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山水游记人文精神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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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山水游记人文精神论

唐代山水游记人文精神论

　　摘要：

唐代是中国古代山水游记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受到后世广泛关注。

作家在游记作品中不仅充分描绘了幽静秀丽的自然山水，并融情于景，将自己的情志、感慨都渗透到作品当中，从而也使中唐山水游记蕴藉了丰富的人文内涵，表现出特定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

唐代；山水游记；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111（2008）12-026-03-

　　作者：

周玉华，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湖南，永州，42510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课题《元结、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探究及应用研究》，课题号：

08C360阶段性成果，湖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专业资助。

　　一、唐代山水游记人文精神的来源

　　秀丽山水风光具有涤除俗念、澡雪精神的作用，吴均所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与朱元思书》）即道出了山水的这种功能。

士大夫可以借游玩山水来调和心性，怡悦心灵，从精神深处开掘出一片逃避尴尬、酝酿诗情的世外桃源。

谢灵运在他的山水诗中就反复强调了山水的怡情养性作用。

说“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

谢胱面对青山绿水，也顿然有悟，说自己“方追隐沦诀，偶解金丹要”（《和萧中庶值石头诗》），由此可见自然山水风景对人之重要影响，而山水游记作为作家澡雪精神的承载体，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山水游记在中国山水游记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期间涌现了大批作家，创作了丰富的游记作品，使山水游记这一文体趋于成熟，从而引发了山水游记创作又一高峰的到来。

唐代山水游记创作群体中，主要有元结、柳宗元、李华、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渤、李翰、李逊、李绅等人，在他们的山水游记中，尽情展现了优美的自然、山水风光。

柳宗元作为唐代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家，其《女台得西山宴游记》、《钴镯潭记》、《a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记》等《永州八记》运用精炼的笔法、清新的语言，将永州幽静、奇异的山水之美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刘熙载评其文为“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

”元结处于盛、中唐之交，是柳宗元之前在山水游记上用力最勤，也是创作成就最显著的作家，他在任道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寒亭记》、《右溪记》等游记作品，在平易朴实中描写出道州等地的山水风物，如同一幅幅写意的中国山水画。

清末古文家吴汝纶称赞说：

“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

文字幽眇芳洁，亦自成境趣。

”

　　与他同时的独孤及也创作了较好山水之作。

如《慧山寺新泉记》、《华山黄神谷燕临汝裴明府序》、《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夜宴序》等游记行文流畅，栩栩如生地描摹出自然风物。

　　正如林继中所言：

“文化不仅是文学与客观世界或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它与文学还是互涵互动的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

于是文学便具有系统的特性，即既受文化大系统的制约，同时又相对独立，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这就是文学同时具备开放性与封闭性。

”

　　游记散文也是如此，不仅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反映着文化的特性。

唐代山水游记不仅精妙地展现了自然景观，更重要的是作家们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社会阅历熔铸成浓郁的情感倾注在山水游记的意象中，从而使山水游记不单是景物的描绘，而是作家情感与人格的投射，正所谓情景交融、情境相谐也，可以说山水游记是作家情志的寄托。

因此，唐代山水游记中还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体现着人格力量。

　　尤其是中唐，由于期间正处于盛世逐渐走向衰落，可谓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变革时期。

柳诒征说：

“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

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

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变之迹焉。

”尤其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将社会各种矛盾都充分暴露，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八年时间。

朝廷内部，宦官或奸相当权，他们控制朝政，玩弄权术，朝政腐败，使得正义之士不得重要，屡遭罢黜、贬谪偏远之地；地方则藩镇割据，社会民风也日渐其下，人民生活困苦。

　　面对此等情形，正直、上进的文士迫切希望朝廷进行政治改革，期望朝政再次走向中兴，世俗民风重新回归淳厚、礼制。

但现实却异常残酷，文士们的美好理想不仅不能实现，相反地，他们遭到了权臣或把持朝政的宦官的严酷打击，文士们一贬再贬，流放边远，甚至客死异乡。

这样，朝政上失却了话语权的文士们，在贬谪与流放中，只得忘情山水，以获得精神的慰藉，在山水游记中寄托情志和理想。

正如丹纳所言：

“伟大的艺术与环境是同时的，而非偶然的结合，也非一群伟大的人物意外地集体涌现，或者某种无法预料的个体独创力的偶然进发环境本身的促成、发展、成熟、腐化、瓦解，与艺术的这一过程同时。

