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中药的功效与主治病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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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中药的功效与主治病证

初论中药的

功效与主治病证

2011年度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课程

第一部分中药的功效

一、内涵考释

功效，又称功能、功用、效能、效用，是指中药防治、诊断疾病及强身健体的作用。

今考功效，又通功能、功用、效能、效用、作用。

如《说文解字·十三下·力部》云：

“功，以劳定国也。

从力，从工，工亦声。

”《汉语大字典·力部》云：

“功，功绩、功业，成效、功效。

”《说文解字·三下·攴部》云：

“效，象也。

从攴，交声。

”《说文解字段注·第三篇下·攴部》云：

“象，当作像，人部曰：

像，似也。

”《广韵》曰：

“俗字作効，今俗分别，效力作効，效法、效验作效。

”《辞源》云：

“功，劳绩、成效。

”“效，徵验、效果、呈献、献出。

”“功效，功劳、成绩。

”“功用，效能、能力。

”“功能，效能、功绩、才能。

”“效用，功效、作用、效力致用。

”“作用，作为、努力。

”

中药的功效有高级与初级之别。

所谓高级功效，是指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应用归纳概括、分析推理等手段，对中药防治、诊断疾病及强身健体作用的高度概括。

其表述用语，成熟精炼，简明扼要。

所谓初级功效，是指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应用直接观察手段，对药物防治、诊断疾病及改善机体某种状况的客观记载。

其表述用语，原始直白，虽也简明，但不精炼。

二、源流溯析

（一）春秋战国及其以前

我国采用中药防治疾病的历史甚早，可上溯到春秋战国以前。

但明确认识到中药能防治疾病，并用文字记载其功效，大约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一时期，《山海经》（公元前475～前221年）即有关于药物有某种效果或能防治某种疾病的记载。

今考，是书有关药物功效的表述词组，与今之有所不同，词组多种多样。

其中：

最多采用的是否定词加宾语词组，这种由否定词加上用作宾语的病名构成者占半数以上，具体表述有两种：

“不”加宾语词组有：

不忧，不瘿，不厥，不霆（发脾气），不昧（魇），不夭，不厌（魇），不惑，不怒，不妒，不蛊，不寒，不饥，不愚，不字（通子、不育），不劳（劳累），不眯（噩梦、恶梦），不疟，不忘，不妬（乳痈），不睬（理睬），不风，不疥，不肿，不疼，不骚，不疣，不米费（屁），不睡，不痈，不痔，不疽，不迷，不畏，不聋，不畏雷，不蛊疾，不心痛，不眩目。

“无”加其语词组有：

无肿疾，无痴疾，无蛊疾，无瘕疾，无疠，无卧，无病。

其次是采用及物动词加宾语词组，这种由及物动词加宾语也占有相当比例，具体表述有五种：

“已”加宾语词组有：

已瘿，已心痛，已疥，已癙，已风，已瘅，已聋，已疟，已狂，已痔，已疣，已忧，已痈，已呕，已白癣，已疠，已痴，已嗌（咽喉）痛，已腹痛，已窝（窝火），已垫（湿气病），已肿，已胕（浮肿），已痤，已劳（虚劳），已瞢（梦、目不明），已疽，已腊（皮肤干燥龟裂），已曝。

“治”加宾语词组有：

治瘘，治皮胀，为（治）毒。

“宜”加宾语词组有：

宜子孙。

“毒”加宾语词组有：

毒鼠，毒鱼。

“杀”加宾语词组有：

杀人，可杀虫。

“御”加宾语词组有：

御百毒，御疫。

其他动词加宾语的句有：

美人色，释劳，善

走，止衕（洞泄、水泻、寒泻、脾泻）。

再次是采用其他词组，具体表述有：

使动用法词组有：

使无子，使人不溺，使人

多力。

动介宾结构词组有：

媚于人，者利于人。

由此不难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虽然已经学会了用动宾结构词组表示药物的功效，但其所用的动词与今之用字不同。

奠定中医药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春秋战国至汉代），载有13首（也有人说有12首）用药不超过四味的方剂，具体是：

