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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斯拉夫人向西迁徙，另一些则向南进入巴尔干地区。
东斯拉夫人占领著乌克兰西部和中北部的森林区和森林-乾草原区以及白俄罗斯的南部，他们再从那里向北扩展，往东北进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未来俄罗斯的领土。
东斯拉夫人从事农业和牲畜饲养业，也从事制衣和制陶等家庭副业，还修筑有防御工事的居民点，其中许多後来发展成重要的商业和政治中心。
建在聂伯河高峻右岸的基辅，就是这类早期居民点之一。
乌克兰的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
维京人伊戈尔•留里科维奇在公元九世纪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是一个由880年至12世纪中叶，以基辅为首都，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国家。
9世纪中叶基辅国家的建立，是东欧平原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古国之一，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从波罗的海到拜占庭的聂伯商路（基辅为此路上的战略要地）的新的优势有联系。
此商路的沿线贸易由瓦兰吉亚人,即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商人-军人控制，基辅诸王公的祖先就来自他们的队伍，但很快就斯拉夫化了。
在早期编年史中，瓦兰吉亚人也称罗斯人，这共同的名称成为基辅地区——罗斯人的基本领土——的地方名称；
後来，由于领土扩大，这一名称就用於基辅王朝各成员所统治的全部领土。
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及其子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基辅罗斯的人口达到500余万，疆界空前广阔，成了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
基辅罗斯与拜占庭、西欧北欧各国、东方阿拉伯各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
基辅城也被誉为第聂伯河上的“帝王之城”。
在弗拉基米尔一世及其子雅罗斯拉夫的统治下，基辅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昌盛，由此奠定了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共同的文化基础。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娶拜占庭帝国的安娜公主为妻，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在拜占庭人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支持下，形成了教会等级制度。
随著新宗教的进入，在建筑、艺术和音乐方面产生了新的形式，出现了书写语言（教会斯拉夫语），开始有了书写文化。
所有这一切，都是雅罗斯拉夫大力推进的，他还颁布了斯拉夫人的第一套法典。
雅罗斯拉夫死後，基辅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时期。
贸易商路的变动损害了基辅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而与钦察人在乾草原带的战争又耗尽了它的财富和力量。
王位继承权的角逐和各王公之间的敌对削弱了基辅的政治主宰权，加强了各公国中的分离倾向。
13世纪中叶蒙古人的征服终於结束了基辅政权，但是於1199年在西乌克兰建立的斯拉夫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则继续存在到1340年被蒙古人的金帐汗国覆灭。
被占领下的乌克兰
金帐汗国占领时期
1223年蒙古军队在拔都汗的带领下侦查基辅罗斯，罗斯各大公与长期的仇敌波洛茨人组成联盟，在卡尔卡河岸与汗国侦查军队交锋。
由于罗斯各公国大公对蒙古汗国不了解，再加上内部不合，被包围后歼灭，5位大公阵亡。
随后蒙古军与1237年击破弗尔基米尔公国首府弗尔季米尔，经过各公国境内折回补给，又在1239年重新侵略罗斯过境，在1240年占领基辅，代表着蒙古240年统治的开始。
金帐汗国末期，1480年阿合马再次征讨罗斯公国，再次失败，并死于内乱。
至此罗斯公国彻底摆脱蒙古人的统治。
此距术赤建立汗国已有二百六十年的时间。
