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自制表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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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制度史自制表格
朝代
内容
先秦
秦
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
元
明
清
第
二
讲
宗
室
、
外
戚
和
宦
官
宗室
西汉的七国之乱
（地域、人口、自主权）
汉景帝：
“诸侯不复制国，天子为置吏”
汉武帝：
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
西晋的八王之乱
（宗王出镇目的是以宗室拱卫王权；
宗王手握重兵且控制战略要地）
限制：
“赋以重禄，别无职业”；“优之以爵禄而不责以事权”（科举，地方官、军队，宰相）
外戚
西汉的外戚专权
东汉的外戚宦官
“子贵母死”
限制：
“崇爵厚禄，不畀事权”（文资，侍从、地方官、军队）
宦官
出现于商周
唐代宦官（直接威胁皇权，掌握皇帝废立；宦官专兵）
明代宦官（东、西厂、锦衣卫；二十四衙门；批红）
限制：
敬事房和内务府
秦汉建立了官僚帝国体制，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排斥血缘关系的，但是皇帝制度中重要的继承制度又完全依靠血缘关系，所以虽然秦汉以后官僚社会取代了血缘社会，但是血缘关系仍长期渗透于官僚社会之中。
考察本讲内容可以看出，在作为秦汉至明清官僚制度核心的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一个出于自发或被迫、结果是血缘关系对政治作用渐小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皇权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发展的一个侧面。
皇帝婚姻的一夫多妻制，难以避免各种宫廷阴谋；同时为维护皇帝权威，皇后娘家一族也必须取得相应的显赫地位，其家族的主要成员也会跻身朝廷要臣，进而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
因此，外戚之祸，从根本上说是皇帝制度所带来的自然结果。
宦官乱政的原因：
①朝臣得不到皇帝信任而无背景无威胁的宦官可以；②宦官以投皇帝所好易产生情感联系；③外朝官的力量趋于分散
宦官多不学无术，对时局无法清醒判断，运用权力无责任意识往往走向极端。
但宦官干政的权力事实上来自于对皇权的分润和侵占，专制主义权力的个人化与其所负担的政务之间及其国家政治体制运转的规范化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张力，派生出宦官等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其权力来自于皇权。
朝代
内容
先秦
秦
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
元
明
清
第
三
讲
：
宰
相与
三
省
六
部
宰
相
制
度
作为正式机构，宰相出现于春秋时期
正式确立宰相制度
三公（宰相）：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西汉（宰相）：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东汉（宰相）：
司徒、太尉、司空（东汉起。
尚书的地位日重，尚书令逐渐成为真宰相）
西晋的尚书台成为宰相机构，尚书令成为宰相，获得稳定的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
三公没有实权，成为尊崇之位。
三省制：
中书取旨，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并为宰相，于政事堂议事唐玄宗设“中书门下”
宰相（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副使等合称“宰执”；三司使号称“计相”
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关，为宰相机构，真正行使宰相权的是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下属的左右丞相及平章事
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皇帝直接掌握相权后设内阁大学士，无宰相之名，渐有宰相之实
清初建立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设南书房；雍正成立军机处取代内阁实权
中
央
政
府
机
构
三公九卿：
三公见上
九卿：
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宗正、典客（大鸿胪）、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
东汉初年尚书从少府独立并扩大形成尚书台
尚书台所属各曹逐渐取代九卿职权；御史台从少府独立，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
东汉政归尚书，魏晋中书，南北朝门下
三省六部：
中书门下尚书吏户礼兵刑工；九寺五监：
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大理、宗正、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
二府三司制：
中书门下、枢密院、度支、盐铁、户部（御史台）；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多为虚设
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关；另有宣政院、翰林国史院、通政院等
