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课堂教学方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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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课堂教学方略

《范进中举》课堂教学方略

《范进中举》课堂教学方略

一、教学目标

1、理解作品卓越的讽刺艺术，提高阅读和鉴赏文学名著的能力。

2、了解文章是如何用鲜明的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

3、感知人物性格，学习运用动作、语言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二、教学重点

1、如何辨证看待封建科举制度（联系现实）。

2、深入分析对比手法的运用。

3、掌握人物描写方法。

三、教师准备

1、熟悉教材以及与教材相关的小说中涉及到的其他内容（如范进中举前后的故事情节）

2、认真研读《教学用书》p196—210，在广泛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归纳。

四、学生预备

1、自行了解有关作者及作品的简单文学常识

2、通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

3、感知情节，能流利复述。

4、初步分析主要人物形象，比较其中举前后的变化。

五、学习过程

1、对联导入

回忆去岁饥荒，五六七月间，柴米尽枯竭，贫无一寸铁，赊不得，欠不得，虽有近亲远戚，谁肯雪中送炭？

侥幸今朝科举，一二三场内，文章皆合式，中了五经魁，名也香，姓也香，不拘张三李四，都来锦上添花！

类似对联：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引入文章：

古人云：

人生三大乐事——喜极而疯者

2、作家作品（学生交流、教师补充）

3、复述情节

4、分析问题

（1）故事涉及到的人物（主要人物是？

）

（2）范进中举前后的变化

家境——第一段结尾处、第二段开头、第二段结尾、第三段开头、第十一段结尾、补充《教学用书》p206内容

地位——连买肉的都瞧不起（联系范进中举起的艰难历程，《教学用书》p204出场时的描写，五十多岁的老童生，不读书考试不行吗？

）、岳父任意辱骂到不敢打，连做过知县的乡绅也来巴结（为什么？

预备官员）

本人态度——唯唯诺诺，老实巴交（p155），对胡屠夫的称呼（岳父——老爹），发疯的过程（层次感）（为何如此？

补充《教学用书》p205-206有关内容），很快与张乡绅打成一片，补充第四回有关内容（《教学用书》p207）

他人态度（岳父、张乡绅、邻居））

岳父：

语言、动作、神态、行为（两次贺喜所送的东西）（前倨后恭）（细节描写，拿银子时的动作描写）

5、问题探究

造成这一切变化的根源是什么？

（封建科举制度）

简单介绍相关常识，增强对文章内容的了解。

6、概括人物形象特征

范进——猥琐懦弱而又圆滑世故。

（可从范进对待胡屠户及张乡绅的态度判断），热衷功名受封建文化毒害。

中举前唯唯诺诺，中举后则坦然地同方面大耳的张乡绅平起平坐，打起官腔，成了封建社会的新贵，特权阶级的人员。

（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

报录人在范进发疯后镇定的提出了解救方法，可见他见过类似的情形。

）

胡屠户：

欺贫爱富，粗俗势利，蛮横倨傲（前）；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后）的市侩形象。

张乡绅：

早已中举，做过知县，是地方上的一霸。

范进中举的当天就来拉拢，送银送房，与范进称兄道弟。

这就表明他急于结交新贵，攀附范进宗师周学道和汤知县，以达到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势和目的的道貌岸然，老奸巨滑的性格。

7、总结文章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

以人物自己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

如范进对胡屠户的称呼由先前的“岳父”到中举后的“老爹”。

运用细节描写、侧面烘托。

如范进发疯的过程。

用老太太的慌，烘托范进昏厥的怕人，胡屠户为女婿扯衣服后襟，拿银子时的动作等

运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进行讽刺。

范进中举惊喜得发疯，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并不失真。

“中举发疯”在当时虽不是普遍现象，却也“会有实情”的，因而是真实可信的。

当时的读书人热衷“举业”，一旦功名到手就如痴如醉，惊喜若狂。

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加以夸张的描写，具有辛辣的讽刺效果。

对比手法主要用于描写胡屠户这个人物，鲜明的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欺贫爱富、趋炎附势、嗜钱如命、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的性格跃然纸上。

六、深化拓展（提高部分）

深入研究一下范进发疯的本原意识，讲讲《范进中举》一文所体现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文人人格的解构与重构。

范进因中举而发疯，可以说是原有人格被解构而新的人格未被及时重构的外现。

当然要论述这种解构，就要说一说中国文人普有的二元意识，就要说一说中国所特有的二元文化。

中国的文化有两种对立性很强互补性也很强的载体，一种是儒家文化，一种是道家文化。

从汉代开始，儒道两家文化几乎同时形成规模，然后并驾前行。

但是，儒家文化要求入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人的利益服从于社会（政治）利益，这就必然形成中国文化中凝重不堪的官本位意识。

道家文化出世，注重人自身的存在，认为个性的张扬是人的根本幸福，这就必然形成中国文化中人本位意识。

民族文化的这种意识截断，必然造成文人的人格分裂。

最典型的是李白。

李白的生命中就充满着个性张扬和功名富贵不能兼顾的痛苦。

当功名看似唾手可得之时，他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当他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径直来到玄宗的身边时，他发现，他的天才也就是用来写一写“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之类的消遣诗时，而他自己在玄宗眼里只是一个玩物时，当他发现他的功名富贵需要用他的人格去换取时，他受不了。

于是他衣袖一拂，高昂起尊严的头颅，飘然离开了玄宗，也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富贵，他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当然，离开京城他发现他个性的张扬和功名富贵依然是不可兼顾的。

他的痛苦于是更深，他无奈地呻吟了，他吟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后来有个传说，认为李白死于醉后捞月溺毙。