汤液醪醴：

见《素问·汤液醪醴论》。

所云汤液，即五谷熬煮成的清液，能滋养五脏；所云醪醴，即指用五谷熬煮，再经发酵酿造而成，类似今之南方的米酒，又称醪糟，其主治与汤液相似。

今之多用上好的大米等制成。

生铁洛饮：

见《素问·病能论》，云本品能治怒狂，能下气疾。

铁洛，洛通落，即今之铁落。

其味辛性凉，归肝心经，功能平肝镇惊，主治肝郁火盛，暴怒发狂。

左角发酒：

见《素问·缪刺论》，云本品能治尸厥，取左角之发，烧制为末，以美酒或白开水一杯，饮服或灌服即效。

实际上用的是今之血余炭，今人认

泽泻饮：

见《素问·病能论》，云本品能治酒风，症见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等。

方由泽泻、术、糜衔组成，其中泽泻性寒，功能渗湿利水；术，即白术，其性温，功能健脾益气、固表止汗、燥湿利水；麋衔，即鹿衔草、鹿含草，其性温，功能祛风除湿、补肾健骨、止血。

三药相合，既能补肾健脾、祛风除湿、固表止汗。

鸡矢醴：

见《素问·腹中论》，云本品能治鼓胀。

今人认为方中的鸡矢，即鸡矢白，又名鸡屎白，性凉，功能利水、泄热、祛风、解毒，主治鼓胀积聚、黄疸、淋病。

风痹等，今用于治小儿消化不良效佳；醅，即酒醅，原书中末云，后人云有本品。

所谓酒醅，指没有过滤过的酒，与醪糟相同。

乌鲗骨藘茹丸：

见《素问·腹中论》，云本品能治血枯。

方中乌贼骨，又名海螵蛸，性微温，功能收敛止血、燥湿止带、制酸止痛、收湿敛疮，主治吐血、便血、崩漏带下胃痛吐酸、血枯经闭等；藘茹，今人认为是茜草，其性凉，既能清热凉血，又能化瘀止血，主治血热血瘀诸证；麻雀卵，味甘性温，功能补肾阳、益精血、调冲任，主治肾虚阳痿、女子血枯经闭，崩漏等；鲍鱼，性温，功能益阴气、通血脉，煮汁服之能同诸药通女子血闭。

四药共用，既能补气养血益精，又能活血化瘀通经，故可治经闭血枯。

兰草汤：

见《素问·奇病论》，云本汤剂能治脾瘅。

兰草，即佩兰，其芳香性平，功能化湿醒脾，善治脾经湿热等。

豕膏：

见《灵枢·痈疽》，云本品能治猛疽、米疽。

豚膏，即猪脂，俗称猪油；猛疽，即咽喉痈，因其发于咽喉部位（嗌中），影响呼吸，病势凶猛，故名；米疽，即腋下痈，因其发于胁下，坚硬红肿如米粒，故名。

其性微寒无毒，功能散血解毒，主治疮肿。

《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云：

“豚，其肉间脂肪，平，无毒。

主煎诸膏药，破冷结，散宿血。

”

蓤翘饮：

《灵枢·痈疽》，云本汤剂能治败疵。

方中用蓤、翘草根。

蓤草根，即菱角根；翘草根，即连翘根；败疵，即胁痈。

菱角根性凉，功能清热发汗；连翘根性寒，功能凉血解毒。

二者相合，功能清热凉血、解毒消痈，故治胁痈。

半夏秫米汤：

《灵枢·邪客》，云本汤剂能治目不瞑。

方中半夏味辛性温，功能燥湿和中；秫米味甘性凉，功能清热、利湿、解毒；与半夏同用，能治胃不和、卧不安。

马膏膏法：

见《灵枢·经筋》，云本法能治体虚外邪侵犯之经筋收引或迟缓。

方中马脂甘平柔润，外涂患处，能养筋治痹；白酒，辛甘性温，内服能温通经脉；辣桂，味辛性温，内服能温通血脉；桑火炭，外用炙烤患处，能温通经络；桑钩，即桑枝做成的钩，其性能同桑枝，性平，功能祛风通络，故以期牵引患肢；或再吃肉饮美酒，以助药势。

