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如何文学一贵州作家王华长篇小说《雪豆》读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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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如何文学一贵州作家王华长篇小说《雪豆》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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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如何文学一贵州作家王华长篇小说《雪豆》读后

  龚德全

  【摘要】 本文以王华的长篇小说《雪豆》为分析文本,着重探讨了该文本的言说主题与言说方式的艺术特点。

笔者认为,处于边缘位置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要想摆脱受挤压、一味“跟潮”的尴尬处境,必须在言说主题与言说方式上做出正确的调适。

在言说主题上,既要与主流话语保持某种意义关联,同时也要充分体现出本民族地区的当下性与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一系歹l】能够横向延展的富有世界意味和生存普遍性意味的主题;在言说方式上,要努力创造出一种更为艺术化的表现手法以凸显、张扬文本主题。

此外,对待“地方风景”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 边缘化主流文学《雪豆》 言说主题言说方式“地方风景”

  2008年底,在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该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的角逐中,来自贵州省的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凭借其长篇小说《雪豆》而一举获奖。

其实,该部长篇小说曾在全国文学名刊《当代》的2005年第1期刊载,当时名为《桥溪庄》。

小说刊出后,在国内文坛引起过强烈反响,先后获得2005年度《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以及2005至2006年度全国长篇小说读者排行榜第四名的好成绩。

至此,王华也创造了一项纪录,她成为贵州50多年来第一个在《当代》发表长篇小说的本土作家。

2007年4月,由于出版要求,《桥溪庄》改名为《雪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王华在创作《桥溪庄》这部长篇小说时,还是贵州省正安县瑞溪镇的一名普通小学语文教师。

一位来自贵州基层的仡佬族女作家,能够在《当代》这种极具权威性的主流文学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不仅是贵州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突破,更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新鲜锐气(我们更倾向于从此视角来界定其意义)。

在欣喜之余,我们也不禁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雪豆》究竟是依凭怎样的艺术魅力,才获得了在主流文坛的“发言”资格,并最终博得喝彩的呢?

为此,我们以《雪豆》为分析文本,分别就它的言说话题、言说方式以及对“地方风景”的处理方式等层面进行析解,以期为我们探究“边缘”如何文学的路径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底层叙述”:

心灵内伤的真诚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底层”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新的话语焦点,而“底层叙述”也开始由一种“异质性叙述”进格为一种“主流性叙述”。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文本将“底层”纳入自己的观照视阈,有关“底层写作”的真诚性问题也就浮出了水面。

批评家们曾尖锐地指出,底层问题在很多文本中被悄然缩减为文学的内部问题,而对底层的关注也最终异化为文学家的自我关注,从而使底层意象沦落为重新瓜分学术资源的借口。

①显然,如此“底层叙述”已经完全蜕变为一种“功利叙述”,这样,“底层”问题的本真含义也就无可避免地被遮蔽。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学要求真实地呈现底层自身的呼声也就变得越来越强烈。

  王华的长篇小说《雪豆》正是一部“底层叙述”文本,小说着力展现的是当代乡村农民的苦难处境。

但是与一般乡土文学文本中的“苦难叙述”不同,《雪豆》所着意揭示的并非农村现实层面的苦难,而是农民的心灵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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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描写了一个关于桥溪庄的悲惨故事。

桥溪庄是一个方圆不过一里的移民村庄,由于工厂的污染,其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侵蚀。

“桥溪庄这个地方最富有的就是灰尘了”,“刚长出的草芽,还没看清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哩,就让灰尘把眼活活盖住了”。

②“这片天空是给桥溪庄厂那股黑烟熏脏了,脏得洗都洗不干净了。

”③而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

桥溪庄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雨雪的滋润,到处都是灰头土脸、死气沉沉的样子,它那坚硬的憔悴,仿佛要被上天抛弃。

如果说工厂污染所带来的自然环境恶化,只是让桥溪庄人陷入恐慌的话,那么由污染所带给人的种种灾难,则将他们彻底推向痛苦与绝望的深渊。

由于在此种被毒化了的空气和水源中生活,桥溪庄的男子都患上了不育症,从此所有对幸福的想象与追求都变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虚幻而脆弱。