1547年，莫斯科大公国正式改称俄罗斯沙皇国，伊凡四世加冕为俄罗斯沙皇。
1550年代，沙皇俄国先后攻打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三个汗国。
其中，克里米亚汗国寿命最长，因为它是当代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封臣。
1783年，克里米亚在法国大革命前，中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奥地利有战端，无暇东顾，汗国遂被归并于沙俄领内。
立陶宛和波兰的统治
立陶宛在一个世纪内，吞并了白俄罗斯的所有领土，并在阿尔吉达斯大公的领导下迅速进入乌克兰。
1350年代，占领了切尔尼戈夫及邻近地区，60年代占领基辅地区及南部的佩列亚斯拉夫和波多利亚。
与波兰争夺前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的角逐，在80年代以对其实行瓜分而宣告结束，立陶宛得到沃利尼亚，波兰对加利西亚的所有权也得到确认。
这样，立陶宛的控制实际上已扩大到远至开阔乾草原带，甚至曾短时期远达黑海的全部乌克兰领土。
在立陶宛国内，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起初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信奉异教的立陶宛人越来越多地皈依东正教并为罗塞尼亚的文化所同化。
大公的行政措施和法律制度也大量按照斯拉夫人的习惯，罗塞尼亚语（古斯拉夫教会语掺入大量乌克兰方言和白俄罗斯方言的成分）成了大公国的官方用语。
波兰在乌克兰的直接统治从1340年代起及此後的200年一直局限在加利西亚。
但是，随著1385～1386年两国王朝的合并和立陶宛人接受了拉丁（天主教）教，立陶宛很快就进入波兰的势力范围。
天主教在立陶宛人中的传播，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波兰语言、文化、政治见解和社会秩序在立陶宛贵族中的传播，正像早些时候在加利西亚发生的情形一样，削弱了罗塞尼亚人信奉的东正教的地位。
1569年根据《卢布林联合》协定，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两个王朝的合并改为两个国家在宪法上的联合，即波兰立陶宛联邦。
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更大一部分领土脱离了立陶宛，直接并入波兰。
此举加速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仍留在立陶宛内）的分化，但通过取消他们之间的政治边界，促进了加利西亚和乌克兰东部领土更紧密的结合。
在下一个世纪，所有乌克兰民族的领土实际上都处在优势的波兰政治和文化的直接影响下。
社会变革
被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了300多年的乌克兰，到17世纪中叶已实际上经受了巨大的社会演变。
基辅罗斯时代的王公贵族的家族大部分融入并成为立陶宛和波兰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的一部分。
长期信仰东正教和使用罗塞尼亚语言与风俗的罗塞尼亚贵族，在16世纪後期越来越倾向於波兰化，这一过程开始时是由於耶稣会办的学校以及人们改奉天主教。
随著城市和城镇的贸易发展，特别是在西乌克兰，市民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
他们被按照与行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宗教信仰和不同的种族而画分开来。
自13世纪以来，许多波兰人、亚美尼亚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就在乌克兰人往往减少成少数民族的城市里定居。
在波兰统治时期，农民的状况持续恶化。
依旧存在的自由农民在立陶宛时代晚期开始迅速变成农奴，而农奴的义务则越来越繁重。
到16世纪末，农民的骚动风起云涌，尤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居民稀少的土地第一次向波兰领主开放，并经王室批准，建立了一些大庄园，以满足欧洲市场的谷物需求。
为了吸引劳动力到新庄园工作，准予暂时免除农民的农奴义务；
免除期满又恢复农奴地位时，在过惯了自由生活的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於是，农民纷纷逃入「荒野」——东部和南部的乾草原地带。
这种紧张局势由於下列事实而更为恶化︰农民是乌克兰人和东正教徒，地主大部分是波兰人（或已波兰化）和天主教徒，代替在外地主的庄园总管或租借人常常是犹太人。
因而，这种社会不满是民族和宗教怨愤的结合物。
宗教发展