故治筋脉拘挛或迟缓口呙有效。

寒痹熨法：

见《灵枢·寿夭刚柔》，云本法能治寒痹。

方中醇酒辛甘性温，行药势、散寒邪、温通经络；蜀椒味辛性热，功能散寒止痛；干姜味辛性温，功能散寒止痛；桂心味辛性热，功能补火助阳、温通血脉。

后三味得酒力，再加热熨，药力更强，故治寒痹有功。

小金丹：

见《素问遗篇·刺法论》，云本品能预防疫疠。

方中辰砂，即朱砂，性寒有毒，功能清热解毒、镇心安神；水磨雄黄即雄黄，叶子雌黄即雌黄，二者均性温有大毒，功能解毒、杀虫、劫痰、避疫；紫金，即金箔，功能镇心安神。

诸药相合，预防疫疠有功。

从上所列可知，这些方用药不超过4味，其表述功效的词组与《山海经》基本相似，大多采用及物动词加宾语词组，相当于今天的主治病证。

只有生铁落饮除云能治怒狂外，还云其“能下气疾”。

这“下气疾”，实际上也是及物动词加宾语（病名）词组。

该书在“至真要大论”、“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中，虽然已论及中药的药性（性、味及其作用），并触及了中药的功效，但却未与具体药物联系起来。

更何况至今有人仍认为七篇大论为唐人王冰所加。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

《素问·至真要大论》：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醎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

”

（二）秦汉时期

在秦汉时期，《五十二病方》（公元前221～前201年）也有关于药物有某种效果或能防治某种疾病的记载。

今考，《五十二病方》虽抄写于战国秦汉之际，但据今人考证，其记载的治病方却源于战国至秦以前。

其虽然是方书，但对单味药或复方功效的表述却与《山海经》一样，也多采用否定加宾语词组，如“令金疮勿痛”，“令伤者勿痛、勿血”，“不痛、不瘢”。

又如：

“（治）石淋，三温煮石韦若酒而饮之。

”

据近年报道，在1977年从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简《万物》中，有五十余条残简是书写治病的杂方，方中涉及常用中药70余种。

今据有关专家考证，阜阳一号汉墓的墓主人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而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西汉初年）。

由此推之，阜阳汉简成书年代的下限不晚于这一年。

如：

W16简云：

“已石癃”；

W18简云：

“鱼与黄土之已痔”；

W24简云：

“叔（菽）可已瘘”；

W32简云：

“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

W43简云：

“……橐，令人不梦咢（愕）”；

W57简云：

“杀鱼者，以芒草也”；

W61简云：

“乌喙与……，使马益走也”。

这些资料表明，《万物》对药物功效表述的用词也基本与《山海经》相似。

由此不难看出，从广义角度讲，使用动宾结构词组表述药物的功效，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其主要基本模式不外是用否定词或及物动词加宾语，而且宾语大多采用疾病的病名，而不是今天常用的病邪（如风、寒、暑、湿、燥、火）、脏器（如心、肺、脾、肾、肝）、生理机能或产物（如阴、阳、气、血、津、液）及病理产物或反应（如痰浊、瘀血、疼痛）等名称。

更没有像今天这样用功效（高级功效）来统领主治病证，指出某种药物之所以能治某些疾病是由于其具有某一种或数种功效（高级功效）所致。

大约到了东汉，对药物或药方功效的表述，开始转向用及物动词加用病名表述的宾语，也就是说大多采用动宾结构词组表述药物的功效，而对于否定词加宾语结构词组却较少应用。

东汉早期的文献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东汉早期的古墓，在出土的文物中有医药简牍92枚（包括木简78枚，木牍14枚）。

在这些简牍中，保存了完整医方的有30余个，方中所列药物近100味，它详细记载了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用药方式等。

其中关于方药功效的表述基本采用动宾结构词组，而且在宾语中也开始采用今天常用的病邪、脏器、生理机能或产物、病理产物或反应等的名称，如“逐风”、“止痛”等。

东汉中期，现存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94年）问世。

该书在《序录》论述中药基本理论时，虽然已意识到药物治病与某种功效有关，但却没有明说。

通篇有关性、味及其作用的论述，都没有明确指出药物能治疗某种或数种疾病，是与其具有某种或数种功效有关。

只是云：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瘤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

”

在正文论述单味药时，其表述方法较前有了较大的

进步，并有以下特点：

首先，绝大多数采用及物动词加宾语词组，如“安胎”、“止血”、“止烦”、“止痛”、“止汗”、“止渴”、“止虚汗”、“益气”、“补中”、“补不足”、“明目”、“长肌肉”、“止汗”等；只有少数仍采用否定词加宾语词组的表述方法，如“不老”、“不饥”、“不忘”、“不痿”等。

