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热点素材医患关系农家书屋民生见义勇为阅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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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热点素材医患关系农家书屋民生见义勇为阅读
愿“急诊分级”为医患和谐添动力
每一个前往医院急诊的患者，都希望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医院急诊就像高速路上的应急车道，如果被私家车占用，这条生命之路被堵死，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了解到，从2019年5月1日起，20家提供急诊服务的北京市属医院，统一实施急诊预检分诊分级就诊（“急诊分级”）。
（4月25日《经济日报》）
关于“急诊分级”的好处，近来已经被大量讨论涉及。
其实，从制度设计层面，急诊分级的考量并非完全出自某种眼跟前的“应激反应”，比如，针对现实中急诊通道被不合理占用的，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之一，而在现实中，除了一些大型三甲医院，普通医院、地方医院的急诊科，有相当部分其实是日间门诊的有益补充，本来是默许了甚至“巴不得”有普通患者夜间来看病，不管是否危重、紧急，因为本身的医疗资源就存在被闲置的现象。
这也就又回到最初的那个众所周知的老大难问题上，在优质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大前提下，扁平化的分级诊疗理念，越是理论上无懈可击，越会被现实击伤。
这不是一个道德意识问题，而是一个生存与健康选择的机会问题。
没有任何理由去假设或者认定，作为一个患者，特别是自感健康状况到了非救不可、必须靠急诊才能挽回的患者，哪怕他的感知和医学上的某些定义或标准有错位，选择急诊就有道德瑕疵，就该“受教育”。
与其说人们扎堆看急诊，毋宁说人们扎堆上大医院“挂急诊”，只有那些挂不上大医院专家号、挤不进大医院病床的外地求医者、没有人脉资源可利用普通患者，才可能利用现有的机制，尽可能地通过急症，为自己及其亲人在急诊科求得一次恢复健康的机会。
这样看，至少是问题的一个更真实的切面。
更有针对性地对欠发达地区、收入一般人群的卫生健康保障水平加以提高，把包括社区、县市等在内的分级诊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打通，让更多普通人就近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特别是为急难限重病患无差别地开通快速抢救通道，这应该是“急诊分级”落地要办的迫切事。
农家书屋重颜值更要重内涵
近日，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田汉社区村民黄选来到社区办事，看到大厅内有个立体书架，顺手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
利用率不高、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一直是农家书屋的发展困境，如何更好发挥农家书屋的作用，将图书资源合理利用起来？
近期果园镇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尝试。
（4月24日《长沙晚报》）
农家书屋是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把农家书屋建成农民群众寻求知识、丰富精神生活的文化阵地，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多精准的文化服务，以满足农民群众文化需要，不仅增强了农民脱贫致富工作的针对性，而且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
近年来，随着农村文化建设迅速发展，农家书屋成为农村高品质文化生活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农家书屋一改简陋的书店形象，片面追求颜值、讲求形式的现象时有发生。
显而易见，农家书屋对于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优化，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义非凡。
一方面，农家书屋通过发挥文化扶贫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示范作用，用科学知识来熏陶、影响、培养新型农民，激发基层群众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同感。
另一方面，农家书屋把农业科学知识与乡土文化、民俗文化有机融合，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精神食粮，培养和熏陶品质优良的农民读者群体，提升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农家书屋迎合了广大农村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需求，既丰富了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又为农民群众提供了农业科技知识。
农家书屋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选准方向，有的放矢，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书籍，传授科技知识，培育特色文化产业。
与此同时，农家书屋还通过打造精准扶贫平台，将科技知识转变为内生发展力，让农民群众增强创新能力，使潜在财富变为现实财富，助力农民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农家书屋重颜值更要重内涵。
农家书屋要根植于乡土，最关键的是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力增强文化服务意识，以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最终目的。
通过对贫困地区的文化进行改造，增强农民群众增强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和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从而加快农村地区对固有风俗习惯、乡土文化、价值理念的重构，壮大和繁荣乡村文化产业。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农事”为本，大力延伸农家书屋内涵，才能助推乡村振兴向更高层次迈进。