正如乌克兰人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时期的社会状况逐渐恶化一样，罗塞尼亚教会的情况也一样。
天主教会逐渐向东扩张，进入乌克兰，它享有国家的支持和凌驾於东正教之上的合法优势。
外部的种种压迫和限制，也随著罗塞尼亚东正教会内部的严重衰落而到来。
从16世纪中叶起，由於反对宗教改革和耶稣会教士来到波兰而重新恢复了活力的天主教以及新教（尽管是暂时的）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罗塞尼亚的贵族中。
1596年，宗教的发展发生了急剧改变。
在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基辅大主教和大多数主教签署了一项与罗马联合的法令。
根据该法令，罗塞尼亚教会承认罗马教宗（教皇）的首脑地位，但保留东正教会的礼仪和使用斯拉夫语，以及行政上的自治权和包括神职人员可以结婚的传统教规。
所谓的东仪天主教会无法与决议预见到的拉丁教会合法地平起平坐，也不能阻止贵族的波兰化和拉丁化。
与此同时，布列斯特教会合并在罗塞尼亚教会和社会中引起了深刻的分裂，这反映在大量争辩性的文献中，也反映在1620年东正教等级制度恢复之後，围绕对主教职位和教会财产的控制的斗争加剧以及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上。
1620年代和30年代曾努力对裂痕进行弥合，但最终都徒劳无益。
追求解放下的乌克兰
哥萨克的起源
15世纪，一个新的军人阶层——哥萨克（源於突厥语,或称「自由人」）,开始在乌克兰南部乾草原带边境逐渐形成。
此专名最初用於那些好冒险的人，他们季节性地进入乾草原带狩猎、捕鱼和采集蜂蜜。
他们的人数由於逃亡农奴和包括贵族在内的其他各阶层的冒险分子而不断壮大。
哥萨克们联合在一起互相保护，到了16世纪中叶，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民主性质的军事组织。
该组织有一个称作大会（拉达）的最高权力机关，以及选举出来的的各级军官，包括总司令，或称盖特曼。
他们的中心设在锡奇，即聂伯河下游「石滩地区」的一个武装营地——此後，即称为札波罗热营地。
哥萨克保护乌克兰的边民免受鞑靼人侵犯，指挥自己的军队入侵克里米亚领土的战役，甚至乘著轻便船只袭击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沿海城市。
波兰政府发现哥萨克在与鞑靼人、土耳其人和莫斯科大公国的战争中是一支有用的战斗力量，但在和平时期却把他们看作一群反覆无常的的危险分子，因而企图从制度上来控制他们，并通过官方登记限制他们的人数。
此举在越来越认为自己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的哥萨克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从1591年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哥萨克零星地起来反抗过几次，但都被十分费力地镇压下去。
17世纪前半叶，哥萨克还卷入了猛烈的宗教冲突。
1620年，整个札波罗热军队加入了基辅正教兄弟会；
同年，一个新的正教僧侣统治集团在军队的保护下於基辅就任圣职。
这样，在剧烈的宗教分裂中，哥萨克便成了正教的坚定支持者和东正教会不妥协的反对派。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
由於社会不满、宗教冲突和哥萨克对波兰当局的怨恨最後汇合到一起，造成的紧张形势到1648年达到了顶点。
以表面像一次典型的哥萨克反叛为开始，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乌克兰很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和革命中。
赫梅利尼茨基原是一个小贵族和哥萨克军官，他在波兰人手下曾蒙受不白之冤，1647年末，他逃到锡奇，不久被选为盖特曼。
1648年初，他开始筹备一次起义，他为此目的寻求鞑靼军队的支持。
波兰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派了一支军队来阻止这次反叛，在5月的两次战斗中遭到失败。
这次胜利给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发出了信号。
当哥萨克和农民把他们的满腔怒火发洩到那些与波兰暴政和社会压迫有牵连的地主、军官、拉丁教会和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犹太人身上时暴力行为蔓延到乌克兰的四面八方。
波兰人对起义人民采取了血腥的报复行动。
9月，赫梅利尼茨基使一支新徵集的波兰军队遭受了又一次惨败，向西穿过加利西亚，最後围攻波兰本土的札莫希奇。
但他并没有乘胜追击，在11月一位新的波兰国选举产生後，他随即回到乌克兰中部。
