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史密斯模型分析就业问题史密斯模型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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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在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上尚未达到国家精英人才的标准，因此，硕士生在就业上目前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
1999年国家启动扩大高校招生政策使得硕士研究生数量加速增长，硕士研究生就业期望值高遭遇社会转型期传统吸纳硕士生用人单位改革的逆流，高校培养模式和硕士生自身就业能力与社会需求出现脱节等因素共同导致目前硕士研究生就业遭遇“寒潮”。
现有的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已不能有效应对硕士生就业难题，亟需改进。
探析现行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进而有的放矢地完善并制定出合理高效的新政策，并保证其顺利执行，取得理想效果是政府职能的应有之义，也是增强政府能力、提高政策有效性的有力保障。
二、史密斯模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研究者纷纷根据自己的学识背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建立起若干政策执行的理论模型，以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了解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美国学者T.B.史密斯认为，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都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所牵涉到的重大因素。
理想化的政策是政策制定者试图追求的相互作用形式；
目标群体是受政策最直接影响的，必须对政策采取适当反应的符合政策要求的群体或个体；
执行机构是政府机构中负责政策执行的组织；
环境因素是那些影响政策执行和受政策执行影响的那些要素。
史密斯认为政策执行所涉及的因素很多，但以如下四个为主要变量：
（1）理想化的政策，即合法、合理、可行的政策方案。
具体包括政策的形式、类型、渊源、围，以及社会对政策的认识。
（2）执行机关，通常指政府中具体负责政策执行的机构。
包括执行机构的权力结构，人事配备及其工作态度，领导模式和技巧，以及执行人员的情况。
（3）目标群体，即政策对象，泛指由于特定的政策决定而必须调整其行为的群体。
包括他们的组织或制度化程度、对领导的认知程度以及先前的政策经验。
（4）环境因素，即与政策生存空间相关联的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历史环境等等。
它是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和影响因素。
本研究将结合这一模型来分析我国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实施的状况，并以此来透视我国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执行、完善过程中的盲点。
史密斯认为公共政策的执行可被视为社会力的发生之源，这种力产生于政策过程的四个组成部分：
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及环境因素。
如下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这四个因素均会产生力，并对现行政策形成反馈，通过这种对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反馈，对政策制度形成进一步的支持或阻碍[2]。
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三政策评估
1．理想化政策层面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履行法定职能的主要手段，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反映政府能力及其有效性。
_3只有满足合法、合理与可行性原则的政策才能称之为理想化政策，才能为就业提供科学指导。
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政策效力多停留在部门规章等级，缺少法律法规类规性文件。
建国后，我国研究生教育大体经历了探索期（1950~1965年），挫折期（1966～1977年），恢复期（1978～1981年），稳定发展期（1982~20世纪9O年代末），快速增长期（20世纪9O年代末至今）。
研究生教育也由“非学位”阶段发展到“学位”阶段，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如《中华人民国学位条例》、《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等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颁布出台。
然而，政府针对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群体就业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却屈指可数。
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政策除从上位法（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中寻求最基本的保障条款外，直接相关的则可追溯到200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2001年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仅就2001年毕业研究生的就业原则、就业模式、就业围就业工作重点、合理布局和规管理做了相对明确的规定[3]。
其他相关政策则多体现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或《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等综合性规章中。
因此，政府缺少专门针对硕士研究生制定就业政策起指导作用的法律法规，政策效力等级不高，而且硕士生就业政策与本科生就业政策通用，未体现硕士研究生在科研、创新和实践等方面的优势特点。
二是程序上忽视目标群体参与，容上可行性考量不足。
“程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经过实践证明的能够抑制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约束政府的不良行为，并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
”就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而言，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有目标群体——硕士毕业生的参与，才能保证政策制定程序上的合法性。