六部、五寺（大理、太常、光禄、鸿胪、太仆）、二监（国子、钦天）、二府（宗人、詹事）、二院（翰林、太医）；都察院，通政使司
基本沿袭明代；理藩院
首先，皇帝总揽大权，为提高治事效率使得身边的近臣参与决策而逐渐获取大权，“外化”为朝廷重臣，同时层层剥离，中枢权力围绕着专制皇权由内而外不断转移。
其次，中枢机构变化的走势，是由皇帝与官僚机构和队伍的矛盾决定的——既赋予权力以办事又恐威胁皇权而制约。
中枢机构权力分立的格局正是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
秦汉至唐宋的宰相制与明代的内阁制的区别：
①职务设置：
是否定员定制；②地位：
是否为法定最高行政长官；③职权：
是否有法定职权
皇权与相权的冲突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主义本质，是由权力占有的个人化性质所造成，是由这种个人化权力无法以法治加以调节造成的。
朝代
内容
先秦
秦
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
元
明
清
第四讲：
编户齐民与地方控制
编户
齐民
租算与更徭
土地兼并
屯田制。
士家制、佃客
租庸调制、两税法
青苗法、免役法
一条鞭法：
赋役合并并普遍用银折纳
摊丁入亩
地方控制
郡县制
县令县尉县丞
三老蔷夫游徼有秩
郡国并行制、
郡县制
汉武帝：
刺史
汉灵帝：
州牧
州郡县
三老蔷夫游徼有秩亭长
州郡县
军政合一
坞壁
宗主督护制
三长制：
邻长
里长、党长
隋文帝：
州县
隋炀帝：
郡县
唐太宗：
州县
（道：
监察）
采访节度使，道州县
乡里组织：
乡里村保邻
耆老、里正、村正、保长、邻长
（路）州县
帅、漕宪仓（监）
安抚使司
转运使司
提点刑狱司
提举常平司
保甲制度：
十家为保；税户三十家为一甲，甲长主管放贷青苗及税收
省路府州县
县以下农村设乡都、城市设隅坊，乡设里正，都设主首，乡都以下设村社，五十家为一社，村社以下有里甲，二十家为一甲
省府县
县以下有里甲，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里有里长，甲有甲首。
每税粮万石为一区，选纳粮最多的地主一人为粮长
省府县
县下为里甲制，城市设坊箱，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选丁多粮多的十户为里长，里下设甲
胥吏
幕友
乡绅
唐王朝对胥吏的歧视性政策：
身份低微、仕途受阻
明清乡绅：
构成、特权（经济、法律、礼仪）、功能
清代幕友：
地方官私人聘请和支付工资、国家政府编制外（八股取士，官员缺乏法律、财务专业行政能力）
1.编户：
政府按户登录人口；齐民：
户籍制度实行之后，所有著录之人的法律身份一律平等，户籍制度是国家控制人口，并据以征收赋税、征发兵徭役的主要手段。
“编户齐民”既构成了中央集权的基础，也造就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一种社会结构。
2.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三大难题：
（1）皇权集中下的分权与分层决策；
（2）央地利益一致性的寻求，积极性与服从感；（3）中央对地方信息的了解
即分层问题、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地方行政层级变迁；以亲制疏；地方官加官制度；分权制；监察制度；文官考试制度；乡绅的功能）
3.双轨政治：
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4.差序格局：
公私、群己的相对性；特殊主义伦理；人治社会；长老统治
朝代
内容
先秦
秦
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
元
明
清
第五讲：
从察举到科举
世卿世禄
选贤任能
（文法吏）
以客入仕
客卿制度
“推择为吏”
“考试取吏”
“通法入仕”
“征士”
功次升迁、
任子、内侍
察举：
①特科：
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等
②岁科：
孝廉、秀才德、能、文
东汉顺帝：
州郡举荐后参加中央考试
征辟：
征，皇帝直接聘人做高级官员；辟，地方直接聘人任职
九品中正制：
由朝官兼任郡国中正定期品评士人的德行和才能，分上下九等，吏部据以授官
门荫与恩荫
隋文帝：
废除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
设“进士科”
科举制：
生徒、乡贡
常科（礼部试）：
进士、明经、秀才、明法、明字、明算。
吏部试
制科、武科
公荐与行卷
投状与温卷
科举制：
三年一次
乡试（解试）解元
省试（会试）会元
殿试状元
进士科分三等：
进士及第、
进士出身、
同进士出身
别头、弥封（糊名）、
誊录、锁院
特奏名
民族歧视：
高级官员大多出自世袭贵族的蒙古、色目乃至较早投效元廷的汉人
科举制
乡试（秋闱）：
举人、解元
会试（春闱）：
贡士、会元
殿试状元
殿试发榜分三甲：
一甲
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
二甲（第一名称传胪），赐进士出身；
三甲：
赐同进士出身
分卷制度
科举制
童试生员秀才
乡试（秋闱）：
举人、解元
会试（春闱）：
贡士、会元
殿试状元
一甲：
状元、榜眼、探花
赐进士及第
二甲：
第一称传胪。
赐进士出身；
三甲：
赐同进士出身
正科、特科
科举制度相对合理但并非绝对完善。
①贯彻儒家选贤任能理想的选官方式，但偏重于知识能力的考察，忽略德行；②其权威靠公正性来保证，以追求程序的公平与人才的择优为目标，却又始终贯穿着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③走向开放和严密化，打破了门第背景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世背景对职官选拔的影响，重视士人知识才能鼓励竞争，结果易于检验，比较符合公平原则，但是标准较单一，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不利于全面考察素质能力。
（附：
