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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越文化内涵及特征

 

瓯越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智仁和诚的瓯越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温州不单地区经济格局自成一体,并且地区文化也独具特点。

本文从海洋文化、山川文化、移民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等方面阐述了瓯越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认为瓯越文化内涵丰富,拥有显然的多元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温州出现了巨变,各项经济指标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并形成了拥有鲜亮特点的“温州模式”。

温州人像是在玩魔术同样变出了很多令国人吃惊、敬羡、妒忌的东西,并再三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热门和改革开放的晴雨表,

 

致使“温州”、“温州人”成了有名的品牌,“温州模式”也成了一种独到的旅行资源。

作为一座中等城市,一座长久远离国家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沿城市,温州何以再三产生惊人之举?

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推进温州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因,许多人认为,文化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温州不单地区经济格局自成一体,并且地区文化也独具特点,对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有着不行忽略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温州经济现象研究已相当深入,论著汗牛充栋,但对温州文化现象研究则相当单薄。

因此深入睁开对温州文化的研究,

 

成立起比较系统、完好、科学的温州文化的理论,既是历史

 

的回声,又是现实的呼唤。

文化是个极其宽泛的观点,地区

 

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试从山川文化、海洋文化、移民

 

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学术文化等方面来阐述温州文

 

化的内涵。

 

一、山川文化

 

山川文化是一种以自然山川为特质载体或对象而产生的各样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的总和。

山川在为人们络绎不绝地供给着物质资源的同时,也在不停开启人们的思想和智慧,洗

 

涤人们的心灵。

置身于艳丽的山川风光之中,“我们的胸怀象一朵朵花似的睁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影”。

人们在利用山川、享受山川资源的同时,也不停地创建着、丰富着山川文化,山川文化是人们长久山川审美实践的产物。

温州是座山川典型城市,山川尽东南之美。

温州有雁荡山(含北雁荡山、中雁荡山、南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要点景色名胜区,有仙岩、百丈漈、瑶溪、泽雅、寨寮溪、洞头、滨海——玉苍山等七处省级景色名胜区和十四周市县级景色

 

旅行区,有“中国城市四大孤屿”之一的江心屿,有南麂、乌岩岭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麂仍是联合国生物保护圈。

景区面积辽阔,占全市领土总面积的22.23%;景区种类众多,有奇山秀水、滨海岛屿、高峰湖泊和原始丛林等;景区景点秀美,大龙湫、合掌峰、楠浮标滩林等景观世人称绝。

 

旅行资源中还包含了众多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的人文景观,有瑞安玉海楼、苍南蒲壮所二处国家级要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44处省级、420多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矢之地的老城区就有江心屿、华盖山、海坛山、松台山、郭公山、积谷山、景山、翠微山、巽山、杨府山、大球山、九山湖、龟湖、温瑞塘河、勤劳河等,一座城市的中心能有这样众多的小山和河流是十分难得的。

 

温州秀美的山川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积淀了丰富的山川文化。

温州是我国山川诗的发源地。

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是我

 

国山川诗始祖,他任永嘉(今温州)太按时,留下20余首咏赏温州山川的诗篇。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是吟咏温州的千古名句。

以后,温州山川又遗有孟浩然、司空图、崔道融、韩

 

愈、沈括、王十朋、朱熹、陆游、陈亮、叶适、姜夔、文天祥、徐霞客、袁枚、朱尊彝、康有为、孙诒让等人的踪迹和诗文。

仅江心屿就有历代诗篇300多首,连无缘寻访温州的

 

李白、杜甫也写下了选美江心屿的诗句。

李白诗曰“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

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

”杜甫诗曰:

“孤屿亭哪处?

天涯水气中。

故人官就此,绝境与谁同?

