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欧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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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欧史学
第三章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欧史学
第一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
一、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
在西欧，从14—17世纪初叶的三百年间，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西欧社会由“中世纪”转入“近代”。
文艺复兴，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城市，特别是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扩大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迅猛发展。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需要冲破封建制度，首先是冲破教会的思想桎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舆论，并建设自己的精神文明。
因此，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文人和学者们掀起了研究异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高潮。
他们到处收集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物，研究古典文化，从而使被教会神学湮没千年之久的古典文化得以“复兴”，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
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复兴古典文化，而是从古典文化中吸取养料以便创造自己的新文化，作为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
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亦译“人本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文人和学者反对封建神学的有力武器。
著名美国文艺复兴史家克里斯泰勒在《文艺复兴思想及其渊源》一书中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与“人文学”（StudiaHumanitatis）有关的知识体系。
所谓“人文学”，是指当时的一种教育制度，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伦理五门课程，并已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为基础。
“人文主义”们针对基督教上帝至高无上、人生来有罪、人无足轻重的说教，主张以人为中心，宣扬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人权，否定神权，追求现世的自由和幸福，反对禁欲主义。
他们号召教育要能发展人的个性，文艺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要为人生谋福利，史学要记述人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文史学开始兴起，史学世俗化的著作开始出现了。
其结果，使历史批判的理性精神得以弘扬，并开始以这种精神处理史事，如神学的“四帝国”分期理论被抛弃了，代之以全新的标准和分法。
在历史纪事中，几乎完全排除了充满教会史学气息的荒诞故事、奇迹和传说。
史学又恢复了古典史学中的人本观念，并加以改造成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史学。
人文主义史家重视历史叙述的体例，并认为历史方法论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历史叙述法的范畴，因此他们十分讲究文体问题。
他们逐渐摒弃了中世纪时盛行的那种枯燥无味与杂乱无章的编年史、年代记，而是模仿古代作家的文体与风格，寻章摘句，字斟句酌，因而出现了新的“修辞学派”。
同时，他们象修昔底德、塔西陀和李维等古典史家一样，特别注意历史的垂训后世和道德教诲的任务，给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他们不仅重视政治、军事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开始注意到权贵人物的社会活动与他们的私人生活，为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一时期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公布、整理和出版，大大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
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史学
意大利素有罗马古典文化的传统，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首先在这里出现。
因此它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中心。
人文主义的历史著作也最早在意大利出现，并逐渐波及西欧各国。
（一）意大利第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布鲁尼
意大利第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布鲁尼（1369—1444年）。
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城。
早年来到佛罗伦萨受业于名师，在古典文学和历史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1405—1415年间任教皇的秘书，从1427年起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执政大臣。
他致力于学术研究活动，潜心著述，曾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著名古典作家的作品译为拉丁文，并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和彼特拉克撰写传记。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佛罗伦萨史》十二卷，始于建城时期，止于1404年，详尽地记述了佛罗伦萨城的发展过程，因此可以称之为佛罗伦萨的通史。
这部著作的史料主要来自前人的历史著作，但他对史料是经过严格鉴别才采用的，凡是奇闻传说，荒唐轶事、迷信奇迹之类的内容，一律删去。