其次，动词的用字多样化。

如表示除去、通利、避开、战胜等的动词有除（除热、除邪气、除风湿痹），去（去三虫、去面黑干、去黑子息肉），消（消食、消瘀血、消目肿），散（散急气、散结气、散瘿、结气），破（破散结气、破癥坚积聚、破胎堕子），杀（杀蛊虫、杀精物恶鬼），通（通血脉、通百节、通利口鼻、通水道），下（下乳汁、下血闭、下气、下十二种水），利（利小便、利血气、利关节、利九窍），逐（逐血痹、逐六腑积聚），涤（涤蓄结饮食），荡（荡胃中积聚寒热、荡涤肠胃）、出（出汗、出刺、出声音），化（化七十二种石），疗（疗渴、疗金疮、疗口唇青），辟（辟口臭、辟瘟疫、辟不祥、辟邪气），排（排脓），发（发表），化（化食），解（解毒气、解烦、解百毒），堕（堕子、堕胎），决（决痈肿），胜（胜五兵），轻（轻身）等。

表示补益、润养、增强、填充等的动词有补（补不足、补中、补虚羸），益（益气、益智、益精气、益精光、益男子精、益寿），养（养精、养精神、养五脏），增（增智慧），强（强志、强志意、强骨髓、强筋骨、强阴），长（长肌肉、长须眉），填（填脑髓），充（充肌肤），利（利丈夫不利女子、利老人、利胃），坚（坚骨齿、坚筋骨、坚肌），续（续筋骨、续绝伤），聪（聪耳），充（充肌肤），明（明目），润（长肌肤润泽），悦（悦颜色）、倍（倍力），厚（厚肠胃），保（保血脉），耐（耐老、耐饥、耐痛）等。

表示固定、上涩、收敛等的动词有安（安胎、安心、安中、安五脏、），止（止血、止烦、止痛、止汗、止渴、止泪、止泪出、止虚汗、止惊悸、止遗溺、止咳逆上气），定（定魂魄、定五脏）。

其他动词有柔（柔肌肤）、开（开心孔、开腠理）、调（调中）等。

其三，宾语的构成，多数为主治病证或病症名称，少数使用病邪（如风、寒、暑、湿、燥、火）、脏器（如心、肺、脾、肾、肝、肌肉、皮肤、须眉）、生理机能或产物（如气、血、精、尿、泪、智慧）及病理产物或反应（如痰浊、瘀血、疼痛、口臭）等名称。

其四，使用低级功效表述手法，对每味药物功效的论述，均以“主（治）XXXX”之语句为模式，中间夹杂有高级功效的表述法，如云：

山茱萸，“主（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

此后，这种撰写体例，就成了后世医药学家撰写（三）南北朝至元代

南北朝时期，本草的编写延续了《神农本草经》的撰写体例。

如南朝梁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公元480～499年）就是明证，书中云：

山茱萸“主肠胃风邪，寒热疝瘕，头风，风气去来闭塞，目黄，耳聋，面皮包，温中下气，出汗，强阴益精，安五脏，通九窍，止小便利，明目，强力长年。

”等。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不断发展的医药理论的影响下，医药学家已经初步认识到药物具有超越于低级功效的某种功效。

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约公元536年）在论述人参时说，人参“为药切要，亦与甘草同功。

”意思是说人参与甘草功效相同。

但在论述药物的治疗作用时，仍然是用高级功效与低级功效相间的办法陈述。

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用功效（高级功效）来统领主治病证，指出某种药物之所以能治某些疾病是由于其具有某一种或数种功效（高级功效）所致。

这种状况，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等朝，直到明代才有所改变。

虽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才有所改变，但在有的本草中对药物治疗作用的论述，逐步出现了使用高级功效的术语来表述药物功效的条目，特别是元代，更如此。

如元代著名食疗本草《饮膳正要·卷第三》（公元1330年）云：

“韭，味辛，温，无毒。

安五脏，除胃热，下气，补虚。

”等等。

甚至有的本草在编写时，还采用了与现代模式相类似的行文体例，即先论述其动词加病邪、脏器、生理机能或产物及病理产物或反应等名称表述的高级功效，后论述其动词加病证或症状名称的方式，而不是笼统地将其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通称为药物治疗作用的所“主”，并且前者与后者相呼应，前者是对后者的高度概括，后者是对前者在临床的进一步细化。

如元代著名本草《汤液本草·卷四》（公元1298年）引《用药法象》云：

黄连“泻心火，除脾胃中湿热，治烦躁恶心，郁热在中

细析《汤液本草》所引《用药法象》的这段原文，似乎表明名医李杲及该书的作者王好古，已经认识到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即前者是后者的高度概括和进一步升华，后者是前者在临床应用的具体展现。