天价会诊”呼唤“制度更新”
江苏徐州沛县中医院一骨科医生向要实施椎间孔镜手术的患者收取了1.1万元外请专家的会诊金及设备耗材费用，被患者家属当成“索要红包”进行了举报。
沛县卫健委日前调查认定，上述1.1万元现金确属会诊费，系双方手术前约定好的，患者是知情的。
但会诊费的支付方式违反《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第15条：
会诊费应由邀请医疗机构支付给受邀医疗机构，并纳入财务管理的规定。
（4月24日澎湃新闻）
在到底是会诊费还是“索要红包”的问题澄清之后，此事引发的另外两个问题，引起了网友的兴趣，一是1.1万的会诊费到底是不是“天价”？
二是会诊费的支付到底应不应该走正常的程序，比如公对公转账？
一万多元的会诊费高不高？
上述报道显示，这笔费用包括2000元专家会诊金，以及9000元设备耗材费。
原卫生部制定、于2005年7月起施行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会诊费用按照邀请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规定执行。
具体到沛县所在的苏中地区，苏中二类医院本地院际会诊小于或等于100元/次，外阜院际会诊小于或等于200元/次。
即便按照去年江苏省对部分“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制定的试行价格——远程单学科会诊，二类医院、三类医院的收费都是200元/次，远程多学科会诊，二类医院收费480元/次，三类医院600元/次，沛县中医院向患者收取的2000元专家会诊费明显过高。
当然，如果会诊费完全按照规定执行，也就是按照一两百元一次收费，院外医生尤其是外阜医生会不会参与会诊？
恐怕几乎不会有医生愿意在这方面劳心费神了。
一个显然的道理是，当医生的收获与付出不匹配，其积极性必然受挫。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2000元的专家会诊费明显过高，一两百元一次则明显过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再来看会诊费的支付，到底是否应由邀请医疗机构支付给受邀医疗机构，并纳入财务管理？
按照《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会诊费的确应由邀请医疗机构支付给受邀医疗机构，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会诊医疗机构由于会诊产生的收入，应纳入单位财务部门统一核算。
这样一来，会诊费就只能按政策规定收取了，一旦超过公示价格，就收不成了。
这同样也会打击邀请医疗机构、受邀医疗机构以及医生的会诊积极性。
因此有人说，已出台13年多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已不合时宜，各地制定的会诊费收取标准，已明显滞后于物价大幅上涨的时代，比如某沿海发达省份的会诊费，院内会诊不收费，院际会诊由病人与院外协议支付，副主任医师（含）以上100元/次，主治医师60元/次。
有人甚至认为，这些落后的规定实际就是给院外会诊设置了路障，如此一来，就不会有合法意义的院外会诊，会诊费就会以“索要红包”等面目出现。
即便有会诊收费标准与程序摆在那里，医疗机构间的会诊行为都不会把它当回事，这是可悲的。
要减少会诊乱象，就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及时修改完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方面的规定，结合地区实际，规定一个大致合理、与时俱进、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会诊收费标准。
在会诊费支付方式上，允许灵活运用多种手段，毕竟患者的病情耽误不起“走正常程序”。
尤其是在“互联网+”医疗时代，远程会诊更需要建立适合互联网时代的规矩。
管好“小作坊”也是守护大民生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日前在浙江召开的食品小作坊监管工作现场会上指出，要建章立制、摸清底数，加快法规制度建设，对小作坊100%登记，实施动态管理。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把食品小作坊的综合治理与实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重大战略有机结合，细化治理方案，推动小作坊由“小散低、脏乱差”向“小而精、名特优”转变。
（4月23日《工人日报》）
对食品小作坊100%登记，实施动态管理，长期以来，都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
小作坊从业人员少，生产加工规模小，生产设备简陋，检验设施缺乏，质量安全意识淡薄，环境卫生条件差，因此，产品质量不稳定。
在缺乏常态、动态监管，甚至于未曾登记备案之下，小作坊因为处于灰色的“地下经济”地带，往往会沦为散、乱、差的场所，沦为食品安全的重灾区，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说这类小作坊几乎是“黑心作坊”，恐怕并不为过。
小作坊历来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硬骨头，难啃，又不得不啃。
毕竟，将小作坊一劳永逸地“赶尽杀绝”并不现实。
一方面，在“动动手指，美食到家”的网络点餐时代，“吃货”们似乎更为倚重各式各样的小作坊，一些生产出“爆款”美食的小作坊甚至是很多“吃货”的“圣地”。
因此这些年，我们周围的小作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明显增多，不少标榜“私房菜”“私家厨”。
若出于监管所需，而关停一些小作坊，反而是逆市场而动。
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小作坊活跃是社会发展、经济活跃的表征之一。
小作坊在满足人们的饮食消费需求多样化、方便人们生活之时，也促进了就业增收，对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千年传承，有的特别适合小作坊生产。
就是在经济发达的欧美，也存在很多食品小作坊。
因此，如今管理小作坊，不应再是压缩其生存空间，而是要推动小作坊规范发展和转型升级。
此番，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加快法规制度建设，对小作坊100%登记，实施动态管理；推动小作坊由“小散低、脏乱差”向“小而精、名特优”转变。
无疑符合民生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小作坊关系大民生，管好小作坊也是守护大民生，有助于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及公众的获得感。