政策制定者要尊重硕士生的意志及其话语权，并发挥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积极反馈和建言献策作用。
然而，据调查，我国硕士研究生一方面对国家出台的就业政策了解不足，无从参与。
2．执行机构层面
执行机构负责将理想化政策变为现实并展现效用。
政策执行机构的组织结构状况、人力资源状况、机构数量和层级及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影响理想化政策实施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政府效力的重要因素。
目前硕士生管理执行机构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组织结构待完善，权力责任不对等。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高校和社会都有责任对硕士毕业生提供指导、就业促进和就业援助。
目前我国硕士生就业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是高校的就业指导机构，但其组织机构设置尚不完善，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仅挂靠在高校人事处或人才科，作为一个下属机构存在。
而据有关调查显示，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学生职业中心，作为政府介绍和安排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办事机构，而且在日本厚生劳动省系统还专门设置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援助的机构——学生职业综合支援中心，以全面系统地实施就业政策[4]。
另一方面，在研究生就业政策执行中涉及国家、地方政府与高校等多层次执行机构，各层次执行机构所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并不相同，国家政府负责顶层设计，地方政府负责因地制宜制定政策，而最终的政策执行权落在高校这一基层执行机构。
然而，高校层次的执行机构一方面处于政策执行链条的末端，可控制的资源少，相应的权力也小于地方及国家层次；
另一方面直接面向目标群体，所承担的责任重大。
由此可见，基层执行机构在就业政策执行中所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不对等，为政策执行带来难度。
二是执行方式简化，执行能动性低。
高校就业指导机构效率较低主要表现在执行方式和能动性上。
与本科生手段多样、形式丰富的就业工作相比，硕士研究生就业工作还普遍应用传统的“以信息提供为主，适量就业指导为辅”的工作模式。
即便如此，就业指导机构对招聘信息的发布多是被动接收与发布，缺少对就业信息的主动挖掘和系统化处理[5]。
最重要的是高校就业指导机构缺少对硕士生培养过程系统化、全程化和人本化的认识，忽视对硕士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意向与就业环境、社会需求等各要素之间的联动研究，工作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回应性低。
3．目标群体层面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
目标群体则通过对就业政策的了解和认识，根据自身的利益取向选择合适的就业道路，并对政策做出反应，以影响政策执行。
由此可见，目标群体对理想化政策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利益因素和认识因素两方面。
一是政策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部分硕士毕业生就业利益得不到保障，对政策产生抵触心理。
我国大学就业政策演变反映国家主导利益取向的变化，未协调好目标群体与政策制定者问的利益关系。
我国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亦是如此，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行业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色彩。
如为控制户籍人口，2013年起，非市户籍的应届硕士毕业生留京设“年龄门槛”：
硕士生不超过27岁。
这些硬性规定阻碍了部分硕士毕业生的留京道路，限制了他们的利益追求，而且加剧了硕士毕业生对现有就业政策在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方面的不满，并产生裙带效应，影响其他就业政策的有效执行[6]。
二是硕士研究生对自身能力和个人就业意向认识不足，职业规划意识淡薄，就业能力明显不足。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研究生对个人爱好和就业意向的认识并不比本科生透彻，对学习和未来的工作都缺乏中长期规划，这就使得他们对就业政策的认识动力不足，关心程度不高。
国有学者认为，“就业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指个体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
然而，我国硕士生教育出现“本科化”趋势，硕士研究生教育已经逐渐成为学士后教育，硕士毕业生平均水平和就业能力下降，硕士文凭“贬值”。
4．环境因素层面
环境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无处不在，也不可避免，往往是多方面的，相互交织的。
一方面，高校硕士研究生教育环境有待完善。
首先，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应更加注重质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并未达到精英教育的水平。
硕士研究生教育从招生、培养到毕业各环节，从授课教师、导师到管理人员各方面都缺少严格的质量保障制度，质量评估体系也不完善。
高校和地方政府注重获得更多的研究生教育资源，主要是博士、硕士授权点和研究生招生指标，扩充增量，而忽视对在校硕士研究生的能力培养[7]。
其次，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具有滞后性，培养式与社会需求脱节。
我国现行的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为市场导向的自主择业，市场经济发展也对研究生培养结构、职业能力等提出了新要求。
但高校、研究所等研究生培养机构未能及时跟上就业市场发展的变化，导致出现热门专业硕士研究生供过于求，冷门专业硕士生在就业市场中开始过剩的结构性失业，人才偏聘、低聘的现象不断出现并越来越严重。
最后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薄弱。
硕士研究生培养仍采用导师制，因此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其导师素质、责任心有密切相关。
但是，导师队伍扩展速度与硕士研究生人数增加速度不匹配，高校不得不降低导师的进入门槛，致使相当一部分能力不足以担任导师的教师进入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中。
加之，相当一部分硕士生导师专注于自己的科研项目、课题或职位升迁，对硕士生的培养精力不足，制约了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8]。
另一方面，硕士研究生就业市场环境有待优化。