接下来,桥溪庄男男女女的悲剧命运与扭曲人性,恰似一幅人间的苦难画卷,展示于读者面前,让人不寒而栗。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桥溪庄悲惨与苦难的描写,并非只是冰冷的“残酷叙述”,而是有意将苦难嵌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中去展现。

就连作家王华本人也这样总结自己:

“我是忧郁调子的创作者,总是在‘冷’的环境中写温暖的故事。

”其实,这种温情中的疼痛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让人难以释怀:

不说苡算常细腻、生动的笔法,描写了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

无论是雪果与雪朵生别离的苦痛,还是雪豆对山子刻骨铭心的爱恋,抑或雪山、雪强、田妮、英哥等人,尽管他们之间的情感有着诸多错位,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同样的真挚、同样的炽烈,让人感动得想落泪。

比如文本中的“粉色怀想”一节,将雪豆对山子的爱恋、思慕描绘得极富情趣与韵味,弥散着唯美的气息,充满诗意。

然而,越是如此描写,因为不育而难成眷属,彼此折磨的处境就越是悱恻、哀伤。

从“粉色怀想”到“湿透的告别”,再到“爱情之死”,几乎戚了这几对青年男女命定的情感轨迹,也让读者心生几许凄凉与叹惋。

  除了对凄美的爱情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外,作者对亲情、友情、乡情也有诸多温馨的描绘,而这些充满温情的场面无一例外都被嵌入桥溪庄人与苦难的抗争之中。

朱光潜曾引用英国学者斯马特的话说:

“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

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超越平凡的自己。

”④在文本中,桥溪庄人是善良的,就连后来做了人贩子的陈小路似乎也不是一个凶恶的角色。

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桥溪庄人相互扶持,坚定地使出全力与苦难做着顽强的抗争。

  作家正是在这种浓浓的爱与温情中叙述着“底层”的苦难,真诚地展示着生命的痛感与质感,因而使文本具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其悲剧内涵也随之被深化。

同时,这也着实彰显出了作家深沉的悲悯情怀,丝毫没有“赏玩”苦难的意味。

其实,融化于活生生、充满温情的生活场景之中的苦水,才更让人无处躲避,才更让人有刺痛的感觉。

然而,此种刺痛却并不会带给读者以生活的绝望,相反,它将促使读者进行富于深度的批判与反思。

那就是:

当工业化车轮快速碾压过广大乡村田野时,我们往往会对其可以免除农民一时的饥寒之苦而欢呼,却常常忽视或不愿正视它对农民生活所造成的潜在危害和对其生气活力的剥夺。

而这些都是无法用各种统计数据衡量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

《雪豆》这部文学文本的言说话题——“底层”问题与主流话语存在着显性的意义关联,而且对当下主流话语最需“边缘”如何文学要的声音——真诚表达,也做了最为积极的回应。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雪豆》这部文学文本对言说主题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趋从或“献媚”于中心言语,实际上,作家首先是从关注本民族当下的生存状况及所遭遇的一系列难题开始的,而后才是与主流话语建立起了意义关联。

更进一步地,这一话题本身也具有世界叙述氛围。

王华曾说: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地作家,对山地百姓的欢悦与哀痛有着切肤之感。

因此,我习惯,也钟情创作与之相关的作品。

”⑥关于这一点,可在《雪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缘由与背景中得到确证。

⑦由此看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必须要以本民族的特殊性为基点走向普遍性,这既是乡土文学叙事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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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苦难寓言:

魔幻背景下的现实写意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言说方式的选择对于文本内容的彰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在既定的文学文本内,“怎么说”会凸显、张扬“说什么”,甚至在某些情境下,“怎么说”会征服、消融“说什么”。

所以,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言说方式,即“怎么说”,是不应被我们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

  显然,《雪豆》这部文学文本所言说的主题并不复杂,主要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进行一种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工业化的反思。

应该说,这样的言说主题并不深奥,也不会让人欢悦。

但是,作家却采用了一种极具艺术特点的言说方式,并综合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因而使得这部文学文本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毫无疑问,《雪豆》这部文学文本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贯注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它承继“五四”文学“写真实”的传统,着重反映当下农村的社会现实,表现农民的生活与苦难。