1649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凯旋进入基辅，作为解放者受到热烈的欢呼。
尽管赫梅利尼茨基最初只想洗刷从波兰王国所受的冤屈，但他进入基辅之後，就开始构想把乌克兰建成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国家。
他著手建立一套行政和财政管理制度，并建立了一个由哥萨克军官中的一批精英组成的地方政府，并同外国建立了关系。
但他仍准备承认波兰王室的统治权，并开始和波兰人谈判。
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兹博罗夫条约》,还是两年後另一次不太有利的协定，对波兰贵族或是对乌克兰方面的哥萨克普通士兵和变得激进的群众，都是不能接受的。
而军事行动仍在继续，胜负未定。
由於鞑靼人的支持在关键时刻证明并不可靠，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寻找另外的盟友。
1654年，他在佩列亚斯拉夫同莫斯科缔结了一项协定，其确切性质曾引起激烈的争论。
俄罗斯历史学家强调说，乌克兰接受了沙皇的宗主权。
它後来使俄罗斯的统治合法化；
乌克兰的史学著作则强调说，莫斯科承认了乌克兰的自主权（包括选举盖特曼、自治和开展外交关系的权利）,这实际上等於让乌克兰独立。
莫斯科加入了同波兰作战，尽管有几次联合的胜利，但没有出现决定性的突破，赫梅利尼茨基对与莫斯科的联盟越来越感到幻灭。
在控制被征服的白俄罗斯领土上发生过争执，对俄罗斯干涉乌克兰的内部事务也起过冲突。
尤其激怒盖特曼的是1655年俄罗斯的敌手、但却是乌克兰的潜在盟友瑞典侵犯波兰之後，俄波恢复了邦交。
赫梅利尼茨基於是再一次在瑞典、特兰西瓦尼亚、布兰登堡、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国寻找新的同盟和联盟。
有迹象表明，盖特曼1657年逝世时曾打算中断与莫斯科的关系。
自治的盖特曼国家
1667年乌克兰分治後，自治的盖特曼国，或称盖特曼统治区，只限於左岸的乌克兰地区内。
国家的首领是盖特曼。
理论上盖特曼是由哥萨克大会选出，但实际上是由一批高级军官选出，而他们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沙皇的偏爱所左右。
在每次选举新盖特曼时都重新谈判自治的条款，长此以往，导致他的特权一直被削弱。
不过，一个世纪来，盖特曼统治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盖特曼统治区的统治集团由哥萨克高级军官组成，他们已形成一个近似於波兰贵族的世袭特权阶级。
普通哥萨克也开始在分化，较穷的哥萨克除了合法的地位之外，与农民几乎没有什麼区别。
自由农民的情况长时间以来日益恶化。
他们承担的义务日益增加，处境越来越像农奴。
但是，城市生活繁荣兴旺，大城市的一些城镇仍然享有地方自治权；
大部分市民保住了自己社会地位应有的权利。
在教会领域里，东仪天主教销声匿迹，东正教基辅大主教也在1686年从君士坦丁堡教区迁移到莫斯科教区。
在18世纪期间，教会逐渐丧失其传统的自主权和与众不同的乌克兰特性。
在马泽帕任盖特曼时，盖特曼国达到其鼎盛时期。
马泽帕起初依靠沙皇彼得大帝的支持，在盖特曼统治区内行使近似君主的权力。
在他的庇护下，具有鲜明哥萨克巴洛克风格的文学、艺术和建筑欣欣向荣。
乌克兰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基辅-莫吉拉学院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
马泽帕渴望并吞右岸，重建一个开始仍在沙皇统治之下的统一的乌克兰国家。
但彼得大帝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各项改革和强加於盖特曼统治区的种种苛捐杂税以及大北方战争，显然威胁到了乌克兰的自治权。
1708年马泽帕为促进其独立计画，与瑞典的查理十二世缔结秘密联盟，但在决定性的波尔塔瓦战役（1709）中，他们的的联军被击败。
尽管彼得大帝允许选举一个马泽帕的继任者，但盖特曼统治区的自治特权却受到了严重的剥夺，并在18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间进一步衰弱。
从1722～1727和1734～1750年间，由於帝国的政权设立了新的机构来监督各地政府，盖特曼的职位处於暂时中止的状态。
1750年，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王为其宠臣的弟弟基里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恢复的盖特曼的职位。
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时，盖特曼和哥萨克的高级军官们上书请愿，祈求恢复盖特曼统治区以前的地位；