一些地方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封杀小作坊，比如禁止小作坊向食堂、连锁经营的集中交易市场、超市销售生产加工的食品等，就显得有些懒政，有悖市场公平。
该如何管好小作坊？
首先要明确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事权，解决好“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应建立小作坊事先准入登记制度、食品品种目录管理制度（明确哪些可以生产，哪些不能生产），同时明确生产经营要求，加大信用记录、信息公示、抽查检测等监管力度；其次，要严格落实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的责任，倒逼其当好“把关人”；此外，还要走群众路线，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消费者与内部人员举报违规违法小作坊。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应有统一说法
4月20日14时许，河南兰考县谷营镇某村11岁女孩刘某在兰东干渠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附近玩耍的12岁曹某、17岁崔某施救过程中溺亡。
4月24日，兰考县表示，救人溺亡的两名男孩已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县里将举行表彰会。
（4月24日《澎湃新闻》）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赖宁式少年英雄是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榜样。
事实上，中小学生心智等各方面还不成熟，遇到险境容易做出冲动的判断，乃至采取有风险的行动。
近年来，不提倡、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2015年教育部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就删除了见义勇为这一条款。
不过，见义勇为一直都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现实中仍不乏未成年人紧要关头挺身而出。
对于未成年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存在很大争议。
支持者认为，评定见义勇为应该依据事实本身，而非当事人的身份。
对于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可以不提倡，但不能不肯定，罔顾事实势必让人寒心。
反对者则表示，未成年人面对突发事件时，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
认定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可能形成政策暗示与鼓励效应，让未成年人陷入险境。
见义勇为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都是各地执行各自的制度，对于未成年人认定见义勇为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在《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抚恤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中，就专门说明：
“为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本办法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
有关奖励和抚恤事宜另行处理。
”而对于更多地方来说，见义勇为的主体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规定中没有明确限定。
未成年人是否能够被认定，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2014年4月22日，四川达州市大竹县周家镇8岁女孩李微微为救落水小同伴，不幸溺水身亡。
起初，大竹县综治办没有为李微微评定“见义勇为”称号，引发网友热议。
随后，大竹县委、县政府决定按程序对李微微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认定，且予以表彰。
对于认定过程的一波三折，大竹县综治办负责人坦言，因为涉及未成年人，这样的行为究竟应不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让他们也很困惑。
同样是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有的地方予以认定，有的地方不予认定，这显然是个问题。
标准和尺度的不一致，不仅有损于见义勇为奖励制度的公信力，容易引发公众的误解，也不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过程中受伤的未成年人权益，不利于呵护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2017年，公安部曾就《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未成年人认定见义勇为问题，应纳入条例的立法视野。
在正式出台时应给出统一说法，更好地指导基层实践。
正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所言，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事迹可以不广泛宣传，但是事实和性质不容置疑。
不提倡、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与给予见义勇为的未成年人名分和奖励并不矛盾，关键是要把握好度的问题。
在按照规定进行适当奖励和救助的同时，不宜进行公开表彰和宣传。
有关部门除了做好认定工作，还要加强引导，教会未成年人正确应对突发事件，及时报警和向大人求助，在确保个人安全的前提下见义智为，科学施救。
整治非法“一日游”须持续亮剑发力
非法“一日游”一直以来是北京市旅游市场秩序的“痼疾”和“顽症”，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获悉，经过为期近九个月的严打非法“一日游”专项行动，目前，非法“一日游”乱象基本得到了遏制，去年7月至今，全市受理“一日游”投诉184件，同比下降81.4%，且目前仍呈持续下降趋势。
（4月24日《新京报》）
非法“一日游”，不独北京才有，很多地方都有，却屡打不绝、时常反弹，让旅客吃尽苦头。
2017年8月1日，北京出台旅游条例，专设管理“一日游”章节，尤其引人关注。