职官选任置于中央统一控制，加强了系统间的协调，地方机构人事权被压缩，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稳定；有利于儒学传播，为其准备了制度条件和激励机制；改变中国古代职官队伍的成分构成，进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等级制的流动性增强；对传统社会的廉政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朝代
内容
先秦
秦
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
元
明
清
第六讲：
考课与监察制度
考课制度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
德行才干劳效
上计制度：
根据各郡上送的平时工作记载（计簿）来考核官吏的做法。
课计：
考课和上计（考课立法化、程序化；考课与奖惩结合）
长官考僚属
中央考地方
地方考下级
年终考课丞相府与尚书台对地方的年终考核称为“上计”
北魏：
每岁终，州镇列属官治状，及再考，则行黜陟
北齐：
考为清平勤干，送吏部
吏部考功司
唐代考课标准：
四善、
二十七最
德义有闻
清慎明著
公平可称
恪勤匪懈
设审官院和考课院，分别负责对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磨勘）
检查、复核、防止申报不实或升降不当。
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
风言闻事
京官三等考核
路州七事考
县令四善三最
台谏趋于合一
皇帝控制台谏
轻重相制，交叉监督
通判台殿察
尚书省设都司御史监督御史
谏院鼓院检院
通进司进奏院
吏部掌管考核
取消谏院
设御史台
行御史台道监察区提刑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
吏部尚书和都御使主持考课，分考满和考察。
考满：
对所有官吏的全面考核，分称职、平常、不称职，重在奖励
考察：
对不称职的官吏实行行政处理的制度，分京察6、外察3和闰查三种，重在惩罚
吏部考功司、
吏部给事中、
河南道御史
京察和大计
京察是对京官的考核，分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大计是对地方官的考核，分卓异、供职二等。
都察院：
长官为左都御史；辖六科十五道
雍正将六科并入都察院，完成台谏合一、科道合一
地方：
总督
巡抚、按察使司、巡道
监察制度
西周初期产生考察官吏的具体内容，出现御史，但无专门的监察机构和法规
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府，以御史大夫为长；地方为监郡御史
谏官：
谏议大夫、给事中，为皇帝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
汉武帝：
尚书令；丞相司直；司隶校尉、刺史
汉成帝：
以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御史中丞领御史台，御史台专掌监察，但仍属少府节制
谏官：
同秦
御史台脱离少府，由皇帝直接掌控的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中丞校事和典鉴
门下省为言谏机构
隋文帝：
御史直宿禁中
隋炀帝：
御史台搬出宫
唐代御史台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台院侍御史
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
台谏并立
采访使
都察院
科道官：
十三道监察御史（行使对地方的监察职权和代管中央某些部门的监察工作）；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
御史出使巡按地方
按察司：
地方最高监察机构
对考核制度的评述：
官吏考核重视职位分类；注意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结合；考核奖惩结合；考核制度逐步走向法律化制度化。
中国古代的考核制度既有严密的考核标准，又有分明的奖惩办法，不但防止了官吏作弊和标准不一，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充分调动了国家的统治和社会职能，有利于调整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
在考课中的各种标准有利于提高官僚队伍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约束其行为，对打击贪官污吏、改善吏治、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作用。
对监察制度的评述：
上下垂直领导，避免中央和行政的干扰；监察官员政治地位突出，行权自主独立，不受任何机构官员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察机构内部职能明确，上下各司其职，保证有效监督有利于澄清吏治。
监察制度具有双重职能，既是加强君主制的工具，又是统治阶级维护法制、进行自我调节的手段，反映着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为维护统治秩序、保证政令执行、肃清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要讲制度，先熟人事；制度间的相互配合；制度的渊源与流变；制度的酝酿与用意；制度的得失：
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文化性
朝代
内容
汉
唐
宋
明
清
政府组织
皇室与政府之划分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三公九卿、郡县制
上计；侍御史；部刺史
宰相委员制；三省六部制
给事中；政事堂；斜封墨勅
地方长官职权削减，吏部任命其掾属；升迁不灵；观察节度
二府三司；考课院
君权侵揽；谏官监政府
路州县；帅漕宪仓
政治制度退步？
废宰相权分六部；都察院，给事中；内阁
督抚三司
部族政权
军机处；六部
督抚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