但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答应，反而在1764年强迫拉祖莫夫斯基辞职。
其後20年间，乌克兰自治的所有馀迹都被消灭，1775年，哥萨克的堡垒——札波罗热的锡奇被俄罗斯军队摧毁。
没落期
赫梅利尼茨基的继任者盖特曼维戈夫斯基中断了与莫斯科的联系，於1658年与波兰签订了《加佳奇条约》。
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中部乌克兰（企图包括沃利尼亚和加利西亚，但未成功）——在盖特曼和由贵族与军官组成的统治实力集团领导下——建立一个自治的罗斯大公国，与波兰和立陶宛一起组成一个平等的三国联邦。
由於此条约对其所憎恨的哥萨克作出让步而令波兰权贵极为反感，条约保守的社会性质和与波兰联在一起又令哥萨克和农民群众深恶痛绝，以及它激起了俄罗斯的愤怒，《加佳奇条约》从未履行过。
面对日益增加的反对，维戈夫斯基辞去盖特曼职务，逃往波兰。
维戈夫斯基之後，乌克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进入一种同时代人称之为「没落期」的旷日持久的混乱状态。
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袭的地主阶级的哥萨克军官同被指望成为其劳动力来源的普通哥萨克士兵和农民之间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在日益加剧。
从1663年起，敌对的盖特曼们在波兰和俄罗斯竞争的势力范围内兴衰更替。
1667年，根据《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乌克兰以聂伯河为界分为两部分︰右岸以西归还波兰，左岸以东和基辅确认归俄罗斯所有；
札波罗热地区则由波兰-俄罗斯共同统治（1686年改由俄罗斯单独统治）。
事实上，札波罗热的哥萨克是自成一体，由於盖特曼们这时都在别处，他们就选出自己的首领，按照自己鲁莽的政策办事。
乌克兰的分治激起了爱国情绪。
右岸的盖特曼多罗申科暂时占领了左岸，谋求以鄂图曼帝国的属国地位重建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国家。
1672年，土耳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其结果是全部兼并了波多利亚，使其或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分长达1/4世纪。
由於土耳其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未能建立起多罗申科的统治并造成了大破坏，尤其是使俄罗斯介入了战争，多罗申科的希望——连同声望——遂化为泡影。
大批平民逃往左岸，甚至更远的地方，乌克兰右岸的大片土地变得渺无人烟。
多罗申科辞职後，奥斯曼帝国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但1681年的停战协定结束了土耳其进一步的直接军事介入。
奥斯曼的势力在欧洲正很快衰落下去，1699年波多利亚省重归波兰统治。
斯洛博达乌克兰
盖特曼统治区东面有一片地区，在17世纪以前仍大部分没有人烟，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的「荒野」的一部分。
16世纪末，莫斯科政府就把他们防备鞑靼人的防线逐渐扩大到这片地区。
17世纪，这片地区成为逃离波兰统治的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的聚居区，後来在没落期遭到巨大破坏。
这些新来的人建立了一些自由的、没有农奴的居民区，叫做斯洛博达（意为大村庄），故称该地区为斯洛博达乌克兰，哈尔科夫发展为该地区的主要中心。
斯洛博达乌克兰也像盖特曼统治区一样，虽然受俄罗斯政府委派的官员管辖，但享有广泛的内部自治权。
1765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废除了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自治权。
乌克兰右岸和西乌克兰
加利西亚和沃利尼亚的乌克兰西部地区仍继续受到波兰的牢牢束缚，在「没落期」结束和土耳其归还波多利亚後，右岸也归波兰所有。
但是，只是在1714年，在与第二次北方战争有关的一些大混乱之後，大大削弱的波兰才重新建立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18世纪在波兰统治的乌克兰领土上重新出现的社会，与盖特曼统治区里的社会截然不同。
哥萨克作为一支重要的、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大小城镇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衰落，其居民中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特别是在右岸）变得越来越多。