隐吏适

 

梅福,看山忆谢公。

扁舟吾己就,把钓待秋风。

”江心屿堪称货真价实的“诗之岛”,文化品位极其文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秀美的山川养育一代又一代充满灵气的

 

温州人,也简单产生超越现实,富于灵性的佛道气象。

 

二、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亦即海洋文明,是一种依靠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相对于大陆文化或大陆文明而言。

以工商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海洋文化与以农牧业为主要生

 

产方式的大陆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别:

大陆文化以家为本位,海洋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大陆文化重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海洋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陆文化重杀身成仁,海洋文化重死里求生;大陆文化重稳固,海洋文化重进步;大陆文化社会科学理念论发达,海洋文化自然科学理论发达等。

可是并不是全部沿海地区都能形成海洋文化,假如没有激烈的不一样文化种类国家的商品互换的需乞降可能的话。

中国有一

 

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疆,但是古代中国大多数沿海地区因为征服自然能力的单薄以及中央集权

 

专制长期间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并无孕育出海洋文化的充足条件,如齐鲁地区,虽地处滨海,其文化倒是大陆文化的模范。

 

可是温州与少量一些沿海城市却具备了海洋文化的一些条件,如海上运输贸易,对外开放等。

 

温州海上运输历史悠长,《山海经》里就有对于温州的记录,谓“瓯居海中”,说明先秦时代温州对外交通一定取道海上,给人以居住海中的印象。

三国时,为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

 

北宋时,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造船数占全国之首,

 

可见温州海运之发达。

 

更难得的是,温州历史上有三次正式对外开放。

第一次对外

 

开放为宋元期间。

北宋消亡,宋室南渡偏安江南后,商品贸

 

易和对外交往便多数依靠海上,海上丝绸之路流行,明州(庆

 

元)、泉州、温州是当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因为国外商贸的繁华,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在温州建立市舶务,用以管理国外贸易,并建待贤驿、待远驿来款待来温州的外

国人。

南宋宗庆元年(1195年)罢市舶务,温州对外贸易陷于停留。

元代成立后,为发展国外经济文化沟通,至元廿四年

 

(1277年)在全国建立了七处市舶司,温州为此中之一,对外

 

贸易、文化沟通兴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温州人周达观于

 

1296年受命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招抚,归国后,著有《真

 

腊风土记》,这是十三世纪柬埔寨吴哥文化极盛期间的独一

 

记录,遇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

该书中提到柬埔寨人

 

民喜欢的温州漆盘,从中能够窥见温州当时对外交往的状况。

 

明初郑和下西洋后,明清两朝政府长久推行闭关锁国政策,

 

温州人民受尽倭寇和海盗骚扰之苦,经济堕入停留之中,文

 

化趋势沉静。

 

第二次对外开放为晚清期间。

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

 

为借口,威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署《中英烟台合约》,终

 

于将他们觊觎已久的温州变为了通商口岸。

此后,棉布、棉

 

纱、金属、煤油、火柴、西药、肥皂、鸦片等洋货,基督教、天主教、西医等洋文化以及美孚火油企业、项瑞炼乳企业等洋企业络绎不绝地进入温州,而温州的茶叶、瓯柑、瓯绸、

明矾等地方产品也大量输出。

温州不单经济格局在变化(如资本主义经济要素在快速增加),并且思想观点也在变化(如出现了维新思潮)。

第三次对外开放为二十世纪末。

1984年,国务院同意温州为沿海四个开放城市之一,温州走在了对外开放的前列,到现在已初步形成了全方向、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格局。

温州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

 

纵观温州历史,对外开放则活力盎然;闭关锁国则冷冷清清。

对外开放,不管是主动的仍是被动的,客观上都带来了对外

 

贸易的迅猛发展,科学文化的宽泛流传和思想方式的更新转变。

温州人拥有开放的心态,优异的心理蒙受能力和敢于冒险的性格与屡次的国外沟通是分不开的。

三、移民文化

 

传统文化对移民特别是国外移民是十分排挤的,它重申“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血相附,人恃所愿也”,重申“父亲母亲在、

 

不远游”。

只有生计困难或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材会有勇气和信心移民。

 

移民,不管是迁出的,仍是迁入的,相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来说,一般都是整体素质比较高的人群。

移民的流动,给本

 

土人注入了新的血液,使社会构造渐渐从血缘宗族关系中疏离出来,使传统观点及风俗淡化。

移民远离故乡,出于经济利益、精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原由,非团结不足以图生计,非互帮不足以言发展,故其凝集力十分强。

移民在生活中最大的难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有着一种激烈的流浪异国异乡的孤单,一种无根的感觉。

成功的移民,除了在语言适应能力外,还一定赶快在心理上部分或完好接受移居地的文化生活习惯,自觉地援用当地的行为准则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擅长交融各样不一样种类的文化,故移民特别适应多元性的文化社会。

