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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英语大全
汉语是伟大的，英语是愚蠢的
汉语是C语言，高度灵活；
英语是Basic，是半成品，僵硬呆板；
汉语可以从基础上构造一切；
只要想得到就能表达出来；
而英语则是固定配置；
不能很好地表达个性的需要
汉语的最小单位是字，英语的最小单位是词；
两个汉字可以组成一个词，而英语的词就是词；
比如汽车火车自行车都有车这个字；
于是抓住了共性和个性；
共性上加个性就是新概念；
可组合性非常强；
而英语的bus、car、bike没有任何共性；
因此中国人只要知道几千个字就可以表达世界；
而英语由于没掌握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每一个事物都要造一个词；
描述世界需要极大的词汇量；
十分愚蠢；
；
汉语里没有时态；
只有表示时间的词；
因此不需要在动词上变来变去；
只要把动作与为数不多的表时间的词组合
就可以清晰地表达时间中的动作；
而英语里为了表示时间要把所有的动词都变换形式；
这些动词数以千计；
不是有表示时间的词吗？
为什么还要在动词上变化？
还是愚蠢；
英语只能横排不能竖排；
竖排是神经病；
而汉语就没有这个问题；
汉语从前就是竖排的；
汉语可以从右往左排；
在阅读上没有困难；
但是英语的单词因为是表音的；
只能从左往右读；
如果把英文语句从右往左排；
读者必定跟吃了摇头丸一样；
30分钟后头晕至死；
英语以空格作分隔符；
本身不表达任何含义；
却占一格；
浪费版面；
浪费bit天理难容；
而汉字没有这个问题；
汉字之间不需要空格；
这个字与下一个字不会混淆；
这就是汉字的优势；
汉字是方的，英语是长条的；
因此汉字写的扁一些长一些都可以；
不会比例失调
而英语如果写成方的就非常难看；
并且由于有的单词长，有的短，都写成方的；
也不知道占几行；
并且，由于英语的长
英语书一般也很长；
浪费纸，不环保；
这行的词无法与上一行的词对齐；
看上去乱七八糟的；
汉字书写自由；
可以倒笔画；
而英语就不行，英语必须按照顺序写；
如果倒笔画了；
将一塌糊涂；
英语单词有长有短；
换行是个问题；
如果用-号；
一个单词被分两行看起来费劲；
如果整个单词换到下一行；
对齐又很困难；
汉字的信息含量非常大；
比如道字之字有很多很多含义；
而英语则十分弱智；
一个词的含义有限；
关于这个观点各位可以参考文言文；
英语表音，而汉字表音形意；
在读音上有启发性；
而根据形可以直接想象客观存在的样子；
而英语缺乏相应的内涵；
moon与月亮没有任何关系；
horse与马也没有任何形象上的联系；
机械的很；
汉语可以表意；
看到偏旁可以理解大意；
而sleep算什么玩意？
不过是字母的组合
无法反映客观实际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英语就是拼音；
汉语可以用拼音表达；
中国的小学生都会拼音；
可见英语之简单；
事实上中国人完全可以把语言建立在拼音之上；
而拼音由声母韵母构成；
可以很简单地组合出汉语的发音来；
而英语就笨的跟笨蛋似的；
一个词需要很多音标；
有人说汉语难学难写难认；
要改成表音文字；
而英语能读一般就会写；
于是比汉语好；
其实那是放屁，崇洋媚外；
汉语拼音是中国的拼音文字；
比英语简单得多；
完全可以做到能读会写；
但是中国人只把拼音当作识字的工具；
当作小儿科；
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和客观世界的；
而不是一些字形和声音；
读和写，在语言表达世界方面；
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语言的含义；
是语言表达世界的能力；
而汉语在表形和表意方面比英语强一万倍；
从汉语本身就可以直接映射部分客观世界；
而英语完全缺乏这个功能；
英语仅仅是语音的编码；
而汉语则是音形意的编码；
是立体的编码；
阅读英语时人们往往注意了读音；
而忽略了含义；
然后再从音去检索意；
这种音与意的映射全靠死记硬背；
语言反映了人的思维；
英语国家的人；
比中国人单纯呆板幼稚的多；
他们宏观思维能力很糟糕；
处理事情缺乏灵活性；
做事偏激；
与阿拉伯的极端分子处于同一个档次；
汉字输入比英语麻烦；