天主教继续存在，甚至还提高了它先前的特权地位；
但东正教在乌克兰人中却成了主要信奉的宗教。
由於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再加上哥萨克作为一支对抗力量已被根除，右岸遂被波兰贵族统治。
特别有权势的是少数权贵家族，他们的庞大庄园实际上已经成了拥有私人武装民团的独立世袭领地。
通过从加利西亚特别是沃利尼亚迁入农民（常常由贵族组织）。
一些荒芜人烟的地区逐渐又重新有人居住。
农奴身分的农民遭受的极度剥削，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导致发生称之为「海达马克」（土耳其语意为︰掠夺者或抢劫者）造反的零星暴动。
最激烈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768年，只是在俄罗斯军队的协助下才被镇压了下去。
波兰在乌克兰领土上的统治随著波兰-立陶宛王国於1772、1793和1795年被3次瓜分後灭亡而告终。
在第一次瓜分中，加利西亚被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
在第二次瓜分中，俄罗斯获得右岸和沃利尼亚东部地区。
在第三次瓜分中，俄罗斯又兼并了沃利尼亚的其馀地区。
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
在废除了盖特曼统治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自治以及兼并了右岸和沃利尼亚之後，在俄罗斯帝国内的乌克兰领土正式失去了自己民族特色的所有痕迹。
这些领土被重新加以区画，设置为正规的俄罗斯省，由圣彼得堡委派的总督管辖。
右岸和一些毗邻地区画为限定给帝国内的犹太人居住的地区。
由於取消了锡奇和1783年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居民稀少的南部地区（称之为新俄罗斯）成为来自乌克兰其他地区以及少数来自俄罗斯、巴尔干半岛和德国的移民的聚居地。
这次移民大大地扩张了乌克兰民族的区域。
黑海新港口敖德萨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社会领域也有了同样的重大发展。
为补偿哥萨克高级军官失去其在盖特曼统治区内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种种权力，允许他们与俄罗斯贵族有相同的地位；
许多人在帝国供职，有些军官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政府要职。
通过教育、通婚和在政府供职，乌克兰贵族渐渐俄罗斯化（正如早先使罗塞尼亚贵族波兰化一样），尽管许多人在感情上仍深深地爱著他们的故国及其风俗民情。
右岸的波兰贵族保留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仍是主要的地主阶级。
大部分犹太人受到许许多多法律条款的约束，从1881年起，成为经常发生的大屠杀浪潮的牺牲品。
1783年，在凯萨琳治下，使左岸农民逐渐变成农奴的进程达到了高潮。
但左岸农奴承担的义务没有右岸的繁重。
在1861年农奴解放以前，农民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农奴，甚至在农奴解放之後，由於拨给的土地不够和巨额的赎金，农民的负担仍很沉重，致使许多农民陷入了穷困。
不过，改革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乌克兰东部的工业发展尤其引人注目，著名的有顿巴次煤田，它吸引了许多来自帝国各地的工人。
其结果是，出现了工人阶级和一些日益发展的城市中心，後者成为乌克兰农村海洋中高度俄罗斯化的岛屿。
正如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里的情形一样，沙皇政权在宗教政策方面也加速消除乌克兰的特色。
凯萨琳二世虽然允许主要为波兰人的天主教会继续存在，但却推行一项采用行政手段使乌克兰人从东仪天主教改宗的计画。
这次反东仪天主教的运动虽被她的直接继承者们部分地予以改变，但却被尼古拉一世大力恢复。
1839年，东仪天主教大主教教区被取消，布列斯特教会合并被宣布无效，东仪天主教教徒最後被吸收进俄罗斯正教会，顽抗不从的神职人员受到严厉惩罚。
俄罗斯正教会成了帝国政权在乌克兰实行俄罗斯政策的重要工具。
19世纪中叶，乌克兰发生的一些文化事件和文学事件，引起了沙皇统治阶层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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