 

温州是一座移民型城市。

温州依山傍海,天气宜人,物产丰富,罕有战乱,吸引了众多的外处人来此繁衍生息。

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当地人迫于生活或追求更好发展而出门经商、定居。

 

新石器时代,温州就有原始瓯人居住活动,但属“偏僻下洲”,被中原人称为“南方夷狄”。

春秋后期,越国富强,越人南下

 

东瓯,原始瓯人与越少混居,组成了瓯越先民,共创了拥有地区特点的“瓯越文化”。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移民与温州土著人混居同化,出现土生土长的瓯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晋至南朝中出任永嘉太守有王羲之、孙绰、谢灵运、颜延之、裴松之、丘迟等人的后代都成了温州移民。

 

五代期间,福建发生王羲之乱,人口四散,大量流入温州。

如永嘉县苍坡村的李氏、芙蓉村的陈氏、溪口村的戴氏等先人都是这时从福建迁入。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中原汉族大南迁,温州

 

人口激增,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温州人口119640户,人口262710人;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上涨为170035户,人口增至910657人,出现了温州历史上

 

经济文化最绚烂的期间。

 

元末,方国珍、陈友谅、朱元璋逐鹿中原,战祸屡次,道路阻塞,许多外籍在温官宦及行旅者不得返回故乡,遂留温州定居。

 

明初,政府创建卫所制。

温州设有温州卫、盘石卫、金乡卫等,大量外籍官军来温州戌卫,此中许多成为移民。

今之苍南县金乡镇有多种方言即是移公众多的证明。

对于温州历史上移民状况,胡珠生先生在《温州历代迁入人口姓氏考述》一文中有深入考据和详尽阐述。

 

二十世纪末,温州又演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

据《温

 

州日报》2001年4月11日报导,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全市总人口为775.8万人(包含外来人口,不包含出门人口)。

全市出门市里、县(市)之外人口为113.31万人,此中出门省外人口为69.60万人。

全市外来人口为133.97万人,此中省外流入人口100.72万人。

温州还有40多万人分别在全世

 

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商、定居,是我国有名的侨乡。

温州人出门主假如以经商为主,外处人流入主要以务工为主。

劳动力的大进大出是现在温州经济格局的一大明显特点。

 

四、商业文化

 

自古中国是以农为本,农业文明有其悠长的历史和中心的地位,但对滨海城市——温州来说,手工业和商业长久据有重要地位,温州是一座商贸型城市。

 

南朝永嘉太守丘迟在选美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时,同时也指出当地居民不务农业,好闲游性情,“曝背拘牛,屡空于田亩”,“耕灌不修,桑榆靡树”,“游览廛里,酣卒岁”。

《隋书·地理志》称永嘉一带妇女“暴面市廛竟分铢以给其夫”。

宋《方舆胜览》指出温州“地不宜桑

 

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

温州丝织品、漆器有名天下,其实当地其实不产丝、漆,其资料皆从远地贩运而来,可见人们荣华并不是靠务农。

北宋熙宁十年,永嘉税场的商税高达二万五千多贯,为全国各县均匀商税的七倍多,可见商业之繁华。

南宋时商品贸易和对外交通依靠海上,海上“丝绸之路”

 

的流行,更刺激了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时人称温州“其华纤靡,其人多贾”。

对此,北宋时温州知府杨蟠有深切感觉,他夸赞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素来唤作小杭州。

 

永嘉学派反对以义抑利,主张以利和义;反对厚本抑末,主张以国家之力扶助工商业;反对空谈义理心性,倡导事功等

 

思想,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反应,是温州百姓心态的集中表达,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历代温州人的思想观点。

明朝中后期,温州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在物质上追求豪华生活,思想上崇尚金钱追求个性。

明朝万历年间永嘉人姜准撰有《歧海琐谈》,比较充足地反应了温州商业的发达

 

和温州人对金钱的热情追赶。

“不论街市庸流,负贩贱品,惟家业温裕,力足以经营之者,苟发一念,无不获遂”;他们“身衣骑毂,冠凌云康晋之中”;“最近几年富儿入银得买序班署丞,兵马录事诸京秩”。

 

近代以来,特别是开埠此后,温州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经

 