这只能说计算机笨蛋，而不能说明人笨蛋；
毕竟汉字是按照音形意编码的；
现在的计算机和程序还没聪明到能够完美地处理汉字的程度；
计算机能够很好地处理英语；
说明英语的水平也就是计算机的水平；
计算机不能很好地处理汉语；
说明足够丰满和复杂；
难道汉语的先进也是一种错吗？
世界变化发展
新的概念层出不穷
字母文字应付的办法只好是造词
过了上千上万年之后
超负荷将把字母文字压垮
整个世界唯有汉字独领**！
打倒英语，势在必行！
最近闲来无事，读了一本书，《沉重的转身－晚清文人实录》，写的是康有为、严复、王国维、杨度和辜鸿铭，皆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震古烁今之人，且外语都贼拉子牛，于是乎秀才那个埋在骨子里的教授梦又“出土”了。
可一想到自己的那点英语，那刚刚萌芽的梦就此夭折了，梦落黄泉！
难免要梳理一下自己学英语的历程！
至大学毕业已经整整学了十一年的英语，秀才依旧口不能言，与大多数国人同类，皆成哑巴英语！
大学期间，幡然悔悟，明白一理，为了考研，赶紧把英语拾起来，学吧！
在此重要关头，秀才可不敢掉以轻心啊！
于是乎闻鸡即起，晨读于渭水之滨，暮诵于校园小径，同学已然入睡依旧得伏案读书，甚至吃饭走路提开水都ABC，但是考研结果出来，榜上无名！
就死在英语上！
回头想想吧，真是越想越来气，秀才考一中国古代文学先秦文学专业，与英语有个狗屁关系！
政治亦是如此，不懂“三个代表”就不能研究《诗经》了？
英语不也就是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吗？
可秀才苦学了十一年的英语到目前为止见了两个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老外，一句话也没说因为有专业学英语在！
可却也怎么影响我们的交流！
不知有多少和秀才一样的学子就因狗屁英语倒在了大学和研究院的门外！
秀才身边就有一个实在的例子，一个在校大学生就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高材生，却因英语也考不了研！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英语寸步难行，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考研、读博、出国、升职、评职，少了英语就俩字：
没门！
秀才细想，在近代史上没有当代的全民学英语热，却英语大家代不乏人，说远点，从曾纪泽、严复到辜鸿明、林语堂、胡适再到钱钟书、杨宪益，都可称得上英语大师！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几个说英语的都没培养出来！
这一切都源于万恶的英语考试制度！
此制度堪比清末之科举！
罪不可赦有八，且听秀才慢慢道来！
其一罪在逼迫！
逼迫即已剥夺学习之自由，不管你如何不喜欢英语，哪怕明知道自己用不上的也得逼其学！
堂堂华夏，五千年文明乃东方文明之代表，中医，古代文学、哲学、历史、古汉语、京剧、书法、国画诸如此类与英语有何干系？
哪一样不是老祖宗的强？
英语之所以横行全球绝非其优美更胜人一筹，实乃由“日不落”武装到牙齿的军舰和满载鸦片的商船护送到世界各地，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英语当年的普及可谓就是一部血泪逼迫史！
英国日薄西山后，碰巧没有自己民族语言而不得不拾人牙慧说英语的美国的经济蒸蒸日上，英语得以保住世界语言霸主地位！
现如今美国人再度以软包装的好莱乌大片横行世界！
其二罪在方法错误！
退一万步说，多学一种语言并无坏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哪种语言的学习从认识单字开始，秀才难以相信老外学汉语也背《汉语大字典》？
语言的学习首在环境，若无语言环境就算背的《汉语大字典》亦难开口说话。
秀才实难相信倘若钱钟书先生背诵的仅是一部《英汉大词典》而没有出国置身于英文的环境中，断然译不出《毛泽东选集》的——虽然他曾背过英语词典！
语言学习首在说，说莫难于诵读！
英语教学恰恰没有诵读！
岂非咄咄怪事？
更为可笑的是在幼儿园就要学英语了，连自己母语都不会却要学什么鸟英语？
诚然，我们大可不必等有了英语环境才去学，只要学一些基础对话和日常用语即可。