同时，他重视档案资料的利用和珍贵史料的收集，从而为后世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在史学思想上，布鲁尼是人文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同宗教史观彻底决裂，主张在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排除上帝的作用，用世俗的原因解释历史，在这一点上他是马基雅弗利的先驱。
因此他的《佛罗伦萨史》备受欢迎，他也因此获得了“荣誉公民”的称号。
但是，严格说来，布鲁尼并不是个诚实的历史学家，一方面他醉心于生动的描写和浮夸的叙述，喜欢写带有戏剧性的战争和政治史，而对十分重要的社会生活则写的较少；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拉丁文的净化，他常常根据自己的想象，杜撰出许多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章。
为了博取名利，他甚至将普罗科匹斯的《哥特战争史》译为拉丁文，并改名为《意大利反抗哥特人战争记事》，冒充自己的作品，为自己沾上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二）考古学的创立者——比昂多
为人文主义史学创立科学的考古学的是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比昂多（1388——1463年）。
他在考古学方面的著作有《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三部书，提出一些较为科学的方法和原则。
他在史学方面的著述甚丰，最有代表性的是《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三十卷；前二十卷记述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倾覆时期的历史，后十卷记述1250——1440年间的历史。
全书考证周详，富有批判精神。
比昂多在书中否定了西欧史家关于中世纪是罗马史的继续的传统看法，提出，古代史已经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从那时起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他把5—15世纪的一千年间称为“中世纪”，即“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这两大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接受，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但是，由于比昂多思想平庸，学识浅薄，所以他的著作只能说是预备性的，他的批判方法也失之简单。
（三）近代文献校勘学的奠基者——罗伦佐·瓦拉
罗伦佐·瓦拉（1406—1457年）是近代文献校勘学的奠基人。
他生于那不勒斯，曾在佛罗伦萨学习希腊文。
1431年任巴威亚大学修辞学教授，1435—1448年在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宫廷任职。
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的著作，写出了历史著作《斐迪南一世时期的历史》和《论君士坦丁的赠与》。
前部书是奉国王阿方索之命为其父歌功颂德的作品，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后部书是瓦拉的代表作，深为后世史家称颂。
《论君士坦丁的赠与》是中世纪教皇争夺世俗权力的主要文献根据。
它的主要内容是说君士坦丁皇帝患麻疯病，需用童子血洗身，但他怜悯生命，拒绝治疗。
使徒彼得和保罗显灵指点他向教皇昔尔维斯特一世求援，请教皇为他施洗，他照做而痊愈。
于是他赠与教皇统治罗马和意大利的权力，以及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
历代教皇极力维护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凡对此怀疑的人都给予残酷的迫害。
瓦拉经过详细的考证，列举了许多论据来说明文件是后人伪造的：
第一，君士坦丁的行为不但损害了他的子女和近亲的继承权，也触犯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力，因为皇帝是无权转让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第二，“赠与”与教会法相矛盾，对于教会来说是一个污辱；第三，文件中的许多名词是后世才出现和使用的名词，而且有许多文献资料是抄自《圣经·启示录》的，作为非基督徒的君士坦丁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第四，文件中有许多出现拉丁语法上的严重错误，甚至有“蛮族”的语言，这在当时拉丁文化相当发达的时期是不可理解的。
由于文章危害了教会的利益，为了免遭迫害，瓦拉在生前一直未敢公开发表，但他仍受到罗马教廷的威胁，被迫逃往西班牙。
后来，他与罗马教廷和解，从1455年开始担任罗马教廷的秘书，他所创建的文献校勘学的方法和原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15世纪末期新航路发现之后，世界商业和经济中心从意大利诸城市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导致意大利诸城市工商业的普遍衰落。
同时，法国和西班牙不断地在意大利境内作战，使意大利经济更加残破不堪，政治更加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上层纷纷把工商投资转移到购置土地和从事高利贷方面，通过出租土地剥削农民。
因而，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与封建贵族接近，政治主张也渐渐等同于封建贵族，失去了革命性。
面对祖国政治分裂、经济衰退、外患频仍、生灵涂炭的情况，人文主义史学家们试图从历史上找到富国强兵的办法和解救人民的手段。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基雅弗里、奎昔亚狄尼和瓦萨里。
马基雅弗里（1469—1527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有影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恩格斯曾评价说：
“马基雅弗里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他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小贵族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精通古籍，很早就在学术上崭露头角。
1494年佛罗伦萨人民起义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建立共和制度，他在1498—1512年间担任最高行政机关“十人会议”的秘书长，主管军事和外交工作，曾作为外交使节出使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诸邦。