然而,作家在描写这一“底层”现实时,却有意型塑了一个魔幻的背景,因而使该文本生发出许多扑朔迷离、亦真亦幻的审美意象。

文本中的主人公雪豆是桥溪庄上最后出生的一个孩子,她一出生即喊出两个音符“完了”,这使得桥溪庄人甚是恐慌,于是将三岁的雪豆当做“神女”来敬奉。

此后,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灾难一次又一次将桥溪庄“席卷”“完了”这一寓言般的呼告也一次又一次得到强化,最后,桥溪庄是“傻的傻,疯的疯,男人还全得了那见不得人的毛病”⑧。

小说故事情节的大部分发展均由雪豆这一带有神性色彩的人物来贯通,这本身就使得该文本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魔幻气息。

  就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而言,魔幻的意味在雪果这一人物身上也得到了极为突出的表征。

雪果在失去了雪朵和田妮之后,他的身体里就注入了“魔影”,以至于意识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清醒时,人性的善良与淳朴会在他身上得到充分地体现;而发病时,他又变成一头凶猛的野兽,那些迷乱、变态的人性欲望也在他身上展露无遗,无论是面对雪朵、田妮、英哥、雪豆还是他的母亲。

而这人性与兽性的共时展现,深刻地折射出了生命陷入绝境时苦苦挣扎的状貌。

但是,相比之下,雪果清醒时卑微而无辜的生命苦痛却显得苍白无力,远远不如他迷乱疯狂时的挣扎更具情感冲击力。

在这里,现象与本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魔幻与现实也相互交叠映衬,共同作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张力,而此种艺术张力对文本主题的深化与张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雪果迷乱的行为描写,文本的精神深度还会达于此吗?

  为了强化文本中魔幻的艺术背景,作家还综合运用了象征、隐喻、重复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

比如“雪”这一意象在文本中就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在民间文化中,雪代表着纯洁、美好、好运,“是上天赐给地上生灵万物的最圣洁的礼物”⑨。

但桥溪庄是一个连雪都不肯光顾的地方,这本身就象征着一切美好的东西已经离它们远去,就连桥溪庄人自己也认为“上天要抛弃桥溪庄了”⑩。

在此,“雪”已经成了象征性的情感意象,与现实的具体针对性有了一定程度的疏离。

而这样的象征意义无疑强化了文本的言说主题,深化了文本的悲剧意涵。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明了作家在表现现实主义的乡村苦难时预设一个魔幻背景的用意,以及这种被现代主义型塑过的现实主义所散发出的独特艺术魅力:

它大大增强了该文本的叙事张力,富于弹性地把作者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关切”提升为一种超地域、超民族的悲悯情怀,从而无限扩大了文本的艺术观照视阈。

此种艺术效果给我们以启示:

在当下文学语境中,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也要具有一种博大胸怀、世界视野,才能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语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将无法改变被挤压、被“边缘”的现实。

  此外,在探讨文本的言说方式时,我们还不应忽略其语言特色及运用技巧。

通观《雪豆》这部文学文本,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作家那颇显艺术功力的诗性语言,这使得整个文本的艺术特色极为鲜明。

例如文本中“湿透的告别”一节,“雪朵的眼里渐渐地长出些星星,闪亮闪亮的。

雪果以为是天上的星星映到雪朵的眼里了,心里喜欢得颤颤的,去吻那眼,尝到的却是泪的味道”(11)。

这段充满诗性的写意描写,把一对相恋至深,但终究还是要分开的恋人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描绘得极具感染力,读罢让人心碎。

可以说,在《雪豆》这部文学文本中,这样的诗性语言随处可见,它们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当然,对文本主题的深化与张扬也自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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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作家采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言说方式,运用象征、比喻、隐喻、重复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再配之以诗性的语言描述,这就使得整个叙事文本充满了较强的艺术张力,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深化、凸显了文本的言说主题。

当我们对“边缘”如何文学的问题进行深入思索时,不妨再体会一下《雪豆》是“怎么说”的,或许可以找到某些思路。

  四、“地方风景”:

我该如何爱你?