环境的苏醒带来或者带走艺术，恰如气温的高低决定露水的形成与否，好似阳光的强弱决定植物的青翠或者枯黄。

”在中唐如此环境下，山水游记涌现以及蕴涵丰富人文精神也就格外明显。

　　二、唐代山水游记人文精神的内涵

（一）寄寓作家美好愿望

　　唐代文士大多具有强烈的济世拯民思想。

面对朝政的腐朽，政治的黑暗，他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兼济天下”，但也不是“独善其身”。

他们虽身处僻远之地，遭受贬谪，于是只有将自己对朝政对社会、民风的美好愿望寄托在山水之中。

在澡雪精神的同时，也将理想寄寓在幽静、独特的山水意象上。

　　如作为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承者，元结难以在现实中找与理想的结合点，于是他便将儒家礼治与道德重建的愿望寄托在山水铭文中，使之成为其山水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七泉铭并序》和《五如石铭并序》中将儒家礼制中的惠、方、直、孝、忠等寄托在异美的石、泉身上，这种急切希望道德重建之情很是明显。

《七泉铭并序》中日：

“凡人心若清惠，而必思孝，守方直，终不惑也，故名五泉，其一日惠泉，次日孝泉，?

P泉，?

F泉，铭之泉上，欲来者饮漱其流，而有所感发者矣!

留一泉命日漫泉盖欲自旌漫浪，不厌欢醉者也。

一泉出山东，故命之日东泉，引来垂流，更复殊异。

各刻铭以记之。

”文中明确地将儒家道德义理渗透到山水景致中，在泉水的清澈明净中喻示着儒家纯正的义理内涵，“欲来者饮漱其流，而有所感发”寄托着自己的期望。

又如《浯溪铭并序》、《庑?

雒?

并序》、《?

}台铭并序》、《东崖铭并序》、《冰泉铭并序》亦有对美好道德的追求，只不过表白并不那么直接罢了。

　　柳宗元在谪居幽僻而美丽的水州时，虽然一贬再贬，长期谪居僻远之地，并且还受到周围官吏的监督，让他心情沮丧、倍感压抑，但其创作的山水游记仍有其理想之寄寓。

在他笔下的山水意象也显得奇特，具有灵性。

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描写西山是：

“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

然后知山之特立，不与培填为类，悠悠然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

\。

”其浩大、特出之形与“培?

v”不同，与己之杰出才能正相类：

又如《袁家渴记》中的“袁家渴”乃“永中幽丽奇处也，”其水“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

\，忽又无际”，其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

”《石渠记》中“石渠”之境为：

“有泉幽幽然，其鸣乍人乍细。

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

其流抵大石，付出其下。

……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涧，可列坐而休焉。

”除山、水之外，林木山风也是气势不凡，颇为特点。

其笔下描绘之“风”如“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又如“风摇其巅，韵动崖谷。

视之既静，其听始远”（《石渠记》）；文中出现的这些幽静而奇丽景象可谓柳宗元对理想社会和人生的向往，并且熔铸了自身真切的感受，所以尤易触动读者的情思。

　　白居易的山水游记也同样寄寓了其美好的人生理想。

如《草堂记》是白山水游记中的名篇，其文融景与情于一体，文章在精心描绘了庐山草堂胜境之后，感叹道：

“噫!