选官制度
太学生的补郎与补吏
无定期的选举：
贤良
特殊的选举：
特别人才
定期选举：
孝廉（考试）
身家清白，礼部试；吏部试
开放政权；知识分子集中到政治一途；士无官，官乏禄，吏扰民
白衣书生对政治生疏，缺乏私人学养；糊名法有时得不到真才；及第即可做官缺乏历练遗风
进士与翰林院
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储才之所；八股文
愚民政策？
开放政权之一角落
经济制度
田租较轻
土地兼并、佃户
盐铁专营
租庸调制
账籍制度
两税制
两税制沿下
差役法；免疫钱
黄册：
户口
鱼鳞册：
田亩
一条鞭法
兵役制度
到中央作卫兵（一年）
到边郡作戍卒（三天）
在原地服兵役（一月）
力役（每人每年一个月）
全兵皆农制，府兵制
到政府轮值宿卫
安抚松懈，人心渐失
讥讽军勋；刻意开边；无复员
禁军、厢军；立国无国防，为了屯粮养兵而都开封；募兵制；分番戍守；骑兵
卫所制度
军队物质条件配不上
制度得失
经济：
土地兼并
军队：
量多练少调不便
政府：
皇、政权限不清
选举：
向全社会开放；权操于上；贵族门阀
三公九卿到尚书六部
乡里选举到科举考试
分项税收到单一税收
普及兵役到自由兵役
国防根本条件只有主动的以攻为守
察举之时，爵位不可世袭，但书本却可世袭，学问和书本，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而非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专制的君和统一的天下无疑地成为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理想与典型。
但所谓统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大半是有名无实，理由很简单，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够。
我们并没有浓厚的国家观念、坚强的政治组织，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并不感觉国家的重要性及坚强组织的需要。
坚强的政治组织势必用其组织以干涉人民的生活，而我们旧社会的政治理想不是干涉而是放任，不是积极有为而是消极无为，不是为民兴利而是与民休息。
在这个社会里风俗习惯代替了法律，绅士代替了法官，除纳税上粮外，人民与政府很少发生直接关系。
中枢之政所以不能有固定的制度的原因，是君主不敢以大权授人。
宰相亦不敢以天下为己任。
中国地方政府的沿革，可讨论几个问题：
①区域问题：
如何划分。
行省的划分打破了历史的疆界，这是有意的割裂，其目的无非是政治经济的联络与调剂，及打破中国人的乡土观念（钱穆认为还有军事控制的因素）；②职权问题：
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应该建筑在合理化的财力分配的基础上。
③地方自治。
为何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政治不发生兴趣？
士绅阶层的管理顶替了政府机构，民间的道德置换成法律，政治留给皇都之内的皇帝巨宦来玩，“政令不出都门”，老百姓对于当今掌权者的政治作为知之甚少。
汉朝的官制对于佐治人员有比较完备的设置，宋代地方佐治人员已经减少，到了明清官厅的内部组织实在是简陋不堪。
法律以外的救济方法，就是幕僚的罗致。
其制度的成立，远在明清以前。
后世的幕僚可以分为两大类：
将帅及其他大官的幕府；地方官署的幕友。
前者包括很多文人学士，帮助长官撰拟文书或运筹帷幄，遇有机遇则自己入仕；后者则是专门化职业化的幕，可分为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
长官对幕友以礼相遇，幕友辅助长官做好分内之事，对于书吏也有指导监督的责任。
嘉道以后，幕道每况愈下，做幕友绝少有自重之人，广结党羽，多立门户，幕友的相互联络和通气助长了晚清政治的黑暗。
在旧式官署掌簿书案牍的事务人员通称书吏，不一定有法律地位或薪俸秦汉时代有所谓的刀笔吏，若有能力才学还有做大官的机会，但吏的地位日益微贱，但是其把持操纵的力量反而愈见扩大，甚至把持时政、广纳财货。
最奇怪的是书吏的进退，与政府毫无关系，自成系统，而且有一种世袭的色彩书吏不能革除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官吏所长者八股，不习政事，不得不假手于此般书蠹；案例过繁，不易稽查，书吏掌管档案，可以上下其手。
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
要采取一种政治制度，同时要使教育政策和政治政策互相呼应，生活与制度适相配合。
中国人崇尚名教，中国古代政治重视口号标语、言论往往是实行的终点、重视名词。
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士大夫的特长，唯有此可以博得其他士大夫的同情。
局外人唱高调是各国政治的共同现象，与唱高调有连带关系的是挟私倾轧的风气。
贪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社会组织、经济环境、民族的道德观念等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家族制度要求一个人负担全家人的生活、传统的农业社会发财机会有限、官吏没有保障、监察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法律没有舆论的后盾等等都是其重要原因。
（张纯明《中国政治两千年》）
在战国游士社会、西汉郎吏社会之后，因教育不普及，书籍流通不易于东汉慢慢产生出一个固定的阶级。
虽无特许某个家庭以政治上世袭的特殊权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地世袭了。
于是东汉以后出现了世家大族即所谓门第。
此后东晋、南北朝，政府更迭，而门第旺盛，不随政治而摇动。
作者称此时期为“门第社会”。
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门第传统终于衰灭，取而代之的是进士轻薄，既失门第护养，又无朝廷公家特施教育的培植，大体上，已失其所以为士之内在精神而社会亦失其领导核心，政治学术相次溃败，唐亡而五代继起。