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他被解除公职，并被捕入狱。
一年后，他获得释放，就回到佛罗伦萨郊区的小庄园内，以著述终老。
马基雅弗里的主要著作有《君主论》、《论李维的罗马史前十卷》和《佛罗伦萨史》。
《君主论》，亦译《霸术》。
主要反映了马基雅弗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提出的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
由于他把政治当作一种权术，主张统治者可以无视公正和信义，依靠权术来掌握政权。
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马基雅弗里主义”。
《论李维的罗马史前十卷》中，他把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历史与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希望人们从他的著作中得知古罗马之所以强盛、伟大的原因，以古为鉴，指导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进行改革。
《佛罗伦萨史》共八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征服西罗马帝国时期，止于1492年“伟大的”罗伦佐·美第奇之死，包括佛罗伦萨城邦兴起、发展的全过程，事愈近则记载愈详。
这本书是1520年美第奇家族的权贵、佛罗伦萨大学校长、红衣大主教裘里奥·美第奇（后来的教皇克莱蒙七世）约请马基雅弗里写的，目的是美化佛罗伦萨的历史，为美地奇家族树碑立传。
但是，马基雅弗里超出了约稿者的要求，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史学观点，推动了西方史学的发展。
首先，他以理智的态度来考察历史，摒弃一切神话传说的影响，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历史，并注意历史的连续性的因果关系；其次，他对基督教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鼓励公民脱离社会，瓦解了罗马帝国的实力，同时基督教与旧宗教之间的冲突给罗马帝国造成了新的混乱，便利了“蛮族”的征服；第三，他是西方第一个尝试从政治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历史学家，因而在对史料的批判方面稍有不足，而且没有谈及他担任政府官职时期的历史，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
奎昔亚狄尼（1483—1540年）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他出身于佛罗伦萨的豪门贵族，曾在帕多瓦大学学习法学，毕业后在佛罗伦萨大学任法学教授。
后转入政界，与马基雅弗里一起在共和制政府中共事，但他是贵族政体的支持者，二人政见不同。
美第奇家族复辟后，他官运亨通，曾任佛罗伦萨驻西班牙大使；1516—1521年任罗马教廷的摩德纳和列佐总督；1523年后任教皇克莱蒙七世的罗马纳总督等职。
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是1510年写的《佛罗伦萨史》。
他写这部书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论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史学方面的价值不高，直到1857年才公开发行。
他的传世之作，是1536年动笔的《意大利史》二十卷，始自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止于1534年教皇克莱蒙七世之死和保罗三世当选，共四十年的史事。
在书中，他第一次打破地区界限，把意大利各邦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描写了整个意大利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历史概貌，是一部意大利全史。
奎昔亚狄尼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学家，描述历史力求准确、明晰。
《意大利史》不但以观点新颖见长，而且以取材精慎著称。
该书1561年出版后，很快就销售十多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使奎昔亚狄尼成为西欧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
但1824年德国著名史学家朗克考证出这本书大部分是抄袭他人的作品，使他的威望大大降低。
后来，他的遗稿不断出版，又使他的威望有些回升。
乔吉奥·瓦萨里（1511—1574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画家，建筑学家和艺术史家。
他曾向艺术大师米开朗其罗学画，并广泛游历各地，拜访名师。
1550年他出版了著作《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书中利用自己耳闻目睹的第一手资料和回忆录，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活动，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同时，他对人物的评价也是比较公正的，不因为个人好恶而有所偏私。
正是这部著作，使瓦萨里成为西方艺术史的开山祖。
三、西欧其他国家的人文主义史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意大利以外的西欧各国，也先后产生了人文主义史学。
不过这些国家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经济情况各异，所以在史学发展上也各有特点。
这里着重介绍英国和法国的人文主义史学。
法国人文主义史学家有康米尼斯、波丹和德图。
康米尼斯（约1445—1509年）是法国第一位人文主义史学家。
他原为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宠臣，后归顺法王路易十一，获赐领地和贵族称号。
路易去世，任查理八世的摄政会议成员。
不久因参与王位继承阴谋，被罢职并遭监禁。
十一年后，查理入侵意大利，被启用为外交使节出使威尼斯和米兰。
晚年，再次被免职，从此专心致力于著述。
1524年出版回忆录《历史年鉴——1464至1498年间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在位时期大事记》八卷。
前六卷写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后二卷写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和他的逝世。
康米尼斯具有精辟的分析能力，注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尤其擅长描写人物的心理动机。
在史学思想上他是一位过渡性人物，虽然在宗教上盲目崇信上帝，但更相信政治实力和权术阴谋在国家兴亡中的实际作用。
在法国，他的历史著作结束了中世纪的编年史，开创了近代政治史的写作。