凡人丰一屋，华一箦，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稳之态。

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

”在表达自己对庐山草堂之美景心旷神怡之感，希望能够终生与其相伴的同时。

如《冷泉亭记》其境为：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

就郡言，灵隐寺为尤。

由寺观，冷泉亭为甲。

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

高不倍寻。

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

自然让苦闷贬谪之人忘情山水：

“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道和纳粹，畅人血气。

夏之夜，吾爱其泉?

s?

s，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

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

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钓于枕上。

矧又潺洁澈，粹冷柔滑。

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

潜利阴益，可胜言哉?

”如此美景让人心旷神恰。

山水游玩使白居易心情放松，山水游记则寄寓了其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望。

　　其他作家作品也寄寓了如此情志，文士们在寂寞、贬谪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社会的关怀，从而使山水游记寄寓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美好理想。

（二）寄托作家不幸遭际

　　唐代作家大都是在贬谪或地方为官时创作山水游记的。

如柳宗元曾贬官永州、柳州，元结也在道州、容州为官，白居易贬谪江州，刘禹锡则贬谪朗州，韩愈则贬为潮州，这些地方都是僻远之地。

正如刘禹锡在《读张曲江集作》云：

“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地。

”（《刘禹锡集》卷二一）身居恶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加之贬谪带来的失意，作家于是就从山水中寻求心灵慰藉，将自己的不幸遭际寄托在幽僻、宁静的山水中，从而使山水游记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

　　元结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颇有济世之志。

如其《茅阁记》中由“长风寥寥，入我轩槛，扇和爽气，满于阁中”的情形，想到“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热，谁似茅阁?

荫而庥之”，生发出“贤人君子为苍生之庥荫”的感慨正是期待济苍生、安社稷思想之流露。

然而现实无情地摧残了他的济世壮志，他只得在山水景观中寻求心灵的安歇，以山水来喻自己之情，以山水不得世人赏爱，暗含自己怀才不遇之叹。

正如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君表墓碑铭》中所述：

“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见重于今，虽拥旄麾幢，总戎于五岭之下，弥纶秉宪，对越于九重之上，不为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竞不得专政方面，登翼泰阶而感激者，不能不为之太息也。

君雅好山水，闻有胜绝，未尝不枉路登览而铭赞之。

”

　　柳宗元则更多的是在游记中寄寓自己怀才被贬的不幸遭际，在幽美山水之中找到了悲哀心情的契合点，便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借以休憩悲哀苦闷的心灵，并从中暂时获得些许凄清的喜悦。

从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裴埙书》、《与萧翰林倪书》、《与李翰林建书》、《与顾十郎书》等书信散文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柳宗元贬谪、寓居幽僻永州的心情。

　　一贬再贬，长期谪居僻远之地，并且还受到周围官吏的监督，这怎不让他心情沮丧，又怎不让他倍感压抑?

因此，他流露情感也要比元结小心、隐晦，只能于山水游记中巧妙而隐微地让心灵之窗略微一开启，瞬时就关闭。

而这种隐微而寂寞的情感也更能引起读者的遐想，产生心灵的共鸣。

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只能从对苍茫、空廓的景物的描绘中感受柳的寂寞、孤独心怀；《钴铒潭记》只“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一句就将自己谪居僻远之地的孤独，以及对故土、家园的思念点出，让世人心生戚戚。

如此隐微、含蓄透露心迹，让我们在为柳宗元的遭遇鸣不平的同时，也为他寓情于景、隐微透露情感的高妙艺术手法叫好。

　　又如白居易《三游洞序》中“斯境胜绝，天地间有几乎?

如之何俯通津绵，岁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

”的议论是很让人感喟，“寂寥委置，罕有到者”的情形顿时使作者产生怜惜之情。

“借此喻彼，可为长太息；岂独是哉?

”的隐微之慨让读者不竟想到白居易身怀改革世风、改良政治壮志，然而却并不为上层统治者赏识，反而一再遭到贬谪的境遇，二者相通的遭遇可谓惺惺相惜。

　　唐代山水游记如此丰富的人文精神，同时将作家情感与自然山水较好融合，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内涵，也使游记这一文体逐渐走向成熟化，对后世山水游记创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