商者蔚然成风,感染了众多知识分子,如“东瓯三先生”陈虬、宋恕、陈黻宸就踊跃主张“开商埠”、“搜伏利”“、依商之力”等,经学大师孙诒让还言传身教,暮年兼任瑞安县商会总理。

 

现在的温州人更是商场上的能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辟。

从改革开放早期的十万供销大军,到今日的百万经商大军,温州人形成了今世中国最大的商帮,温州人的踪迹遍及全球,象空气同样无所不在,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长久的工商业活动,使温州人形成独到的商业文化和集体性格:

如勤劳求实,灵巧善变,擅长钻空子,自想法识强,不

 

善合作,急于求成,追求高花费,重视人际关系,缺少大气,敢于冒险,擅长创新等。

 

五、宗教文化

 

宗教是用非现实的力量、非现实的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的表现,

 

是人的心里世界对外面世界恐惧、忧愁的反应,是解决现实

 

生活没法战胜的难题的盼望,是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逃难所。

 

面对着波浪汹涌的海洋,面对着变化莫测的商机,面对着无

 

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力所不及的温州人自然乞求于神灵保佑,

 

所以,温州的宗教相当发达。

 

新石器时代,温州一带流行悬棺葬,石棚墓。

悬棺葬,在悬

崖峭壁上布置棺材;石棚墓,墓穴上盖石小者3-4吨,大者

 

10-15吨。

在生产力极其落伍的时代里,能实行这样巨大的工程,一定具备巨大的动力,那只好是坚定的崇奉所驱遣。

东汉时,温州流行道教。

道教有三十六洞天,市里华盖山容成洞名列第十八;道教有七十二福地,永嘉大箬岩石室名列第十二。

道教史上重要人物——南朝陶弘景就曾隐居此地。

陶弘景博学多才,却拒绝皇帝邀请,决意弃官隐居。

在《诏问山中可全部》的诗中,表现非凡的心胸微风姿。

诗云:

“山中无全部,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说,不堪持赠君”。

大箬岩石室后改称陶公洞,今为旅行名胜。

 

唐朝时,温州佛教名闻天下。

永嘉人玄觉参谒神宗六祖惠能

 

一宿得道,即返温州宣扬禅宗顿悟法门。

著有《证道歌》,歌中有“一性圆通全部性,一法遍含全部法。

一月普现全部水,全部水月一月摄”等句对后代影响深远。

今市里松台山为玄觉

 

大师纪念地。

 

五代时,吴越国大兴佛教,有佛国之称。

温州先后兴建普觉瑜加寺、密印寺等六十多座佛寺。

 

南宋时,江南禅寺极为兴隆,政府曾对江南禅款规定等级,国家经营的有五山十刹。

当时江心屿的江心寺是十刹之一,雁荡山的能仁寺属五山之一。

温州的寺院常引得外国和尚来

 

游览、学习。

如,南宋有名诗人、“永嘉四灵”之一徐照在《题江心寺》诗首句即是:

“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

到现在江心寺、能仁寺仍香火旺盛。

 

宋元时,温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文化沟通屡次,不单对佛教禅宗东传,并且对西方宗教如摩尼教、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起过重要作用。

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命运坎坷,曾几番流行,又几番沉静。

流行时,温州首当其冲,如元代;沉静时,温州并未禁止,如明清;一俟时

 

机成熟,又立刻大规模流行。

温州民间素有鬼神迷信的传统。

司马迁《史记》说:

“东瓯王敬鬼”。

《隋书·地理志》说温州:

“其谷信鬼神,好淫祀”。

唐陆龟蒙《瓯越野庙碑记》说: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

 

现在温州的宗教、迷信仍很流行,基督新教徒(耶稣教徒)约50万,天主教徒近10万,信佛道的人难计其数,寺院、道观、教堂俯拾皆是。

与此有关的,温州人还大兴祠堂、大修

 

祖坟,104国道线上那满山遍野的白色的椅子坟,让前来参

 

观的外处人大为诧异和不解。

 

温州宗教文化有着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如适用性

 

强,信教目的是为解决现实生活中发达致富、传宗接代、消

 

灾避害等问题;兼容性强,常常儒道释同时并存;泛神论,

 

常常见佛就拜,见菩萨就烧香,所信之神八门五花等。

但温

 