大可不必一学十几年毕业即全忘，这是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其三罪在标准！
从小到大所有的英语试卷多为选择，皆以标准定量！
培养一大批投机倒把之学子，不懂之题倘能蒙对，不仅本人弹冠相庆其父母亦为之欢呼，全然不顾古圣先贤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古训。
此等误人实为不浅！
其四罪在与素质联姻！
英语如同任何一种语言一样，不懂不会并不可耻，与人之素质高低无关！
有人曾问陈丹青不懂英语怎能学油画？
陈答曰：
纽约街头的乞丐懂油画吗？
美国的强奸犯素质就比中国因英语考不上博士的硕士高？
秀才不信非得学了维吾尔族语言才能跳维吾尔族的舞蹈？
其五，英语的存在，使得家长的恐惧和攀比心理节节攀升！
其罪大矣！
中国家庭教育有两大弊端，其一父母皆望子女承自己未竟之梦想；其二，喜欢拿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比，于是乎生怕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逼迫孩子学这学那，尤以英语为主！
看见邻居家的学了，家长的恐惧攀比心理立即显现，不管孩子喜不喜欢都得去学，忽略了和耽误了其他兴趣的培养！
其六，英语的学习出口皆与大国挂钩，似乎不会将英语的国家似乎就不是大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大为增强，诸君皆以大国之民自居，本无可厚非，但开口闭口谈中国走向世界非英语不行，中国若要成为世界大国无英语不可！
实在是荒谬至极，试问国之汉唐为世界大国也，其有英语乎？
国之大小首在经济，次在文化科技！
设使英语无有工业革命，英语何敢望世界语言霸主之项背？
设使美国人有自己智慧创造自己之语言，能有英语今日之地位？
反观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万花丛中一支独秀，昔日赶英超美并不是奢望，一旦国家经济傲立世界潮头汉语亦必将风行全球，孔子学院的建立即可为证！
其七罪在深难博杂！
语言学习之终极目的乃为交流，而英语考试多考不常交流之语法生词，且博杂无边，仅以考研为例，不管你考什么专业，非得花时间去翻阅有关经济科学医疗之英文，于平时无有兴趣或少有关注者费心费时，实有刁难之意！
其八罪在双重阴谋！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一种新文盲论调曾招摇过市，曰新文盲者有三：
不通英语者，不晓电脑者，不能驾车者！
持此说者真真是过街老鼠，人人可打，可鸣鼓追之！
然而中国教育内有以分数定高低，外有“新文盲”之坑蒙拐骗，一度颇有市场！
秀才断然认为，持此论者即非人云亦云之学舌鹦鹉就是怀揣阴谋之商家，正是此论调有市场，使得英语培训风起云涌，遍地开花！
外部阴谋者，是为西方反华势力虎视耽耽，KFC与好莱乌的大片横行神州大地，此种阴谋批着美丽外衣，已经迷惑了一代，于此能不审慎乎？
打倒英语势在必行！
但打倒英语不是消灭英语，而是要打倒它那令全民为之呕心沥血的嚣张！
打倒它那令父辈升职无望儿女求学无门的“满门抄斩”之气势！
打倒它那阻挡人才深造甚而妨碍家国建设的丑恶，还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清平世界！
让那些喜欢英语的人、需要英语的人学去吧，让那些研究欧美文化的人学去吧，让那些翻译学去吧！
打倒英语势在必行！
喊打之声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理由是充分的，事业是正义的，情绪是激昂的，但是“英语帝国”疆域还是在不断扩展。
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世界语”，这个地位已经不公平地给了英语。
而且从趋势看，“英语帝国”，在21世纪，只会更加扩大。
最近有两个事件使这个问题又成为报刊标题：
一是德国几家大公司——西门子、德国电讯、商业银行——宣布以英语为工作语，哪怕开会在场的都是德国人，也必须坚持用英语。
此事没有引发什么波澜，几个公司谋求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而已。
德国人自从战败后，一向轻易放弃民族尊严，尤其与生意经有关时。
要到德国旅行，连“男洗手间”，“女洗手间”这两个词都不必学。