作者姑且称之为“黑暗社会”待宋代兴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极端以养士尊士为务。
然其时社会已不再有门第，政府以考试取士，而进士皆出自白衣。
这一形势直至清末。
作者特为定名“白衣社会”。
但是，在封建社会与四民社会之间虽然有所变化，但仍有不变的传统，即中国文化精神一贯相承之所在，可统称之曰“人道社会”，亦即“人心社会”，或称“人本社会”，即是以人道人心为本的社会。
另一方面，我们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不妨称之为科举的社会。
这一种社会之内在意义，仍在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
由于有了科举制度，使得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畅遂交流。
但是这一种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
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即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
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
因此作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要谋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他们是自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
在作者眼中，中国传统政治里最值得注意的制度即是考试制度。
远自两汉以下，即一向以地方察举及公开考试，定为人民参加政治惟一的正途。
正因为有此制度，而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融为一体，导致只以德性与学问为标准的士人政权很早就产生在中国。
因西方政治观念注重在主权上，故其政治中心，始终脱离不了强力与财富。
而中国传统政治则注重在政治之职上，因此也始终脱离不了知识与学养。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故形成的政治心理也不同。
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
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
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
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
契约政府，时时带有监督性。
而信托政府，则是放任与期待。
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为辛亥革命而消失。
知识分子的身影
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是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它是从人生大群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寻求得来。
这种精神在春秋时代尚是朦胧不自觉的，直到战国才达成一种自觉境界。
春秋时代贵族学者之气度心胸，与其学识修养之造诣，亦已有大功。
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乃是春秋孕育了战国。
战国知识界，虽其活动目标是上倾的，指向政治，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在下层之全体民众。
秦汉大一统政府成立，封建贵族逐步削灭，入仕的途径只剩一条，而且有法定的顺序，谁也不得逾越违犯，于是学者的气焰无形中得到抑制。
东汉之后，书生的潜势力，已在社会植根甚深，他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
他们成为书生贵族，不像战国时代平民学者之剑拔弩张，也不像西汉时代乡村学者之卑躬折节，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蔑视政治权力，淡置一旁。
他们的人生，成为一件艺术品，却经不起风浪，耐不起战斗。
门第逼窄了人的胸襟。
一面使其脱离社会，觉得自己在社会上占了特殊地位；一面又使其看轻政府，觉得国不如家之重要。
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带有挣扎进取性。
军国丛脞忍辱负重的艰危政府变得山林恬退化，华贵堂皇养尊处优的安乐家庭变得自然朴素化。
那是当时的大喜剧，亦可说是大悲剧。
而在隋唐发展起来的进士制度，是政权的开放，门第势力退让，引起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加进政府。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
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
“清代学风的新趋势，集中到博学派。
他们注意在以往历史文献中发掘实学，却疏忽了在当前现实社会中培植活人……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
”
之后的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之命，而在此之前的二百四十年的清代政权，却也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
于是辛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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