  在探讨“边缘”如何文学的路径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文本中所彰显出来的对待本民族知识文化、“地方风景”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也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重要视点。

因为在当下文化全球性语境中,它涉及少数民族作家进入主流文学的姿态,是实现与中心话语进行对话的一个关键;同时这本身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指的“地方风景”,并非单纯指某个地域的自然风光,而是化用了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风景之发现”中所使用的相关概念@,意指涵括了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自然生境、历史文化、人文地理、风情民俗之类的综合体,亦即最广泛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

应该说,对民族文化、“地方风景”的了解,是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资源优势。

因为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每一种“地方风景”都代表着一种异质文化,一种另类的文化景观,而一旦将它们还原于其所属的民族文化系统之中,许多在主流文化语境中不被注意的文化价值便会立即凸显出来。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就曾依凭着在其文学文本中对“地方风景”的大加描写,而跻身于主流文坛。

当然,应该承认,那些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与同时代的主流文学文本相比,无论是在艺术观念还是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

而他们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进入主流文学,并获得成功,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其文本中所描写的“地方风景”,满足了主流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陌生化期待视阈。

然而,在后现代的信息化社会中,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还依然仅仅凭借对“地方风景”的外在状貌进行“真实”而“客观”的叙述,已经不再具有进入主流文学的优势,因为主流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期待视阈已不仅仅是一个“陌生化”就能涵括。

而且,在信息化条件下,“陌生”的范围也越来越小。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完全将“地方风景”拒之于文本之外,从而彻底消解其民族性和鲜明的民族身份,也必定会失去最有力的竞争优势,显然也非正途。

因此,如何运用好“地方风景”资源,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相比之下,作家王华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傩赐》(刊载于《当代》2006年第3期)中,就着意添入了较多的地方民俗描写,比如小说在描写傩赐庄节日民俗活动时就占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

但总体而言,《傩赐》这部文学文本对“地方风景”的处理方式,也不能说是成功的。

因为她并没有把节日等民俗风情有机地融人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该文本的主题之中,相反,二者有明显的疏离态势,因而给人一种刻意为文、取悦于人的嫌疑。

本来“地方风景”就是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理应与所表现的内容融为一体,因此,小说在这方面是有改进余地的。

由此看来,如何运用好“地方风景”,让它真正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资源优势,而不再成为一种负担,确实是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因为它可能直接关涉着一部文学文本的成败。

  综上所述,在当下的文学语境里,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完全忽视“地方风景”的存在,或者是固守一域,对“地方风景”孤芳自赏,抑或是仅仅满足于主流文学对“地方风景”的“陌生化”期待,都将是没有出路的。

在对“地方风景”这种资源的支配利用上一定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少数民族作家在边缘状态下进行写作的尴尬现状,以及“被描写”的地位也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一定要用心进入民族特殊意义世界,去探索本民族最隐秘的心史,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一系列能够横向延展的富有世界意味和生存普遍性意味的主题。

唯有如此,才能彰显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有条件的真理,才能在文坛的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另类的声音,从而赢得世界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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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参见《为底层代言:

新的学术资源争夺战?

》,《东方早报》,2005年12月7日。

  ②王华:

《雪豆》,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③王华:

《雪豆》,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④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_271页。

  ⑤王华:

《雪豆》,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⑥金黔在线:

《写出山地文学经典华章》,2008年11月14日。

  ⑦关于《雪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背景与缘由,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2004年,王华还在正安县瑞溪镇小学教语文。

每天上班的路上,她都会经过一条桥溪河,那附近有家小水泥厂,把周围的环境污染得很厉害。

“到处都是灰蒙蒙的,植物和菜地全是灰头土脸。

每次经过那里,我的心都会痛。

像我们这样的小角落,容易被社会忽视,这样的环境污染不得不让我思考。

”于是,一个日常生活片断,让王华萌发了文学创作的冲动。

“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老百姓的幸福”这些关键词,不断在王华的脑中“碰撞”。

在“深思熟虑”后,王华以桥溪河被水泥厂污染为原型,虚构了一个桥溪庄,描写了一个关于桥溪庄的悲惨故事。

(资料来源于电子公告及相关报纸)⑧王华:

《雪豆》,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⑨王华:

《雪豆》,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⑩王华:

《雪豆》,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1)王华:

《雪豆》,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c(12)[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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