老百姓的英语，有几个古怪发音习惯，但是不比英国地方土话难懂。
经理与学者的英语，几可乱真——我的一个学生，一直到毕业那天，我才知道他是德国人。
另一件事却弄出大波澜：
2000年3月，巴黎戴高乐机场，决定空中调度全部使用英语，哪怕驾驶员和地面调度都是法国人，也坚持使用英语。
原因倒不是让双方习惯英语，而是其他国家驾驶员一直抱怨，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心里有点烦，视出入戴高乐机场为畏途。
这种抱怨没有道理，戴高乐机场每年起降46万架次，一直用双语，从来没有出过危险。
但是空难太让人害怕。
上个月俄国客机与瑞士货机因高度调度误会而对撞，人们第一个怀疑就是语言障碍：
“讲错了”或“听错了”。
机场如果出于纯技术原因只用英语，不会有太多异议，毕竟人命关天。
《华尔街日报》很不明智发表了一篇文章，嘲笑法国官僚到今天还为这种事情伤脑筋，意思是他们不识时务。
此文引起加拿大魁北克省语言部长大怒，声明“七百万魁北克人决不向语言帝国主义投降”。
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神授的，甚至诸神或上帝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民族语言人神共享。
难道现在全世界的神袛得学英文？
已经让出天空，还得拱手让出天庭？
二
“语言帝国主义”，是丹麦学者费利普森（RobertPhillipson）在1992年的同名书中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英语使用范围扩大到如此地步，原因在于英语国家的“外援”，很多用于“支持”第三世界的英语教学。
他认为这是个大阴谋，因为越“支援”越“依靠”，英语霸权结构化。
我认为这位丹麦学者的指责，很有道理。
丹麦与其他北欧国家，一向英语学得最好，说得最地道。
20世纪中叶最权威最详尽的英语语法，是丹麦学者叶斯帕森所作，他们对英文并无偏见，批判也没有激忿情绪。
英语国家学者，也出来指斥英语帝国主义。
澳洲学者潘尼库克（AlistairPennycook）认为英语是“制造殖民意识形态的场所”。
需求与供应互相扩大，出版商与语言学校形成“共谋利益集团”，英语教学把非英语国家变成了“语文市场”。
尤其是，英语成为“通向成功之路”，会不会英语，俨然两个阶级。
的确，英语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历史上任何曾经当作“共同语”（linguafranca）的任何语言。
先前拉丁语曾是欧洲教会与学术界的“共同语”，俄语曾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通用语，阿拉伯语至今是伊斯兰世界的僧侣通用语，但是都没有成为世界共同语。
克利斯塔尔1996年所作《作为全球语的英语》统计出：
在20世纪末，全世界使用“流利或合理的”英语的人口，已达四分之一，即12亿至15亿。
这个数字会引起误会，因为汉语使用者也达到全球四分之一。
英语是7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100多个国家作为首选外语。
除了美英澳新南非等英语母语国家大约四亿人口，其他近十亿英语使用者，不是普通人，而是每个国家社会上最活跃的那部分人。
目前全世界的经济贸易、商业文书、政府交往、学术论文、旅游交通，基本上都用英文，科学界几乎完全用英文交流。
电脑软件程序用英文写成，网址域名注册为英文。
据说互联网上的材料，90％左右是英文。
绝大部分国际学术会议，能用英语必用英语，除非有外交上的不便，国家荣誉的牵涉，或者像穆沙拉夫、阿拉法特等人演讲，英语与本民族语交替使用，结果是给国际上听的一套，向自己的百姓说的是另一套。
当然他们知道这两边词对不起来，对自己的形象没有好处，但是先要把眼面前的危机渡过去，无妨内政外交各用各的语言。
我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一位法国教授坚持用法语，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法语水平，不够讨论学术，能读能说，但听不懂复杂题目。
全场尊敬地保持沉默，说完后，有礼貌地鼓掌。
只有一个鲁莽的女研究生吼了一句法语：
Jenecomprendpas!