首先，由于劳动就业法律不完善，市场发育不健全，我国硕士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面I临的最大障碍便是诸多的市场壁垒，包括年龄壁垒、性别壁垒、户籍壁垒和学历壁垒等尽管随着近年规市场程度加强，就业不公平现象有所消解，但仍出现“地税招公务员要求‘有乒乓球高级技能职业资格”’的招聘新闻，说明市场壁垒仍未完全消解，其对就业政策执行过程的阻力仍未消失。
其次，我国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执行还遭受制度性力。
这些制度性根源主要包括硕士研究生扩招政策、成本分担的培养机制、资格认证制度形式化学生资助体系不完善，西部及农村地区优惠政策力度不够，用人单位的录用及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规，高校管理体制不健全等。
最后，吸纳硕士毕业生的新渠道未充分拓展。
2001年教育部发布的《通知》中指出，硕士生传统的主要就业领域为高校、科研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用人单位。
然而，目前这些用人单位的需求增长速度与研究生增长不匹配，当前经济发展最为活跃而且吸纳就业力量强劲的民营、外企及其他灵活就业渠道却只吸纳了全部毕业生的1／4。
这一方面与硕士生就业期望值过高有关，另一方面反映了民营、外资企业等吸纳硕士生就业的新渠道尚未有效承接国家就业政策，不利于就业政策的执行落实[9]。
四、结论与启示
史密斯模型是一个全面概括的模型，涉及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各要素，但政府不能因为受到复杂的、不确定性的环境影响而规避问题，推卸责任，或是不作为，而要在努力顺应现有条件的基础上，调节政策以实现其最优化效用，并能在正确认识和科学预测环境变化的前提下对现行政策大胆改进，以展现公共政策的前瞻性。
因此，环境条件恶劣并不构成消极执行与分析政策的理由。
目前，我们在各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1.理想化政策层面
加强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的法律化、体系化政府首先要在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合法性权威基础上，制定容不违反法律程序和规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形成专业的、系统的就业政策体系，为硕士生就业提供保障。
其次，政府应提升硕士研究生就业政策制定程序的科学性与性，在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相关的数据资料并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增设硕士生及其就业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渠道，扩大参与围，拓展参与方式，对各种方案进行预测、评估并不断完善，增强政策可执行性，进而制定理想化的政策。
2.执行机构层面：
构建网络化治理体系，实现协同创新我国继续采取“国家宏观调控、各级政府和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硕士研究生就业模式，则必然要明确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劳动就业部门、高校及其就业指导机构与用人单位的职能定位，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无缝隙的执行机构，增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执行效果。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加强相互之间的协商共治，构建网络化硕士研究生就业促进政策执行机关和就业支持服务体系，实现协同创新，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硕士研究生就业服务。
二是建立独立的、稳定的、专门的硕士生就业指导部门，完善就业指导管理信息系统，并不断提高就业指导人员的素质，增加资金投入，配备充足的物质资源。
三是各政策执行机构进一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创新政策执行方式，提高政策执行能动性，构建全方位、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积极回应的硕士毕业生就业指导、就业支援和就业服务体系[10]。
3.目标群体层面：
硕士研究生目标化、明细化
影响我国硕士生就业促进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在于该政策目标群体在自身利益需求基础上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所以，破解当前我国硕士生就业难的问题不仅是要制定政策，更要在保证目标群体积极参与的基础上，制定符合硕士毕业生利益需求的、真正反映硕士生就业意向的、能够被其接受和认同的政策。
因此，高校要加强对硕士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并在硕士生人学第一学期对其进行正规严谨的职业生涯规划，明确其就业意向和利益取向，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务实的求职观，进而采用针对性、适用性强的不同培养模式，重点培养、提高硕士生的“就业能力”。
具体来讲，可将硕士生的未来流向分为社会求职、读博深造、出国留学、自主创业等四种，通过对硕士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其确定未来意向进而对四种流向的硕士生进行分别培养和指导。
可以设置不同类型的课程，也可设置同类课程但考核机制不同。
对社会求职的硕士生，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注重提高其实际操作能力和技能，并增强企业运营、求职技巧等方面的教育。
对自主创业的硕士生则提供与外部企业学习交流的机会和一定的资金支持，培育高学历创业的价值链条，专门针对自主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制定指导政策。
4.外部环境层面：
优化高校教育环境，规市场环境
一方面，高校通过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教学改革，改进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增强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理顺硕士与本科既有衔接又相对独立的关系，突出硕士生的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完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
着力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引导高学历学生自主创业。
另一方面，进一步规市场环境，规避市场壁垒，消除就业歧视和不公平竞争现象；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平衡地区和行业发展，减少国家层面的制度性障碍；
加强宏观调控，面向社会发展需求，引导理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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