虽然过于浪漫和传奇，但我觉得想象出这种死法的人对李白是了解的，在李白的知音中应排第一！

因为，这种浪漫和现实才真正能够反映李白的人格在对立中的分裂和人生价值的失落。

到苏东坡，苏东坡的特殊经历使他以儒家入世的思想应付成功，却又不得不以道家出世的思想来安慰失败。

于是他“达则兼济天下（儒），穷则独善其身（道）”——在他这里儒道似乎被完美地合二为一了。

从此，中国文人们似乎觉得他们可以在人格缺失的社会中游刃有余地生存而不必担心人格的分裂了。

所以，他们给了苏东坡以过高的赞扬和歌颂。

其实不然。

苏东坡的儒道两学并没有在他内心的大道上并行不悖，他的道学其实只是儒学的一种无奈的补充，是一声儒学的感叹，一种扭曲，一种变异，在他的内心他还是以儒学的入世思想为体的。

我们看他的作品就知道了。

仕途顺畅时，他的诗歌就表现出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

如《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这中间的太守多么得意洋洋，虽为“老夫”却表现出“少年”一样的狂放，一名文职太守，却要“亲射虎”，而且向孙权看齐！

这是多么豪放和酣畅啊！

如果无官做了，那就是另外一种口气。

如《前赤壁赋》中苏子曰：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从字面上看是无比地旷达与轻松的，然而骨子里却是“吃不到葡萄只有说葡萄酸”的痛苦。

正如他的歌吟：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这首诗歌的基调应该是很放达的了，可是文句中了讲得很清，要想“不辞长作岭南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如果不能呢？

那怕就是恕不奉陪了。

这一肚子酸气憋得不行，一汪泪水难以流出，只好憋回心室，露出一脸苦笑。

而现在很多人就错把这苦笑当成欢颜。

所以，苏轼的潇洒是装的。

其实是没官当的痛苦。

不过苏轼的潇洒装得格外真诚而美丽，所以后世的人们在有了类似于他的遭遇时也需要像他那样装，最后，苏东坡的名声就空前大了。

所以说，范进因中举喜而疯，李白因不用怨而狂，苏轼因贬官惧而逃，表现虽然各异，其实质都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比量于官场的成功与失败。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就这么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人的心目中。

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这个社会背景就是中国文人做官则八抬大轿，黄金美人，不做官就一无是处，所以在中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格言，“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也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警言。

书生的有用与无用，全在于皇帝的重用与否，重用了则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不被用则一无用处。

其实不管用还是不用，归根到底中国文人都是被动的，都没有独立的人格。

这种情形在中央电视台《康熙王朝》中姚启圣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姚启圣，鄙视满夷，拒不合作。

荣华富贵难动其心，艰苦磨难罔动其志。

针对他的“非暴力不合作”，康熙在万般无奈之下，以蛮治之：

不问罪，先关入监狱，酒菜招待；但是不审议，不定罪，因为他本无罪；尤其是不给他书，没人理，让他在无聊中过日。

六十天下来，姚启圣“盛”气消落；回京路上，康熙又把他放在冰天雪地里一冻，姚启圣“圣”气也消落。

这时间，康熙让他进入暖轿，一本杂书，一碟剩点心，康熙脚下一个角落，他姚启圣就知道感激了，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康熙脚下的顺民进而成为顺臣了。

而一旦为康熙所用，他就立即提出了平定台湾的方略“三可剿”“三可抚”，恩威并施。

于是被康熙授与平台大权，从而成为平台的风云人物。

其实中国文人的命运就是这样：

为人所用，或者说为人所不用。

用时可顶天立地，成宏伟大业；不用，则仅是养马匹夫，粪土不如。

姚启圣的命运转变我觉得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人的两条思想局限。

其一是“士为知己者死”；其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这被许多中国文人奉为圭臬的话语看起来是富丽堂皇的，确实也支撑起了中国文人的笔挺的脊梁，但是它同时也取消了中国文人独自站立的资格。

你看“士”是要为“知己者死”的，它就是这样直接地、明目张胆地取消了“士”的独立资格。

而什么是“达”呢？

达就是有“人”赏识；什么“穷”呢？

穷就是没人赏识。

总之一句话，“士”的命运总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可以说，在“士为知己者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窠臼中，中国文人自己放弃取得独立人格的可能。

当然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缺失的另一原因是缺少社会支撑。

传统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对于言论不是采取支持和鼓励，而是采取镇压与禁锢，所以在中国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非常有名的小说甚至也要为谁是它的作者而争论不休，因为作家写了小说往往不敢承认，弄不好就有文字狱，杀身之祸，抄家之灾；版权的保护更是从不提及，这又使文人缺失了经济自立的条件。

无论是精神和物质中国文人的脊梁都缺少社会支撑。

人格的彻底缺失最终把中国文人的价值追求全部逼仄到仕途之上。

所以，范进中举就会高兴得发疯。

因为，中举使他从“孙子”一下子上升到“老爷”，从没有基本的人格而直接有了高贵的官格。

一个人面对如此的命运巨变不发疯才奇怪。

说到底是一个人权问题，在人权没有保障的社会，即使是有一两个敢于直言宁死不屈的人也往往被无声无息地弄死，同时这种毫无价值的死亡让人连死的勇气也缺乏。

我曾经听说文革中的烈士张志新在被执枪毙前先被割断了喉管。

这个虽然是传闻，但是我相信。

因为中国有产生这种残酷情形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任何勇敢的人都要注意说话的风险。

一个勇敢的人可以不怕死，但是没有人不怕毫无价值地而且无声无息地死掉！

然而，一个社会，文化人没有人格，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人格，而没有人格的社会往往是缺乏良知的。

没有良知，何来真诚？

缺少良知，没有真诚，这样的社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