（我听不懂），顿时全场哄笑。
那位法国教授涨红着脸站起来想抗议英语帝国主义，看到是个一脸天真的笑容的女学生，不太像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豫了一阵，只能无可奈何地坐下，又引起全场一阵哄笑。
这位教授使用法语就是一种抵抗姿态。
经常就落到一场笑闹的局面。
有时候，语言冲突落入的绝非笑话。
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绝灭，就是发生在讲法语的胡图族，与讲英语的图西族之间。
图西族只有总人口的14％，但是比较富裕。
两个族群的大规模冲突从1958年独立起就绵延不断，终于在1994年4月至6月发生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
当图西族军队打回卢旺达，几乎整个胡图族出逃国外。
这个国家仅700万人口，据国际红十字会估计，100万人被杀，400万人沦为难民。
这个惨剧，与英语法语的对立有多少关系，至今没有见到详细讨论。
法国政府事后曾发表调查报告，检讨“反应不够及时”。
我认为语言不能对这样的惨剧负太具体的责任，不然我们谈的“语言帝国主义”，就太切实了，真要动刀枪火炮来解决。
本文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在历史的尺度上，更为重要，意义更为久远。
三
《圣经》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故事，是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巴别塔故事。
至今让德里达、斯坦纳等关注语言的哲学家遐想无穷。
目前世界上使用的“活的语言”，据语言学家说，有6701种。
已经死去的历史语言，当然无法统计。
要平等对待如此多语言，事实上不可能，很多语言只是“活化石”，只有语言学家感兴趣。
有很多种族的人，想离开村子，就必须学一种“外语”，想走一段旅程，就必须学几种外语。
语言之间，本来就有文化地位差异。
就像中国的方言之间，有无穷的权力关系讲究。
于是，很多人想回到巴别塔之前，回到全世界说一种语言的美好大同世界。
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各种“人造世界语方案”，看起来对每个民族都公平。
19世纪末出现的人造语很多，有Interlingua、Ido、Novial、Volapuk、Occidental等。
所有的人造语，实际上都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虽然只有Occidental明白声称只想统一西方语言。
其中流行最广，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是Esperanto，中文借用日文译作“世界语”，原意却是“希望语”，是1887年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把拉丁系诸语言打混后消除复杂语法的产物。
规则简单明了，可以搭建。
由于所有的西方语言本来就保留大量拉丁语源词汇，几乎不用记单词，用几个小时就能“学会”。
Mihavasbonaamiko。
受过较好教育的欧洲人，无论是否学过世界语，都能猜出这意思是“我有个好朋友”。
如果不是欧洲人，还是得记忆词汇，但是Espiranto通用词根只有二千。
一个语言，没有标准发音，标准用法，没有变格变位，没有经典文献，没有成语惯用语，甚至没有“优劣”之分，如此共同语，真是个大解脱大自在。
无怪乎世界语首先吸引了两类人物：
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匡互生、蔡元培、年轻的巴金。
蔡元培1912年任教育部长，提出把世界语列为小学课程，虽然未果，后来还是有不少学校，把世界语作为必修课。
民国初年，以函授方式学习世界语的中国人已经有七千，可以说是民初最大的“民间文化团体”。
胡愈之是世界语在中国最持之以恒的推动者。
他于1920年发起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据说是全球世界语运动历史最长的团体。
而且他亲身实践，创造了一个“奇迹”——用世界语走遍天下。
1928年胡愈之留学法国，当时他不懂法语，全靠“世界语同志”帮助。
1928年，作为中国世界语代表，参加在安特卫普召开的世界语联大会，后来又参加牛津大会。
世界语联每年开会，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中也拒绝暂停。
常有千余自愿参加者，一律用世界语交流。
1930年，胡愈之归国，想顺陆路访问各国。
在德国和波兰，一路有“世界语同志”接待。
苏俄当局没有给胡愈之签证，但是在莫斯科站台上，竟然看到挥舞着世界语绿星旗等着他的两位女“同志”，俄国世界语者轮流陪他参观访问。