（四）明代

到了明代初期，随着医药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特别是八纲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中医基本理论的逐步完善，使医药学家进一步认识到，药物的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虽都可以概括为药物的治疗作用，但二者是

不同的。

于是，便出现了欲将药物的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分述的本草，这就是由明朝廷组织编写的著名的药典性本草《本草品汇精要》（公元1505年）。

是书在论述各单味药时，创造性地采用了分项论述法，每药分24项，其中的第13项为“主”，虽原书在凡例中云该项的内容是列述该药的“专某病”，但实际行文时大约有半数使用了功效术语，也就是列述了该药的功效；第18项为“治”，虽原书在凡例中云该项的内容是“陈疗疾之能”，也就是列述该药的主治病证，实际行文也基本如此。

这样，就等于将药物的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分项列述，并在客观上，隐约体现了今人常说的功效与主治病证之间的关系。

然而，由于大家熟知的历史原因，是书成稿

后并未刊行，而是被长期封存在宫廷的后库，致使这一突破旧编写模式的做法未被后学及时地采纳，并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半个世纪后，有些医药学家在编著启蒙类本草专著列述单味药的具体治疗作用时，又较多地采用了先论述其功效（高级功效），后列述其主治病证的编写方法。

如此论述单味药的治疗作用，使其功效与主治病证的表述更加清晰准确。

如李梴的《医学入门·卷二》（公元1575年）云：

“川芎辛温行气血，止头疼破血海瘀；更散心郁治痈疽，风湿寒痹亦能去。

”

随后，著名医药学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药性歌》（公元1587年）中，也突破了既往的模式，大胆地采用了以功效（高级功效）术语为主的编写方式列述药物的治疗作用，从而推动了全面概括药物功效（高级功效）的进程。

如其在歌诀中云：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卫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卫

黄芪性温，收汗固表，托疮生肌，气虚莫少

白术甘温，健脾强胃，止泻除湿，兼驱痰痞

茯苓味淡，渗湿利窍，白化痰涎，赤通水道

熟地微温，滋肾补血，益髓填精，乌髭黑发

芒硝苦寒，实热积聚，蠲痰润燥，疏通便闭

这在当时来说，已概括得十分贴切，具有领先水平。

其中有不少论述已被当代中医药学者所采用，并将其编入中药学教材或专著中，实在是难能可贵。

接着，伟大科学家、医药学家李时珍，虽然也认识到药物之所以能治疗某种疾病，是因其具有某种性能特点及功效（高级功效）所致。

但在编写《本草纲目》（公元1578年）时，除在某些药物条文的发明项有所体现外，而在编写体例上却仍未能突破旧例，清晰地表达这一思路，着实令人遗憾。

再后，张景岳的《本草正》（公元1624年）在论述药物的治疗作用时，几乎完全采用了功效（高级功效）在前，主治病证在后的表述方法。

如是书云：

“甘菊花，味甘色黄者，能养血散风，去头目风热，眩晕疼痛，目中翳膜及遍身游风风疹。

作枕明目。

叶可用。

”“紫菀，味苦平微辛，辛能入肺，苦能降气，故治咳逆上气痰喘。

惟肺实气壅，或火邪刑金而致咳唾脓血者，乃可用之。

若以劳伤肺肾，水亏金燥而咳逆失血者，则非所宜。

”

这种前后呼应的编写体例，既比较准确地条理深化了药物的功效（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又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二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还初步认识到：

功效（高级功效）能统领主治病证，药物之所以能治某些疾病是由于其具有某一种或数种功效（高级功效）所致。

以上说明，至少到了明代，医药学家不但认识到药物的功效（高级功效）是对其主治病证的高度概括和进一步升华，而且也认识到高度概括了药物的功效（高级功效）是指导临床用药的依

（五）明末至清

从明末至清，医药学家已经对临床常用中药的功效，逐一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与升华。

此点，明末的《药品化义》（公元1644年）及清代初期的《本草备要》（公元1694年）等本草著作均可证明。

《本草备要》为清初名医汪昂所著，汪氏在编著是书时，对每一味药的功效（高级功效）都进行了概括，并以注语形式列于药名之下。

如云：

“人参，补气，固表，泻火”；

“甘草，有补有泻，能表能里，可升可降”；

“天门冬，泻肺火，补肾水，润燥痰”；

“丹砂，重，镇心，定惊，泻热”；

“白颈蚯蚓，泻热利水”。

汪氏对药物功效的概括，尽管还有许多不足，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毕竟是上了一个新台阶。