条例提出，未取得旅行社经营许可、旅游客运经营许可、导游证，从事一日游经营服务活动的被列为打击对象。
在旅馆、车站等公共场所发布一日游虚假信息，非法揽客；低价揽客、二次加价和强买强卖；擅自变更行程或者中止服务，甩团、甩客；追逐拦截旅游者索要财物等七类非法一日游将受到重罚，最高可罚10万元，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法规的生命，关键在于执行。
由此，北京启动了严打非法“一日游”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对非法“一日游”固定式检查和机动式巡查，发现违法违规证据，依法从严查处。
据报道，去年7月，全市开展进一步严打非法“一日游”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处罚旅行社及从业人员173起，查扣“黑车”427辆。
查处旅游客运业内违章985起，查封关停旅游购物店、演艺场所172家，查处景区周边非法散发小广告2912起，累计罚没款1700万余元，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黑票提”“黑导”行政拘留350人、刑事拘留94人。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北京整治非法“一日游”的成效是明显的；从专项行动时间段来看，北京整治非法“一日游”是持续亮剑发力、严管严惩“零容忍”。
回顾过往，北京非法“一日游”由来已久，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整治，但都没有摆脱“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
究其原因，一是多头管理造成监管不力；二是复杂而完整的利益链条，紧密勾联、环环相扣……小小的非法“一日游”，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却不小。
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遏制非法“一日游”，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抓抓停停、时紧时松，而要综合发力、严管严惩，弛而不息、常抓不懈。
具体来讲，一要“联合会诊”，聚合监管力量，厘清各部门职责，建立协同机制，持续开展综合检查巡查，从根本上斩断非法“一日游”背后的利益链条；二要“打通经络”，诚如北京市旅游条例提到的，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设立旅游公交，为散客旅游者提供出行便利等；三要“用足药量”，通过查“黑车”治“黑店”、严管严惩，让任何坑蒙拐骗不仅行不通，而且还得不偿失。
当然，要彻底消除非法“一日游”，任重而道远，相应的专项行动，更须不停歇、不手软。
五一小长假将至，各地应抓住这一节点，强化动态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大对非法“一日游”持续、高压、多种举措进行整治，还旅游市场以清净。
全民阅读需要多措并举补短板
“最是书香能致远。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第六届“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如约而至。
自2014年4月首届活动启动以来，“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已连续举办五届，构建起党政推动、全民行动、各方联动、城乡互动的运行机制，让浓浓书香浸润江淮大地，在全社会形成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4月22日中安在线）
近年来，全国各地广泛推进全民阅读，使全民阅读形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
有力地促进了全民知识积累和全民素养的提升，增强了人文底蕴和创新动力。
但也要看到，广大农村仍是全民阅读的短板。
为了让农村群众享受和城市一样的阅读福利，在安徽积极构建党政推动、全民行动、各方联动、城乡互动的运行机制，努力促进全民阅读城乡并举，值得称道。
重心下移增强有效供给。
图书资源不均衡是农村成为全民阅读短板的原因之一，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重心下移，促进图书资源流动起来。
通过“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不断增强活动的广泛性、参与性和互动性，最大限度把各界基层群众吸引到活动中来。
各项活动的设计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比如，“书香校园·书刊漂流进千校”等活动正在从省城走向县城、乡村。
内容丰富的家庭阅读、校园阅读和校外阅读活动，不断扩大全民阅读服务对象，“十社百校”活动、残疾人“读书达人”演讲比赛等活动，着力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的基本阅读需求。
多措并举扩大服务覆盖面。
推动全民阅读，要有胆有识、有板有眼、有章有法，设身处地破解现实问题。
在“农家书屋工程”行政村全覆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县域图书馆总分馆建设，让县城图书馆的优质图书流转到田间地头。
同时，着力推进“数字农家书屋”建设，开通数字农家书屋网站，并独立开发相关微信阅读平台和移动客户端，让农民群众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更经济、更便捷的阅读。
多措并举，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地扩大全民阅读的影响力，让阅读成为城乡居民的一种时尚追求和生活方式。
培育阅读推广人非常必要。
阅读的硬件条件改善后，如何激发民众阅读就成为最现实的问题。
实践证明，广泛开展面向群众的故事会、读书会、讲座等阅读推广活动，对于促进全民阅读具有很好的作用。
而推广活动最重要的是阅读推广人，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者，就是阅读推广人。
如果说，全民阅读是一项造福民族的美好事业，那么，阅读推广人就是这项事业中最可爱的园丁。
阅读推广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有效补充了行政力量的不足，
“最是书香能致远，唯有读书方宁静”。
随着全民阅读的不断推进，基层特别是农村更加受到关注。
只有补好基层和农村这块短板，全民阅读才有更大的含金量。
为此，还要持续加大措施拓展途径，扩大覆盖面，不断增强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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