所得，累呼呼地回到第五区的住处，便接到遂川县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到县城听命。
原来，江西省委为了加强赣南的工作，调动了一批青年上赣南。
带队的责任落在我的身上。
这时，武汉已弃守，南昌又弃守，南中国的大门广州也弃守，东侧的小门潮汕也一样弃守，弃守、弃守……赣南变成东南战场的后方。
国民党很重视这个变化，调蒋经国到赣南做专员。
我调赣州继续做组织工作，特别要在城市工人中发展党的队伍。
同来的分派在各个团体单位，暂时由我联系下去。
我的主要工作，像在南昌一样，公开身份是在“江西青年服务团”，而在赣州，任的是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
这好比在征途中又一个遭遇：
要与蒋经国为伴。
这一回，我比初次见到他时，对他认识清楚得多了。
这是后来到新四军办事处，亲耳听到党的东南局副书记黄道对我说的：
“他不是党员。
党的政策就是帮助他，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支持他的工作。
但是不能存幻想……”这些话，又在我的脑海浮现起来，事隔二年，不至有变化吧！
心里有底，到赣州也就不觉陌生了。
蒋经国在赣州担任的官衔，叫“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管辖赣南十余个县。
赣南，我们革命的摇篮，也是老根据地所在地，只因红军长征以后，又成为国民党区。
但党的威望是如此的高，广大人民的感情又如此的深，对国民党的动向又特别敏感。
体现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就比别的地方更直接；一遇磨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多。
因此，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紧张的程度，并不在重庆之下。
为什么要把蒋经国部署在赣南呢？
看来国民党就是因他有过红色的标志，借此在赣南以孚众望；再则呢，国民党也很清楚，不管蒋经国有过这样那样的事，终究还是国民党，代表国民党的利益，不会有虞。
尽管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这里毕竟是个缓冲之地。
此中的关系似乎不好理解，于是有的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内对他很不放心；有的把他看作国民党员，担心他做起官来，究竟能不能与共产党合作？
只有等候事实。
有的已知道他的底细，却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要做好他的工作，又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
我在赣州，属于最后一种人。
我虽然跟他认识了，到了赣州，没有去专门找他。
我做我的工作。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的总干事周百皆，是一个平易随俗，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易于接受意见的人，曾经留学苏联，与蒋经国是同学，成为蒋的四大秘书之一。
我所做的组训工作，直接由他指导，向他请示，向他汇报。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在旧赣州府衙，已改作“幼幼师范”了，可是学校己疏散到附近县去，让这个抗战的机构住下来。
这个会有个“宣慰团”，团员四五十人，男男女女，有唱歌的，有演戏的，人来人往，日夜不停，已经不是一个冷落的庭院，歌声、念台词声，还有早上健身武打的喊声，早已连成一片，充满着生气。
木芙蓉花盛开，不像合欢树那样飘香。
而它撒着花瓣，落在幼幼师范的后操场上，缀在崴崴的青草上，像在绿毯上绣上花朵。
草上盛着晶莹的露珠，一一都被早来人的裤管、鞋面拭走了，后来人即使席地而坐也不会湿着。
虽然是秋天已到，却没有感觉有什么凉意。
我不爱打拳或手舞足蹈一类的运动，跑步兜了几圈，就坐在一旁；然后，又到树荫下拉开拉链……忽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
老表！
”这就有点奇怪，还是这么个叫法，可是蒋经国来了？
接着就听到他不断地招呼人：
“沈明辉，你好！
怎么不练歌呀？
”沈明辉回答：
“你好，蒋主任！
”又再一声说着“杨茵湖来了没有？
还在睡懒觉？
把他拉起来。
”接着，看到蒋经国穿着背心、短裤，肩上挎着夹克短衣，正和周百皆一道来了。
他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刚刚在赣州公园运动后串门来了。
不叫“小蒋”，也不叫“蒋专员”，却称起“蒋主任”。
有个来由：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团的团员，年纪又更轻些，更小些，称蒋经国为“小蒋”显然不相称；称“专员”呢，确实有些“官气”，叫不出口。
而”蒋主任”呢，驾乎两者之间，而且是个新鲜的称呼，因为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在筹备成立，他是主任。
这么一群青年，都十分高兴地参加，由此及彼，对“主任”就格外亲切，就这样叫开来。
他也乐意接受了。
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个新生的事物，没有暮气，很适合青年的特点，在江西，才开始，还没有被中统所利用。
我作过这样的传达，党为支持蒋经国，使他在赣南不孤立，而有拥护他事业的群众，就让共产党员参加，也鼓励青年们参加。
参加的，可以借此接受到新的锻炼。
蒋经国当的专员，很不一样，一改过去衙门老太爷的作风。
清早起，全体公务人员，都必须到赣州公园体操、运动。
他讨厌睡懒觉的，也以身作则，一早活跃在“锻炼”线上。
他们所以点“杨茵湖“的名，是早就闻名了：
这个到过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一肚子“艺术”，精于戏剧，就是不守生活秩序，晚睡晚起，任何冲击也攻不破。
蒋主任这一回能不能攻破呢？
青年们回答着：
“你去拉他吧！
等他导演的《凤凰城》演出了，不用你拉也就爬起来了。
”
杨茵湖总是在夜静更深中设计有关工作，特别对“演剧”十分认真，蒋经国似乎也理会到这一点，也就不坚持了。
正在这个时候，他一眼瞥见我了，马上冲着我说：
“你认不得我呀？
好大的架子！
也不去看我一下。
”
这真是说到哪里去了，我能有什么架子？
我倒怕他真的把我忘记了。
我正要说话，周百皆的银丝眼镜晃了一下，乞乞地插上来说着：
“阿雷不是这样，一来就忙不迭，要有什么请示才找你去！
”这是对我的解脱，我只好说：
“蒋经国同志，我怕你贵人多忘。
我要是搭了架子，那么拆了就是。
”
“那就好，等你！
”他仿佛闲不住，嘴巴东吆西喝嘟噜个不停，忽的说到这方面来。
其实，恐怕他不知道我的对象是谁，而他偏这么问：
“你的密瑟斯好吧？
没有来？
”
那个时候，已结婚的不叫“爱人”，一般叫“密瑟斯。
其实是“女朋友”的意思，作为已婚对象的特殊叫法，我只好答着：
“没有来，还在遂川。
”
这时一群宣尉团员把他包围了。
嚷着：
“蒋主任，跟我们一起赛跑吧！
”
说时迟，那时快！
蒋经国一下子就奔跑起来，一群青年都前前后后地绕着草地跑个不停。
周百皆是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的秘书，掌管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的工作，蒋经国的四大秘书之一；之三呢？
一个就是真正的专员公署的秘书，叫黄中美，权力很大，熟悉官道，又能说几句革命的话；又一个是在经济委员会当秘书，叫许季元，掌握财务实力；再一个是新赣南月刊社的秘书，叫高理文，斯文典雅，管文化方面，实际是为蒋经国制造舆论的重要人员。
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在“专员公署”里面。
过了几天，我一早就来找周百皆：
目的是去看蒋经国，免得又有“架子大”之嫌。
周百皆说：
“还没有来。
“正说着，窗外橐橐的皮鞋声响了，接着就听到蒋经国的嗓门：
“喂，你们来得早！
”周百皆说：
“你快追上去吧！
要是有人来了，就什么也谈不成了。
”我只好跑出来，在他后面叫着：
“蒋经国同志，我来看你。
”
他回转身，停止走路了，说着：
“啊！
你来了，来了就好。
”接着，伸手把我拉住了。
“来，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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