同时，这一时期的医药学家，在编著本草著作时，还注意到全面概括药物的性能主治，即药物的性能特点、功效（高级功效）、主治病证。

如在汪氏《本草备要》问世61年后，清代另一名医吴仪洛，以《备要》为基础，经过增补修订，又编著成《本草从新》（公元1757年）一书。

吴氏在编著该书时就进行了此项工作。

他在每一药名之后，首先简述了药物的性能特点。

接着，又详细论述其味、性、归经、功效（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等。

如云：

“荆芥，轻宣发表，祛风理血。

辛苦而温，芳香而散，入肝经气分，兼行血分。

其性升浮，能发汗、散风湿、利咽喉、清头目，治伤寒头痛、中风口禁、身强项直、口面嗝斜、目中黑花。

其气温散，能助脾消食、通利血脉，治吐衄肠风、崩中血痢、产风血晕、瘰疬疮肿。

清热散瘀，破结解毒，为风病、血病、疮家圣药。

”“泽泻，通，利水，泻膀胱火，去湿热。

甘、醎，微寒，入膀胱经。

利小便，泻肾经之火邪。

功专利湿行水，治消渴痰饮、呕吐泻痢、肿胀水痞、脚气疝痛、淋沥阴汗、尿血泄精，一切湿热之病。

湿热既除，则清气上行，又能止头旋，有聪耳明目之功。

”

吴氏的论述虽不如今之规范，但已相当条理准确了。

即每药都按性能特点、功效（高级功效）、主治病证次第列述，对后世影响极大。

为当今编写高校教材《中药学》初步奠定了基础。

此后，名医黄宫绣，在编著《本草求真》（公元1769年）时，不但继承了汪氏以批注形式概括药物功效（高级功效）的方法，而且首先采用了按药物的性能分类法。

所谓性能分类法，就是指以药性加功效为标准，用综合判断类别法分列各药。

黄氏在书中将所收521味药物，首先按其性能分为补剂、收涩、散剂、泻剂、血剂、杂剂及食物7个大类。

然后，除食物类外，每大类又分为若干小类。

其中：

补剂分为温中、平补、补火、滋水、温肾；

收涩分为温涩、寒涩、收敛、镇虚；

散剂分为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

泻剂分为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

血剂分为温血、凉血、下血；

杂剂分为杀蛊、发毒、解毒、毒物；

再加上前述的列于书后的食物类，共计32小类。

黄氏的这种分类法，既说明医药学家已经对药物的功效有了足够的认识，又为后世采用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方法编著中药学教材及各类中药学专著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今天看来，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以上的考释说明，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期至清末，医药学家已逐步认识到药物的功效（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既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又有区别，并采用前后分别、对应列述的方法表述。

虽然如此，但仍不够理想。

（六）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医药学家对药物的功效（高级功效）与主治病证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了深化提高，这一时期的本草（中药）著作特别是中药学教材才对药物的功效（高级功效）作了专项介绍。

如：

张若霞《草药新纂》（公元1917年）将所载药物明确按功效分为强壮、行气、止痛、宁睡、利尿、发表、退热等5类；

秦伯未《药物学讲义》（1937年）将所载药物分为发散、利尿、理气、理血、温热、寒凉等12类。

它们对每一味药物的功效（高级功效）都作了介绍。

（七）当代

当代，药物的功效（高级功效）已与其主治病证完全分开，并成为中药学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

几乎所有的中医药著作，在论述中药的效用时，不但能用功效（高级功效）来统领主治病证，而且还能明确指出某种药物之所以能治某些疾病是由于其具有某一种或数种功效（高级功效）所致。

以上的历史回顾，足以说明，人们对中药高级功效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如今各类各种中医药专业文献中所说的功效一词，基本上都是指本文所说的高级功效。

对具体药物治疗效应的表述，也大都采用高级功效术语，极少采用初

级功效术语。

三、认识确定

中医对中药功效的认识、概括和确定，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根据机体的用药反应，即用药前后症状、体征的变化，通过审证求因、辨证论治及归纳分析的方法反推而得。

中药功效的认定和系统形成，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初级功效的认定，相对简单容易。

而对于高级功效的认定，则相对复杂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