波丹（1530—1596年）是法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也是一位历史理论家。
他在1566年发表论文《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理论著作。
他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观点后来经孟德斯鸠和柏克尔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此外，他还认识到历史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波丹否定人类在历史之初存在“黄金时代”的说法，认为那是“野蛮时代”。
他指出，在通常所谓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中，人类如同原野和丛林中的野兽，完全生活在野蛮状态之中，后来经过逐步演进，才进入今日的文明社会。
他猛烈抨击自古以来广泛流行的关于人类历史由金、银、铜、铁各时代依次堕落的历史倒退观，明确提出了各时代依次递进、螺旋式发展的世界历史进步观。
这种思想不仅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且对后世科学的历史进步观的建立起了很大的影响。
德图（1553—1617年）是16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曾在教会中任下级神职，后转任民政职务，先后担任总督和王家图书馆馆长。
他摹仿意大利人文主义家乔威欧的著作《我们时代的历史》，写出巨著《我们时代的历史》。
这部书虽然在形式上是世界史，但内容主要是一部法国当代史。
他认为写历史不能记载虚假的东西，要有求真的勇气。
由于他对上帝十分信仰，所以没有能够摆脱历史是上帝安排的旧传统观点；同时，他作为人文主义史家，在著作中把全部术语和全部专有名词都译成了拉丁语，给后世读者阅读此书造成很多困难。
英国人文主义史学家有味吉尔、莫尔和培根等人。
波利多尔·味吉尔（1470—1555年）是英国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创始人。
他原是意大利的神学家和史学家，1502年奉教皇之命到英国征收宗教税，1510年加入英国国籍，1525年奉命编校英国僧侣史学家圣吉尔达的《不列颠被征服破坏史》（始自远古），1507年受英王亨利七世之托撰写《英国史》（从远古至都铎王朝）。
他用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搜集了包括最早的权威著作国会法令、教皇训谕、外交文件和口碑等大量的资料，于1534年出版二十七卷的著作。
在创作中，他尽可能依靠原始资料，而且力避华丽空洞的辞藻，终于写出了这部可以称之为近代民族史的著作。
不但在史学批判上，而且在历史写作的方法和体例上，都为英国近代史学做出了贡献。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是英国的政治家和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位人文主义史学家。
他出身于贵族家庭。
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后在伦敦担任律师。
1504年被选为议会下院议员。
亨利八世时，历任国家要职。
1523年当选为议会下院议长，1529年任内阁大臣。
因在宗教问题上与亨利八世发生冲突，1534年被捕入狱，次年被处死。
除名著《乌托邦》外，莫尔还写了一部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
他模仿古典传记，用敏锐的观察力和生花之笔，写出了这部结构严谨的著作，特别是在人物性格和戏剧性事件的描写上表现了高超的艺术手法。
在他的笔下，英王理查三世道德败坏、阴险狡诈、凶残狠毒的形象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书用拉丁文写成，由他自己译为英文。
莎士比亚的名剧《理查三世》，就主要根据这部著作改编而成。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史学家。
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1584年当选为议会下院议员，历任朝廷掌玺大臣、大法官等职，受封为维鲁拉姆男爵，晚年宦途失意，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他的著述甚丰，历史著作为《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
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也是历史的主人。
历史是人们学习政治的最好的教材。
他说：
“哲学使人深邃。
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
但是，他是从政治家和立法者的角度来研究历史问题的，因此有时为按自己的方式阐述问题，不惜篡改史料；同时，对宗教问题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些都影响了他的著作的历史价值。
第二节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史学
一、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史的编纂
从15世纪末开始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急遽地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扩大了西方人的眼界，也为史学家打开了广阔天地，使他们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类史、民俗学以及比较历史学的研究，并且可以在国别史的基础上编写出综合性的世界史。
从地理大发现起，世界各地之间的交通往来日益频繁，人们迫切盼望了解更多的异邦绝域的情况，于是一些标题为“世界通史”的著作不断问世。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编撰的世界著作都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即“欧洲中心论”。
他们把世界史看成是欧洲的扩张史，肆意贬低和污蔑亚、非、美、澳各民族在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把西方史学导入了歧途。
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拉斯·卡萨斯和哥马拉是较有代表性的史学家。
拉斯·卡萨斯（1474—1566年）是西班牙多米尼克派的传教士，他在青年时代来到美洲，先后在古巴和墨西哥担任主教。
他亲眼目睹西班牙殖民者任意烧杀抢掠的卑劣行径，出于义愤，上书西班牙国王要求其改用比较开明的政策来统治在美洲的殖民地。
他的《美洲史》记载了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进行灭绝人性的殖民经过。
通过他的著作，我们可以了解西班牙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所犯滔天罪行的真实情况。
哥马拉（约1510—1560年）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成员，曾担任西班牙殖民总督柯泰斯的秘书。