州也有自己的特点。

如,宗教崇奉的功利性特别激烈,财神

 

崇敬极为典型。

 

六、学术文化

 

许多人认为温州不过工商业发达,而缺少文化品尝,甚至认为温州乃文化荒漠地带。

孰不知,温州乃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文化积淀丰厚的城市,文风兴隆,名家辈出。

 

唐朝诗人赵暇诗曰“东晋江山称永嘉”,这不单是对温州山川

 

名胜的赞美,也是对温州人文鼎盛的写照。

自东晋至南朝,

 

历任永嘉太守多为有名文化,许多名垂中国文化史以致世界

 

文化史,如玄言诗首创人孙绰,书圣王羲之,山川诗始祖谢

 

灵运,史学家裴松之、檀道鸾,诗人颜延之、丘迟等,他们

 

在温州任职期满,或作诗、或为文,佳作迭出,声迹流播,

 

为瓯越大地增加了许多文化气味。

清《永嘉郡志》言:

“永嘉

 

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

 

讲书,由是人知向学,风气一变”他们不单为温州并且对我国

 

文化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时,温州文风鼎盛,中进士的就有1416人,堪称“温州

 

多士,为东南最”。

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著录的两宋期间温州学者就有二百四十多人,著作六百多部。

南宋时温州产生了以薛季宜、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在中国学术史据有一

 

席之地的“永嘉学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重要地位的“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以高则诚为代表的在中国戏曲史上据有重要地位的“南戏”,被誉为“东南小邹鲁”。

小小的温州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产生出这样优异的文化,想来仍令我们激动和骄傲不已。

 

十九世纪末,温州得风气之先,在戒缠足,兴女学、改变礼俗等走在全国前列,出现了激烈的社会改革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陈虬、宋恕、陈黻宸、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黄绍

 

箕、黄庆澄等人。

今日我们读宋恕的《卑议》、《高议》等著作,还能激烈感觉到与众不一样的改革思想。

特别是孙诒让,在墨学、经学、甲骨文等多种学术领域获得巨大成就,被章

 

太炎称为“三百年绝等双”,被郭沫若誉为“启后承先一巨儒”。

直至现代,温州仍人文荟萃,浮现出文学家郑振铎,词学宗

 

师存承焘,曲学宗师王季思,考古学家夏鼐,杂文学家赵超构,史学家周予同,数学家姜立夫、李锐夫、苏步青,文史学家苏渊雷,书法家方介堪,哲学家南怀瑾等国内外有名学者。

 

别的,温州的书画、拍照、戏曲、歌舞以致竞技体育,在国

 

内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以书画为例,温州史上产生了黄公望、

 

姜立纲、项维仁等大师级的书画家和拥有独到风格的“永嘉画派”。

奚立镇先生主编的《温州历代美术家》,就收录了古今温州美术家1000多人,可见温州书画艺术之盛。

 

晚清期间瑞安人孙衣言在南雁荡山会文书院的春联颇能反

 

映温州学术文化的特点,春联曰:

“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长辈念书多。

 

综上所述,因为独到的地理环境和长久的历史积淀,温州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风格鲜亮独到,举其要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多元性。

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温州绝大多数时间远离社会中心而作为边沿存在,中心控制力衰,因此荟萃了多种文化,表现出显然的多元性。

如内地文化和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当地文化和移民文化同时并存,还有山川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等,正是由多种各具特点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使才修建转机彩斑斓的地区文化。

 

其二,开放性。

作为沿海城市、移民城市和工商业城市,一定与外面世界有宽泛的联系,也必定遇到各样外来文化的影响。

温州特别擅长汲取各样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联合,为我所用。

各样外来文化比较简单在温州找到它的立足之处,温州各种宗教的发达即是证明。

 

其三,创新性。

多元文化的碰撞、矛盾与交融,极易生长出新的文化。

温州在多种文化交融下特别擅长创新,拥有很多

 

此中国第一。

温州正是以强盛的创新能力和长久的文化积淀,

 

为世瞩目。

 

其四,鲜亮的集体性格。

温州人拥有独到的集体性格,极易

 

为外处人所辨别:

如,勤劳求实,灵巧多变,敢于冒险,善

 

于模拟,擅长创新等,而这正是认识温州经济格局之所以形

 

成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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