胡愈之的“世界语之旅”，给不少人的印象是世界语真能通用天下。
俄国的流浪盲诗人爱罗先科1916年到中国，北大聘请教授世界语，鲁迅周作人兄弟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与东欧作家交游，并参与成立北京世界语协会。
此后多年，鲁迅一直关心世界语，鼓励从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
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是世界语在东方最重要的基地。
中日世界语人士互相鼓励，互相访问，共同反军国主义，在三十年代，此种超越爱国主义喧嚣的理想精神，难能可贵。
“世界语”最盛时，“使用者”曾超过十万，我在7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同学中还有北师大的周流溪等，依然热心于世界语。
随着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退潮，恐怕这是最后一代了吧。
四
对20世纪文学批评起了最大影响的英国理论家，应当说非瑞恰慈莫属。
他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七本美学与文艺哲学著作，在文学理论中引入了语义学和心理学。
1929年瑞恰慈夫妇第二次来北京，在北大做访问教授。
那时他已经投身“基本语”（Basic）运动，这个运动目的是创造一种简便英语作为世界语。
其方法是把英文词汇压缩到500到800简单词，清除英语中残存的变格变位，由此成为“有文化依托的世界语”。
1930年代初，基本语运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在25个国家设点推广。
但是瑞恰慈认为需要一个政府支持的“全国运动”试点。
他认为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家。
1935年赵元任、胡适等人参加基本语的中方委员会，使瑞恰慈大受鼓舞，1936年4月他雄心勃勃地来到中国，以其辩才说服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第一步是训练几千基本语教师。
这不完全是语言乌托邦，“基本语”仍是英语的一种变体，即使能让另一个民族接受，几乎等于文化殖民。
幸亏，在具体实施中，只是在速成训练大批英语教师。
瑞恰慈的天真，很难说给中国造成损害。
不料很快就是七七事变，京津诸校南撤。
基本语运动所依靠的中国语言学教授们，也走向西南。
瑞恰慈不愿意就此放弃，听说叶公超、陈翰笙等基本语运动中方人士集中于长沙，坐长途汽车追去。
随着战局恶化，他们也沿桂林、南宁内撤，最后在昆明站住脚。
这一程，虽然地方大员张治中、白崇禧、龙云都表示支持，各省教育厅主持大规模演讲训练，但战时气氛，戎马倥偬，已经抹尽了乌托邦的可能。
他回到西方，在哈佛工作20年，基本语运动也萎缩成成人扫盲教学法的一种。
1950年，中国内战结束。
国情的稳定，使瑞恰慈再度来到北京，试图重振旗鼓。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梦想不再可能。
1978年，85岁的瑞恰慈退休寓居剑桥，突然接到北大校长周培源代表“前同事们，前学生们”寄来的礼物，欣喜若狂。
当时他水肿病已很严重，靠利尿剂维持，却依然决定重返中国。
“四十年前耕耘，终于能清点一下成果”。
次年5月瑞恰慈到桂林、杭州、上海、济南诸大学周游演说，坚持再谈基本语的理想。
6月初终于在青岛病倒，用火车送到北京，已经昏迷。
护送回英国剑桥，但是瑞恰慈一直没有醒过来，9月终止呼吸。
如今，英语果然成了世界语，但是这种携带着美国俗文化霸权的英语，与基本语的设想相去太远。
五
因此，当我们现在竟然有了一个世界语，多少代的梦想成真。
奇怪的是，听不到欢呼，只听到埋怨。
尤其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本是语言大同最积极推动者，现在却是英语帝国主义的最强烈批判者。
应当说，英语与各种人造语相比，有很大缺点。
语音相当不规则，残留着某些不必要甚至不规则的变格变位。
但是与其他语言相比，英语也有好处。
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文化政治上的：
由于使用的国家与地方太大，英语正在失去学习者使用者必须尽量靠拢的“圭臬”。
不少人认为“美音”应当是今日的标准音，但是美国音中，波士顿一带的新英格兰口音，与中西部口音，与南部口音，相差很大。
拿腔作势的英国贵族口音“女王英语”，曾经是标准英语，盛行在王室鼻子底下的伦敦土腔，一如阶级地位，世代相传。
五六十年代的广播电视，发展出一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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