他的历史著作《美洲通史》，记述了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经过。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他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内幕有较多的了解，所以他的记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二、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学
16世纪初期，德国的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市民、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天主教会，反对封建压榨和政治分裂的斗争日益高涨。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了反对天主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史学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宗教性。
在宗教改革中，德国的资产阶级抛弃了封建贵族把持的天主教，试图建立自己的新宗教，因而比较注意宗教问题，对宗教持积极的态度，当时许多著名的历史著作都受到了宗教世界观的影响；第二个特点是保持中世纪的传统。
由于重视宗教问题，德国的史学家继续发展中世纪神学统治历史的观点，他们把中世纪看作是德国历史上的光荣时代；第三个特点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
15——16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力量严重削弱，虽然德国国王头上戴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但在外交上却处于压抑的地位，民族自豪感颇受凌辱。
因此在历史编纂中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社会各阶层对罗马教皇这个外来力量充满敌对情绪，其中也包括有民族主义因素。
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历史学家主要有：
塞巴斯梯安·佛兰克（1499—1543年？
）是宗教改革中的民主派，由于他的政治主张，受到皇帝、教皇、诸侯、城市上层、宗教改革家和人文主义者各方面的迫害。
他曾任天主教牧师，后加入路德新教，不久退出。
1529—1531年在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以写作为生，后来被当地统治者驱逐出境。
晚年定居于巴塞尔，据说最后被政敌勒死。
他受过极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在哲学和历史方面有渊博的知识。
他的历史著作有《从创造世界到1531年的编年史、年代记和历史典籍》、《世界志》、《德国史》等。
佛兰克的历史著作表现了深刻的民主精神和进步观念。
他认为人有永远改造世界的使命，应该不断消灭陈旧的政治形式、教会和封建剥削制度。
他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不存在暴政和压迫的原始阶段；第二是产生了国家、私有财产、农奴制度的社会阶段；第三是尚未实现的自由阶段。
他认为要想实现这种自由，就必须通过理性原则对暴政和封建压迫的不断斗争。
在史学思想和方法上，佛兰克也是较为进步的。
首先他彻底抛弃了关于超自然力量干涉历史的传统思想，认为理性是历史的动力，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实质上是社会朝着理性不断前进的进程；其次，他没有当时德国史家特有的民族主义偏见。
他认为查理曼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人，神圣罗马帝国和古罗马帝国毫无共同之处；第三，他同情劳动大众。
他认为社会理性的真正体现者不是社会上层，而是贫苦的社会阶层，并认为全部历史充满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断的斗争。
佛兰克虽然被排斥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史学流派之外，但他的著作多次再版，他也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威望，马克思甚至称赞他是“伟大的塞巴斯梯安·佛兰克”。
马提亚·佛拉西斯（1520—1575年）是著名的路德新教历史学家。
他生于伊斯特里亚的阿尔邦纳，曾在威登堡受业于路德门下，后在威登堡大学担任教授，讲授《旧约》。
离开威登堡以后，他先后寄居在马格德堡、耶拿、法兰克福等地，搜集资料，从事于历史著作。
他在六名志同道合的学者的协助下，历时二十年，写成一部巨著《马格德堡世纪史》十三卷，此书系叙述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会发展的经过，始于传说中的耶稣诞生，止于1300年。
他在书中反对人文主义史学家关于历时发展的动力是人事因素而不是神意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斗争。
这无疑是史学上的一大倒退，对德国历史的写作起了摧残的作用。
同时，他极力维护新教诸侯们的利益，凡不利于诸侯的史料都被不加区别的否定，实际上取消了对史料的批判研究。
但是，在书中作者以路德新教的观点为中心，抨击教皇和教会，在他们笔下，诸侯和国王总是笃信宗教，僧侣总是诡计多端，教皇总是反对基督者，教皇控制下的天主教会则是伪基督的帝国。
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教会特权赖以存在的历时根据，这种以历史为武器攻击对方历史根据的论战方法使新旧教双方都极端重视历史的作用，对以后历史研究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斯莱登（约1506—1556年）是最博学的新教历史学家。
他历时十年写出《皇帝查理五世时代政治、宗教情况实录》二十六卷，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发难，止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签订，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全过程作了系统的叙述。
虽然其著作主要是记述宗教改革运动的，但也充分注意到当时社会政治变化情况，因为他认为政治是和宗教密不可分、互相影响的。
斯莱登的著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后世研究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的重要典籍。
三、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的史学
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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